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下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研究

2022-09-21 16:28:16 来源:写作指导

马克思主义下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研究

摘要:党的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从战略思想上升到制度建设的高度。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与目标任务。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评价维度设置、指标选取偏好及评价体系相似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存在目标主体的功能差异较为模糊、生产方式转变的目标导向尚不明晰、人民主体参与性和制度建设凸显程度不高、社会主义属性彰显度较弱、化解生产及消费异化的功能不强等问题。同时,结合当前的不足提出针对性的路径优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推动评价体系内容创新;秉承“人民中心”思想明确各领域评价重点;强化制度保障功能与人民主体参与性;紧扣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价值属性甄选具体评价指标;强化党领导下的生态文明绩效考核。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优化路径

工业社会的快速推进带来了发展的“生态赤字”,资源消耗过度、人口增长过量以及环境污染过重等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危机的外化形式,其根源是资本主义内在发展逻辑的非生态性[1]。生态文明天然附带的价值取向,要求在人与自然可持续的关系互动中寻求和谐统一的平衡点。我国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保持高度关注,党的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建立应当充分反应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与内在属性。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西方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虽然都以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为出发点,但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生态文明的建设目标与任务同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诸多不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相关评价体系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评价目标对象也愈加多样化,但由于研究方向和主观偏好的差异,已有的生态文明相关评价体系各有侧重。在分析现有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国情与现实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探索我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优化路径,进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

一、我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现状分析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背负着高昂的生态成本,生态环境的破坏对发展的高质量与可持续带来巨大挑战,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时代命题。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命题[2],有关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研究也随之展开。其中以北京林业大学、中央编译局、中国工程院等单位为代表提出的诸如中国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CI)、生态文明建设(城镇)指标体系、生态文明指数(ECC)等生态文明相关评价体系最具代表性。由于这些评价体系综合性较强,所以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领域应用较广泛。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不断推进,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根据实践需要相继出台系列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其中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相关评价体系最具代表性。国家生态环境部在2013—2019年之间,先后印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示范村镇、示范县市等指标体系,结合评价目标对象的区域性范围特征,从环境、人居、制度、文化、经济、人口、乡风文明以及居民生活状况等多个领域中有针对性地选取不同要素构建评价体系。总体而言,生态环境部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体系综合性较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考察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多重要素。此外,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评价指标体系特征导向明显,与农业生产发展紧密贴合,突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导向。另外,为评价各省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情况,强化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政绩考核目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及时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不仅用于评价生态文明建设中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突出生态建设在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中的重要地位,对于从政府治理层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基于对我国已初具系统标准化且在政府管理实践领域广泛应用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进行现状分析。

(一)评价体系构建的理论选择及方法应用

第一,从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构建的支撑理论层面分析。多数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在构建支撑依据上体现出鲜明的政策导向性。政府层面的战略规划与政策文件的引导,使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构建更多基于当前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规划、总部署,以国家政策文件内容作为理论支撑,归纳要领,构建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第二,从评价方法使用频次情况分析。现有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在评价方法的使用上也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一方面,由于评价体系常用的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因而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在选取评价方法时也必然存在固定的模式与范围;另一方面,由于学科之间的交叉性,评价方法的创新更有赖于数学等学科的创新支撑,纯粹人文社科的研究不免存在专业局限。现有的评价体系数量丰富,但缺乏一个既能反映横向区域间的差异特征,也能适应纵向时间轴上的生态文明建设动态发展过程,且兼具综合性的动态赋权评价模型。

(二)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结构特征

现有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在层级设置、评价维度和具体指标数量等外在直观结构方面,反映出较高的相似性。结构的统一性表明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系统结构,有关评价体系的结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成初步共识。在评价体系的个案相关度方面,根据皮尔逊相关系数值相关性的判断标准,现有评价体系研究成果在整体结构设计上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尤其在评价体系的评价维度设置方面,绝大多数案例之间呈现出中等以上程度的明显相关,除个别由于支撑理论造成的显著差异使得案例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多数案例之间都有一定的正向相关度。由此说明当前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研究逐渐趋于完善,在评价维度和具体评价指标的选取方面,目前的研究成果已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

