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并探讨社会阶层在环境认知与环境保护行为关系间的调节效应。方法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2013年数据，选取年龄介于18～60岁的5746例被调查者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回归分析，探讨居民环境认知对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以及自评社会等级和文化程度的调节效应。结果居民环保行为分为私人领域环保行为和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居民环境认知影响其私人领域环保行为(β=0.18，P＜0.001)与公共领域环保行为(β=0.02，P=0.028)。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自评社会等级在居民环境认知与公共领域环保行为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β=－0.01，P=0.020)，对私人领域环保行为无调节效应;文化水平在二者间均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结论环境宣教应重点关注社会阶层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人群，以最大化政策效果。
【关键词】环境认知;环境保护行为;社会阶层;调节效应
环境污染已成为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估计，每年约370万人因空气污染过早死亡，其中88%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1］。《中国环境分析》显示:我国平均每年因环境污染引起的健康经济损失已达GDP的1.2%［2］，祁毓等［3］研究显示环境污染不仅对国民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还会降低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邓芙蓉等［4］认为环境问题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关注的重点。目前国内外关于居民环境认知、意识与环境行为的关系研究［5-6］较多，且集中于探究环境意识在环境认识与环境行为间的中介作用［7-9］。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知识、环境行为影响的研究，彭远春［10］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保护行为(简称环保行为)不仅有直接影响，而且通过影响环境信息获取途径对环境保护行为有间接影响。此外有研究［11］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在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以及维权行动上更积极，而聂伟［12］研究发现收入对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没有直接影响，而对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有显著影响。有研究［13］利用国际社会调查数据(ISSP)探究发达与欠发达国家公众的环境正义与环保行为，结果显示欠发达国家更少支持国际环保协议，更不愿意为改善环境做出个人牺牲。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2013年数据(以下简称CGSS2013)，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全面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层次数据，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CGSS2013数据库为全国大型社会调查，总样本量为11438，研究对象的应答率为72.17%，可能会导致选择性偏倚，但因超过70%，故影响较小。基于本研究目的，需探讨受教育程度与自评社会等级的调节作用，故选取年龄介于18～60岁的居民，不包括未成年人及退休老年人，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5746例。
1．2指标与定义
本文选取研究对象的环境保护行为作为因变量，通过问卷中10道题呈现，询问被访者在最近一年从事相关环保行为的频率，对回答“从不”、“偶尔”、“经常”分别赋值为1、2、3，得分越高，表明被调查者越具备环境保护行为，总得分范围0～30分。选取研究对象的环境认知水平作为自变量，问卷中以10道环境知识判断题体现，回答正确得1分，回答错误或不知道不得分，得分范围为0～10分。以受教育程度及自评社会等级体现被调查者的社会阶层。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技校/专科、本科及以上;社会等级评分范围为0～10分，被调查者自行填写数字表示其自评社会等级，数字越大表示社会等级越高。
1．3统计学方法
运用Stata1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主要分析方法为描述性分析、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以及调节效应分析。首先运用因子分析对被调查者的环境保护行为进行分类，其后运用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OLS)的多元线性回归探究居民环境知识对环境保护行为的影响，其中因变量为居民环境保护行为得分，自变量为居民的环境认知得分，基于文献梳理及研究目的，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政治面貌、自评社会等级、社会参与、宗教信仰、健康状况以及对政府环保作为的评价。最后运用调节效应模型(moderatingeffect)分析居民社会阶层在环境认知与环境保护行为关系间的调节作用，以居民受教育程度、自评社会等级作为调节变量建立模型。检验标准α=0.05。
