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具有云南元素、儿童元素、新媒体元素等特点。童年情结、英雄情结、集体情结是新世纪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的三个典型文化体现。儿童电影作为电影艺术形式的一个分支，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它不仅传播了云南的地域文化，而且也传播了我们国家的文化。
【关键词】儿童电影；童年情结；英雄情结；集体情结
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具有云南元素、儿童元素、新媒体元素等特点。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电影数量不少，多部电影在国内外频频获奖。儿童电影作为电影艺术形式的一个分支，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它不仅传播了云南的地域文化，而且也传播了我们国家的文化。
一、童年情结
童年情结又可称之为童年体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感情、知识、意志等[1]。童年情结是一个人成长的力量源泉，是生命记忆力量的源头。特别是对于走出故土的成年人而言，自己的童年情结与当下的时间构成艺术的张力，越年长越喜欢回忆童年，童年情结越显出艺术之美。云南本土导演拍摄了几部这样的电影，导演的童年情结往往是与故乡情怀缠绕在一起的，故乡情怀则往往是通过儿童视角表达出来的。《俄玛之子》（2008年）是云南导演李松霖根据自身经历改编而成的。片中的阿水怀着心中的梦想走出了大山，其实也是导演对自己走出大山之路的回望。“俄玛”是哈尼语，是“最受尊敬的长辈”之意。《俄玛之子》是哈尼之子献给故乡的礼物，是哈尼之子对故乡精神上的守望，而这种守望是对童年情结的固守与强化。微电影《童年》（2016年）也是云南本土导演拍摄的，是中年之后的“我”回到故乡之后对童年的回忆，是“我”于嘈杂的尘世中怀念已经逝去的童年的纯真与无虑，童年是“我”为生活奔波的疲惫之心得到暂息的港湾。“我”以成人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也是“我”对童年记忆的重构，是“我”慰藉沧桑心灵世界的方式之一，是“我”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返乡之旅。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温暖欢欣的，有的童年是充满忧郁悲伤的。云南导演张穆的《许愿树下》（2014年）呈现的是缺失性的童年记忆，“我”在无尽的希望中等待在外打工的父母归来。“我”回首童年，既喜又忧，经过岁月的淘洗，通过“我”平淡缓和的语气可感受到童年痛苦的心灵体验已不如从前那般。片尾是这片红土地得到了开发，打工在外的人们纷纷返乡。这也表明了“我”对故土是持热爱之情的。“童年”这个词带给人的往往是天真、无虑、质朴等等，有的导演喜欢借“童心”“童眼”去发现被纯真所遮蔽的历史的苦涩，去建构集体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记忆。新世纪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串联起来便是一部云南时代史，用孩子的眼光观察历史，为厚重斑驳的历史增添了一份轻盈。《走路上学》（2009年）展现了云南怒江大山里的一对傈僳族姐弟对“走路上学”的渴望，从中透视了当地贫穷落后的历史本真；《幸福微笑》（2012年）中留守在家的赵小娟既要照顾弟弟又要维护舅舅的利益，但故事的背景建立在2012年云南大旱的历史事实之上；微电影《放心》（2015年）用孩童的口吻讲述了2014年10月云南景谷县地震后亲人去世给自己带来的伤痛，也歌颂了社会集体的温暖；《米花之味》（2018年）通过一对母女由陌生到和解的过程，体现了当下乡村生活中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碰撞；微电影《彩云之交》（2020年）以儿童的眼光观察了上海交大在云南洱源帮扶脱贫的历史。导演以儿童电影为媒介带领观众重温历史，复杂的历史经过儿童的目光过滤之后重构了历史的本来面貌。珠江发源于云南，珠江是两广地区的母亲河，其水流澄澈，正如初生的婴儿般纯净，它隐喻着云南的“童年”属性。除此之外，云南省内还有怒江、澜沧江、元江等大小河流共600多条。云南江河纵横、水系丰富、森林覆盖率高，仿佛人类童年生活环境的再现。从社会发展的文明进程上看，云南与“东部社会”的文明发展状态还有很大的距离，它正处于成长期，类似于童年的发育期。云南无论从自然环境还是社会发展上来看，都具有烂漫的童年属性，因此它在儿童电影语境内有了新的阐释。《戛洒往事》（2012年）中壮美如画的戛洒风光、乡村热闹的集市、葱翠的远山、蜿蜒流淌的小河、戛洒人随性的生活状态，阐发了“云南”与“童年”的同一性内涵。导演何瑞博立于云南本土，用儿童视角丰富了乡村题材儿童电影的文化内涵。
二、英雄情结
