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发展论文范文1
关键词：就业技能结构，技能度量，国民经济各行业
就业技能是就业人员参与社会生产活动所具备的能力，就业技能结构是指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在就业人员中的分布比例。根据技能对劳动力分类源于WoodWard在1887年将劳动力分为“thecunninghand”(熟练的手工劳动者)和“theculturalmind”(有文化的脑力劳动者)。在当前的中国，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技术改变而产生大量结构性失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发现职场上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太少；而另一方面，广大雇主却在埋怨要招到自己所需要的技工越来越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前提是要分析各行业目前的就业技能结构和发展趋势，为劳动者指明职业技能发展的方向。
就业技能的分类与度量方法
就业技能与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训多少、工作时间长短、职业性质和特点等相关，可从经济角度和社会角度来衡量。一些文献对技能划为四种：学术能力或者叫认知能力；一般能力；学习和运用技术的能力；人格智能。其中前两种是从经济角度考察，后两种是从社会角度考察。从经济角度测量技能具体依据有如下四种：证书、资格证等；工作经验；职业类型；教育程度。我国主要从经济角度考察劳动者技能。
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分析
(一)就业技能结构统计中存在的有关问题
我国在就业技能结构统计中主要面临以下问题：首先，我国各资料的取得方式主要是有关部门的统计报表、行政纪录和抽样调查，没采用过问卷调查方式。其次，统计资料存在时间断层。比如《中国统计年鉴》上，“分地区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年末人数”仅有1999年至2002年的数据；按“行业、性别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在2002年后才出现。这反映了我国在面临结构性失业问题的时候，却未对就业人员技能及就业技能结构引起足够重视。此外，统计指标在不断调整过程中也存在断层。例如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于1984实施后又在1994年、2002年做了两次修订，2002版和1994版在门类和大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将1994版和2002版的相关行业进行归并分析，会造成较大的误差。如果要做就业技能结构时间序列上的数据比较，只能以2002年作为分界线。
(二)就业技能结构度量指标的确立
相对而言，我国关于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统计较为全面。因此，本文将受教育程度构成作为度量就业技能结构的第一个指标。此外，统计较完整的还有专业技术人员数，它主要根据职称来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认定，而职称基本反映了就业人员在工作中形成的技能水平。因此，本文将专业技术人员即技能型劳动力的比率作为第二个度量指标。两个指标中，第一个指标更细致，但二个指标考虑了就业人员在工作中积累的技能，更有实际意义。
(三)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结构状况分析
1.以受教育程度分析就业技能结构。迄今为止，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栏中仅有2002-2005年数据(见《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年版53-55页，2004年版58-60页，2005年版66-68页)，其就业技能结构特点如下：
各行业中各个学历层次的就业人员比例分布趋势都比较平稳，没有突变情况出现。
在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就业人员比率呈上升趋势，说明这些行业能对体力劳动者产生了很好的吸纳效果。现实也如此：大量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村劳动力，都劳动在搬运、施工、运输等门槛很低的行业。
除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这些行业外，其余行业劳动者中以初中文化程度的比率最高，也就是说是以低技能为主。
农林牧渔业属于传统产业，但2002-2004年的数据表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就业人员和小学程度就业人员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大专学历人员逐年上升。这是一个可喜的趋势，表明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和生物技术的推广对劳动者提出更高的技能要求。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中初中学历的逐年上升。这表明我国生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技能结构未满足产业发展要求。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大专、大学本科学历就业人员比率在逐年下降。大学生是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群体，这让人非常担心行业的创新能力和今后发展潜力。
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初中学历从业人员逐年上升，其所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年均增长率竟达2.4%；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逐年减少，年均下降0.75%。一般人都认为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现实并非如此，所以这个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还有待改善，应当加大引进高学历人员。
在制造业，初中学历人员逐年提高，高中学历人员逐年下降，大专和本科学历人员逐年上升。当前中国的制造业需要大批具有熟练技能的工人，而如何培育各类技师是社会急待解决的问题。相对初中生，高中生在学习和运用技术方面都有先天的优势。而制造业中吸纳了越来越多的非熟练工人，这也印证了一个无奈的现实：企业普遍难招熟练技工。这对发展我国现代制造业是相当不利的，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中大专以上学历层次人员逐年稳步上升。这和行业本身特性有关，进入此行业意味着稳定的职业生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体面的薪酬待遇。所以许多高学历者都将公务员、教师作为首选职业，同时也印证了近年公务员报考热潮的高涨。
2.以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分析就业技能结构。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除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专有专业技术人员比率略微下降外其余都逐年增加，也就是就业技能结构在逐年提高。特别是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基本年均增长1%以上。
