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电影歌曲经历了一段辉煌的岁月。在这段特殊岁月里，中国本土的音乐元素与文学的诗意美学完美结合，在突出中国传统音乐民族曲调特色的同时，还蕴含着文学的哲学思辨与内涵深度。本文通过论述在电影录音技术“蜡盘配音”“片上发音”“光学录音工艺”与“磁性录音工艺”不断革新下中国电影歌曲的创作流变，展现老一辈音乐家们在电影音乐创作上的不断推陈出新，为新时代的作曲家在电影音乐的美学创作上提供了可借鉴的精神动力与内在情怀。
关键词：中国电影；主题歌曲；录音技术；创作观念
中国电影自1905年的《定军山》开始，就以独特的京剧唱段形成了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的一大特色。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西方的有声电影才进入中国，中国的电影公司开始学习西方电影的录音技术与声音设计。在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发展演变中，声音的出现弥补了无声电影时期无法传达的语义与情感信息，中国电影声音的创作也特别展现出对于歌曲的偏爱，并成为早期有声电影用来展示电影声音的一种最佳设计手段与艺术表现方法。1930年，孙瑜导演的《野草闲花》正式开启了中国电影音乐的歌曲时代，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歌曲成为有声电影时代电影音乐创作的主要方式，电影歌曲也变成了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特标志。
一、使用“蜡盘配音”与“片上发音”成为20世纪30年代电影音乐创作的主流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正在从无声电影时期走向有声电影时期。在这样一个声音技术不断变革的历史发展时期，电影的创作开始丰富起来，尤其是声音设计与音乐运用在电影听觉元素的表达上变得更加多元。在30年代很多经典电影中，歌曲的创作成为电影声音设计中的一大主流，且独具特色。30年代的声音录制方法自《野草闲花》中采用的“蜡盘配音”①录音工艺后，并无太大变化。但由于蜡盘的转速与电影胶片24格/秒的放映速度不同，单独录制在蜡盘上的声音与电影胶片放映时若想保持同步，在操作上就提升了难度，且一张蜡盘的播放次数有限，稍微不注意，或者遇到胶片断片的情况就很难再恢复声音与画面的同步了。所以之后在技术的发展上采用了更为成熟的“片上发音”②的录音工艺。这种方式是将声音同时录制在胶片上，起伏的声波经过传声器变成不断变化的电流，再经放大器进行放大，电流引起的弧光灯的闪烁变化就会在胶片上产生一种明暗变化的条纹，也就是声迹，以此保证在电影放映时声音与画面保持绝对的同步。“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影录音技术与录音工艺，‘片上发声’录音技术代表了早期中国有声电影在录音技术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制作水准。”③之后，这种声音制作方式基本上贯穿了整个30年代的电影歌曲创作。老一辈的音乐家们如陈歌辛、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刘炽、高如星、雷振邦、王云阶、王酩、吕其明和黄准等也都用这样的录音工艺创作了大量的中国电影歌曲。从改编乡间小调的民歌曲调到上海百乐门舞厅的流行歌曲，从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群众歌曲和革命颂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励志歌曲，所有这些电影歌曲都记录了中国电影在历史变迁中的独特风格变化。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的电影《马路天使》，作曲家贺绿汀为其创作的《四季歌》与《天涯歌女》成为百年传唱的经典电影歌曲。周璇饰演女主角小红，她凭借在影片中演唱的这两首歌曲，让人们永远记住了那个穿着小花袄在上海的弄堂里快活歌唱的小百灵角色。周璇在进行歌曲演唱时，声音随着她的表演被同时录制在影片拍摄的胶片上，所以在电影放映时，观众可以看到她的歌声与表情、动作等画面保持同步。虽然早期的录音还不能做到声音细节的表达，但这种声情并茂、声画同步的演绎方式，让观众获得了最大的享受。受江南民歌的曲调启发，贺绿汀的音乐用中国民族乐器三弦、二胡、响板来伴奏，有着强烈的戏曲韵味。演奏这些乐器的乐手们会在电影拍摄现场等待，在周璇演唱歌曲时同步进行音乐伴奏。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在拍摄现场采用的实地同期录音手法，能与周璇现场表演时甜蜜而亲切的歌声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也巧妙地表达了邻家妹妹少女时代的那种直率与天真。当然，由于现场同期录音，后期不能进行任何的声片剪辑，所以对演员的表演以及现场演绎的声乐技法要求很高，难度也很大，体现了老一辈艺术家高超的专业素养。《四季歌》中重复性的曲调婉转优美，通过四个季节的变化，抒写了大姑娘的故事与命运，让人格外动容。《天涯歌女》的曲调也是婉转悠扬的，运用了中国的传统五声调式，且带着一丝戏曲唱腔的韵律。画面上，语言的语气感叹声配合着曲调的转折音符，透露出情真意切，诉说了小妹妹与情郎哥哥深厚的感情。
二、“光学录音工艺”下的爵士曲风与民族曲调融合发展的音乐主题演变
