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我国互联网治理进入了新时期，在这一阶段当前所使用的那一套网络管理方式早已不适合大众的需要，网络治理体系依然有待完善，有关网络的法治建设仍不健全，政府网络管理经验及应对能力尚且不足，因此规范化互联网管理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也是我国打赢国际舆论战、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网络舆情 网络治理 引领性治理
一、网络是柄“双刀剑”
一直以来，人类的生产、生活其实都在围绕“信源-媒介-信宿”这条路径而展开。在人类历史早期，世界各地之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所需的信息和知识的传递，主要依靠口口相传，是以被局限在小地域范围内。它们的跨地域流动，只能依靠人本身、一些简易的交通工具，尤其官方建构的驿站、信使等，缓慢行进。最近三十余年，互联网的建构及其向人类生产、生活场域的全天候渗透，更是无与伦比。它是人类现实生产、生活向虚拟世界的延伸，主要依托与信息生产、传输和消费等相关的软硬技术支撑，助成世界各地之人所需要的各方面资源在时空距离的压缩和时空场域的“脱域”，极大增进他们在信息传递、知识获得和创新、价值分享和谋利等方面之便。今天，全球各国之人，已无可避免地被互联网卷入了它所营构的新生产、生活场境中。互联网业已成为大部分国人日常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网络同时也是柄“双刃剑”。在当下及未来，出现的一些网络乱象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挑战我们的公共管理甚或国家安全。网络，则是这些乱象赖以行事的主要路径和工具。与之相应，对网络舆情的治理，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一极。
（一）互联网之“利”。当前，互联网为人类带来的益处，主要有这几个方面：首先，信息传递性。微信，QQ，抖音，微博等各类线上即时沟通和分享平台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递更加便捷、更加迅速。其次，知识分享性。通过互联网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获取更多的技能，比如通过知网查阅文献资料，使用线上图书馆。再次，工作整合性。互联网的出现所产生的线上信息流动使得人们生产和工作，管理销售产品流程也发生较大转变，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最后，生活便利性。基于网络基础所产生的生活类app层出不穷，人民可以足不出户购买商品，订购饭菜，充值缴费，在各个方面都给生活水平带来了极大改善。
（二）互联网之“害”。首先，信息失真。网络世界真真假假，监管也尚不到位。大量未经审批的信息涌入，鱼龙混杂。很多网上流传甚广的反转新闻就是信息失真的体现。其次，知识碎片性。一个完整真实的信息通过大量自媒体平台的传播文字上已出现差错，所呈现的已经不是最初的本意，而是被割裂成浅显、粗略的内容，错漏百出。长期接受快餐式的知识和信息，易导致人们看待事物只停留在表征而看不到本质。再次，异化价值的传播。网络世界可以提供知识的同时也是一个隐秘的“垃圾场”，充沛着各种扭曲的价值观，金钱观。花花绿绿的网络虚拟世界也容易影响到现实社会的生活，最后，对公共管理和国家安全的挑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往往对社会公共管理主体，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有些看法是合理的，但更多是非理性的，空有热血却失理性，往往借反思之意给相关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和国家造成过度的压力。在某种时候，极有可能借互联网所酝酿的风暴来造成对现实生活中公共管理和国家安全的挑战。
二、当下我国网络舆情及其治理中的问题与成因
（一）网络乱象与成因。网络上各种信息复杂繁多、传播即时迅速、以及用户身份的隐匿，都使得网络舆论环境难以监管。网络舆论虽然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民众心声的体现，但若不经筛选舆论就会变成工具，网络平台变为战场，这就导致了网络谣言、网络水军、网络暴力和网络诈骗等网络舆情乱象的出现。
1.网络谣言。网络的普及使得谣言的传播变得更加迅速，每当出现社会性事件及重大危机时，各种谣言层出不穷、真假难辨。谣言总是紧跟时事热点，通过观察这些谣言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谣言往往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段，即以真实的照片或视频配以编造的“事实”。[1]由于这一要素确实是真实的，大大加强了其可信度，对于普通网民来说辨别实践真假的难度就大大增加。
2.网络水军。网络水军，顾名思义活跃于网络，被雇佣而来特定内容，操纵舆论风向，具有显著的政治、经济、社会意涵。近年来，由于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政治方面的网络水军的力量越来越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可将其视作“广告”。[2]他们所的内容都是经过精心撰写，机械操作，且不顾道德人伦。一接到任务就成批涌入，经过买方认可的帖子、评论。
3.网络暴力。网络暴力与现实中的暴力行为并不相同，而是指在网络上运用恶毒刻薄的言语唾骂诅咒，危害当事人的行为。情况严重时还会延伸到线下，施暴者通过搜索人肉到他人的真实身份，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社会关系。将他人隐私堂而皇之公布在网络上，并召集更多人对其进行攻击。许多网民在网络上所发表的意见通常是未曾了解事实真相，头脑一热就不当言论，或左或右不接受与自身不同的声音。
