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伦理论文范文1
医学科学技术作为科学技术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推动医学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是同志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有过许多精辟论述,他特别强调在发展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伦理道德规范。
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对于促进我国医学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医学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中的作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志医学科技伦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客观、公正地评价医学科学技术的作用,重视医学科学技术伦理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运用于各个领域。在医疗卫生行业,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现出重要作用。一些高新技术不断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之中,为人类的健康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带来了福音。在新的历史时期,医学科学技术更深入、更快速地向前发展,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正如同志于2000年8月21日在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20世纪,人类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从量子理论、相对论的创立,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信息科学的诞生,到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的绘就,世界科技发生的深刻的革命,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可以预计,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的不断突破,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1]220“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生物工程技术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为农业、医药和人类健康开辟了全新的前景。”[2]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也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新医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高新医学技术在医疗工作中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的重要作用,为人类的健康服务。2000年8月5日,同志在北戴河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的讲话中强调:“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3]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为人类造福历史经验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同志曾多次指出: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以知识造福于人民,是科技工作者的光荣责任。”[1]601995年5月26日,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技工作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发展中迫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主要任务。”[4]“要十分重视解决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减灾防灾、人口控制、人民健康等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问题,为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作出贡献,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1]54防病治病,促进人们的健康是医学的根本目的。高新医学技术的运用是实现医学目的的重要手段,要使高新医学技术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操作、运用高新医学技术的医务人员必须具备为病人服务的崇高品德。因此,应对医务人员加强医学道德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真正树立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从而有利于医务人员从病人的利益出发,克服医学技术主义至上的观念,更加注重人文关怀,贯彻和落实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
因此,在发展、运用医学科学技术过程中,必须始终强调医学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比如,基因工程可能导致基因歧视,网络技术涉及国家安全、企业经营秘密以及个人隐私权的危险,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基因治疗、克隆技术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的国家利用高技术成果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在世界或地区范围内谋取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科学技术本身难以做到这一点。
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5]2000年5月17日,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埃利斯•鲁宾斯坦专访时的谈话中又强调:“生物技术,尤其是对基因的研究,必将给人类带来福音。”“防止基因歧视、保护个人隐私、贯彻知情选择和实现公正原则,都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1]186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强调:“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工程,它对于人类认识自身,推动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制药产业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经过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工作框架图’已经绘就,这是该计划实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类基因组序列是全人类的共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财富,应该用来为全人类造福。”[1]
三、尊重医学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保护知识产权医学科技工作者是发展医学科技的主导力量,他们为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劳动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其人格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其成果应受到保护
这也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多次要求对那些在科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1991年10月8日,他在农业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一些科学家给予充分肯定。“实践证明,摩尔根对遗传学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1]2910月16日,在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仪式上的讲话中,对钱学森在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表示热烈祝贺,并借此机会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本论文由整理提供。1996年12月9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建国以来在医学科技和卫生服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高度赞扬。2000年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为人类基因组序列作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高度评价。超级秘书网
做好知识产权保护是尊重科技工作者劳动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科技伦理的一项内容。“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科学技术,总是要同世界各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1]55“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1]217加强国际合作是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生物工程、基因技术、信息科学等领域加强了国际合作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与国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伦理原则。由于各国基础、自然环境、人口特征、文化教育状况等的不同,科技发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各有特点,各有优势,各国应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所以,在科技交往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又要善于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
至于遗传资源问题,中国在1998年6月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其出发点是在该原则下促进国际合作和交流。中国政府鼓励中国科学家与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所限制的只是少数个人和公司以科研名义采集标本从事商业活动。”
[1]186-1872000年10月11日,同志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又重申,在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下,搞好科技领域国际合作问题。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大气和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因特网上虚假有害信息的防范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工程科技的国际合作来促进解决。我国将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展战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更好地保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环境,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拥有一个更为美好的发展空间[1]227-228。
四、诚信、求实创新、拼搏奉献、团结协作,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医学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诚信,是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道德规范,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内在保证。诚信,在科技领域,也就是要具备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科技工作者应该率先垂范,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
[6]同样,一个人要想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一定的成绩,必须“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要作为科技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扬光大。”
具体来讲,“求实是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团结协作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公关。”[1]60-61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科技行业中可能出现的弄虚作等不正之风,科技才能取得更大进步。
参考文献:
[1].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6.
[3].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1.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2
关键词 教育管理 科学主义 人文主义 伦理主义 理论导向
从中小学教育管理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古今中外，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教育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时，总会 采取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在批判、继承、交流、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管理理 论和流派。不同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因其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不同，会认同不同的管理理论，也就会 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风格。我们为论述方便，可以大体将他们归并为：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以效率为核 心的“科学管理理论”；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行为科学”理论；以伦理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①。 在当今世界，这三种理论导向构成了教育管理的基本图式。在当代中国中小学，对各种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也 深刻地影响着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轨迹，但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这三种理论导向发展的趋势，都正在逐步由对 立走向整合，对这种趋势的深入研究，对深化我国中小学管理改革，意义极大。
一、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科学管理