而从2002年以后的数据来分析，部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增加缓慢，甚至有下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是行业调整后，大行业中的细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变化不同所致。如2002年以前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房地产管理业、房地产与经纪业等细分行业。而2002年后，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细分行业。一般情况，物业管理比房地产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比房地产与经纪业所要求的技能低，所以出现2002年以前和2002年以后不同的数据。在社会服务业(1994版)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002版)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再如，按照1994版的行业分类，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逐年上升，而按2002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逐年下降。这是因为按照1994年的标准，细分行业教育业的就业人员占到该行业就业人员的90%以上，导致了整个大行业呈现上升趋势，而在2002年教育行业成为一个单独国民经济行业，从文化行业中分离出去了。
(四)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结构的比较
按照受教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来分别度量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发展的趋势，一部分行业是基本一致的，如制造业、教育行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2002版)、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1994版)，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2002版)、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1994版)、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002版)。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员在工作中掌握技能的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如果想改善这些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可以从调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入手。
但也有用不同指标度量出现不同结果的现象。如据1994版和2002版的分类，采掘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逐年上升。这表明，根据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指标这类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在提高。但用受教育程度指标，将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作为高技能人员，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提高的趋势。为什么两个指标度量的就业技能结构有不同呢？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指标构成主要从显性知识角度度量就业技能，而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指标是从隐性知识角度来度量。隐性知识是在工作中积累的，以工作经验、工作诀窍等形式呈现的知识。这些行业中显性知识水平不高的就业人员可以通过长期工作积累，储备较高的隐性知识，获得相关专业技能认证。两个指标度量的结果基本相反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服务业。
改善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对策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部分行业如制造业存在就业技能结构与行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不但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易产生结构性失业，影响社会稳定。为此，笔者结合国情提出以下建议：
国民要树立科学的技能观。目前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存在年龄偏高，技师、高级技师面临断档的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重普教轻职教、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倾向很严重，技工实际地位在不断下降，这些都严重影响着技能人才的培养。企业用人应不拘一格，充分尊重技工、重视技能。
国民经济发展论文范文2
【关键词】亚洲国家；福利制度；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要将亚洲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是十分困难的事，因为亚洲不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各国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影响社会福利制度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等均有很大差异。如日本早已是公认的发达国家．其不仅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近半个世纪，而且福利制度伴随经济发展而日臻完善；韩国等亦在上世纪80年代即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国民福利亦得到了较快发展；其他多数国家还属于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然而，亚洲多数国家毕竟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并且大多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之中，我们依然可以从宏观上加以考察，并获得一些基本的结论。
通过对亚洲一些国家福利制度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一些现象：