4.网络诈骗。网络诈骗是指以侵占他人财物为目的，使用网络在线上诈欺信息进行诈骗行为。由于是在网络上进行的，隐蔽性强，成本也比较低，就不需要像传统的诈骗一样精心设计骗局。网络诈骗往往采用广撒网的方式在网上群发短信或打诈骗电话行骗，比较粗陋，不过总不乏一些特定的受害人上当受骗。目前我国存在的网络诈骗大概有以下几种：冒充公安部门工作人员，交友诱骗，网上非法贷款，冒充客服，兼职刷单，网站诱导。
（二）治理问题与成因。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催生了网络舆情治理一词，拓宽了网络监管的渠道，当下我国的网络舆论环境却急需改善。未来的互联网发展会更加迅速，更加便捷，相对于现实社会，网络社会的违法成本非常低廉，网民群体数量庞大，网络安全问题严峻。在当下我国网络舆情治理的过程中，尚存以下四个问题：
1.治理依据问题。目前我国在对治理主体、客体、双方行动的边界等方面，都尚未曾有较为全面、系统、科学、合法的规定。网络环境不是法外之地，也需要治理，而治理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支撑。由于在法律方面的不足，政府部门的网络治理工作难度也变大，做不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就导致了网络不良行为，网络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更加肆无忌惮。加强网络舆情治理依据，完善网络法制化建设已然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2.治理主体问题。在以往的网络舆情治理中，通常只有政府网络监管部门在起作用。网络舆情治理的重点就在于“及时有效”，仅仅单个部门没有迅速反应并主动整合信息，在防止有害网络信息传播方面能力不够。网络舆情事件爆发时，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名人各行其是，联系与交流较少，缺少一个互相沟通实时情况和信息的平台。没有迅速公布相关信息，也没有一个较权威的声音引导舆论，这就导致在网络舆情治理的过程中没有形成较好的合作。
3.治理路径问题。首先是对自媒体平台的管理力度不够，管理制度上也不完善，未形成一个管理网络，各地区网络舆情治理标准不同，水平不一。这也更使得在紧急事件发生时，各治理主体之间协调能力不够，没办法做到迅速为民众答疑解惑，疏通民众情绪。其次是官媒发展力度不够，创新能力不强，没有对民众形成足够的吸引力。自媒体时代各种纷杂有趣的碎片化信息持续更迭，却没有一个正确的声音指引方向，长此以往，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话语权会大打折扣。
4.治理手段问题。从手段来看，我国的网络舆情治理主要采用的就是网络删帖。网络删帖是为了维护网络秩序和规范不良信息，同时对网络信息进行甄别处理。网民可以删除自己的帖子，网警、黑客、网络平台管理团队也可以参与删帖。[3]无论这些信息的真实与否，有时通过程序自动删帖，但即使有的帖子没有毛病只是涉及敏感词汇也会属于网络删帖的对象范畴。
三、建构基于我国网络舆情的引领性治理
（一）价值引领。高位价值不能给低位价值让步，如果正当、合法的低位价值作出了牺牲，我们可以合理、合法地寻求对它的补偿，但不是让低位价值凌驾于高位价值之上。我国的网络舆情治理也是如此，应当把一个国家的高位价值摆在第一位，党中央需要掌控网络舆论的主要阵地和自媒体平台的话语权，社会企业，网民个人都要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建设和谐网络平台，强化互联网道德教育。
（二）制度引领。价值是制度的灵魂，制度在运行中要贯彻此点。在这个基础上，要给个人、企业等划定边界，规范其言行，而当前，因为没能给出个人、企业等的行动边界，就出现了那些网络舆情中的乱象。有关我国的网络舆情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也没有一个系统化的管理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网络环境与现实社会一样需要制度约束。通过完善网络管理制度确定网络边界和网络违法行为，加大惩罚力度。[4]与时俱进，随时展而出现的新的网络问题及时采取举措，对网络舆情环境实现范围广、高质量、速度快的监管。
（三）共识引领。网络舆论作为民众所一致认可的一种观点，需要进行引导的。在突发事件中，一个有道德，有理性，有专业知识的意见领袖往往影响巨大，甚至影响舆论走向。因而我国社会，尤其是广大高校的知识精英，应当在公共舆情当中，从维护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基本制度等层面，形成主流的共识。同时需要政府部门出面与自媒体平台发展合作事宜，咨询知识精英意见，加强主流思想宣传工作，引导舆论风向。为官媒吸引网民的关注度，形成真实，客观，准确的网络舆论环境。
（四）文化引领。文化引领对于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意义重大。一个国家好的文化软实力能够指引发展方向，也是一国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因而要坚持文化引领来建构我国的网络舆情治理。要鼓励优秀的文化信息传播，举办引领优秀文化的活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金钱观。培养网民树立正确的网络文化观念，提升网络文化审美，满足民众的网络文化需求，加强网民尤其是青少年明辨是非的能力。最后是加强对网络文化的规范管理，扫清网络舆情环境中的沉渣。
参考文献：
[1] 吕途，陈昊，林欢，周建林．突发公共事件下网络谣言治理策略对谣言传播意愿的影响研究[J]．情报杂志，2020-06-04：1-8．
[2] 胡赛南．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水军的政治经济分析[J]．东南传播，2019(5):88-90．
[3] 杜泽，张晓杰．循证治理视域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43(5):17-23．
[4] 丁明毅．新闻媒体政策与法规视域下的自媒体舆论把控[J].传媒论坛，2020,3(12):153+155．
作者:杜诗琛 单位:西藏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