1．4质量控制
CGSS始于2003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其问卷问题经过严格设计，调查员均接受过严格的培训，并配置督导定期回访确保问卷质量，提升调查的科学性。
2结果
2．1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在5746名调查对象中，男性占55.67%，平均年龄为(42.05±10.98)岁。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占55.33%;农业户口占52.26%;无配偶者占10.65%;74.40%的研究对象自评健康状况良好;63.78%的被访者认为政府环保作为良好;研究对象的自评社会阶层平均得分为(4.46±1.64)分。见表1。
2．2居民环境保护行为因子分析
调查中以10个问题衡量居民的环境保护行为，运用因子分析对居民环保行为进行降维处理，因子分析通过了Bartlett检验(?2=12555.06，P＜0.001)。因子1包含“为环境保护捐款”、“积极参加政府/单位环保宣教活动”、“积极参加民间环保活动”、“自费养护树林绿地”和“积极投诉/上诉环境问题”5个题项，命名为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因子2包含“垃圾分类回收”、“与亲朋讨论环保问题”、“购物时自带环保袋”、“重复利用塑料保障”和“主动关注媒体环保信息”5个题项，命名为私人领域环保行为。各行为加总得分范围为5～15分，其中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平均得分为(6.12±1.70)，私人领域环保行为平均得分为(9.52±2.32)。
2．3社会阶层对居民环境认知与环境保护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
分别探讨居民环境认知水平对其公共领域及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的影响。模型Ⅰ以居民个体特征、社会阶层、社会参与、政府环保作为、健康状况、宗教信仰作为自变量。结果显示:对于私人领域环境保护行为，居民环境认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β=0.18，P＜0.001)，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城市户籍、高收入、党员、对政府环保作为评价高的居民，具有更好的私人领域环保行为;居民环境认知水平正向影响公共领域环境保护行为(β=0.02，P=0.028)，受教育程度越高、城市户籍、高收入、党员、社会阶层高以及社会参与程度高，对政府环保作为评价高的研究对象，具备更好的公共领域环保行为。以自评社会等级与受教育程度作为调节变量，调节效应分析见模型Ⅱ与模型Ⅲ。自评社会等级调节效应结果显示:自评社会等级对环境认知与私人领域环保行为二者间没有调节效应(β=0.00，P=0.634)，而对环境认知和公共领域环保行为间关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β=－0.01，P=0.020)，即对于较低社会阶层居民，其环境认知水平能更大程度上影响其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受教育程度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在居民环境认知与公共领域环保行为间起负向调节效应，即对于高学历者，环境认知水平对其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的影响低于初级学历者;在私人领域，调节效应仅存在于本科及以上学历中。
3讨论
研究发现公众环境认知水平整体较低，平均得分(5.36±2.68)，低于施生旭等［14］研究结果(居民环境认知得分为6.03)，可能与所选取的样本存在差异有关。因子分析将居民环保行为分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环保行为，研究对象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平均得分为(6.12±1.70)分，低于私人领域环保行为平均得分(9.52±2.32)分，这与王玉君等［15］研究结果一致。回归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环境认知水平显著影响其公共领域及私人领域环保行为。对私人领域环保行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城市户籍、收入越高、党员身份的居民具备较强的环境保护行为，对政府环保作为评价高的居民，也具备更好的环境保护行为;对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城市户籍、收入越高、党员身份的研究对象，具备更好的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同样对政府环保作为评价好的居民，具备更好的环境保护行为，自评社会等级越高，社会参与程度越高的居民，具备更好的公共领域环保行为，这与以往研究［15-16］结果一致。本文认为自评社会等级越高的居民，具备更好的公共领域环境保护行为，这与孙中伟等［17］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其研究显示“中产”居民虽对小区环境质量与政府环保措施更加不满，但更少表现出低碳认知行为与生活行为。这可能与研究对象范围不同有关。调节效应分析显示，自评社会等级在居民环境认知与公共领域环保行为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对私人领域环保行为并无调节效应，文化水平在二者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表明应重点对社会阶层较低的居民进行环境知识教育，以最大化环境认知向公共领域环境保护行为的转化效果。曹海英［18］研究显示被调查者的生态价值观、自我感知效能以及来自群体的压力均会影响其绿色购买意向，但该意向并不能显著地转化为绿色购买行为，表明环保认知及意向与环保行为存在偏差，从侧面印证了调节效应存在的可能性。
作者:和红 谈甜 王和舒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