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探析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探析

摘要:中小企业存在融资约束影响经营与创新,进而影响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意义。本文通过2014-2018年的县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主要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方式是降低第一产业占比,并提高第三产业的占比。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本文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针对产业特征对数字普惠金融进行模式创新;二是与地方金融机构合作,优势互补;三是与地方政府合作,服务地区重点产业。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融资约束

一、引言

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实现工业强国的基础,也是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截至2018年底,我国有中小企业36.9万户,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的97.6%。中小企业主要以资源开发型、产品初加工型、低层次服务型企业为主,解决了大量中低端劳动力的就业,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营规模小、财务记录不健全、缺少合格抵押担保物等原因,在融资时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和创新,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我国资本市场资金充足,中小企业存在融资约束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贝多广,2015)。数字普惠金融是对传统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创新,其以服务中小微弱群体为目标,通过促进金融公平进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改善金融结构。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可得性,有助于企业优化经营活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进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助力国家实现工业强国和经济持续增长。国内学者对正规金融之外的金融组织支持中小企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胡金焱和张博(2013)的研究发现,民间金融支持中小企业,促进了以工业、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发展。聂高辉和邱阳东(2018)证实了非正规金融通过信任机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鲁钊阳和李树(2015)研究发现,非正规金融通过补充正规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章目前较少,本文对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影响路径进行研究,并据此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建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二、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

(一)提升创业能力,扩大企业数量

在国家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大量刚入社会的大学生、工作不稳定的灵活就业者、远离家乡的农民工都有创业意愿,缺乏启动资金是其创业的主要阻力之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解决了创业的资金问题,提升了创业机会,直接增加了全社会的企业数量。企业数量的增加,可以提高市场的活力,增加企业间的良性竞争,在一定竞争压力下促进企业经营的优化与升级。

(二)提升经营能力,助力企业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一方面,缓解了企业经营中因季节、生产周期等原因产生的现金流不足的问题,提高企业抗风险水平,保障了企业的稳定经营能力。另一方面,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资金支持,有助于企业提升生产效率,促进产业链的升级。企业技术创新在宏观层面则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

(三)提升数字能力,赋能企业转型

中小企业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数字能力随之提升。企业掌握数字能力,提高了其将经营场景与数字技术结合的能力,帮助企业实现上下游的线上化,升级企业的经营方式,优化企业结构,引导企业实现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四)提升消费能力,引导企业转型低收入家庭在缺乏资金情况下其收入仅够支持基本生存消费,无法选择利于家庭长期发展的消费品,最终难以摆脱低收入的局面。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信贷可得性,提高了家庭的消费水平,优化了消费结构。信贷可得性提升改变了低收入家庭消费的行为,这种影响从商品需求端传导到供给端,可以防止产能过剩,在需求升级的拉动下促进企业进行生产升级,优化市场的产业结构。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升级(IS),参照殷宇飞和杨雪峰(2020)的做法,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的比值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时的解释变量为三次产业分别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INDU1,INDU2,INDU3)。解释变量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DFI)。控制变量包括地区总体经济水平(GRP)、政府支持水平(GOV)、传统金融水平(TF)、人口密度(POP)、基础设施水平(INF)和教育水平(EDU)。为了丰富研究样本,本文采用2014-2018年的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数字普惠金融(DFI)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他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剔除有缺失值的样本,最终得到1431个样本,7155个观测值。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干扰,本文对县级经济数据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变量定义及统计性描述见表1。

(二)研究设计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建立模型(1):ISit=αi+βDFIit-1+λControlsit-1+εit(1)式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α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效应,controls表示所有控制变量,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对解释变量和所有控制变量取滞后一期的数值。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本文建立模型(2):INDUnit=ηi+φDFIit-1+γControlsit-1+μit(2)式中,n=1,2,3,分别表示第一产业占比、第二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η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效应,μit表示随机误差项。其他字符的意义及变量的处理与模型(1)相同。

四、实证结果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通过LM检验和Hausman检验,表明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优于混合面板模型和随机效应面板模型,本文选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下文做法相同,不再进行说明。表2中(1)列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1%的水平下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参照胡金焱和张博(2013)的做法,计算得到标准化系数①为6.50%,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解释产业结构升级变化的6.50%。控制变量中,地区总体经济水平在1%水平上显著地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经济体量大的地区产业发展较为成熟,更易形成聚集性产业提高规模效益,调整产业结构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比经济体量小的地区更难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政府支出水平在10%的水平上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支持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直接引导作用,可以引导地区产业往高效能、高科技的方向发展。传统金融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解释了6.40%的产业结构升级变化,可见数字普惠金融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的作用略大于传统金融。人口密度在5%水平上显著地抑制产业结构升级,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劳动力更丰富,劳动力的价格也更低,当地更容易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地区差异

表2中(2)(3)(4)列分别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其他控制变量在地区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可见分区域研究是有必要的。具体看,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1%水平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标准化系数为12.34%,说明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解释产业结构升级变化的12.34%。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也在1%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标准化系数为15.71%,说明在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解释产业结构升级的变化的15.71%,数字普惠金融在中部地区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大。

(三)数字普惠金融对三次产业占比的影响

分别以三次产业占比为被解释变量,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三产从而影响到产业结构升级。表3中三列分别表示第一次产业占比、第二次产业占比和第三次产业占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少第一产业占比、提高第三产业占比的方式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1%水平上显著地减少了第一产业占比,标准化系数为4.41%,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解释了第一产业减少的4.41%;数字普惠金融在1%水平显著地提高了第三产业占比,标准化系数为6.40%,解释了第三产业占比变化的6.40%。五、结论与建议根据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解释产业结构升级变化的6.50%;2.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两地产业结构变化的解释分别为12.34%和15.71%,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3.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减少第一产业的占比,并提高第三产业占比的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对第二产业没有显著的影响;4.地区总体经济水平、政府支出水平、传统金融水平和人口密度等因素都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为了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针对产业特征进行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创新。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在服务个人消费者和低收入家庭时发挥了极大的优势,但是企业的经营、财务数据比个人数据难掌握,数字普惠金融在服务非线上经营的企业时存在局限,影响了其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数字供应链金融是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小企业方面的一种有效创新模式。数字普惠金融供应商可以结合不同产业的经营特征及资金需求特征,在模式创新方面做出更多探索。二是与地方金融机构合作,优势互补。本文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和传统金融都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在业务效率、风险防范等方面有显著的优势。而地方传统金融机构拥有更充足的资金及线下网点,可以全面、及时地掌握企业的经营情况。联合贷款是两者合作的一种可行模式。除了与地方传统金融机构合作,数字普惠金融机构与地方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可以合作,共同助力产业结构升级。三是与地方政府合作,服务地区重点产业。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与地方政府深入合作,结合地方产业发展规划,服务当地特色产业及重点产业,助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开放部分政府数据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对企业信息的掌握,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为中小企业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办公场地、政府对接人员等具体措施帮助数字普惠金融机构深入本地区发展,深刻理解本地区产业升级方向,精准助力特色企业和重点企业快速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作者:汪雯羽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