20世纪40年代，作曲家们在30年代音乐创作的民族情感写实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当时西方流行的爵士大乐队的音乐风格慢慢流入中国，呈现的是一种新的听觉体验。因此，中国电影作曲家们的创作在民族技法传承的基础上，又把西方爵士乐的创作手法融入进去，在电影音乐的创作中大胆进行了观念的创新，在音乐的节奏、和声、旋律曲调上都有所改变，留下了一批与众不同的经典电影歌曲。40年代的歌曲录制与30年代并无太大差别，采用的依然是早期“片上发音”的方法，也就是光学录音技术和工艺。光学录音技术虽然可以使声音与画面同步，但是在录音过程中，必须保证音乐和歌曲从头到尾一次性录制完成，所以对音乐家的演奏技法和演唱技术有很高的要求。有时难免在音调、唱腔、节奏等很多细节上不能更为精确而细腻地表达，这就给电影音乐在电影叙事中的情感写实与情绪表现造成了一定的局限性。当时被称为“一代歌仙”的作曲家陈歌辛创作了大量耳熟能详的具有爵士大乐队曲风的优秀电影音乐作品，如《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和《花样的年华》等。这些电影歌曲呈现出独具一格的西洋曲调，在融合民族调式的和声基础上，加入爵士乐中切分的节奏音型，把老上海的旖旎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痴迷。《花样的年华》与《夜上海》是1947年的电影《长相思》中的主题歌曲，由周璇演唱，贴切地把那个年代酸涩的爱情故事与岁月痕迹表现了出来。这些电影歌曲的旋律轻柔而婉转，其中运用了民族曲调的元素，并与当时西方流行的爵士大乐队曲风相融合，在歌曲的节奏上进行了创新，音乐的风格更加活泼而动感，把最具西方味道的老上海形象重新进行了刻画，令人耳目一新。歌曲中小号、圆号、长号、萨克斯等铜管乐器的音色配合了很多向下的滑奏，音型还有一种拟人化的戏剧感。进行曲式的欢快曲调，再加上弦乐的铺底以及钢琴音符的流动，既有一种豪迈的气势，又有一种悠扬的感觉。在光学录音技术的支持下，乐手们的高水平演奏技巧清晰呈现。由于录音技术要求歌曲的录制必须一次性完成，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周璇细腻而灵动的演唱以及她与乐队巧妙流畅的配合，人声与乐队可以说是一个现场演出，所有的演绎都是一气呵成。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胶片录制出来的声音效果也真实记录了演出过程的及时性、自然性与生动性。虽然当时光学录音技术无法更好地展现声音的动态范围与频率响应，但是依然可以让人感受到那个年代特有的温暖质感，让观众在欢乐的曲调与伤感的叙事对比中产生情感的交织，生成强有力的音乐记忆与情感符号。
三、“磁性录音工艺”下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恢宏英雄主题歌曲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电影作曲家创作的歌曲伴随着中国电影的成长与发展涌现出又一批经典之作。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革命、反映抗日救亡时期的群众大合唱歌曲到解放后歌颂英雄、表现少数民族风情的歌曲，这些音乐作品与电影共同记录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变迁。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电影声音技术得到了一次实质性的飞跃，就是从早期的光学录音技术逐渐转向了磁性录音技术和工艺。光学录音技术在录音时若稍有疏忽，记录声音的胶片就会报废。而磁性录音技术不仅可以随时录、随时听，还可以同时检查声音录制的质量，随时抹去已记录的声音，重新录制，直到满意为止。这些便捷性使磁性录音技术在电影的整个制作过程中逐步取代了光学录音。而且，磁性录音技术为作曲家们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之前必须一次性录制好的音乐和歌曲，采用了磁性录音技术之后可以进行音乐的分段与歌曲的分轨录音，不用再从头到尾一遍完成。这就让不同乐器可以分开录音，其音色也就有了分层，人声的质感得到更好的空间表现，在曲调细节的处理和音乐的情感表达上得到了更好的呈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十七年”时期的电影音乐具有自身的特色，歌颂英雄的赞歌成为电影音乐的主流之一。这一时期的电影透露着“浓郁强烈的政治意识，昂扬乐观的精神气质，倾向鲜明的视听语言和通俗平易的叙事风格；其核心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从总体上讲，艺术是围绕政治使命展开并服务于此的”④。在表现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地道战》和《红色娘子军》中，每一部影片都有一首经典主题歌曲或插曲，其曲调明亮而充满激情，颂扬着人们在战争时期的勇气与信念，在民族危亡时刻依然保持的大义凛然的正气与美好品格。比如，1956年的电影《上甘岭》中那首由作曲家刘炽创作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歌曲由主声部与副歌、独唱与大合唱交替而成。磁性录音技术对女高音歌唱家郭兰英的独唱与大合唱的不同声部进行了分轨和分段录音，也更为精细地打磨了独唱与合唱之间的配合，使它们的表现更加流畅自然。