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编真人真事进行电影创作，自电影艺术诞生不久，便成为一种广受业界欢迎的创作模式，并诞生了不少优秀的电影作品，比如国外的《勇敢的心》《泰坦尼克号》《聚焦》，国内的《可可西里》《天注定》《我不是药神》等。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既包括新闻事件的银幕重现，也包括史实材料的现代化搬演以及对个体的传记性演绎，现实世界中的原型事件和典型人物与银幕故事相呼应，借此展开对社会制度、道德法制乃至人性本源的探讨。本文将简要梳理真实故事改编影片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剖析该类影片呈现的银幕特点，进而聚焦于真实事件进行电影改编可以着手的新策略。
【关键词】电影改编；跨界叙事；策略分析
电影作为八大艺术门类中极具综合性的视听表现艺术，一直注重从戏剧、文学、绘画、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中汲取创作素材和灵感，百年的电影发展史也可以说是百年的电影改编史。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改编电影作品并不是对原文本的图像化解读，而是对事件底本的再加工，可以称之为一件独立的艺术作品。
一、真人真事改编影片的发展现状
创作于1898年的《哈瓦那湾战舰梅茵号的爆炸》，被视为真人真事改编电影的开山之作，这部电影是乔治•梅里埃根据1897年的一篇关于希腊和土耳其战争的新闻报道改编创作完成。此后，以真人真事作为改编素材进行创作的影片数量不断攀升，其中更是有很大一部分成为不朽的经典影片。电影《聚焦》讲述了神职人员性侵猥亵幼童的故事，并于2013年荣获第88届奥斯卡最佳剧本奖，影片内容就来自于《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新闻报道。国内影片张元的处女作《妈妈》、文牧野的《我不是药神》、张杨的《落叶归根》等一批反思时代与社会的优秀影片，都是改编自新闻报道。进入新世纪后，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优秀电影文本更加注重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对时代精神的展现。例如《天注定》，贾樟柯导演在影片中呈现的四个故事段落都是来源于真实世界中引起重大社会反响的新闻事件，以纪实的拍摄手法呈现社会中不易被曝光的阴暗面，为艺术表现注入了深厚社会意义的同时，也使真实故事以艺术化的手法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对于国产电影来说，早些年间的电影改编主要集中于文学作品领域。我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定军山》便是改编自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上世纪末在国际上斩获大奖的国产影片《红高粱》《霸王别姬》也都是改编自优秀的文学作品。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电影工业的进步，促使电影创作中对时空的还原表现能力也在不断提升，紧扣社会热点的新闻事件和尘封多年的历史史料愈发受到电影创作者的青睐，逐步成为影片中稀缺的创作元素。
二、真人真事改编影片的特征
真人真事被搬上大银幕呈现，其叙述形态由个体认知变成了集体观赏，现实世界中的原型事件和典型人物与银幕述本遥相呼应，无限逼近，却又不相同。这就使得影片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叙事时空要受到事迹本身的制约，从而形成了该类电影区别于其他改编影片的特征。
（一）文献性与故事性相结合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是通过想象打开过去发生的事，但是事件蓝本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一种无形的规约，影像化表达要以事件真相为基础，观众可以接受合乎情理的细节修饰，却不能容忍无根据地编纂。优秀的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会根据权威性的史料，在影片中进行时空重现，实景搭建、现场取景，演员也要形似、神似，乃至兼而有之。2012年前上映的《王的盛宴》，故事结构改编自秦末的历史资料，导演选取了鸿门宴、“霸王”乌江自刎等经典历史故事，进行艺术化的重新演绎，在电影中塑造了一个不同于观众以往认知的帝王刘邦。对历史人物的合理修饰、对历史细节的大胆补充，营造视觉奇观的同时，也增强了历史文本的可读性，使影片兼具文献性和故事性。安德烈•巴赞在书中曾写道：“电影正在把与自己临近的各门艺术，加工积累了几百年的丰富资源归为己有。电影把它们攫为己有，因为它需要它们，也因为我们希望通过电影重新看到它们。”