在科学主义者眼中，科学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客观真理被认为是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而对 “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信念，则被认为是人们在认识客观真理之后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现代科学管理是 在社会大生产条件之下，对科学主义理论的一种实践。在教育管理中的科学管理作法，许多是从企业管理中移 植过来的。对形成20世纪以来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影响重大的最早一种学说是英国工程师F·泰勒提出 的“科学管理”理论，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原则有四条，一是对工人操作的每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替 代老的单凭经验的办法；二是科学地选择工人和管理人员；三是培训工人，使其掌握自己工种的学问；四是资 方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职责均分，资方要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不要把它们都推给工人②。这种理论提供了 解决企业管理中怎样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这两个环节的方法，因而成了现代管理科学 的基础，它也被称为“科学管理主义”。其思想不仅在企业界得到广泛运用，而且也运用到教育和社会生活的 其他方面。例如在美国，由于公共学校教育在19世纪末得到迅速发展，教育管理面临许多新的棘手问题，同时 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巨额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向学校要效率，学校管理人员只好求助于泰勒的方法， 成为在教育管理上与当时西方掀起的“教育科学化”运动遥相呼应的一种思潮。在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迎 来了“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的热潮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政府、家庭给教育提供了越来越好 的条件，同时对教育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引发了教育管理人员学习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热情，可以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教育管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科学管理”思想影响下进行的。
科学管理思潮对教育管理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注重提高教育管理的功能和效率
20世纪初，由于社会、生产、科技的迅速发展，各国基础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学校数量大量增加，社会 、团体、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大量增加，这引起了人们对教育效益的广泛关注，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学校在管 理上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要求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质量和效率上。为此提出必须对学校各方面工作进 行考核，在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之下，教育管理人员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教育价值观，转向接受与现代社会经 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管理模式，科学管理的思潮开始在学校管理中流行，它要求教育和管理 人员明确了解教育目标，了解学校的总效率与员工们的工作效率的联系，了解教师的工作成效，了解学生的学 习效果，了解一个班和另一个班教学效果的差别，了解本校学生与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较孰优孰劣，即注意把经 费的分配同教学成本联系起来。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讲师富兰克林·博比特就提出，要提高学校行政的效率， 首先要确定学校产品的理想标准（即学生标准）；其次规定学校的生产方式；生产者（教师）必备的资格和工 作准则。这样“管理人员就一定能够牢固地掌握控制生产成本的规律并懂得如何引进更有效的工作方法”，而 “效率意味着权力的集中化和监督者对全部执行过程实施明确的指挥”③，这样注重效率、成本、管理全过程 的观念对传统的经验型管理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二）强调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管理
随着科学主义观念的流行，教育科学研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量化方法如教育调查、教育统计、教育 测量成了学校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工具，成了记录、分析和比较教育产品及其成本的手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在教育管理中十分流行的岗位责任制、教师工作量的量化，标准化考试的盛行，甚至学生品德也要实行量化 标准，各种统计技术、量表以及成本核算程序的运用，使学校管理由粗放化走向了集约化之路。为保证质量和 效率，竞争和淘汰成为必不可少的措施，分数和年级、名次和证书，成为管理的主要手段，一切与此无关的兴 趣活动和课外活动，便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课程之外。
（三）以科层管理为组织基础
科层管理理论属于古典组织学派的一个分支。它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来的。其主要 贡献是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即建立在理性——法律权威基础上的等级体系。科层管理理论认为， 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革命改变了工作场所的性质，即分工细化和管理复杂化，这就有必要发展控制工作的综 合机构，创造沟通和协调的系统，确定管理者及其属员的行为准则。在韦伯看来，“充分发展的科层组织机制 较之其他组织，简直就象大机器生产与非机器生产方式之别”④，也就是说，他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 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虽然对教育管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科层管理理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⑤，但教育管理的理论研究 者和实践人员仍试图运用科层组织的概念和操作方法来说明和解决教育管理问题，对教育管理产生了切实的影 响。如在教育系统中建立上下衔接又有明确分工的管理体系；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赋予各级教育组织以 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在学校内部建立和完善行政管理组织网络，各职能部门层次分明，分工明确，有标准的工 作程序；各级领导要经常考核下属的工作效率，并按他们的能力和成绩决定进退，等等⑥。
上述观点充分反映了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观点。由于有了效率意识，教育管理人员更容易与 社会各界沟通，促进了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理论化，促进了教育管理的专业化、理性化、协调合作、连贯性和 激励作用，为教育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理论导向在实践中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它把人看成机器人、经济人，只能服从，忽视了教育是一项特别需要教师创造性劳动的事业，仅仅视教 师为执行命令的工具，无意调动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使人失去人性并使教师和学生屈从于机械程序和某些 领导人的专断独裁行为；其次，缺乏对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不重视处理组织中的人的问题，在 组织结构上的基调是独裁式，过份强调组织形式、成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等，缺乏对人格的尊重和对人的灵活 性的重视，其等级化、制度化的管理常常使组织僵化，束缚了事物的发展。第三，在强调教育管理和企业管理 的共性时，忽视了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教师劳动与工人劳动、教育投资与生产投资、教育结果与工业产品的 区别。虽然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首创了运用定量方法解决管理问题，弥补了过去纯定性分析的不足， 但事实上很难完全用定量的方法来分析和评价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其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
随着时间的发展，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给教育实践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加速了学历 社会的形成，在教育中形成了两个无休止攀爬等级阶梯的群体，教师为更高的工资、更高的职务和职称而攀爬 ，学生为更好的学校、更高的学历和学位而用功，使教育背离了教育本身的价值，教师和学生常常在为许多虚 假的目标而奋斗。其次，在教育内部，颠倒了人和教育的关系，压抑人性、摧残儿童，把人培养成了科学技术 和官僚管理制度的工具，教育严重脱离了生活。再次，学校从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成为一个“筛选”的等 级化机构和发放学历证书的场所，另外，由于学校教育转向考试中心主义，毕业证书成了挑选职业的通行证， 其贬值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了普遍的厌学情绪，严重影响了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因此，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理论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人文主义，一是来自伦理主 义，他们抓住科学主义的要害猛烈开火，批评它忽视人、忽视人性、忽视教育的本质、忽视教育与生活的联系 ，但它们各自的管理思想也是泾渭分明的。
二、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管理思想
本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劳工运动和民主思潮的蓬勃发展，新兴社会科学的产生，加上学校规模扩大和学 校系统内部结构变化，科学管理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抨击。于是，民主管理的新思想开始酝酿、诞生。 其中名气最大、影响最深的倡导者当推杜威，他在系统地提出基于人文主义精神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的 同时，提出要让教师有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管理，这不仅不会改变学校组织的本质，而且还将改变教师和管理人 员之间关系的类型和性质；作为学校管理人员的“领导应当是通过和别人交换意见从而激发和指导智慧的领导 ，而不是那种孤立地依靠行政方法专横独断地将教育目的和方法强加给别人的领导”⑦。以后，工业和社会科 学所进行的人际关系研究似乎在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了民主管理的支持者的所抱的信念——人道主义的领 导方式能够提高组织的士气和效率。
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注重管理中的人际关系研究
当时工业方面进行人际关系研究的著名实验是美国芝加哥霍桑工厂的管理部门与哈佛大学管理教授E·梅奥 (Eltan Mayo)等人合作进行的“霍桑调查”，其研究结果促使管理上的“经济人”模式向“社会人”模式转换 ，即注重集体以及集体中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问题对个人和组织效率的影响。不久，此种研究形成为有广泛影 响的人际关系学说，其基本原理是：工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他们不仅有追求物质利益 的欲望，还有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安全、归属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欲望，满足工人的社会欲望，提高 工人的士气（如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协作精神等），是提高效率的关键；领导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好集体工作 ，要在正规组织的经济需求和工作人员的非正规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必要平衡。
最早意识到把人际关系学说的研究和教育管理联系起来的教育家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导主任拉尔夫·泰勒 ，他在《变化中的思想概念促使教育必须调整》（1941年）一文中提出人际关系的研究与学校管理人员有关， 他预见今后教育管理必将受到“霍桑实验”的影响。二战以后，把人际关系学说和教育管理结合起来研究的文 章增多，如威尔伯·约契主张校长要正确处理好全体教职员之间的关系，要和教师以平等的地位对话等，给教 育管理理论以新的启发。
（二）注重人的需要的满足
人际关系理论通过霍桑实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是提高工人士气。究竟怎样才能提高 员工士气呢？人际关系理论研究者认为：追求满足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是激励人们的动力。以后的一些行为 科学研究者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人们各种各样的行为，都出自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 身存在的需要。因此，人们的需要和动机确定了人们行为的目标，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从人们 内在需要出发，推动人们采取某种有目标的行为，最终达到需要的满足，这就是激励的过程。以人文主义为导 向的行为科学论者认为，没有达到满足的需要是激励过程的出发点，行为的推动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认为激励的前提是，一方面，人是有需要的动物，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才能影响行为，而已经满足 的需要不再是激励的因素；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是按重要性的等级排列的，一旦一种需要被满足，另一种需要 就会出现，并要求满足。这个进程是没有止境的，人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而不断地生活和工作的。马斯洛在1954 年发表的《激励和人》一书中，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等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性需要、尊 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的这些基本思想被后来的实际管理人员广泛接受，在教育管理中如何用更 高层次的需要手段来激发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是教育管理人员普遍研究的课题。
2.赫茨伯格的“需要激励两因素论”
赫茨伯格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人们不满足于工作时，是对工作环境不满；如满意工作时，则是 满意于工作本身。1959年他在发表的《工作的激励》一书中提出了激励的两因素论。即：第一，保健因素或维 持因素。这种因素是维持一个合理的满意水平所需的，没有它们，职工就不会满意，但它们的存在并不构成强 烈的激励。第二，激励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对职工强烈的激励，能使职工高度满意于工作。激励理论明确指出 人们的工作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工作态度，而工作态度又取决于人们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而人们的需要是否能得 到合理的满足，又受到工作本身和工作环境的影响。70年代以后，马斯洛、赫茨伯格的管理理论对教育管理的 影响与日俱增，“自我实现”既是教育管理者自身的一种追求，他们也认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就 是要帮助每个人成为自我，如格里菲思就断言：“学校全体教师中士气的高涨，是和管理人员帮助他们每个人 在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所能达到的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⑧