1．普遍奉行经济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的取向。与欧洲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水平通常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提高的规律相比较，亚洲除日本外，大多数国家并未遵循这一规律。例如。战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作为率先工业化的亚洲“四小龙”，就一直追求高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福利的改善，长期将发展经济视为重中之重，注重储蓄与发展，以小规模的社会福利公共开支作为其发展经济的优势。后来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中国大陆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亦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经济增长优先的低福利政策取向。在增长优先战略的指导下，人们将社会福利看成经济增长的负担，认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削弱国际竞争力，甚至将福利与养懒汉等同起来，并将相对忽略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持低福利政策视为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看到的现象，便是在最近几十年间，亚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在持续快速增长，而社会福利制度却进展缓慢，国民福利依然处于低水平状态。据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5月14日的一份对亚洲各国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比较研究报告《社会保护指数》显示，亚洲各国用于社会福利的平均开支低于GDP的5％，给予失业人口、老人、穷人和残疾人的财政资助平均水平仅达到联合国规定的35％。可见，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取向的直接后果，即是社会福利支出严重偏低，对国民福利保障严重不足。
2．社会保障覆盖率低。普惠性弱，不公平性突出。除日本、韩国等极少数国家外，亚洲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覆盖率都很低。以中国为例，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只占应参加养老保险人数的20％，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亦在同龄人口中只占20％左右；即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亦仅有5％左右的人口直接受益；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步伐虽然在加快，但还有3亿左右的城乡人口缺乏医疗保障，而在农村参加了合作医疗的乡村居民实际得到的医疗保障待遇不足其医疗支出的1／3。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蒙古等国家，均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与覆盖率低并存的另一现象，是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公平性非常突出。各国的公务员普遍享有较高水平的福利保障，但普通劳动者享受的福利保障却非常有限，高水平福利保障、低水平福利保障与缺乏福利保障的群体现象．在同一个亚洲国家往往并存，其体现的往往是强者优先、弱者居后的顺序。折射出来的同样是增长优先战略。
3．与就业、收入密切关联而与公民权的关系并不紧密。尽管欧洲国家早期的社会保障是与就业、收入密切关联的制度安排，但战后却日益与就业、收入有了距离，而与公民权直接相关。基于公民权的福利制度安排，必然是普惠的、公平的制度安排。然而，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普遍以社会保险为中心。以劳动者甚至只以公职人员为核心，国民获得社会保障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就业或者其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条件，而且往往是正规就业才较易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这样的制度安排其实同样是基于增长优先、效率优先的发展取向，从而很自然地难以实现社会公平。
4．福利制度的多样性特征非常明显。与欧洲国家相比，亚洲各国的福利制度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日本是一种亚洲型的福利国家，新加坡选择了独特的公积金模式．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混合型福利制度，其他国家在福利制度安排方面亦有很大差异。这一方面表明了亚洲国家在建设自己的福利制度时没有盲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也表明不同的国情对福利制度的客观制约作用很大。
5．家庭保障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传统影响深远。尽管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全球化思潮对亚洲人的影响非常大，但家庭保障作为亚洲共同的文化传统，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而影响着福利制度安排及其政策取向。在中国，占总人口60％以上的乡村人口就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保障，无论自愿与否和是否具备保障能力，家庭都必须承担起保障家庭成员的责任，在其他多数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种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是可以进一步发挥家庭内部的保障功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亲情关系，但它也直接制约着福利制度的社会化与普惠化。并通常构成亚洲一些国家延缓建立正式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好理由。而在缺乏正式社会保障制度或者正式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低、保障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将家庭作为最主要的保障资源，并且完全可能因为维护一个家庭成员的生存与发展而损害另一个家庭成员的正常权益．从而从另一个侧面造成对社会公正的损害。
6．人口老龄化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化．构成了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新挑战。尽管亚洲总体上属于年轻型，但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正在步日本后尘而进入老年型社会，中国于2000年进入老年社会，少子高龄化现象正在由日本等少数国家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蔓延，同时乡村的老龄化明显快于城市老龄化，这是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以中国为例，以亿计的乡村年轻人离开农村而迁入城镇，老年人口在农村居民中的比重急剧上升；类似的现象在泰国、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同样在大规模出现，并必然向更多的亚洲国家蔓延。然而，这些亚洲国家还未能够为老年社会的到来做好相应的财政与服务体系的准备。而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增长，亚洲多数国家的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中国的情形就十分明显，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其他亚洲国家也是如此。这些都是亚洲国家必须应对的挑战。