(三)评价体系微观内容选择偏好

为了深入研究评价体系的内在相似性,以数量统计和频度分析等方法分别对生态文明评价维度与具体指标选择展开分析,把握现有研究成果中评价维度与具体指标的使用偏好。第一,生态文明评价维度设置方面。随着近几年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数量的增加,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在评价维度选择方面表现出重点突出且评价领域日趋多样化的趋势。总体而言,现有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对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和意识文化等维度具有明显的使用偏好。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几个领域入手构建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既有生态文明内部要求的理论逻辑必然性,更有外部现实实践的需求性。第二,生态文明具体评价指标选取方面。指标设置是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指标设置的科学性、相关性与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直接决定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与评价体系的实践可操作程度。从现有评价体系在选取具体指标的侧重点上看,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仍是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构建中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点。在经济建设中选取的指标多倾向于工业生产的能耗、工业气体及生产污水排放、固废循环等能耗优化方面,环境建设指标则较常采用空气、噪声、绿化、森林等指标,较能充分体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完成污染治理的紧迫性要求。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方面,多用第三产业比重来衡量是否符合绿色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状况。综上,通过对我国代表性生态文明评价体系进行内容、结构等方面的分析发现:我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评价对象与范围逐渐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整体结构上,不同个案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相似性。这说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向多个领域扩展,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在结构设计等方面达成初步共识。尽管如此,我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还需进一步完善。

二、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我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问题

现有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大部分涉及广泛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对象,体现出较强的实践性、科学性与较高的完整性。但现有成果在支撑理论、评价领域、指标选取特征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目的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有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对不同目标主体的功能差异体现不充分

第一,构建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支撑理论逐渐趋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导向性明显;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在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内容设置中支撑不足[3]。政策导向性明显使当前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更贴近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支撑评价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较为趋同,不同生态文明评价体系评价维度的设置相似度较高。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结构设置大同小异,但具体指标配置方面没有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论的指导作用。第二,缺少能够适应地区差异的普遍适用性评价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深入推进,从中央到地方、从全国到乡镇,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体系不断增多。就目前情况看,我国已有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种类繁多,按照适用对象的不同,可归纳为国家层面综合性评价体系、区域性评价体系以及特定对象型评价体系等多种类别。尽管如此,仍难以满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需要。

(二)现有评价体系对转变生产方式的目标重视不足

当前严峻的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非生态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尽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倡导绿色生产,但由于指标选取、结构配置、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原因,现有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对转变生产方式的目标凸显程度不足。第一,忽视对生产领域生产意识生态化的评价。在对西方工业化发展经验进行借鉴的过程中,难免会引入资本主义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经验,让中国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面临与西方国家相似的生态问题,也使我国生产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非生态性的生产意识。尽管这一问题不容忽视,但在我国当前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构建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目前,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对生态意识的评价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涉及,但多数注重个人生态意识的评价,且概念较为笼统。而对于生产领域生态意识,尤其是企业整体生态意识建设的评价却鲜少涉及。生产领域企业生态意识通常表现为企业文化、企业经营行为等,这类指标往往在数据获取、制定评价标准、构建评价计算模型等方面存在操作繁琐等问题,这也成为制约该类指标融入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重要因素。第二,对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生产实践生态化评价重视不足。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长期共存的局面[4]。因此,在经济建设领域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必须强化对经济生产实践中非生态化问题的重视度。现有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在评价区域经济发展绿色化水平时,通常以能源资源消耗、工业污染物排放等指标为依据,选取只能对工业企业生产实践的生态化程度开展评价的指标,却忽视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生产实践是否存在非生态化的问题。但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生产发展并非意味着“生态环保”。第一产业中农业生产滥用农药化肥、农用地膜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以及畜牧业过度放牧对环境造成的破坏都不容忽视。另外,第三产业中餐饮服务业经营活动制造的大量垃圾也是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因此,应当提高对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生产实践生态化评估的重视程度,并增加相应的评价指标。第三,评价生产方式转变的具体指标配置不合理。从生态建设目标上看,转变生产方式是当前首要任务,也是有效缓解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就实际情况而言,我国现有生态文明评价体系虽然对经济发展的生态化较为关注,但已有针对绿色经济发展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缺少对当前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问题的关注。多数评价体系对于经济发展方式是否生态化的评价,多侧重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评价指标多以工业能源消耗、单位GDP能耗、高科技产业比重、单位工业生产值水资源消耗等指标作为生产方式是否生态化的评价标准,对于地区产业结构是否符合绿色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状况则多用第三产业比重来衡量。但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仅能说明特定区域内产业结构比重的变化,以及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和以农业、畜牧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却不能表明第三产业的增加必然带来工业、农业生产规模的缩减,更不能体现产业比重配置更加符合绿色经济的发展格局。另外,第三产业并不等价于环保产业,以服务、餐饮、娱乐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消费、运营所造成的生活垃圾、生产垃圾等,对自然环境可能造成的破坏同样不容忽视。环境污染、资源短缺、自然生物生态圈遭受破坏等一系列生态问题的根源是非生态化的生产、生活以及消费模式造成。因此,对生态经济、绿色经济等目标的考核仅侧重于对第三产业比重的评估,显然有失偏颇。从以上角度讲,当前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有关转变生产方式的评价指标配置存在不合理性。