[1]历史故事由于其遥远的年代属性使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对于观众来说，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从语言文字转换成声音画面，不仅是媒介载体的转变，也赋予了历史新的解读视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上映，影片将英法联军侵华并烧毁圆明园作为框架，以纪实的拍摄手法呈现积贫积弱的清政府统治下国民遭受的苦难，在社会中引起重大反响。这种以历史为蓝本进行的改编创作，使观众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是历史而不单单是电影故事。这种历史文献与艺术创作相结合的改编模式，看似围绕真实发生的“历史”讲故事，实质上却是将史实作为电影叙事的辅佐材料，使影片在故事性和文献性的结合中，带给观众真实的穿越感，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触及观众的内心世界。
（二）纪实性与戏剧性相统一
当新闻事件走上电影银幕时，这一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新闻以客观真实为生命，强调故事报道中的理性成分，而电影的群体性观赏特征使其具有大众狂欢的属性，在故事文本的“跨界叙述”过程中，要充分尊重事件发生的基本事实逻辑。莫里斯•贝亚（MorrisBeja）在专著《电影与文学》（FilmandLiterature:AnIntroduction）中认为：“两种媒介的语言差异决定了改编者在改编原著时，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忠实于原著的，其中的媒介转换导致改编必然会发生意义改变。”[2]所以在对新闻事件进行影视化的改编时，可以根据影片的主题进行合理的删减。新闻事件不能束缚电影故事的发展，而应该成为电影创作的新起点，改编而来的影片也不应该是新闻故事的扩充版图解。虽然奉行改编忠实论的观众依然存在，他们要求文本改编必须完全忠实原著，但是从抽象的文字到强调视觉画面的电影，同一素材经由不同的媒介演绎，必然导致传达效果的不同和事件意义的转变。这里可以借用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关于戏曲创作的观点，如“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来理解改编影片的主题设置、人物活动安排和情节删减。[3]如2006年刊登于《南方周末》的一篇深度报道“民工千里背尸返乡”。在原故事文本中，憨厚质朴的李绍为在背老乡返乡途中并未遇见这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而在改编的电影《落叶归根》中，以李绍为为人物原型的老赵，在背尸返乡的千里途中遇到过热心肠的司机，也遇见过开黑店的昧心老板，既丰富了故事情节也增加了笑点和泪点，在朴素的画面中讲述农民工的心酸血泪，在一个个黑色幽默中完成对社会和公众道德良知的追问。
三、真人真事改编影片的新策略
在诸多依据真人真事创作的影片中，既出现过颇受市场认可的爆款影片，也不乏广受好评的影史佳作。不过，该类影片也面临着不少质疑，这种改编创作模式是否会扭曲事实真相、是否能够促进电影艺术的发展，尤其在当下，似乎一切都可以被拿来消遣娱乐。借助影像的力量触及现实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思考社会道德、探究法治的发展路径，已经成为影片创作的隐性责任。笔者认为，可以从改编的文化语境、潜在意义、想象的作用三个角度入手，思考改编真人真事走上大银幕的新策略。
（一）依托视觉文化的发展红利
对真人真事进行影视化改编在业界由来已久，近两年的该类影片，无论是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都有着明显提升。社会文化背景的转变尤其是视觉文化的崛起，正在为影像凌驾于语言文字之上带来新的发展红利，移动传播技术的发展也为我们加速进入一个视觉化的时代推波助澜。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抽象的文字表述过渡到了直观的电影画面，媒介艺术的转换使其重新构筑起一个与当代社会相呼应的、多元信息在场的、视觉化的叙述形态，为事件本身带来增值的同时，也扩大了其传播规模。例如2002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等多项大奖的《美丽心灵》，以上世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约翰•福布斯•纳什的人生故事为蓝本，影片叙述了男主人公在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情况下，依靠爱人的陪伴和自身顽强的意志力与精神世界作斗争，最终成为伟大数学家的故事。这样的传奇故事原本可能只会在数学杂志或者新闻报道中占据一席之地，故事的题材和主人公的专业领域在无形之中约束了其传播范围。而电影化的改编在为导演编剧赢尽鲜花掌声的同时，更让小约翰•纳什的故事汇进万千观众的眼眸，缓慢流淌。贾樟柯导演在其影片中不止一次地呈现了山西的风土人情，无论是《三峡好人》还是《天注定》，导演有意聚焦于社会边缘群体，以具体形象的画面对故事素材进行加工，模糊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在吸引观众的故事中实现导演的传播意图。视觉化和图像化的发展趋势正在成为影视剧改编向更大范围展开的契机。
