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大”提出“绿色”与“创新”等五大发展理念。绿色技术创新融合了这两大发展理念，不仅仅是国家的战略需求，更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通过就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不同类型进行归纳，从目前研究惯用的理论视角出发，对相关研究作简要阐述，对文献间的逻辑进行梳理。
[关键词]绿色技术创新；内部因素；外部因素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消费结构升级的速度不断加快，资源刚需逐渐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要推动绿色发展，就要抓住绿色技术创新这个关键。绿色技术创新融合了“绿色”与“创新”两大发展理念，不仅仅是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需求，更是企业未来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学术界对于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一话题关注已久，多从三个理论出发：包括自然资源理论、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目前研究层次较为深入，尤其是内外部影响因素，对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吸引众多学者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企业内部影响因素
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部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但是单独研究某一个内部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少，多为某一内部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或者是研究内部因素与外部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学者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部影响因素研究大部分是从自然资源理论出发，涵盖了企业性质与资源、高管团队、组织文化与环保投入这四个方面，基于自然资源理论，国内外学者认为影响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因素主要包括绿色能力以及绿色导向。绿色能力指的是，企业执行与环境战略相关的资源或者能力。而绿色导向是指企业的环境保护认知过程，内部绿色导向指的是企业对于环境保护承诺的内部价值和伦理标准。1.绿色能力。企业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绿色能力。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市场制度，国有企业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企业产权对企业绿色技术的影响展开研究，并且从不同角度出发得出不一样的研究结论。孙晓华和李明珊(2016)从政治观的角度出发，认为国有企业由于其生产经营受到政府的干预，其技术创新效率可能会低于私有企业。Laffont和Tirole(1993)从经理人观出发，认为国有企业由于存在严重的委托问题，因此技术创新缺乏动力或效率。然而，随着研究层次的深入以及研究范围的拓宽，近年来，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绿色能力更强。钟优慧，杨志江(2021)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相对于私有企业具有更强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和更高的绿色创新程度。还有学者从资源观的角度出发，认为国有企业相对于私有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人才、土地和技术知识，更能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持续的资源支持，因此其绿色能力更强。(李姝等，2018；谭劲松等，2012；李丹蒙和夏立军，2008)从目前研究结论来看，产权性质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言仍是一把“双刃剑”，学术界对于产权性质带来的企业绿色能力的差异所影响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无统一定论，也未形成成熟的研究体系。2.绿色导向。人类行为通常被认为自我系统与外界环境交叉作用下的产物。学术界对于企业绿色行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外界的压力，而忽视了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内部绿色导向恰恰强调了企业在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时的主观影响因素，主要是从企业组织文化、企业高管、环境知识学习等角度展开研究。企业组织文化中的环境伦理决定着企业的战略导向以及研究方向，从内部引导企业主动实施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张渝，王娟茹(2018)认为企业环境伦理不仅能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还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意愿间接影响企业行为。曹洪军，陈泽文(2017)认为高管的环保意识不同对于内外部压力的解读也会有所不同。一方面，高管的环保意识越强，越能识别政府环境规制带来的潜在收益，越能把握绿色市场的市场机会；另一方面，高管的环保意识越强，越倾向于将绿色创新拉到战略高度，最终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邹志勇，辛沛祝等2019)。
三、企业外部因素
(一)基于制度理论
绿色技术创新本身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包括技术的外部性和创新的环境外部性，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背景下，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压力及制度支持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关键所在。国内学者对政府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较为成熟，主要是从制度压力以及制度支持两方面出发。1.制度压力。第一种制度压力就是环境规制。学者就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最早提出的观点是以“波特假说”为代表的促进论———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国内学者李婉红、毕克新(2013)同样认为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随着研究逐渐深入，观点开始产生分歧，李广培、李艳歌等(2018)认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促进论产生分歧是同时，有学者提出了“阻碍说”，黎文靖等(2016)认为绿色技术创新不仅无法为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反而会占用大量本应用于生产活动的投资。金晓雨等(2020)同样认为环境规制会削弱企业研发的边际收益，不利于企业研发。第二种制度压力就是政府市场规制，市场规制就是以市场调节功能的优点弥补政府干预的缺点，进而使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协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汪明月等(2020)在此基础上将政府市场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决策类型结合起来，研究的不同决策类型、规制类型下企业最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认为绿色产品价格对企业绿色技术水平的影响在独立决策的情形下为正向影响。还有部分制度压力表现得更为细节，包括一些其他的政府政策。