(三)评价领域对制度建设和人民主体参与性凸显程度不足

第一,制度建设评价领域内容单薄。首先,就权重占比与指标数量而言,制度建设评价维度在各类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大多维持在10%~15%区间内,指标数量保持在3到5个左右,与占比普遍较高且具体评价指标数量丰富的经济、环境维度相比相差甚远。其次,就常用具体评价指标单一化而言,尽管当前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中,体现了对制度保障的重视,但是制度保障领域选取的具体评价指标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实施效果、实施程度以及相关标准的执行,而有关法制建设与政治行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并未凸显。第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民共同参与的现实需求凸显不够。从生态文明的内在本质上讲,生态文明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历史发展对环境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未来发展的客观趋势。生态文明以化解当前生态危机现状为出发点,秉持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强调在人类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一场需要全人类共同参与的应对现实生存危机的运动。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向,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不仅需要无产阶级政权发挥领导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发挥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进步中的积极作用。但是,就当前生态文明评价体系而言,对群众主体参与性关注不够,较少有研究成果将人民主体参与性作为独立领域列入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在具体指标选取方面,单一化、同一性程度较高,具体指标在整个体系中数量与权重呈现双低情况。这一问题不仅消解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对人民主体参与性的重视,更制约了对公众生态意识教育的推广与宣传,不利于社会生态文化氛围的营造。

(四)现有指标对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属性体现不够充分

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属性在生产领域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生产结果的非生态性的化解,环境领域体现为遵循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维护自然良性循环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平衡[5]。现有评价体系频繁使用的具体指标更多表现为环境与经济指标,其次是与居民生活改善程度相关的指标。但在指标选取上对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属性体现不够突出,生产结果的非生态性并未得到充分体现。首先,在生态环境方面,当前选取的评价指标更多表现为环境绿化与现有污染程度的降低,对生态物种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评估较为不足。其次,在技术创新与科技发展等生产力指标方面,当前评价体系中也较少使用,缺少衡量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的评价指标。另外,蕴含社会主义价值属性的生产力进步不能仅用科技创新衡量,更应该注重对整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度把握。

(五)化解消费异化与生产目的异化的导向性不够明显

在全球范围内衍生的以过度消费为代表的消费异化和以追求资产不断增殖为代表的生产目的异化是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源头之一。化解消费异化与生产目的异化无疑将是短期内缓解生态危机、实现环境有效治理的最紧迫任务与最有效途径。但就现有生态文明评价体系而言,化解消费异化与生产目的异化的导向性均不够明显。第一,化解消费异化的目的性不够明显。当前全球生态恶化局势从根本上讲是人类社会个体以及群体实践中非生态性所造成的后果,消费异化就是个体实践非生态性的典型表现。当个体消费发生异化,则必然导致市场需求畸形增长,进而带来生产者的非生态性生产扩张。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消费异化问题不容忽视。就现有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成果而言,无论是评价领域,还是具体评价指标的选取对消费异化的评价均较为单薄,针对化解消费异化所设置的具体指标数量也较少,常用的评价指标包含日常生活用水、用电、生活能源的耗费以及清洁能源的使用、交通出行方式等。评价消费领域的具体指标尽管从内涵与覆盖范围上作为该领域的评价依据都较为理想,但多数评价体系并未给出相应的评价参考依据,且该类指标在整个评价体系中所占比重较小,化解消费异化的目的性仍然不够明显。第二,生产目的异化问题未得到充分重视。生产目的的异化必然助长生产过程的非生态性,因此,应对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不仅要注重生产过程非生态性的评估,而且要充分重视生产目的异化问题的考察。目前,各类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普遍更加关注单位工业产值能耗、水耗、有害气体排放量等生产过程生态性与否的评价,对于生产目的异化的评估鲜少涉及。现阶段,我国在生产领域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调节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等方式解决相应的生产目的异化问题,但在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中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的产业结构系数及有关产能过剩的相关具体指标却鲜有提及。

三、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我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优化路径