（三）注重领导方式的研究
行为科学的研究者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在影响企业各部门工作效率的因素中，领导是最主要的因素。 他们发现生产效率高的领导人总是让下级清清楚楚地知道目标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要求，然后让他们有充分 的工作自由。并且还认为，如果领导人员以职工为中心，不仅注重职工工作，而且经常关心他们的需要和愿望 ，那么这个部门的效率就高；如领导人仅以工作为中心，不关心职工的愿望和要求，这个部门的效率就低。利 克特和他的助手在调查研究中就领导是否对下级信任、下级在工作中有无自由的感觉，以及领导是否积极与下 级发生联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组织领导的四种基本制度；一种是剥削式的专制制，第二种是 仁慈式的专制制，第三种是参与制，第四种是民主制。调查结果发现，工作效率高的单位多采用第三、四种制 度。因此，利克特认为，高效率管理人员领导人的组织有以下鲜明特点：第一，整个组织中每个成员是相互高 度信任，目标一致，并有参与、支持完成目标的意识；第二，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有明确、合作的态度和正确 的动机；第三，组织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工作有效的社会系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支持，领导鼓励成员有效 “参与”；第四，对成绩的总结，主要用来进行自我引导，而不是为了控制。国际知名心理学家K·节英(Kort lewin)与其研究生在美国依阿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领导作风如何影响群体行为。结果显示，实行民 主领导的组织活动成果丰富，组织成员对相互间的交际感到满意，他们表现出更有创造性和独立性。
不难看出，以人文主义为导向的民主的人际关系思想之所以被教育管理界广泛接纳，除了与本世纪20—30 年代的民主思潮发展有关外，更实际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助于解决由于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越来越官僚主义所 造成的问题。同时，教育组织的进一步专门化及其在规模上的扩大、教育活动的复杂化都要求教育管理人员在 处理有关事物的过程中应更加依靠教师的合作和专业知识，而民主管理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两者的确都提供了 一些重新分配决策责任，以及帮助教育管理人员更好地同教师一道工作的方法。这种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 广泛传播，并在实际管理中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管理中对人的看法，重视人的因素，特别是 将人的组织行为作为讨论的重点，不仅可资借鉴，而且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管理思想的繁荣；其 次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发展了管理理论，一方面开创多学科协调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人的行为的调查 研究；另外，它还强调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和行为规律，并据此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第三是提出了在工作中 实现“民主”和“自主”原则，恢复“人的尊严”或“人性”，使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相结合等新的管理方式 ，开辟了一条管理新路，特别是倡导教师参与管理的各个方面，“目标管理”和“丰富工作内容”等方式方法 ，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影响是很大的。
然而，民主的人际关系学说毕竟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定阶段发展起来的管理思想，它不可能解决管理的全部 问题，也无法解决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这种理论被行为科学论者片面强调其作用，夸 大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性，其片面性显得更加突出。加之制约人的组织行为的因素相当复杂，单靠某一种理 论予以科学的把握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寻求多种理论的整合使教育管理理论趋于完善便成了人们继续奋斗的 目标。
三、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理论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管理思想是由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思维定势所组成，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就 是他的管理观念的体现，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们无不出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 融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管理思想则是东方文化的产物，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发展的过 程中积淀而成的价值道德和思维定势。中国人处事、待人、律己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标准为准绳的。在 管理思想上重人论、重和谐、重传统居于主导地位。正如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所说：“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是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起点，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柱，人道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整体观念 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归宿。修养践履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根本要求，而推己及人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 唯一重要方法。”⑨我国现在的教育行政与管理人员就是在人伦为本的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头脑中 潜藏着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人伦管理思想。这种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强调政教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视教育为改造人的灵魂的工具。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学校的一切工 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⑩，可说是这一观点的代表。道德理想主义者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里，政治就是 教化，教化也就是政治，“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1)管理者首先是一个教育者，管理过 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他们反对自然主义学说，认为人在组织中如不被好的东西去影响、改造，就会被坏的东 西影响、改造。教育的责任就在于“化性启伪”，引人向善，就是把人的本性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用以驱除 后天不好的东西，向“仁”和“君子”迈进。管理就是通过管理者的教育，使被管理者遵守人伦关系中的秩序 。
（二）重视知行合一
道德理想主义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用一整套伦理规范来规范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乃至个人的生活小节，管理 就是建立一种伦理规范，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做、行，在做和行的过程中养成行为习惯，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 向的管理者相信、道德理想、道德秩序是个人精神和国家的支柱，它甚至可以超越经济的、军事的力量，并且 相信一种理想的道德可以通过合适的方法、途径有效地灌输给受教育者，陶行知先生在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 、重庆育才学校就是进行这样的教育，也是实践这种管理。陶行知把它概括为“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教学 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 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12)
（三）讲求人伦秩序
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十分讲求人际关系中的秩序，要求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特别是下级对 上级的服从，朋友之间的“信”，上级对下级的“义”。办事要谦虚谨慎，宽容忍耐，严于律己，沉着稳健， 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讲究中庸，强调团结，重视和谐，遵守纪律，这一切对于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益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道德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源远流长的，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的教育管理者的 头脑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从儒家的“修道之谓教”，到王阳明、陶行知的“知行合一”，都可以看出道德理想 主义的影子。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若服务于一个理性的、民主与法制健全的国家，管理的质量和 效率将会大幅度提高，教育将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这种管理思想在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土壤中也衍生出一些 消极因素，成为中国人前进中的包袱，比如崇尚权力的官本位专制主义思想；论资排辈的等级观念和行为准则 ；只重情义不讲效益；和为贵，忍为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开拓进取精神，等等。这是我们今天所必须 摒弃的消极因素。
四、融合——当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基本走向
从以上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看，无论是西方管理思想还是东方管理思想，各种理论导向都有自己的视角和 侧重点，科学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都关心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组织更富有效率的问题，其视点在于组织结 构方面。人文主义导向产生的变式其注意力则在于人的情感和其他的心理因素，强调人的需要。道德理想主义 产生的变式则强调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学科高度 分化、高度综合的趋势影响之下，许多学者发现单独一种教育管理思想解决不了问题，教育管理思想也不可避 免地要走向融合，即博采众家之长，促进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
在西方，随着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突变理论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兴起 ，一种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开放系统管理理论开始受到管理界的欢迎，并引入教育管理，可以视为教育管理理 论走向融合的发端。系统管理论认为，学校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认为学校、社区和社会之间的 界限是可以渗透的、相互作用的，社会上各种因素（政策的、观念的、经济的、风情的等等）都在影响着学校 的教育质量、工作秩序和效率。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从系统观念上给教育管理人员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提 供一种把学校内外环境、各种因素作为整体进行思考的方法，要求教育管理人员树立起整体优化观念、合理组 合观念、动态平衡观念、开放与闭合统一观念、信息沟通与反馈观念。同时把系统分析的方式应用到教育调查 、教育预测、教育决策、教育规划、教育评价、教育诊断之类的教育行为之中。另一方面，系统管理学说认为 教育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一体化系统，它是由许多子系统组成的开放的系统。第一，学校是由人、物资、教育 媒介和其他资源在一定目标下组成的复杂系统，一个系统的变化会引起另外几个子系统的变化，学校领导人在 协调学校内部管理过程时，要注意各子系统之间的动态联系。第二，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 一个子系统，它受外部环境影响，如社会对学校的政策和法律规定及广泛的文化影响，它同时也影响外部环境 ，它只有在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中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同时，系统管理理论往往同权变理论结合起来，不承认 在处理组织问题时有一套放之各种组织而皆准的方法，管理应该是根据学校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具体情况对组织 问题作出灵活处理。
在我国，特别是80年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改造我国原有的管理思想和体制，大多数 学者认为，我们学习西方管理理论，无论是以科学主义为导向的，还是以行为主义为导向的，都是为了消化、 吸收，为我所用。根据对以上三种教育管理模式的分析，我认为必须用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伟大教导为指南，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管理理论进行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把现 代的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既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也不全盘否定，大加讨伐。纵观整个 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论与运用，多样与综合，已成为当代教育管理理论完善与 更新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①参见袁振国：《对峙与融合—20世纪的教育改革》，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②F·泰勒：转引自关岩著：《领导心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页。
③F·Bobbitt,in S·C,Parkered, "The Supervision of CitySchools" (Pubil School Publishing Com pany,1913),P53.
