摘要：《英伦对决》是一部由外国导演执导，中国公司投资参与，且有中国演员担纲主演的中外合拍影片。与其他同类型合拍影片相比，《英伦对决》的口碑和票房都有不错的表现。本文认为，《英伦对决》的成功与其选题、语言和形象塑造都是不可分割的。兼顾中外的题材、兼顾高低语境的语言和中外角色塑造上的平等，让《英伦对决》能够获得中外文化的共同认可，并最终成为一部成功的合拍影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他者；《英伦对决》
2017年上映的《英伦对决》，导演是曾经执导过《佐罗的面具》《007：大战皇家》等电影的新西兰导演马丁·坎贝尔（MartinCampbell），主演分别是中国动作巨星成龙和《007》系列电影的主演皮尔斯·布鲁斯南（PierceBrosnan）。影片讲述了英籍华裔关玉明的女儿在一场恐怖袭击遇害后，关玉明给女儿寻找凶手报仇，并在此过程中牵扯出恐怖袭击背后英国政坛一系列黑暗事件的故事。外国导演执导，中国影视公司投资参与制作，《英伦对决》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以世界为面向的中外合拍影片。广义上的合拍影片包括联合摄制、协作摄制和委托摄制三种模式。通常意义上，“合拍片”指的是联合摄制，在联合摄制模式中，中国的影视公司既要参与影片拍摄，也要有资金的投入，中国与他国的影视公司共同承担影片的风险和利益。这类影片一般能享受国产片待遇，即制片方可以享受43%的票房分账，远高于美国进口片片商所能分得的25%，同时也不会受到进口片配额的限制。但在协作摄制和委托摄制的模式中，因为中国的影视公司更多的只是作为协作者参与其中，电影实际的版权归外方所有，若想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则需要按照进口片处理。此外，我国还出台了一系列的合拍片审核政策，并与10余个国家签订了不同的合拍片协议，例如中美合拍片中有中方出资比例一般不少于三分之一、必须有中国演员担任主要角色、影片需要在中国取景的要求①。随着新的合作政策的出台，中国在合拍片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但是合拍片的认可度却并未跟随参与度的提高而提高。以“进军好莱坞”为目标的合拍影片《长城》的惨败更是让合拍片受到不少诟病，因而对于合拍影片来说，要在中外市场均获得认可显得尤为困难。作为中外合拍的电影，《英伦对决》在中国、泰国、越南、北美等28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全球票房达1亿2000万美元。其中，北美市场票房3300万美元，占全球票房的将近三分之一；中国大陆票房为8000万美元，在全球票房中数额占比超过百分之六十。与此同时，该片在越南、阿联酋等国上映时，票房表现也不错②。从票房来看，《英伦对决》确实为中外合拍影片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上映一周后，《英伦对决》在IMDB上的评分为7.5，豆瓣评分为7.3。票房和口碑双收获，对于合拍影片来说实属难得。因而本文将从选题、语言、形象塑造三个方面对《英伦对决》的跨文化传播进行研究。
一、兼顾中外的题材
接受理论认为，期待视野和现在结构影响到人们对一部作品的认知和理解。期待视野最早由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学教授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RobertJausss）提出。他认为，期待视野指的是“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不仅是文学作品，具体到影视、戏剧作品中的接受也是如此，观剧经验形成了某种心理“图式”、理解的前结构，也就造就了观众的“期待视野”。同时，因为每个接受主体总是在某种审美心理的取向下，从自己的兴趣、动机、学养、境况、经历、人生观、价值观出发去解读作品，因而接受过程实际上是理解过程和反应过程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③。列纳特·乌尔曼（RinatUllmann）认为：“接受过程受读者期待视野制约，读者期待视野则由个人的感情感知、文化经验等得出的期待以及起初在观看时瞬间从读者私人情况中产生的期待。”④中外观众在面对同一部影视作品时，因为各自感情、感知、文化经验不同，特别是因为文化环境的影响，其期待视野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Hall）在《超越文化》中也指出文化环境在跨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影响。他认为，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文化的影响，并且也会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文化会对思考、行为、接受程度等产生重要影响⑤。中外观众的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对同一电影文本的认可度也会存在差异。电影《英伦对决》在制作之初对中外市场的文化接受差异就很明晰，针对这种因为不同历史发展轨迹导致的文化接受的差异，《英伦对决》并没有强行进行弥合，其制作人亚瑟·M.萨基森（ArthurM.Sarkissian）也表示他深知目前中美两国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中美两国之间还有一些必须达成的互相理解。