工业化社会场域下生态文明的受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与生态文明相关的评价体系对不同区域及目标对象的生态状况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评价[6]。尽管现有评价体系在内容与整体设计方面较为完善,但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建设在深化创新、指标选取与评价维度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视阈进一步优化我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

(一)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价值,推动评价体系内容创新

第一,明晰生态文明概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生态文明内涵。生态文明的概念界定与内涵表述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制约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明晰生态文明概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生态文明内涵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在基础概念研究方面,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分析问题;在价值取向方面,要始终保持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内在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在内容表述方面,不仅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价值,而且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突出人民主体参与。因此,在生态文明概念基础研究中要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价值,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方法论,进一步丰富生态文明概念内涵。第二,创新思维模式,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构建研究。对于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构建要认真比较中国环境问题与西方环境问题之间的差异,打破固有思维,充分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另外,要注重理论思想与时俱进,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现状与环境资源状况,纵向比较我国当前环境问题与过去环境问题的差别,分析当前环境问题的新变化。精准把握新时代国家各领域在应对环境等各类事务中的新向度,适当增加有关人民健康、疾病传播等评价指标,推动人民群众健康保障、流行病防控在评价体系中的有效嵌入。准确定位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变后的人民群众需求,并将其体现在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构建的全过程。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各领域评价重点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部分,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与必要环节,更应站稳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建设思想。对此,在完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中应多角度发力。第一,突出重点环境污染领域的治理。要重点解决当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大气、水、土壤等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环境污染问题。坚持生态系统性的治理思想,顺应自然发展规律,减少人为扰动,将人的生存发展回归客观的自然循环,恢复生态的自我修复力,为生物提供多样性生存环境。第二,构建持续循环的绿色生产方式。转变现有非生态性的生产方式,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帕累托最优途径。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就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绿色生产体系,鼓励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把握社会需求,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产能配置结构,转变“唯经济论”的生产思想,引导企业形成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意识。第三,增强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就是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文化基础[7]。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广泛的生态文明思想教育,普及生态保护知识,以新颖的活动形式、宣传方式、传播途径,吸引公众对生态文明的关注,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生态文化氛围,保证生态文化、绿色生活方式在代际的有效延续。第四,建立科学生态制度,发挥无产阶级政权专政的优势,将人民群众的需求公意上升为国家法制制度。实施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推行生态事件终身责任制度,降低政治决策诱发生态事件的风险系数。加快生态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环境执法监督体制;推进生态立法,完善环境保护、生态追责等相关法律体系。

(三)强化制度保障功能与人民主体参与性,补齐权重配置短板

制度保障与人民主体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也是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构建中不容忽视的部分。完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需在评价体系构建中突出制度保障与人民主体参与的重要性。第一,强化制度保障。强有力的政治手段与完善的法制建设是确保生态文明实践建设公平正义的政治基础。因此,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构建可从两方面强化制度保障功能:一是提高制度保障领域在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占比,增加该领域评价指标数量。在权重设置方面,不仅要提高制度保障在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中所占的权重,而且要对评价领域内具体指标的权重进行合理赋值、突出重点。在评价指标方面,既要增加评价指标的数量,也要增加具体指标的种类,丰富制度保障领域的指标内容。二是提高环保制度落地实施与环保督查成效类的指标占比。尽管当前已有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体现出对制度保障的较高重视,但是制度保障领域选取的具体评价指标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实施效果、实施程度以及相关标准的执行,而有关法制建设与政治行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凸显不足,今后应酌情增加此类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第二,强化人民主体参与。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在于直观地向公众反映生态文明的建设成效,所以要注重具体指标在内涵表达方面的大众化,方便公民理解和解读,引导公民积极参与生态建设。此外,还要重视思想引导类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配置。激发人民群众自觉参与生态建设行动,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另外,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求公民把生态建设行动融入日常生活,自觉减少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的排放。履行公民植树义务,积极参与社会环保、节能减排行动,树立节约意识,将低碳环保贯穿于衣、食、住、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倡导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调试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扭转消费异化,进而形成可持续循环的绿色生产方式。此外,还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中的监督举报作用,引导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环保督查执法,形成检举奖励制度。