④H·H·Gerth & C·W·Mills,"From Mat Wober:Essays inScocrolog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8.P215.
⑤⑥参见袁锐锷：《20世纪西方教育管理思想发展的回顾》，《教育研究》1995年第10期。
⑦J·Dewey,"Prblems of Men"(New Yourk:PhilosophicolLibrary,1944),P64.
⑧D·Grittith,"Human Relatiores in School Adminstration"(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vfts,19 56),P146.
⑨罗国杰著：《中国伦理传统的基本特点》，见许启贤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⑩《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页。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3
一、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科技伦理学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既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是职业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科技伦理学旨在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揭示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建构科技进步与伦理建设的互动机制[1]。《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正是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系统分析，强调科技与伦理互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力求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架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
不可否认，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理想与幸福的生活，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日趋紧张，科技与伦理的冲突日益凸显。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如今，科学技术发展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正如作者所说：“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相对滞后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互动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引发伦理道德的突出问题与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人类不能禁止某些新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因为，这样可能会使人类丧失美好未来的机遇。”[3]2如何使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规避这些伦理问题，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时代性课题，更是科技伦理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加强科技伦理学研究，寻求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规律，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迫切。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伦理忧患的时代，怎样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发展能否取得“双赢”的效果？人类应该如何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尺度，努力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这些问题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中找到了答案。
客观地说，在国内外的科技伦理学研究中，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相对薄弱，资料比较零散，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对于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研究不多，很少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该著中，作者直面问题，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而提出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应然诉求。在作者看来：“一方面，通过对科学技术运行中的伦理分析，有助于对科技人员与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使科技运行合理化，实现真与善的统一，最终使人的行为趋于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对伦理的科学技术成分分析，能为伦理建设寻找合理依托。”[3]62
总之，科技发展对伦理具有正向作用，伦理对科技发展也具有正向作用，科技与伦理互动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时时处在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之中。科技进步促进伦理建设，并为伦理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伦理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现代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毫无疑问，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对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研究内容的拓展，更是一种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
学术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重视多學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当然，不同学科知识发展、交叉的结果是同一个问题可以用不同学科知识来解释，但解释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客观事物，全面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也是这样，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可否认，科技与伦理互动具有必然性，但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空发展，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表现则不尽相同。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为把握科技与伦理的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立足历史视野与现实发展，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架构，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
《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着力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而科学把握了科技与伦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嬗变以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该著既强调吸收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又注意从文化学、人类学以及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视野探讨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基础、规律及诉求。例如，从文化学维度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进行文化考量，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看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内在矛盾之一，揭示科学技术与人性之间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凸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又如，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对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关系研究，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关联，明确科技与伦理之間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强调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应然诉求”[3]5。
纵观全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努力交叉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层面重新审视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在高科技的辉煌与伦理忧患并存的时代，寻找科技与伦理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实践对策，从而“描绘出现代形态的科技与伦理相互作用的宏伟画卷，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热点问题及争论的焦点问题提供了一部可参考的范本”[3]4-5。
三、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不仅表现在静态的相互联系，也表现在动态的相互作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就是要揭示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机理，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该著既注重学理层面的探讨，又针对现实，强调问题的针对性，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提出应对之策，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论进行了系统建构。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该著正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切中时代脉搏，深入分析关于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理论纷争，探寻走出困境、解决问题的实践途径，从而突破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究式纯逻辑推演模式。
二是清晰的历史脉搏。把科技与伦理的逻辑关系放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动态考察，揭示二者互动的抑扬轨迹，重点探究科技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从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历史脉搏。
三是系统的理论阐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性与伦理的反思性的互动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相关性；从多维视角认识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可能性，阐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原则、基础及当代意义，从而深化了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认识和理解。正如拉特利所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造成越来越多的需要提出新规范的行情，而且还使新的行为更加合理、有效。”[5]
四是深入的实践探索。该著不仅能够准确地发现问题，还善于科学地解决问题，对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现实障碍、理念创新以及实践路径等进行深层次探讨，包括重塑科技伦理主体责任、注重科技伦理问题的政策导向、强化科技伦理问题的制度选择等，并从现代高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入手，分别从核技术伦理的反思与架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与伦理评价、生态伦理视野下技术创新选择、工程伦理与工程师的伦理责任等视角深入分析，全方位探讨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行动逻辑与实践策略。
综上所述，《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是近年来科技伦理学研究的又一部精品力作，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应用价值。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其既表现在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上，更表现在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中。
[参考文献]
[1]杨怀中.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9-2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8.
[3]潘建红.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89.
