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下电影金刚川多视角叙事探究

传播学下电影金刚川多视角叙事探究

【摘要】《金刚川》是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献礼片,影片采用了多视角叙事的手法,分别从士兵、对手、高炮班和桥这四个角度讲述了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金刚川的故事。从不同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是我国战争片的一种新尝试。在传播学视域下,这种创新也有其特别的含义。

【关键词】多视角叙事;防疫效果;刻板印象;议程设置

叙事视角又被研究者们称为“叙事角度”“视点”“视觉角度”“眼光”“透视”“叙述焦点”。“视觉角度”“眼光”“透视”“叙述焦点”,都隐含着观察者的视角、叙述人观察和理解人物和事件的切入点、对叙述重点和细节的选择等要素。①通俗来说,运用多个视角进行叙事,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电影《金刚川》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就运用了多视角的叙事策略,影片一共分为四段,分别涉及士兵、对手、高炮班和桥的视角。它并非单纯的摄像机位的变换,而是提供给观众的视听角度和观看角度的变化。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在带给受众视听享受的同时,也履行着媒介的传播功能。因此,我们可以试着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金刚川》多视角叙事的意义。

一、构建多元语境,增强“防疫”效果

麦奎尔提出的防疫论认为,若要人的信念、思想不易改变,应事先接触多元的观点,这样在将来接受反宣传时才能形成免疫力。在医学中,要想保持身体健康、增强身体抵抗力,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滋补法,二是接种法。麦奎尔将这个观念引入传播学领域,认为想要坚定受众的信念,也可以采用滋补法和接种法,即加强对原有观点的正向宣传,或者让受众适当接收一些不同的声音。通过实验,麦奎尔得出,接种法比滋补法更能抵抗态度的改变。[1]电影《金刚川》是对真实事件的改编,李凯尔特始终强调价值观作为历史叙述的指导原则的重大作用,承认历史叙述中不可避免地含有“主观主义”成分。②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受众似乎习惯于抑或只能够接受自上而下的传播,对于“主观主义”没有太强的逆反心理,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枪弹论甚嚣尘上。[2]可是当互联网为公众赋权,给予他们表达观点的机会之后,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说教式电影所取得的宣传效果便日益式微。想要稀释这种“主观主义”,单一视角变多元视角无疑是一个好的尝试。在影片当中,观众可以跟随镜头从刘浩、关班长、张飞、闫瑞等人的角度更全面地了解这场战争。在影片开始,李九霄饰演的刘浩一心只想早日渡桥,能够上战场杀敌。因为他想立功,想获得军功章以告慰牺牲的战友。而张译所饰演的张飞在最后孤身守卫高射炮时,让他坚持下去的,除了保家卫国的信念之外,还有与关班长的兄弟情谊。战士们究竟为何而战?为国家?为战友?为荣誉?虽然在这种多视角的传播语境当中,不同的受众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但多元声音的存在,反而加强了受众对“真理”的坚定,受众明白了英雄其实也不是无欲无求的圣人。因此,即使影片没有像以往大多数抗战电影一样将人性刻画得尽善尽美,但是对于那些“最可爱的人”,我们的敬佩之心是相同的,对于和平的珍惜也是相同的。

二、打破刻板印象,缓和国际关系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全球化时代从事信息传播,需要有国际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地区,电影传播亦如此。在过去的抗战电影当中,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对手脸谱化,习惯于将其刻画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形象。戈夫曼提出,框架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述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归纳、解构和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3]他将框架理论应用于传播学当中,认为不仅大众媒体会应用框架来建构事件,受众也会应用框架来解构事件。受众框架虽然会受到众自身观念、个人成长环境和道德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媒介框架影响着受众框架。对于受众来说,大众媒体通过媒介框架介入受众解读和存储信息的过程当中,同时通过某些倾向性的表述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导到事件的某些方面。[4]因此,电影中固定的叙事框架,比如对敌人形象的固有刻画,会煽动受众的仇恨情绪,形成极端的民族主义,从而激化国内外的矛盾对立。也就是说,一味地将对手脸谱化其实是有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的。不仅如此,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和平发展,永不称霸。如若放任非理性的网络民族主义蔓延,也会破坏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5]在电影《金刚川》中,对手视角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刻板印象,同时解构了以往固定的叙事框架。至少在影片的第二部分,我们了解到即便是敌军,也有许多普通人,他们也不爱战争,惧怕死亡,渴望回家与家人团聚。美国空军史密斯也曾开心地和希尔分享可能停战的消息,向其倾诉自己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并不是所有的对手眼里都只有杀戮,他们可能也只是被迫参与了这场战争。枪响之后,没有赢家。这些片段的加入,不禁让我们思考战争的本质,以及思考战争带给我们的伤害。过去的伤痛我们不应该忘记,但如今的我们可以处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来呼唤和平。

三、主动设置议程,弥合知识断层

近年来,抗美援朝战争频频“被污名化”,“战争无用论”此起彼伏。在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抗美援朝史研究的推进,一些人打着“学术研究”“学术创新”的旗号,质疑、污蔑甚至否定抗美援朝战争。这种言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思想混乱。[5]不仅如此,因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敏感性,相关影视作品并不多。20世纪80年代之后,相关影视作品的创作数量大幅降低,近40年间上映的抗美援朝剧情片只有6部,2000年之后仅有1部(《我的战争》,2016)[6]。年轻一代可能只在课本上看到过这场战争,但这场战争背后的意义和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或许很少有人了解。又加之战争的年代久远,普通大众对这场战争容易缺乏正确认识,出现认识断层现象。对于本就不太了解这场战争的年轻人来说,想要对抗美援朝战争有一个系统且全面的认知就更是难事。电影《金刚川》的上映,其本身就为新闻报道提供了话题。影片当中的多角度叙事更是为媒体的报道提供了思路,它们开始主动设置讨论议程,如新浪新闻志愿军修桥的真实画面,观察者网讲述抗美援朝对中国崛起的意义,微博热搜上线“《金刚川》原型人物”等话题等。不同媒体应用不同框架对这场战争进行报道,这正好呼应了电影中的多元视角,不管是从工兵连、高炮班的角度,还是从外交关系的角度进行报道,都有助于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这场战争。一位微博网友这样写道:“电影《金刚川》的上映让我了解到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国的意义竟如此重大。”

四、结语

《金刚川》运用多角度进行叙事,是我国战争片的一种新尝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受众所接收的媒介信息越来越多,受众面对海量信息常常难以抉择。同时,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也为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提供了庇护,导致谣言、谩骂等现象出现,群体极化问题严重。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与各国的联系越发紧密,难免会与其他国家产生摩擦。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影作为一种国际性语言,既具有商业的一面,也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讲,抗战电影创作尚须努力将意识形态与叙事技巧巧妙结合,传播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文化。抗战电影应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前提下,引导观众理性思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中,倡导反战,拥护和平。③电影《金刚川》运用多视角叙事,不仅很好地表达了意识形态的内容,传递出正能量,而且在全球化时代引导受众开阔了眼界,发出了呼唤和平的强烈呼声。虽然这种多视角叙事还是存在着节奏混乱、剧情进展缓慢、相同镜头重复应用等问题,但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多元角度。基于此,《金刚川》是值得未来的电影生产者借鉴和学习的影片。

作者:刘斯婕 袁智忠 单位: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