何凌云等(2019)指出实施不同的政府政策对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果同样具有差异性，国内学者重点研究的政府政策包括环保目标责任制、低碳城市试点、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央环保督察等(陶锋、熊广勤、贺宝成和冯亚倩、李依)。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质量也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王锋正，姜涛，郭晓川2018)。2.制度支持。制度环境对企业产生的支持作用，即制度支持。制度支持指的是管理部门为企业提供政策、资金和信息等方面的支持。政府补贴主要通过影响企业投入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学术界关于政府补贴的效果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政府补贴具有挤出效应，有人认为政府补贴具有杠杠效应，。马光红，夏加蕾(2020)运用演化博弈理论，认为补贴低于最优值时，随政府补贴额度的增加激励效率提高，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田红娜，刘思琦(2021)认为政府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的影响均表现为显著的“杠杆效应”。同时，政府补贴也因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而异。罗恩益(2020)发现财税激励能够显著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作用。何凌云，黎姿等(2020)也发现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低利率贷款与环保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分别呈“M”型、倒“U”型和线性促进关系。另外，企业产权性质、所在行业、所在地区会影响产业政策对环保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发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政府规制或者政府补贴的单一层面上，忽略了“丁伯根准则”。于是，他们尝试将两种政策结合起来，探究双重政策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例如：于克信等将环境税与政府补贴结合，有利于环境税政策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其技术创新激励效应。陈晓等(2019)也认为政府补助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中介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刘海英和郭文琪(2021)进一步深入，指出在同时使用环境税和补贴两种政策时，可以在较低的税率下产生同样的创新诱导效应。还有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比较两者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张旭和王宇(2017)发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但在未来低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李新安(2021)则通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提出不同的观点：政府的补贴政策可从直接和间接两种作用方式来提升当地的绿色创新能力。目前来看，学者对制度压力、制度支持以及两者组合起来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提出不同的观点，并未得出统一结论。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学术界对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只要是从消费者以及媒体监督来展开研究。消费者主要通过其产品选择权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战略。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逐渐深入人心，民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由此，消费者对环境友好型产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偏好，(杨晓辉，游达明2021)。这有助于提升绿色产品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决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环保舆论也逐渐对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媒体的监督治理功能在上市公司各个层面的行为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孔东民等，2013)。其实早年间以刘蓓蓓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舆论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甚微。国内最早提出媒体环境治理理论思想的是王伟强，盛敏之(1995)，认为舆论压力是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源之一。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环保舆论能正向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不同之处在于研究角度及影响路径，并且将一些外部影响因素纳入环保舆论的研究框架。李大元，宋杰等(2018)基于制度逻辑视角发现：舆论监督力度越大，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积极性越高。戴万亮，路文玲(2020)认为环保舆论压力能够正向影响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赵莉，张玲(2020)同样从媒体环境治理的视角，认为媒体关注在促进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上述文献分别基于自然资源理论、制度理论以及相关利益者理论出发，探讨了内外部因素对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详细剖析了在复杂的市场及政策环境中，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与可行办法。从现有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一项涉及企业内外部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工程，成功的绿色技术创新需要丰富的创新资源、绿色的组织文化、有效的政府领导、健全的市场环境、强烈的环保意识等众多条件。现有研究领域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影响因素研究方向可以进一步细化。一方面，国内现阶段政府部门给予的制度压力多为“一刀切”，企业由于所有制类型、污染密集程度、规模大小、迁移的难易程度、绿色知识存量等因素的差异适用于不同的绿色技术，“一刀切”的环境规制政策不能合理反映不同行业的环境治理需求。因此，未来关于异质性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别化研究可以继续深入，实现规制政策的精准定位。政策方面的制定也可以考虑转变引导方向，增加制度支持举措，可能会使企业主动投身绿色技术创新。因此，未来的研究内容除了聚焦环境规制这一政策手段，也需重点关注如何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国内现有研究多置于国内的经济环境之下，在国际大背景关于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较少。但是近年来，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下，本土企业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负向冲击变大，这一贸易背景对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诸多影响，在目前的国际大环境下异质性企业应该如何进行战略决策，选择哪种技术创新能够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是该领域内一个可行的研究思路。
作者：芮雪 单位：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