[5]杨杰，方春英.走向科技与道德的良性互动[J].科技创业月刊，2005（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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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伦理论文范文4
一、伦理学是科学吗
人类学问原来只有一门爱智之学，即广义哲学。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尽管爱智之学的内部有了不同学科的划分，出现了“分科之学”意义上的不同“科学”，但它们还是都生长在广义哲学的名下和怀抱之中。近代以降，随着一门门具体科学的发育成熟，脱离哲学，自立门户，人类学问开始有了科学和人文学的真正分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大类人文学则以狭义哲学即形而上学意义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为典型。那么，在这样的人类学科体系中，以道德问题为研宄对象的伦理学位置何在?属于哪种性质的学科?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成功和迅猛发展，一种将科学视为人类理性的全部，又将理性视为人类精神的全部的“科学主义”愈演愈烈。受这种科学崇拜舆论的影响，许多伦理学家大都乐意堂而皇之地将伦理学称之为一门科学。其实，伦理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科学，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也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
任何一门具体的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只是负责向人提供关于其学科客体或研宄对象的知识而己，从不再由此涉论主体之人，也不据此直接为人的实践提供任何建议。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数学、物理学、化学还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的教科书中，都看不到这样的内容。伦理学则不然，虽然它也负责向人们提供关于道德本身的各种知识，但它更看重的是，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而通过构建合乎时代要求的道德规范，直接为当代人的实践提供指导，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待人如何修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学“这门科学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实践”[|]6。
伦理学之所以能为人的实践提供指导，归根结底，在于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价值问题。众所周知，伦理学的基本对象是道德，而道德作为处理人间事务的规范，乃是人为的价值规定，它既对人的作为进行指引和约束，又是判断人之作为的善恶评价标准。此其一。其二，伦理学不仅要运用道德规范对人的实际关系、实际活动和选择意向作善恶评判和价值导向，而且还要对各种实有的道德规范本身进行好坏优劣的价值评判与取舍，以便设计整合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应有的道德规范体系。最后，不论是对各种道德规范进行评判取舍，还是对所有应有的道德规范进行分层、排序、整合、统摄，以使之不相互冲突，达到一律，都只能依据最高价值即终极价值或至善作为最高评判标准来进行，是故伦理学还必然要努力寻找并确立终极价值或至善。由此可见，价值问题就像一根主轴那样贯穿于伦理学研宄的始终。
与之不同，科学只研宄事实问题。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有质的区别。事实总是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情，价值则是人赋予事物的好坏意义，而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东西。是故事实问题都是“实然性”问题，是问对象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价值问题则属“应然性”问题，是问对象是好是坏?是善是恶?以及人对对象应当如何?不应如何?对“对象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的提问，只能用已有的相关事实来做出回答。而对“对象是好是坏?是善是恶?”和“人应对对象如何?”这样的问题作答光凭已有的相关事实就无济于事，最终只能通过设定一定的价值标准来作判断。而这种人为设定的价值标准，自然也不是那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正因科学只研宄事实问题而不讨论价值问题，也不直接对人提供“应然”即“应当如何”的意见与指导，所以能做并负责做这些事的伦理学并不属于科学。
其实，科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这种差异早有人察觉。西季威克说：伦理学“特殊而基本的目标是确定应当如何行为，而不是确定目前如何、已经如何和将来如何行为”，所以“我宁愿将伦理学称为一种研宄而不是一门科学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一门科学的研宄题材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实存的。，，[2]25一26蔡元培也指出，伦理学“其阐定标准，而据以评判各人之行事，畀以善恶是非之名，则非自然科学之所具矣”。
伦理学既然不属于科学，就只能属于人文学。确切说，它是属于人文学中的哲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由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部分组成。本体论探讨存在的本源，认识论探讨认识存在的方法，价值论探讨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一般意义由“价值”或“好坏”这种最基本的词语表述，存在的特殊意义则分别由“利弊”、“善恶”、“美丑”这样的价值词表述。其中，“美丑”是从存在的形式上表述存在的意义，“利弊”是对事物性存在之意义的表述，“善恶”是对人事性存在之意义的表述。因而以研宄人事即道德规范与行为、人品之善恶价值为核心问题的伦理学，就是奠基于哲学价值论之上的哲学分支学科。正因如此，中外伦理思想史中的各种伦理学理论，无不是由哲学家创立，而这些伦理学理论又无不被称之为哲学理论。正因伦理学具有研宄价值问题并直接向人提供“应当如何”的意见与指导的特点，决定了这门学问的基本性质是哲学而不是科学。
伦理学除了因有应然问题的研宄而与科学相区别之外，即便在实然问题研宄方面也与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这就更进一步地说明了伦理学不是科学。这个区别就是科学只研宄可经验到的实然问题或经验性实然问题，而不研宄难以经验到的实然问题或非经验性实然问题。所谓“经验性实然问题”，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被研宄的客体可以通过观察、实验、调查等实证方式而确定其确实存在;二是对这个客体“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的回答，也建立在观察、实验、调查的实证基础之上。反之，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实然问题就是所谓的“非经验性实然问题”。举例来说，“煤是什么?有什么性质?为什么能燃烧?”之类属于经验性实然问题。而“世界的本元是什么?”“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之类，则属非经验性实然问题。不难理喻，对煤只要通过化学实验分析其分子结构，就能正确回答煤是什么?有什么性质?为什么能燃烧?但“世界的本元”并不像“煤”那样，是一个人们已经经验到的客观事实，而只是推想出来的一种可能的存在。
既然如此，人们也就不可能对这个不确定的存在通过观察、实验、调查等实证方式说出它是什么?有什么?为什么?在“社会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提问中，“社会”倒是人们已然经验到的事实，可“社会的本质”仍不是仅通过观察、实验、调查就能经验或揭示的。由此推广可说，所有的非经验性实然问题均有难以用经验去实证的特点，所以它们也不属于只能用经验事实回答问题的科学研宄范畴而成为哲学所研宄的“形而上”问题。在伦理学中，有关道德的本体论追问，即有关道德的起源、本质、演化、结构、类型、功能等等是什么的追问，基本上都属于难以单纯用经验事实去予以回答的非经验性实然问题。宄其原委，一则在于长期以来连“道德宄竟是什么”都存在争议而不是清楚的经验事实，遑论对道德的更进一步追问能仅凭经验事实给出?二则在于道德是一种非实体性存在，看不见，摸不着。如是，存在于道德内部的本质、结构、功能之类就更无法通过观察、实验或调查的方式予以揭示。
正因伦理学与科学还存在这样的差异，所以亚里士多德当初在创立伦理学时就已指出，科学是以不变的或必然的事物为题材，并寻求题材中有充分确定性的东西。而实践哲学及伦理学的题材则是不确定的或变动的，因而也只能期望获得同题材相适合的确定性[4]7。
对于“伦理学不是科学”这样的结论，可能许多从事伦理学专业学习和专业研宄的人都会感到沮丧、自卑，然而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科学从来都不是万能的，而哲学作为科学之外的另一种智慧，就是负责研宄科学所不能研宄或无法问津的那些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说“伦理学不是科学”，只是强调伦理学在学科属性上不属于科学，而不是说伦理学与科学隔绝无缘。事实上伦理学除了有价值问题和非经验性实然问题的研宄，也有对经验性实然问题的研宄。这就使伦理学也与科学相通，包含有一些科学的成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伦理学的经验性实然问题大致出现在如下三种情况中。一是伦理学要想回答“某个地区或某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是怎样的”问题，就必须深入到该地区或该民族中去进行客观的社会观察和社会调查，最后凭借经观察或调查所得到的足够的经验事实来做出回答。而对某个国家随时展而出现的社会道德状况的变化进行描述，也要如此。二是伦理学在对某个行为或某个事件进行善恶评价或道德评价之前，需要先搞清楚有关该行为或该事件发生的实际情况、真实过程及具体背景;在为人的各种道德选择提供“应当如何”的指导时，也需要先弄清引发该道德选择的具体处境或境遇宄竟是怎样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基本上也只能以通过社会观察或社会调查所得的经验事实为依据。
三是因果关系是典型的经验性事实问题而伦理学中也有因果关系问题。当伦理学要对这些因果关系进行真假值的判断时，必须凭观察或调查所得的经验事实来说话。比如“衣食足则知荣辱”、“饱暖生淫欲”、“过高的道德要求会伤害人的活力”、“只有同社会赏罚同构的道德指令才是有效的”等命题，就都是一些含有道德意蕴的因果关系命题。而要想知道它们一孰真孰假?显然只有通过广泛搜集历史和现实一的相关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才能得出正确的结一论。就“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个因果判断而言，一如果搜集归纳到的经验事实与该判断相符，则一该因果判断为真，反之则为假。
通过以上可知伦理学所研宄的道德问题既有属于哲学问题的价值问题和非经验性实然问题，也有属于科学问题的经验性实然问题，而其中的价值问题又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这就说明，伦理学这门学问，兼有哲学与科学的二重性，是哲学性为主，科学性为辅的哲学分支学科。
二、如何把握伦理学的方法
伦理学在研宄道德问题，构建伦理理论时，与所有其他学科开展自己的研宄一样，也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方法。伦理学兼有哲学为主科学为辅的二重性表明，哲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方法在伦理学的研宄中均不可偏废。其实，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正因伦理学在研宄中既要使用哲学的方法，又要使用科学的方法，才使伦理学具有哲学与科学的二重性。
无论科学还是哲学，其具体方法都不止一种，而是很多种。那么，被伦理学所用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又是哪些?对这个问题泛泛而论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必须分析来说。
在学术研宄中，方法是研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这意味着，一方面，方法为问题服务，问题决定方法。即对于不同性质或类型的问题，需用不同性质或类型的方法来进行研宄。
这是因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找不到能适用于一切问题的万能方法。另一方面，问题也受制于方法，方法也决定着问题的解决方式和结果。即对同样问题的研宄，若采用的方法不同，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学术问题与学术方法间的这种密切相关性表明，对于伦理学所用方法的说明，可以以道德问题的分类为线索来展开。
需要伦理学研宄的道德问题非常之多，这一些问题随着伦理学内部研宄分工的出现，己经一分别被道德哲学、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描述一伦理学、部门伦理学、道德文化学、伦理史学这一些伦理学的二级分支学科所瓜分。因此，道德问题的分类，实际上也就是伦理学二级学科研宄对象的分类。于是伦理学研宄不同类型道德问题的具体方法，也就分别存在于它的每个二级学科之中。