这首歌曲被还录制成了唱片单独播放，迅速风靡大江南北。歌曲旋律既悠扬舒缓又大气恢宏，独唱部分的婉转与合唱部分的气势形成了一种对比与呼应，配合影片叙事让人印象深刻。除了这些英雄赞歌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音乐曲调给那个年代的电影带来了不一样的味道。比如1956年的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作曲家吕其明运用了山东民歌中最富有动感的音调进行创作。歌曲的主歌部分深情绵长，副歌部分激情有力，表现了游击队员们在艰苦环境中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也拨动了观众的革命浪漫主义心弦。吕其明在一篇创作札记中谈到：“主要是生活给了我灵感，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联想起我在抗日战争中经常看到的那些穿便衣、扎着子弹带、手拿套筒枪和大刀的游击队员，他们的形象使我难忘，我觉得从这些游击队员口中只能唱出的是语言生动、通俗、民族风格强烈的歌曲。”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电影音乐与歌曲采用了很多地方民歌与戏曲曲艺元素，通过作曲家的重新改编，在磁性录音技术的呈现下与电影叙事完美结合，符合那个时代的大众审美。
四、“磁性录音工艺”下诗意现实主义的音乐技法传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影歌曲更偏向对人民现实主义生活与个人内在情感的展现，作曲家心中诗意的浪漫主义情怀在这个时期的电影中得以表达。他们对普通百姓命运的书写与刻画都更贴近现实生活，音乐不再是高昂的英雄歌颂，而是回归老百姓内心的质朴低吟，拉近了与大众的之间情感距离。与此同时，磁性录音技术和工艺也在不断发展，出现了便携式磁性录音机和固定式磁性录音机两种录音设备。便携式磁性录音机更多用于外景同期录音和环境效果录音，而固定式磁性录音机主要用于摄影棚的同期录音和在录音棚中的语言录音和音乐混录。随着磁性录音技术的深入发展，电影音乐录音也更多地开始使用多声道磁带录音机。如电影《海霞》中的《渔家姑娘在海边》、《海外赤子》中的《我爱你，中国》、《大海在呼唤》中的主题曲《大海啊，故乡》等歌曲，采用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磁性录音技术。有的歌曲还使用了多声道磁带录音机，这种多声道的分轨与分段的录制方法可以让个人化的情感在音乐表达上得到更丰富而细腻的呈现。以1979年的电影《小花》为例，作曲家王酩为电影创作了两首主题歌《绒花》和《妹妹找哥泪花流》。歌唱家李谷一用了一些通俗歌曲中的气声唱法，通过磁性录音中对人声的分层与分段处理，再加上她民族唱腔中清亮的嗓音表现，让悠扬婉转的曲调充满柔情，把电影中人物的年少、敏感、羞涩与善良都生动地表现了出来。《绒花》的曲调山歌风味浓厚，具有文学性的诗意色彩，借花喻人，直抒情感，表达了主人公精神世界的美好与珍贵。《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旋律更像是低声诉说，温暖亲切且朗朗上口。由于磁性录音技术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进行录制，展现每一次演唱时的不同细节及情绪表现，作曲家王酩就能在“找”“盼”“愿”这三种情绪中借用磁性录音技术选择演唱时最契合叙事表现的、具有内在情绪与情感的声音。他在创作中还“融合了新疆民歌、回族的‘花儿’以及沪剧的音调，像亲切的述说，又像深情的倾吐，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小花的内心世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⑥。当时的作曲家还会跟着剧组一起体验生活，充分感受剧中人物的命运，与导演交流，用心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与质感的音乐。
五、结语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电影音乐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的电影歌曲创作在电影录音技术的发展推动下经历的辉煌岁月。歌词很强的指向性与代入感，可以帮助听众去理解歌曲所表达的涵义，但是歌词的意涵是结合旋律的走向一起变化的，不能仅看歌词，更要在词意、曲调、配器与和声一起构造的声音空间与营造的意蕴中去感受歌曲的美学韵味。老一辈电影创作者和音乐家们对艺术的孜孜追求，展现出其音乐旋律与歌词创作的高水准，即使没有现在便捷多样的数字录音技术，以及编曲所需的MIDI和各种电脑音频技术，但他们依然创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现阶段中国的音乐创作人应该在学习西方音乐创作与编曲元素的同时，更好地传承老一辈音乐家的专业精神，继续发扬中国民间音乐的优势，结合西方交响化的手段与配器手法，创作出真正表现中国传统、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节、民族精神的优秀电影音乐作品。这是中国电影音乐文化传承的价值意义之所在，也是作曲家们应共同追寻的美学创作目标。只有这样，这些作品才能在中国的土壤上源远流传，成为经典。
作者:吴丽颖 单位: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