那么，当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亚洲国家的福利制度何去何从?是仿效欧洲国家，还是向美国靠拢，抑或是走出自己的新路来?合理的答案，只能是在遵循福利制度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发展之路。
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在亚洲各国经济都在向前发展的大背景下，亚洲国家福利制度的未来发展亦必然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笔者认为，有五个趋势将不可逆转：
1．调整发展理念，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国民福利，并将人民带入福利社会的趋势不可逆转。日本早已是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福利社会。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正在将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列为国家发展的追求目标。中国则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近几年中国执政党与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高度重视，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多个东盟国家亦在扩大自己的福利支出。所有这些，都表明亚洲国家正在向欧洲健全的能够体现民主和公民权益的福利制度靠拢。新自由主义取向的发展理念正在亚洲许多国家遭到挫折。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的要求总是持续向上、向好的，民生问题升级的主要标志就是对社会安全网的要求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也是亚洲国家长期奉行的增长优先与低福利政策取向虽然在经济发展初期具有必要性，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引发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不同社会阶层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等，这些问题必然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大幅度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努力提高全民生活质量的趋势不可逆转。基于多数亚洲国家过去长期采取低福利政策并导致保障不足的现实格局，人民对生活质量持续提升的强烈要求与愿望，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行进与家庭保障功能的持续弱化，再加上各国对公民权的日益认同、民主化进程加快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可以肯定亚洲国家未来必定大幅度扩大社会福利开支，并通过建设健全的福利制度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发展目标。保障水平低下、覆盖率低、不公平性等局面将会逐渐得到改变。
3．遵循公平、正义、共享的新价值观，将大量被排斥在外的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和乡村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不可逆转。从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实践可以看到，在非正式部门就业的人口和乡村人口往往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这种排斥不仅进一步放大了贫富差距与城乡差距．而且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平，并最终会损害效率，因此．公平、正义、共享将成为新世纪亚洲国家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而统筹正式部门就业人口与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的福利制度，统筹城乡的福利制度，即是消除社会不公和实现公平、正义、共享核心价值的必由之路。因此，尽管将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和乡村人口纳入正式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诸多困难甚至障碍，但其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4．理性选择福利制度．努力实现可持续福利社会的趋势不可逆转。从亚洲各国对待福利制度异常小心谨慎来看．并不完全是排斥福利的结果，而是包含了理性选择福利制度的成分在内．因为福利的刚性增长规律和欧洲部分国家因福利水平过高而造成的一些并不完全正面的影响，客观上告诫亚洲国家在设计自己的福利制度时需要理性。中国走渐进改革的道路，强调尊重国情，其实也有着理性的考虑因素。因此，简单模仿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理性寻求可持续的福利社会发展道路的时代已经到来。
国民经济发展论文范文3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信息是资源，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信息的缺乏也是阻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对信息的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并指出了中小企业在获取信息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措施和建议。