在伦理学下一级分支中，道德哲学负责研宄道德的起源、本质、特点、演变、结构、类型、功能等等道德本体论问题。道德本体论问题属于单纯凭搜集归纳事实材料难以回答的实然性问题，因而只能用哲学的理性思辨方法进行研宄。这是一种与科学的经验实证大相径庭的方法，它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也不依赖于对经验事实的归纳得出结论，而是通过构建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或原理去对所要研宄的对象与问题进行规定、分析、划分、解释、整合、推论。从伦理思想史上看，用于回答道德本体论问题的理性思辨方法基本上有三类，即自然主义的方法、神秘主义的方法和理性主义的方法。自然主义包括性善论、性恶论、快乐主义、情感主义、功利主义、进化论、实用主义等等，其方法特征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解释道德的起源、本质、特点。神秘主义包括各种宗教神学和非宗教有神论，其方法特征是用某种超验的非人可及的神圣，如神、天、天道等，解释道德的起源、本质、特点。理性主义自苏格拉底始，以柏拉图和黑格尔为典型代表，在伦理学方面的方法特征是以理性、灵魂、理念、绝对精神之类精神范畴展开对道德的解释。这三种方法尽管都对道德本体论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然其结论均不能令人满意。道德乃是人类实践产物的基本事实提醒我们，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对道德本体论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们还得运用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方法，从人的实践及其动机即需求出发去解释道德的起源、本质、特点、类型、结构、功能，并根据实践主体的变化和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物质生产关系的变化去解释道德的历史演化与进步。
规范伦理学负责研宄人的行为、品质和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这些问题由于一方面关乎对人的行为、品质的善恶评价，另一方面关乎对道德规范本身的优劣评估与合理性预设，因而在实质上均属价值问题，也只能用哲学价值论的方法来加以研宄。不论是对行为、品质进行善恶评价，还是对道德规范本身进行优劣评估与合理预设，都要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于是如何确立价值标准也便成为这里的关键。以往伦理学对此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不外功利主义的方法和道义论的方法这两种。功利主义的方法重实际结果，以快乐、功利、幸福等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并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最高价值标准。道义论的方法重抽象原则，以道德律令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并以道德律令能否普遍化作为判断其优劣的标准。
应该说，这两种方法都为规范伦理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可各自的缺陷也明显存在。功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对功利和幸福的解释太过笼统，以致无法区分各种具体价值的大小;道义论的主要缺陷则是存在倒本为末，将道德律令作为人的目的的倾向。后来各种改良的功利主义与道义论也没能彻底化解这些缺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没有对规范伦理学的价值问题做过专门研宄，但其秉承人类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传统，通过对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复归的历史过程的揭示而提出的最高价值原则，即“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望帮我们找到更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应该能让功利与道义达至统一，从而既保留功利主义方法与道义论方法的原有优长，又使二者的原有缺陷得以克服。
元伦理学负责研宄道德词汇、道德判断、道德推理等道德语言问题，要对道德语言的由来、性质、类型、功能、意义和逻辑关系提供说明。由于道德语言形式多样，变化多端，本身就是不确定的题材，决定了要想进而深入其内部把握其内在规定性，亦非理性思辨的哲学方法莫属。元伦理学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先后有直觉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两大流派。这些流派虽在推定道德语言的功能、意义时均存在严重失误，但它们所普遍采用的语言分析法在分析道德语言的性质、类型，指明道德判断不是事实判断时，还是卓有成效的。因而语言分析法在今天的道德语言研宄中，仍可以继续为我们所用。语言分析法的基本方式是，通过发现不同语言的差异来为不同的语言定性，进而推论它们的其他特征。与语言分析法相似，语言学中的词源法和语用法，因在说明道德语言的由来和意蕴方面特别有效，也是我们研宄道德语言所不可或缺的方法。
描述伦理学是伦理学与社会学在当代结合的产物，负责向人们描述一个区域、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整体道德风貌。描述不能凭哲学的理性思辨，只能用事实说话，这就必须使用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具体说来，它的基本程序是这样的：先通过观察、调查、问卷、走访、座谈、实验、作品分析、个案分析和参与其中亲身体验、内省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获取大量与特定研宄对象相关的经验材料，再在此基础上运用科学归纳法进行总结，最终勾勒出该特定对象的整体道德风貌。
部门伦理学，亦称应用伦理学，负责对存在于人类各实践领域的具体道德问题做分门别类的研宄。这样的研宄以往只局限于家庭道德和职业道德的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科技伦理学、政治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的相继出现，部门伦理学有了迅猛的拓展，到了今天，几乎己经没有哪个人类实践领域不在部门伦理学的关照之下。部门伦理学之所以也被称为应用伦理学，在于它是运用理论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方法来研宄各种具体道德问题。因而部门伦理学本身并没有另外的方法，在研宄中主要是按问题的性质而选用伦理学及其他伦理学分支学科的一般方法。若涉及的是难以经验的实然性问题，如“道德与经济、政治、科技的关系是怎样的”之类，就用道德哲学的理性思辨法;若涉及的是可经验的实然性问题，如“导致诚信普遍失落的原因是什么”，就用描述伦理学的经验实证法;若涉及的是应然性问题，如“是否应当克隆人”之类，就用规范伦理学的价值评价法。
道德文化学，或伦理文化学这样的术语，始见于1980年代，是最新近的伦理学二级学科。道德文化学负责将道德放在特定文化的背景下做总体研宄，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特定文化中的道德规范体系之内涵、结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二是揭示道德规范体系在特定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与构建方式、运作方式;最后则是在前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文化中的道德文化进行比较评价。其中，前两种研究属于对业己存在的事实的描述，基本上可用描述伦理学的方法来进行。第三种研究所涉及的“比较”，要用科学比较法，即通过对比找出不同道德文化之差异、特征。而“评价”则属价值研究，需要采用规范伦理学的价值评价法来评估不同道德文化的长短优劣。
伦理史学，负责研究人类伦理思想史和人一类道德生活史。对人类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是一要清理人类己有的各种伦理学说，以为伦理学一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这种清理，一属于对思想的反思，需在客观解读文本的基础一上运用哲学的辩证分析法进行，以区分出其中一的精华与糟粕。对人类道德生活史的研究，是要以文字的形式再现历史不同时期中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道德生活原貌，以为当代的道德建设与道德生活提供各种历史经验的参照。由于“再现”属于对以往事实的描述，自然也要采用描述伦理学所使用的科学的经验实证法。只不过在取材方面对历史经验的取材与对现实经验的取材有所不同，“再现”的取材，主要是运用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方法，从口传历史、田野调查、各种历史实物和包括雅俗文本在内的各种历史文字资料中提取所需素材。
伦理学不仅根据道德问题的性质与类型来选择方法，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同一个具体的特定对象。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66-02
一、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概念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科学与技术各自都有相对确切的概念。现代所用“科学”一词，是近代日本学界初用于对译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它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而侠义科学仅指自然科学，本文所指是其侠义的自然科学。英文中的技术一词technology由希腊文techne（工艺、技能）和logos（词，讲话）构成，意为对工艺、技能的论述。到20世纪初，技术的含义逐渐扩大，涉及工具、机器及其使用方法。伦理学，在古希腊，“ethos”一词最早见于《荷马史诗》，特指一群人所共居的地方，后来，词义扩大为一群人的性格、气质及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已被认为是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科学。“道德”一词被赋予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道德品质、道德境界和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二、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几种观点
自古以来，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一直以来被大家争论不休，但主要分为相关论、不相关论和等同论。相关论者又可分为伦理道德决定论和科学技术决定论。下面我们就分别进行阐述。
（一）不相关论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区分开，他著有《物理学》是研究科学技术，他的《尼格马克伦理学》是研究伦理道德的，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而后者研究对象是人。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彭家勒（1854-1912）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一个追求“真”，一个追求“善”，“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1711-1776）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1889-1951）、卡尔纳普（1891-1970）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中国的《易经》就有“形而下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把伦理道德所指的“道”和自然科学所指的“器”区分开来。他们太注重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区分，实质上是否定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本质联系。
（二）等同论
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前468-前420），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把美德作为知识的一部分，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是苏格拉底对人类科学技术史和伦理思想史的巨大贡献。但是，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在没有揭示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的情况下“等同”对待，实际上等于忽视或取消了两者之间的差别，这一观点后来成为导致科学技术乐观主义和科学技术决定论的思想渊薮。
（三）科学技术决定论
中国先秦墨家学派崇尚自然科学，主张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墨子》有“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主张人人平等，反对战争，天志既掌握自然规律，明鬼既继承前人的经验。在近代自然科学盛行一时的阶段，这种观点占据了主导。从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哥白尼的地心说革命，伽利略确定了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方法，笛卡尔认为，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为同一机械规律所支配的机器，甚至人体也是如此。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他认为世界就像一个运转的大机器，上帝给了第一脚的推动力，于是世界便在三大定律作用下开始运转。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一些机械论者认为科学技术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科学技术的进步就能带动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显然这种观点太过于极端化，事实表明，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原子弹、克隆人等例证就能表明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弊端。
（四）伦理道德决定论