“英雄情结”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的沉淀中形成的集体无意识行为，是代代相传的心理基因，对英雄的崇拜或英雄梦想是全人类共有的情结。英雄是电影永恒的话题，作家、编剧、导演始终怀有英雄情结，钟情于塑造英雄人物。“十七年”时期的《鸡毛信》《英雄小八路》《小兵张嘎》等儿童电影塑造了一批英勇无惧、形象高大的“革命小英雄”。新世纪以来，英雄化的宏大叙事被减弱，电影中呈现了英雄的日常性、平凡性，但英雄“高大”形象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幸福微笑》（2012年）里赵小娟多病的舅舅被恶霸团长逼迫着演出，她挺身而出替舅舅演出；为了弟弟，妈妈让她辍学，她毫无怨言地在家照顾弟弟；她既要干农活、做家务，又要像成人一样安慰想念妈妈的弟弟。作为一名儿童，赵小娟做的一切即使是成人也未必做得到。她任劳任怨，甘愿付出，能文会武，上得了舞台下得了厨房，小小年纪成为家中的顶梁柱。赵小娟的完美形象凝聚了编剧、导演的英雄情结，她也是新世纪儿童电影银屏上的小英雄。但小英雄的形象过于理想化，而成了思想教育的载体。新世纪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中不仅塑造了儿童小英雄，也塑造了成人英雄人物，最突出的当推教师这一类知识分子。《希望树》（2012年）中在云南丽江的一所小学义务支教三年的刘寅老师，没领一分钱的工资，且他自己到酒吧卖唱挣钱给孩子买肉吃，支教结束后，他又决定到另一个需要他的学校去；《大山里的曙光》（2014年）中在大山支教两年的王欣老师，还有让人敬佩的坚守岗位二十八年如一日的胡校长；微电影《尘》（2014年）中既要传授知识给学生又要做学生父母的校长。这些教师们的行为固然是受积极参与社会的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也是他们的一种精神信仰的体现，更是他们心中的英雄情结所致。他们都想凭借一己之力去改变别人的命运，去拯救别人于水火之中。他们是平凡的、英雄的，甘于自我牺牲，他们以自己默默的行动为社会主义建设谱写了一曲正气之歌。欲拯救儿童于水火之中的，电影内外除了教师们还有老板、导演们等等。纪录片《你一定不曾了解过的云南？》（2013年）中慷慨解囊资助贫困山区学生的女老板有着英雄的侠义。《三姊妹》（2012年）的导演王兵、《小雅各布》（2012年）的导演赵大勇、《看世界：云南（微电影）》（2013年）的导演邵馨莹、《寸草安心》（2019年）的导演柴红芳等，他们用镜头记录下了生活在云南贫困乡村里的儿童，他们把乡村儿童的故事拍成一部部动人的电影，其希望通过电影的力量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乡村儿童。电影制作完成的同时也成就了他们的一个个英雄梦想，书写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临沧微电影《兄弟》（2014年）的导演晓渺关注点更是不一般，将镜头对准了乡村残障弱势儿童，给予了他们人道主义的关怀。在一个看重演员颜值以及流量的时代，晓渺导演敢于向世俗的观念挑战，也是他英雄主义梦想的无意识体现。总之，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无论是导演还是片中的人物均有着英雄情结，这成为电影不可缺少的元素。
三、集体情结
新中国成立后，集体主义一直是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家国天下的情怀内化为每个中国人的集体情结，这点在新世纪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中也有所体现。《包裹》（2012年）中的青年教师吴老师网上发帖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当地的小学生，接着从全国各地寄来了一个个爱心包裹，书写了社会集体的人间大爱；像赵大勇这类导演之所以拍出《小雅各布》（2012年）此类电影，是因为他们有着集体主义认同感，相信看过电影的观众一定会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微电影《月光梦》（2017年）中的周利君在社会助学之下圆了自己的舞蹈梦，歌颂了集体的温暖；《滇梦》（2014年）讲述了上海教委支援云南元阳的故事，《彩云之交》（2020年）讲述了上海交大在云南洱源帮扶脱贫的故事，这两部电影都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集体力量，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集体情结已渗透进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一种价值纽带。童年情结、英雄情结、集体情结是新世纪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的三个典型文化体现，电影中还能看出云南的边地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融合等等，在此不再分析。电影本身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同时，电影也具有审美性，但新世纪云南乡村题材儿童电影整体看重于意识形态的表达，少了一份艺术美感。
参考文献：
[1]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92.
作者:王东旭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