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当今国际资本主义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如何在当今国际资本主义秩序下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应从多方面加以考量，包括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市场经济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
关键词：金融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金融全球化；建构；创新；改革
如何在金融资本主义体系中谋求发展，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中国道路”，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因此，只有准确分析中国具体国情，深刻洞悉国际资本主义秩序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才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准确的建议。
1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展逻辑
资本主义最初萌芽于意大利，但兴盛于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其确立后的两百多年里，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其核心源于资本的“魔力”。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不断地扩张，由此带来了两个积累，即资本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因此，资本主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国际分工的基本建立、世界市场和世界货币体系的出现、全球殖民体系的建成为主要标志的一个世界性的国际资本主义秩序开始形成。在这个体系中，欧洲列强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由于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不断地进行，两极分化日益加重，生产的不断扩张和工人生活的日益贫困使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达到了边界，只有通过刺激消费和创造新的经济空间来解决;贫困达到了边界，则会引发社会革命和严重的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深层次分析，是资本主义强国瓜分世界，赢得更多经济空间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在遭受惨痛的教训之后不得不重新反思现代性的后果。一方面，经过战火的洗礼，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再重新卷入战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没有克服，资本依然要寻求扩张的空间。因此，在美苏等大国主导下建立的新的世界秩序就是大国直接相互博弈的结果。在这个秩序下，资本主义通过新的方式在全球进行扩张。
(1)产业链：建立国际生产线，母国遥控他国，通过产业链进行生产控制，具有科技含量和高额利润的研发和销售在母国进行，利润率低、缺乏科技含量的生产环节在他国(一般是第三世界国家)完成。由此形成产业链权力结构。
(2)金融链：主要依靠虚拟经济网络。金融权力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资本具有预付的性质，通过金融网络把零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为产业链提供资金保障。预期产生了虚拟性，金融链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大众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个国际网络也是不平等的结构，发达国家通过发行大量金融衍生品，不但吸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同时达到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控制的目的。
(3)贸易链：资本只有制造流动壁垒，才能促进高额利润的产生。通过诸如“知识产权”“关税”“劳动力”等要素，通过不平等的贸易，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
(4)文化链：以西方文化产业为主导的文化符号系统，占据国际文化的统治地位，形成国际文化霸权，实施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与主宰。发达国家通过上述四个链条，实现了资本全球化扩张，扩大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极大地推动了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战争动摇了殖民者的权力，众多民族主义团体在混乱的战争中逐渐积聚起自利的影响力，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驱逐了殖民者，实现了民族独立。这些新兴的国家急切地希望实现经济增长，追求有效的民族国家，他们需要国外的资本和技术帮助自身实现发展，因此，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在这种新的国际秩序下形成了互动关系，相互影响。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空间逐渐被压缩，开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放缓，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拉美和非洲地区出现了社会动荡。发达国家同样爆发了严重危机，两次海湾战争、“911”恐怖袭击事件、2008年金融海啸，给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资本主义秩序带了来严峻的挑战。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谋求发展和地位，美国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国际合作和支持的现实;另一方面加紧军事准备，重新调整军事战略，不愿放弃其所谓的领导地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这对中国既是契机又是挑战。
2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逻辑
“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它必然都面临着资源有限和人的需求无限这两个约束条件，能够在这样苛刻条件下发展就必须采取两种变革：一是建立一个有效分配和合理利用经济资源的经济体制;二是有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并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政府。而上述的经济体制的基础就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否存在较为发达的市场机制和体系，是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一个分水岭。”邓小平在会见吉布尼时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冲破“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僵化思维，从计划经济理论到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二个阶段：从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创新(十四大到十八大);第四阶段：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这四个阶段既是实践发展的结果，也是理论跟进的过程。中国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国际环境。
(1)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时，工业基础尤其薄弱，即便是在1952年新中国经济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时，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左右，其中手工生产的轻工业又占了工业产值的72%之多，重要的工业产品不但产量非常低，而且质量达不到要求，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势必会受到国外资本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是最好的选择。经过30年的努力，到1977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74.8%，而其中重工业又占工业产值的56%。至此，国家工业体系的构建基本实现，中国经济起飞所必需的物质资源积累也基本完成。新中国摆脱了对国外资本的依附，真正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但是计划经济发展到后期，其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经济缺乏活力与创新、效率低下、体制僵化、人才流失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国际环境的变化。20世纪后半叶，各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稳定，国际资本主义秩序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尤其是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发展迅猛，在20世纪70年代末均已实现了现代化。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空间不足的危机已经开始显露，这些国家拥有大量资金和技术，急需到海外寻求市场，中国是最理想的地方。
3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秩序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探索
进入新时代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改革方向。这是权衡国内国际发展形势做出的正确判断，是有步骤有计划推进改革的重要环节。我们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正确解读“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内涵。
(1)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求我们正确解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社会主义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而来到世间的。”[3]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有利的经验和成果;另一方面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市场起决定作用应在什么层面，什么领域内起决定作用？怎样起决定作用，这些仍是当今要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尚且行不通，在中国更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尤其在当今国际资本主义秩序下，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文化链更为隐蔽而有效地渗透进来，更应引起高度警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应牢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
(2)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秩序体系需要中国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仍存在许多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市场管理体制不完善，存在大量多重管理、过度管理的现象。在信息革命时代，产业链、金融链、贸易链、文化链通过网络形成了更有效的控制，没有有效的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管，给资本的负面影响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在经济发展的繁荣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隐患，不但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给我们的改革道路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市场起决定作用的一层含义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管理科学方面，可以大胆借鉴西方的经验。
(3)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需要。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起决定作用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激发活力和创造力。当今中国被称作“世界工厂”，但是我们的产业大多数还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间环节，低利润、低附加值、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型迫在眉睫。进一步激发市场的作用，可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占据产业链的核心。世界资本市场作为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使没有“冷战”的“冷战”成为国家间博弈的主要形式[4]。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生成中占据核心地位，金融战争的威力丝毫不亚于军事战争，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5]，再到美国通过一系列财政与货币政策干预人民币汇率，分割中国实体经济财富[6]，阻挠其伙伴国加入“亚投行”等等，可以发现，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系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三个方向性的抉择。一是全球资本金融运行能否实现“非零和博弈”，实现人类共同富裕、协调发展，还是会加剧世界经济失衡，导致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二是金融资本主宰的国际格局能否促进人类永久和平，还是会激化地缘政治冲突，制造新的战争和灾难？三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否愿意创造一个新的全球性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7]？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并非是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可以完成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越性能否显现，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8]，它不仅关涉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关涉社会主义道路的走向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制度能否用她巨大的生命活力使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成为现实，迫切需要我们提交出一份思考人类未来发展的“中国方略”。
作者:王程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