（二）追寻事件背后的潜在意义
对于真人真事的改编不同于文学改编和戏剧改编，后者是在人脑中虚构出来的精神世界，而前者在真实世界中有其对照的事件真相。故事的开端、发展、结局都已经有了清晰明了的结果，对故事主角的命运走向观众也有一定的了解，这就使得对真人真事的改编是在事实基础上的润色和修饰。已然发生的既定事实无法改变，但是导演和编剧可以在想象力的助推下完成对原故事文本的多意义解读。就像罗伯特•罗森斯坦在《历史电影作为真实历史》中说的那样“历史电影的目的不是把一切都告诉观众，而是打开了一扇窗户，可以看到一种不同的思考过去的方式。”[4]依据真人真事创作的电影，其本质本就不是追求对故事的银屏重现，而是要探寻故事背后的潜在意义，以过去启迪现在甚至将来的人，换句话说，来自现实世界的虚拟文本最终的目标，仍然是指向真实社会中有温度的人。2018年大获成功的现实主义影片《我不是药神》改编自2015年的“陆勇案”，影片对故事原型进行合理改编后，使其更加便于通过大银幕传播。在现实生活中，陆勇是一位白血病患者，从印度带药的初衷是自己服用而不是赚钱；现实世界中的陆勇更没有碰见假药贩子张长林。但是作为一种视听表现艺术而不是新闻纪录片，运用艺术化的创作手法使人物角色更加鲜活立体，是借助想象走入可能世界的有效途径。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为影片注入了真实感人的温度，慢粒白血病患者的社会弱势地位，引发全社会热议，李克强总理就影片中表现出来的抗癌药物药价高购买难、医保覆盖不全面等问题作出重要批示，为抗癌药物降价、进医保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在这里，导演通过艺术编排完成了对原型故事的升华，神油店老板身上集中体现的是亲情、友情、道德、良知和国家法规，这是现实中冰冷干枯的真实故事所不具备的。
（三）发挥想象的推动作用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不等于在银幕上陈述事实，电影文本的叙述需要丰富的细节和典型的人物来架构影片，而电影情节的编排离不开想象。将真人真事搬上大银幕从一开始就需要主创人员在想象中连接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饰。具备叙事功能的电影文本从来都离不开想象，想象作为一种叙事技巧可以满足观众对于故事完整性和连续性的期待。陈可辛导演的《亲爱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取材于真人真事，于2014年上映后将“打拐”再次提到了风口浪尖，成为全民关注的社会热点。然而在影片热映之际，作为电影女主角原型的高永侠却公开表示“希望制片方能够公开说明哪些情节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5]对真人真事的改编不是对真实事件的图像化解读，虚拟文本的创造可以使故事素材本身具备叙事性。荣获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绿皮书》作为一部颇具喜剧色彩的传记片，在影片中通过唐和托尼彼此尊重的过程描绘出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有色人种在美国的糟糕生活。电影中黑人钢琴家唐和白人司机托尼互相帮助彼此尊重，甚至最终成为很好的朋友。导演有意展示出人性中温暖的一面，在影片中通过想象对真实世界进行改造，将故事的曲折和主角内心的情感进行放大，这便是利用想象的虚构世界对真实故事进行自然化的改编。
四、结语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模式，相比于纯虚构的故事情节更能在情感上打动观众，在对实在世界的加工修饰中实现现实与想象、存在与重构的融合。这种改编真人真事进行电影创作的手法，对于扩大原始事件的传播效果、挖掘真实事件背后的社会价值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丰富了电影创作的元素和观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政治、新闻乃至宗教一切都可以以娱乐化的姿态出现的时代，我们更要对真人真事改编电影把好关，坚持以严谨的态度触摸现实生活，用影像的力量关注社会的欢愉和痛苦。
作者：刘振坤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