我国中小企业以其规模小，产品单一、交易成本低，经营灵活，适应市场变化快等特点在夹缝中生存，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据我国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0月底，我国中小企业数已达到4242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6%，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8.6%，创造了75%的城镇就业岗位。中小企业已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提高我国中小企业的整体实力，对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面对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和大量涌入国内的外国公司及其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方法，中小企业自身的弊病、问题和缺陷也越来越突出，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信息缺乏，如不及时解决不但将制约其自身发展，同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的提高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信息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工业性社会正步向信息型社会，企业资源也由资本转变为信息、知识和能力，市场需求瞬间万变，企业竞争最关键的问题是及时满足客户的需求，甚至了解客户超过了解自己。正如比尔.盖茨在其《未来时速》一书中写道：“将您的公司领先于众多公司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用信息来干最好的工作。您怎样收集、管理和使用信息将决定您的输赢。”著名管理学家Simon也认为“信息是影响人改变对于决策方案的期待或者评价的外部刺激”。信息影响决策，信息对管理各环节各步骤都有重要的作用，没有信息，各级管理者就无法做出有效和正确的决策。信息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可以指导生产计划的制定，产品设计、研发、组织货源，优化资源包括人财物的合理配置，减少生产环节不必要的浪费，降低成本，赢得竞争优势，获取最大利润。
二、中小企业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分析
中小企业获取信息的途径一般有以下几种：第一独自调查研究收集（包括从报纸杂志等媒介收集）；第二，企业领导层通过社交活动收集；第三，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第四，用户或客户反馈信息；第五，交易会、展览会、专业会议；第六，科技文献、专利文献；根据2004年有关部门进行的样本抽样调查得知采用第一种方法获取信息的中小企业占42.6%，采用第二种方法获取信息的中小企业占19.1%，采用第三种方法的占2.3%，采用第四种方法的占30.4%，采用第五种方法的占5.3%，采用最后一种方法的占0.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中小企业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企业自己从报纸杂志上收集，其次才是直接从客户获得反馈信息。获取信息的方法比较间接、传统、原始，与国外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信息管理系统采用网络技术直接获取信息相比具有速度较慢，获取信息量小、不全面、不完整、较分散、针对性不强，信息滞后、及时性和适时性较差、表现形式单一、心理获取的中间环节容易出现差错等特点。在全球商业竞争白热化的今天，谁及时拥有高质量的信息就意味着谁拥有了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信息获取方法的选择和速度及信息的质量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
三、促进信息化建设对策
政府出钱扶持中介机构，为中小企业买服务。
1.转变管理观念，强化信息意识。中小企业家族式的管理模式比较严重，任人唯亲，劳动力素质低，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随意性强，人财物浪费比较严重，虽然也逐步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但从根本上还没有树立利用信息管理的思想。企业内部上至管理层下至一般员工都应转变观念，充分利用信息、采集信息，对信息进行分析，进行资源合理配置，优化整合企业生产组织结构，合理制定生产计划，进行事前预算、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降低企业营运风险，经营风险，利用信息创造价值，增加利润，提高劳动生产率。强化信息重要性观念，使其深入渗透到每一个员工的意识中，增强企业凝聚力。
2、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增强信息的及时性、适时性、准确性和表现形式多样化。及时性是指你需要的时候拥有它，适时性是指拥有最新的信息，准确性是指没有差错，表现形式是指不仅仅是报纸杂志还可以是影碟、声音、图像等等。信息技术已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商业领域，成为实现管理控制的手段，企业所需信息包括市场信息、内部管理人力资源信息、成本信息、销售信息、库存信息、客户和合作伙伴信息等等。中小企业目前绝大多数没有实力引进ERP先进管理信息系统，但可以从成本效益原则出发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普及电脑的使用建立企业信息网站，客户信息数据库、员工信息数据库，合作伙伴数据库，通过网络手段与内部员工、客户、合作伙伴进行交流和沟通，实现资源共享，应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到各组织模式中，对中小企业的组织分工进行有效整合，使各种职能和企业充分发挥优势，提高营运效率，对供、产、销、及售后服务各环节加以监控，同时建立密切联系，加快流通速度，减少库存成本，消除作业连中不能增加价值的作业，促进企业整体价值链的优化。同时可以及时了解产品市场信息变化，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决策者使决策则及时做出调整，推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确立企业竞争优势。建立研发、生产设计、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一体化的跨部门的横向组织。竞争优势不仅来源于成本价格，重要的是维护客户的满意度、忠诚度。信息缺乏是中小企业发展得主要障碍之一，所以随时了解市场变化、客户的信息、内部人员、资源信息和资金金融信息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建立有关政府服务机构和中介机构。使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针对中小企业资金不足，管理方式落后，人员文化素质低，很多中小企业大规模地使用计算机系统条件还不完全具备的特点，政府应为其获取信息增加渠道和方便，提供各种经营信息包括提供市场信息、技术信息、金融信息和人才信息，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服务机构和中介机构，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其发展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
4、提高劳动者素质。中小企业一方面应淡化家族式管理模式，大量引进人才，特别是IT人才，同时对内部员工建立人才激励机制，普及电脑知识，加强并组织在职培训，接受各种专业训练，激励员工积极参与学习，提高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通过对有重大贡献的员工委以重任，授权、授股等方式留住人才，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制度环境。在企业内部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引导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汉川.中国中小企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04.