他说：“我们要明白两国观众因文化不同而产生的不同，并努力将两种不同文化融合在一起，讲一个国际化的故事。”⑥因而，从整体的故事构造上，影片并没有将中国因素与英国因素、世界因素强行融合。影片中，由成龙饰演的因为女儿被恐怖袭击受害而走上复仇之路的英籍中国人关玉明，和因为恐怖袭击而担心自己政治地位受威胁的前爱尔兰副部长汉尼斯之间不同的情感与利益取向，正对应了该片中外不同的受众群体。对于中国以及华裔的观众来说，虽然对影片涉及的英国与爱尔兰的政治历史并不了解，但是关玉明的失孤老父亲角色，和父亲为了追击杀害女儿的凶手而挑战强权、反抗暴力的亲情因素，以及年过半百的成龙以一种与本身年龄毫无违和感的形象出现，已经成为充足的吸引因素。对于海外观众来说，英国内政大臣汉尼斯的政治线其实与北美大热的电视剧《纸牌屋》有很强的相似性，都通过一个事件、某个人物的爆发来揭示政坛的波谲云诡。作为前爱尔兰副部长、现英国首席内政大臣，汉尼斯在调查恐怖袭击时不得不披露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上层人物，他在冠冕堂皇的陈词之后掩盖了政治阴谋与利益，这些都成为该片在欧美市场获得认可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英伦对决》中触发矛盾的关键事件是一场发生在英国街头的恐怖袭击。在世界将恐怖袭击作为一级威胁，将反恐作为安全要务之一的当下，以恐怖袭击作为切入点，自然也很容易引起中外观众的共鸣。同时，主角关玉明有着极具悲情的经历。他生于广西，参加过越战，又从越南逃往新加坡，之后在从新加坡往英国移民的途中，两个女儿被海盗杀害，到达英国后妻子又因难产去世，仅剩他和一个女儿相依为命，而之后唯一的女儿又无辜死于一场恐怖袭击中。关玉明这种极具悲情色彩的人物本身也很容易引起人类情感上的共鸣。作为一个勇于挑战强权、嫉恶如仇的平民英雄，关玉明的形象也与现今世界对平民英雄的需求相符合。
二、高低语境相结合的文化呈现
不同文化是存在层次的。霍尔也在《超越文化》中创造性地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两个概念。“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文化指的是在交际过程中，信息的主体是一种含蓄的、心照不宣的、个人内化了的信息，只有极少数的信息是被明确说出来的，对信息主体的理解需要借助于语境，真实的信息往往表现为‘言不尽意’‘言内意外’或‘言外之意’。”低语境文化则与此相反。低语境文化要求信息被编码后明确地传达给对方⑦。跨文化交际研究者威廉·B.古迪昆斯特（WilliamB.Gudykurmt）等根据霍尔的关于高低语境的解释⑧，将以下12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按从低语境到高语境的顺序排列依次为：瑞士、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阿拉伯、中国和日本。显然，以含蓄、内敛为文化特色的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而英国则为低语境。从文化语境的选择来看，兼顾中外市场的《英伦对决》整个故事都发生在英国，因而电影整体文本的编码大部分都是以低语境文化的形式呈现。特别是对汉尼斯这一政治高层想要在恐怖袭击的掩盖下争取自身政治利益的故事线中，明显呈现出一种低语境的特点。首先，在影片的开头，“政客和恐怖分子就像毒蛇的首尾”的台词就将影片想要借此揭示的恐怖袭击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展示开来。其次，汉尼斯与昔日的同一阵营的战友，同时也是恐怖袭击参与者胡赫麦格拉的两次谈话，每一次两人都针锋相对，通过胡赫对汉尼斯直白的语言揭示，“你需要利用这场爆炸袭击在选民中获得支持，巩固地位”“如果有功利份子，那就是你。坐在你的豪宅里，讨好英国人”，将汉尼斯虚伪政客的形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但这部将中国也作为主要票房市场的合拍影片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低语境文化的呈现形式中，在塑造失独父亲关玉明时，也穿插有中国化的高语境呈现。比如，刚刚痛失爱女的关玉明首先想到的就是向英国警方求助，他在跟警方谈话时拿出了所有的积蓄2万英镑，希望能让警方彻查恐怖袭击事件，找到幕后的凶手。“贿赂”这种具有浓厚中国意味的举动将关玉明的中国人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有如此中国化的行动作为基调，关玉明在此之后能够为了给女儿报仇而不惜拼尽全力的真实父亲形象也就毫不突兀。高低语境的共同使用也让中国和海外观众在理解影片时能真正理解到影片的意图，并找到自己与影片的契合点。
三、形象塑造：平等被凝视的他者形象