(四)紧扣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价值属性,甄选具体评价指标

第一,环境建设领域,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增加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状态的指标。自然生态保护是评估我国生态文明在环境建设方面的重要指标维度。结合国家自然环境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任务,从生态自然状态和突出领域环境污染治理状况两个方面选择具体评价指标。选择物种多样性指数、生态足迹、森林覆盖率、扰动性系数等指标评价生态状况、人与自然关系状态。以空气质量优良率、第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耕地等级质量达标率等指标来评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水、土壤、空气等突出污染问题治理方面的成效。为观测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性,该领域指标多采用百分比,保证结果的直观性与简洁性。第二,生产领域,要增加化解生产目的异化问题的评价指标。针对产业结构调整,以产业结构相似度系数作为参考性指标,结合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战略性新兴服务业比重评价经济领域产业结构调整状况及绿色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的发展构成。选取单位GDP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工业有害气体排放削减率等4项指标考评生产过程降污染、降能耗取得的进展。同时,结合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导向,以恩格尔系数作为参考性指标,与产能利用率搭配评价我国当前结构性产能过剩化解程度,观测生产目的异化问题的化解情况。第三,公众参与方面,要加强消费异化有关的评价指标建设。公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主要体现在绿色生活和绿色公益两个方面。在居民绿色生活方式评价方面:选择绿色出行率、节电、节水器具覆盖率、生活垃圾清运量变化率、生活垃圾处理率、生活污水排放量变化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等作为评价人民在日常生活方面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构成,也用来测度绿色生活方式在公民消费行为中的覆盖范围。另外,要增加居民消费结构类评价指标(譬如支出结构等),注重消费异化问题的评价分析。要用生态志愿服务活动占比和公民义务植树参与比例来评价公民在社会生态建设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公民履行义务植树的情况。第四,生态文化领域,要突出政府在思想建设方面的引领作用。生态文化领域主要关注社会生态文明文化氛围的营造情况,该领域指标首先选取可实现数据量化类指标譬如生态课程占教育比例、政府生态文明宣传比重、生态文明知识公众普及率等,用以评估政府主导层面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和文化氛围的营造情况;同时结合中小学生课外生态实践、主流媒体生态主题宣传数量、生态实践平台数量等3项指标考察生态文化氛围营造过程中的社会参与度。第五,政治领域,要强化环保督察行动效果、法制建设成效等方面的考察。政治层面指标选择,主要针对政府工作和法制建设。选择政府生态文明相关文件比例、地方政绩考核生态文明占比、环境督查案件处理率、环境信息公开率、政府开展生态文明专项行动频率、环评标准执行率和生态建设法规制定数量等指标来评价政府政策的执行情况和生态法制建设的推进程度。

(五)加大生态文明绩效考核,突出党的历史使命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是为了对生态文明各领域的建设成效进行精准可视化呈现。第一,强化社会各界生态思想意识的教育引导,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在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中突出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生态文明思想宣传教育的理念,并贯穿到评价体系构建中。一方面,要加强对政府执政领域生态意识宣传的评价,提高政府意识形态领域有关生态文明思想宣传评价指标的占比,强化政府在生态文化意识及政策宣传方面的引领作用。增加宣传效果评价指标,检验政府生态宣传实效。另一方面,既要构建影响因素分析模型,评测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生态文明思想宣传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影响程度;也要增加评价体系中政府生态意识宣传等相关评价指标的权重,提高该领域在评价结果中的影响力。第二,建立健全科学、配套的体制机制,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一是强化对相关约束性法律法规制度建立的考核。科学完备的法治制度是约束并规范各主体行为的有效手段,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点及人民群众渴望美好生态的意志上升为法治制度。因此,在评价体系完善过程中,要增加考察生态建设法治制度完善程度的评价指标、政策执行效果检验指标、行业生态执行标准数量、环境举报处理成效等指标。二是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加大生态文明绩效考核。加快完善生态文明目标考核办法,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在地方政绩考核中的比重。在生态文明评价体系中有针对性地设置能够考察领导干部对生态环境重视程度的指标,彻底转变过去“唯GDP论”的政绩考核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各项政策有效实施。此外,还要增加领导干部对地方生态建设贡献度的量化指标,构建并完善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各级官员晋升挂钩的制度机制,为生态文明各项政策有效落实提供制度保障。

四、结语与展望

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构建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总领全局、强化根基的重要意义。科学评价体系的建立,有赖于对生态文明内涵以及对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研究现状的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相关评价体系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由于研究方向和主观偏好的差异,已有的生态文明相关评价体系各有侧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基于国情与现实问题的有机结合,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提出我国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的路径优化。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聚焦能反映区域目标功能差异的普遍适用性生态文明评价体系构建,并结合本文的生态文明体系优化路径生成一个更加适应新时代视阈下的生态文明评价体系。

作者:余栋 程炜烨 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