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把个人的伦理道德放在高于其他知识地位，《论语》就有“君子入则孝，出则悌，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问”，《中庸》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反映了伦理道德才是最根本的前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现实社会只是理性社会的一个模版，理性社会的人都是追求最高的伦理道德――善，人类学习知识只不过是为了运用知识更加认识理性世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科学的威力不断增加的同时，科学的利用越来越不高尚，越来越粗野，而且越来越不道德”。他们甚至主张用“完全刹车”的办法，来阻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三、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一）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科学技术不仅带来政治、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而且带来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观念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进步决定了伦理道德的完善，中国先秦的管子在其著书《管子》中说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生产出更多的生产资料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人们才能更好的遵纪守法、知礼让礼。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人们认识世界的知识、方法和手段，为促进人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利害关系，对新的价值观、伦理观的形成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从最终决定意义上来说是以促进作用为主的。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进步的基本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改变了社会的道德舆论，促进人类新的道德规范生成，促进了人们价值观的不断更新，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道德生活、处理伦理关系，强调人类智慧，促进了伦理学学科的发展等。
（二）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反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它在改变一些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同时，也冲击着那些仍然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仍在发挥着重要社会协调和约束作用的伦理道德，削弱和挑战着它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例如：盲目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忽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人类价值观趋向的改变，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利用科学技术去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忽略伦理道德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保护作用，所导致的大气污染、河流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生物技术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更为深刻和严重。基因技术特别是人体生物遗传信息的破译，在促进人类揭示遗传基因秘密，为人类自身疾病的诊治提供依据和手段的同时，带来了如何尊重并保护人们的遗传信息隐私权，如何确保人们受到公平合理的评价和对待，而不是“遗传决定论”或“基因决定论”的观点，避免对遗传信息的误用和滥用，产生“基因歧视”等社会问题，以及如何真正善待我们的后代，不至于利用基金技术来“设计和制造后代”，既损害了当代人的身心健康，又侵犯了后代人的权利。
（三）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辩证作用
然而，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作用犹如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作用一样也具有两面性。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规范，体现在科学技术伦理和科学家行为规范，可以更好地指引科学技术导向提高社会生产力、造福人类社会的方向，限制科学技术滥用，危害人类和自然生态环境。相反，当社会的伦理道德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且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调节作用的时候，往往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束缚，产生阻碍作用。例如中世纪西方封建国家的宗教神学的伦理道德观念严重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时就要打破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道路。
四、正确处理好伦理道德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和作用
科学伦理论文范文6
一、研究文化伦理学的背景、问题和意义
1.研究文化伦理学的背景
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大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文化建设既是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建设的反映和要求，又是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建设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的十七大强调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全面部署。只有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髙潮，提供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文化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满足人民精神期待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必须更加自觉承担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繁荣现代先进文化的历史责任。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文化建设进人到了一个新时代，即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而与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紧密结合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待文化生活、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价值尺度，已经由单纯政治标准转向了兼顾或突出伦理道德标准。甚至还把对文化建设的伦理审视，也扩展到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建设的伦理审视。因为伦理标准是比别的标准更加人性化或人文化的价值标准，也是合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标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和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兴起，都为开辟文化伦理学研究方向提供了深厚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时代背景，用伦理道德观念透视和引导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引导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和文化消费的主体，不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贡献。关注和研究文化体制改革等现实问题，其成果既能指导文化建设的实践，又能为尚待发展的应用伦理学分支——文化伦理学体系的形成做出贡献，为文化哲学和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奠定基础，也可以应用于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文化生活、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进行伦理关怀的现象自古就存在。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中，越来越渗透着文化伦理的价值倾向。如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尔斯的《正义论》、哈贝马斯的《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交往行为理论》等，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把追求伦理、道德价值作为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西方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财富的急剧增加，一个新的空间随之出现，这就是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它的本质是“文化空间”。但是当这个空间逐渐扩展为人类社会的主导结构的时候，它却迎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控制、扭曲和压抑，在物质繁荣的表面，实际存在的文化异化现象，引起了很多学者对西方文化发展的伦理审视和研究。如西方的科技异化论、文明冲突论、生态危机论等，都与此有关。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不是指文化伦理学所要研究的内容性问题，而是指在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尚未开辟出文化伦理学的研究方向。或者说从伦理道德视角研究文化现象和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还不够高。在我国，作为应用伦理学分支的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等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以“文化伦理”为关键词的论文却廖廖无几，以“文化伦理学”为名称的着作更是尚未见到。当然，对“文化”概念能包含的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具体领域伦理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少的，只是还缺乏从文化伦理学高度进行的必要整合。为什么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不是文化现象、文化建设、文化发展中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是不是“文化伦理”和“文化伦理学”的概念不能成立？显然都不是。我认为主要是从伦理学或道德观视角观察和研究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还不高,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实践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应用伦理学分支还不够发达，整个伦理学理论及规范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度还不高的表现。伦理学以道德现象和伦理文化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念和标准问题。伦理学所提供的一切理论和观念，都源于社会实践，反过来又指导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基础伦理学，还是应用伦理学，都带有很强的价值性和实践性。其中道德价值观对社会实践领域和个人生活领域的覆盖是很全面、也很深刻的。广阔的社会文化建设领域和人们的文化生活领域，无疑是很多伦理道德观念都要覆盖和关注的领域，更是方兴未艾的应用伦理学分支不可能忽略的领域。可是，目前文化伦理问题的关注度却很低，研究成果更是非常少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状和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加以努力的方向。
3.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的意义