中外合拍影片中往往容易出现双方权利不对等的现象，这种不平等往往也体现为话语权的不平等，一方过于强势和一方过于弱势造成的强势对弱势的审视，使得众多中外合拍的电影往往只能顾及一方受众。更现实地说，更多的是中国处于被居高临下的凝视中，因而很难吸引中国受众。比如在合拍影片《末代皇帝》中，中国文化都是作为一种他者的想象出现，作为他者的中国在其中只能被表现和凝视，话语权非常有限，因而也很难获得中国受众的认可。但在《英伦对决》中，无论是关玉明还是汉尼斯都被英国官方这个主体所凝视，都处于身份不被认可和话语权有限的他者地位。他者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黑格尔（Hegel），之后萨特（Sartre）、拉康（Lacan）、德里达（Derrida）对“他者”也做出过自己的解释，但直到萨义德（Said）在《东方学》中分析欧洲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态度时，才将他者的概念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萨义德认为，他者可以被用来指称观念的文化投射形式，这种投射通过某种权力关系建构了文化主体的身份⑨。在这一权力关系中，他者是一个被压抑的元素，他者与认同问题密切相关，凯文·罗宾斯（KevinRobins）认为“认同是由某种基础之上的差异游戏所构成的，是由不同于他者认同的差异游戏所构成的”。而对他者的想象也往往来源于艺术的再现加深的刻板印象。《英伦对决》的英文原片名是《Foreigner》，foreigner翻译过来就是异乡人的意思，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他者。两条主线的主角关玉明、汉尼斯相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英国来说，都属于他者，都没有被英国社会真正接受。对于参加过越战又从新加坡移民到英国的关玉明来说，即使已经获得了英国籍，但是英国籍的身份并没有被人真正接受。警局描述每天来静坐等长官接见的关玉明是“中国人”；在关玉明制造了汉尼斯办公楼的小型爆炸事件并与汉尼斯进行沟通后，汉尼斯挂断电话称关玉明为“该死的中国人”。在所有人眼中，关玉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他者，这种难获认可的他者形象也是众多移民当前在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所面临的境况。实际上，作为政府高层的汉尼斯也是以他者形象存在于英国社会中，作为前爱尔兰的部长，甚至因为参与UDI的策划而入狱，即使已经成为英国首席内政大臣，并致力于调停前爱尔兰与英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汉尼斯的政治背景让他也无可避免成为一个英国社会的他者。甚至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其前爱尔兰副部长的“他者”身份被强化。作为华裔的关玉明、有着爱尔兰背景的汉尼斯以及黑人反恐指挥官罗姆尼，他们都作为曾经的帝国———英国的边缘人物存在于电影文本中。而从电影创作上来看，英国也仍然处于凝视一切的霸权中心。故事将英国与爱尔兰的政治纷争作为内在的逻辑背景，但是影片的导演马丁·坎贝尔却是新西兰人，主演成龙和皮尔斯·布鲁斯则分别来自中国和美国，因而《英伦对决》是处于帝国主义边缘的人群来到中心文化语境所共同构造的一个故事，因而也更能够制造出获得多文化认可的电影作品。
四、结语
从整体来看，《英伦对决》也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问题，比如关玉明与汉尼斯两条主线弥合程度不够，剧情转折过于牵强。此外，中国观众对英国与爱尔兰的历史和政治纷争知之甚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观众对影片的理解，快节奏加高密度出场的人物英文名也阻碍了中国观众对剧情的理解。但是放眼全球的票房与口碑，与同类型的中外合拍影片相比，《英伦对决》的表现已属可圈可点，从《英伦对决》中也能总结出几点中外合拍影片跨文化传播的经验。首先，《英伦对决》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因而在整个故事中，萨义德所言的东方主义色彩较淡。整个故事并不存在西方人居高临下俯视英国社会底层华裔小人物的视角，反而展现了一个有勇有谋的中国人形象。关玉明遭到政客和官方的搪塞，在面对明显的公平与正义缺失后，开始用自己的智慧反抗强权。他利用能买得到的小东西制作简单的炸弹，潜伏到汉尼斯的农庄制造爆炸，一次次对汉尼斯警示，但是他每次制造的爆炸只是点到为止。影片展示出的有勇有谋的中国人形象与其曾用的片名《中国佬》形成明显的反差，对积极真实的中国人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其次，中外合拍影片面向多个国家和地区受众，强行融合必然会导致失败。不同国家受众之间存在文化鸿沟，应该尽量避免文化折扣，将共同的文化面向作为影片的目标追求，寻找共通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再次，除却故事内核，影视制作与风格也应该尽量与国际接轨。《英伦对决》全片都在一种冷静、压抑、沉重的色调之下缓缓展开，既与影片所要揭示的政治与恐怖袭击的沉重话题相符合，也与风靡多年的经典英剧《神探夏洛克》的制作风格有很强的相似性，因而更容易被世界范围内的受众所接受。最后，在文化呈现方式上，高语境环境下影片的深意往往会成为低语境受众理解影片文本的障碍，影片意图传达的文化内涵也会大打折扣，高语境影片放在国际市场上也只能是自说自话。中外合拍影片对语境之间的差异应该予以重视，在进行跨文化对外传播时应注重对象国的语言环境和习惯，将高语境文化呈现重新编码为低语境国家受众能够接受的明码文化信息。随着政治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话语权越来越成为国家前景和国家地位的关键所在。电影也是展示文化话语权的一扇窗户，中国电影应该充分利用中外合拍电影，通过电影呈现国家话语权，在国际融合的文本中讲述好自己的故事。
作者:赵珂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