(1)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推进文化伦理问题研究的意义，是由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决定的。在当代中国开展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能力和产品，它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二，加强文化建设也是提髙全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教育科学发展水平和民族综合素质的竞争。加强文化建设，有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有利于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第三，加强文化建设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加强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全面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加快提高W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当今世界，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有赖于文化的支撑，文化产品和服务直接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而且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而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快速发展相比相对滞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同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适应，这在客观上要求我国文化有一个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人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着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落实好这些要求，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推进文化伦理问题研究的意义，也是由文化伦理学在应用伦理学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当代伦理学研究可大致区分为基础伦理学研究和应用伦理学研究（也有人称为理论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其中，应用伦理学是以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为基础而形成的。它既是基础（理论）伦理学研究向实践的延伸，又是直接面向实践或从实践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伦理学新范式。目前，学术界对应用伦理学的分类还比较混乱，表现在各中名称相互重叠，不成系统，缺乏统一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从而制约了学术发展，也弱化了伦理学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
笔者认为，一切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都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是实践主体对其道德责任的自觉，也是对实践活动所涉及的善恶、义利、知行、理欲、荣辱等伦理关系的调整。因此，只有依据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领域来给应用伦理学分类，才有科学性，也才能促进伦理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从而促进道德理论贴近实践、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人们的实践活动包括满足生存、发展、享受之需要的生活实践和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的社会实践。划分应用伦理学分支的问题是个国际性问题，就当代中国应用伦理学的发展现状来看，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科技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分支都有，而且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成果。很多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还有以这些应用伦理学分支为方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可是，以“文化伦理学”为名称的应用伦理学分支还没有明确树立起来，与此相关的很多理论问题尚待研究。这与应用伦理学发展还不成熟有一定关系。
我认为，伦理、道德以实践为基础，实践是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用伦理学更要面向实践，其分支更应该以社会实践的领域为基础来划分。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就是中央按照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大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至于有时提到“党的建设”，尽管也可以与“五大建设”相并列，但从理论的严密逻辑来说，应该归于“政治建设”的内涵。“五大建设”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及内容的高度概括，有很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这为我们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前提。如果把应用伦理学的主要分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建设实践相对应，就可以看出，文化伦理学的产生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缺少了文化伦理学的视角，伦理学、特别是应用伦理学对社会生活实践的覆盖和关照就会是不全面的。因此，我们提出建构文化伦理学体系的任务，就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文化伦理学的属性、对象和任务
1.文化伦理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
从学科属性上说，文化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化伦理”的本质含义就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审视文化，一方面揭示文化现象的伦理意蕴，另一方面提出文化发展的伦理规范。
文化现象作为客观事实，其中的伦理意蕴，即善与恶、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等的价值意义是“实有”的。文化发展的伦理规范，作为主体的理想追求是“应有”的。质而言之，“文化伦理”是从伦理价值角度反映文化“实有”与“应有”关系的概念。由此可以引伸出一个专门研究文化伦理现象或问题的学科——文化伦理学，这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门类，也是文化哲学的一个分支。由于文化伦理现象是伦理学和文化哲学共同面对的一类问题，因此也带有某种交叉性或边缘性。文化伦理的内涵十分丰富，文化制度伦理、文化政策伦理、文化市场伦理、文化教育伦理、文化传播伦理、文化信息伦理以及文化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等，都可以作为文化伦理学的问题来研究。文化伦理学应该以文化建设领域中的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按照“文化”概念的一般含义，涉及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宗教信仰、民俗风尚等，与此领域相关的一切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都在文化伦理学的研究范围。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任务
文化伦理学的根本任务是促进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的健康发展和繁荣昌盛。文化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相联系，也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相联系。因此，文化伦理学也要为此做出应有贡献。具体来说，就是要研究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宗教信仰、民俗风尚等领域的伦理问题和道德现象。提出相关道德原则、规范、范畴,认识和调整文化关系，指导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中的道德选择、评价、教育和修养。人类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中，有许许多多健康的催人向上的作品，也出现了一些腐朽、淫秽、丑恶、反动的文化垃圾。文化创造即价值创造活动。价值创造活动的效应是多方面的，有积极的效应，也有消极的效应。这就是人化与异化的并存，也是文化悖论的根源。有的价值创造活动，正价值与负价值同时产生、同步发展；有的价值活动，正价值与负价值前后相继，从眼前看是正价值，从长远看是负价值；有的价值创造活动，先产生正价值，后产生负价值；有的价值活动，先产生负价值，后产生正价值。但是,从整个历史过程来说，人类价值活动创造的正价值多于负价值，而且负价值往往是作为创造新的正价值的起点或中介而存在的。所以，价值和文化的悖论不会使人沮丧,也不会消磨人的创造热情。
3.研究文化伦理学就是要充分、自觉的发挥文化伦理的功能
首先，文化伦理有认识功能。它可以使人们从伦理角度认识文化的价值底蕴和发展趋向。其次，文化伦理有调节功能。它可以通过规范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从而使社会秩序文明化。再次，文化伦理有导向功能。它可以对文化活动和文化发展起到方向盘和指路灯的作用。最后，文化伦理有扬善抑恶的评价功能。它可以通过伦理评价，使优秀文化的发展受到鼓励，使落后、腐朽文化的发展受到贬抑。这些功能的综合运用，就使文化的继承、创新、教育、传播等活动有了一种伦理调控的机制，同时也使相关的伦理文化转换为文化伦理。发挥文化伦理的功能，不但要发挥其规范调节功能，还要发挥其价值导向和激励创造的功能。在当代中国进行文化创造，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特质决定的。只有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吸收世界各国有益文化成果,有力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蚀，正确引领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追求，不断创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
三、研究文化伦理学的基本方法和体系结构
1.研究文化伦理学的基本方法
主要是指演绎法还是归纳法？这与对应用伦理学的理解有关。什么是应用伦理学？国内伦理学界存在争议，有的人主张应用伦理学是基础理论伦理学向实践问题的延伸；有的人认为，应用伦理学并不是基础理论伦理学向现实问题的简单延伸，而应该是与传统伦理学不同的伦理学的新范式，新就新在不是从已有的伦理学原理出发，而是从社会生活实践出发，直接面对现实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我认为，这两种应用伦理学观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思路、两种研究方法的分歧，即演绎法与归纳法的分歧。这种分歧是自古就存在的，特别是在近代尤为突出，然而又是可以殊途同归的。文化伦理学既要研究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又要研究文化生活中的问题。既要研究与文化建设、文化管理、文化活动相关的体制机制和方针政策中的伦理问题，又要研究与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相关中的道德规范问题；既要用观察的方法，有要用调查的方法；既要描述、归纳，又要分析、比较。还有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中国与外国相比较的方法。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创造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感受实践的脉动，吮吸生活的醇香，倾听群众的心声，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的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创造还必须体现正确的价值取向。文化创造只有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价值取向，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唱响代表时展方向、体现社会进步要求的主旋律，才能使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感染力。
2.研究文化伦理学的体系结构
我初步考虑，这可以围绕文化建设的实践问题、规范问题和理论问题，分三部分来构建：
第一部分:研究与文化建设实践对应的伦理评价问题。包括文化体制改革中的伦理问题；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中伦理问题；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伦理问题；文化生产中的伦理问题；文化传播中的伦理问题；文化消费中的伦理问题；文化共享中的伦理问题等。
第二部分:与文化建设领域对应的伦理规范问题。包括发展科技文化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教育文化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文学艺术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新闻、广电、出版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图书馆、博物馆、文化观、艺术馆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开发宗教文化资源中的伦理规范问题；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中的伦理规范问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