[2]刘东杜占元.中小企业技术创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国民经济发展论文范文4
【关键词】体育文化产业；国民经济；循环
1.体育文化产业的内涵
1.1体育文化产业的界定
体育文化乃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在体育领域的反映。体育文化产业则是指为满足人们观赏体育赛事与表演活动以及参与体育健身活动需求，而提供从事体育产品生产和服务的组织和部门的集合。体育文化产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体育文化产业主要是指：体育文化艺术产业、体育娱乐服务业和体育广播、电视、录像以及体育赛事转播业。广义的体育文化产业主要是指：为社会提供体育文化产品的同一类经济活动的集合，以及同类经济部门的总和。
1.2体育文化产业进入国民经济循环的意义
第一，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体育文化产业除了要追求“一次产出”之外，还要追求“二次产出”，即“把初次产出的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业务成果再转化为可以用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计量的经济效益”。
第二，极大的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体育文化产业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的体育事业，是体育文化事业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称谓，称谓的改变带来的产业经济不是体育事业的本质属性的扬弃，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体育文化事业运作方式和产出成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2.我国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体育文化产业经营水平有待提高
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向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转轨的阶段，经营管理水平总体上比较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观念较为落后。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体育文化产业是在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发展的。由于观念的保守与疆化，人们在开发体育的精神产品方面显得越发拘谨，就连近几年来的职业化的中国足球俱乐部和CBA所开发的相关产品及体育文化产业化运作也与国外相差甚远。目前，我国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与传播迫切的需要改变那种只靠国家资金投人的现状，要充分认识到体育文化产业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产业中的精神产业，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在的市场文化产业。
第二，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现有的体育文化产业由于其相对的官办色彩，使得它长期与政治相结合，为了发展体育文化产业，我们应当尽快使其从政治结构中分离出来。在政府监督的同时，将有利于规范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固定下来，促其进一步规范、有序的发展。同时，制定和完善该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从现实和长远两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方面积极保护、合理开发、有效利用；另一方面促进开放，鼓励社会各界来参与体育文化产业竞争；再一方面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发展外向型的体育文化产业。
第三，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和机构相对匮乏。熟悉体育文化产业、懂得经营管理的高素质人才对于产业的发展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国现有的体育文化相关从业者，要么是体育出身不懂商业运作，要么是纯商人不熟悉各体育项目深层内涵。同时，在我国专业从事大型赛事策划和体育运动项目推广于开发的机构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不高。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体育竞赛表演业的发展离不开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化的、资本雄厚的大型体育中介机构、咨询公司和策划公司的帮助，如美国国际管理集团（IMG）、英国的德勤公司（Deloitte）、澳大利亚的“新概念公司”（NewConceptSport）等，这些机构在体育赛事的组织、策划和包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2体育文化产业结构有待调整
第一，体育服务业所占比例太低。按照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体育服务业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点，其在体育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应达到60%～70%。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体育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占体育产业的比例均超过60%。而我国体育服务业在体育产业总体结构中所占比重太低，体育产业结构配置不够合理。
第二，体育文化产业地区差距太大。我国体育产业主要集中于京、津、沪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西部地区体育产业发展则相对落后。我国体育产业巨大的地区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体育产业的集中度不高。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大多是以几个大型体育产业企业集团为核心、以中小企业为基础、服务项目相对完整的体育产业体系。而目前我国只有几家规模比较大的体育上市公司，多数企业经营规模较小，没有形成自己有影响的品牌，我国体育市场总体上处于“小、散、乱、差”的局面。
3.体育文化产业加入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对策
3.1打造体育品牌战略 完善产业市场建设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使中国的经济逐渐趋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和规章制度收到一定的冲击。在此环境下，中国的体育文化市场应解放思想，充分吸收国外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并结合自身特点不断完善，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体育文化产业发展运作模式及管理体制。使我国的体育文化产业不断成长和完善，在国际化的竞争中具有相当实力。
3.2大力发展体育旅游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我国应将当前体育文化发展状况和我国国情以及自然状况相结合，进一步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目标、发展的战略，制定区位的发展策略。即有效的利用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优势发展体育文化产业，实现体育文化资源配置的优化管理，有效解决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中西部区域失衡。例如：依托高山可开展攀援、爬山等运动；在北方的冬季可开展滑雪、滑冰等体育项目；依托于河流可开展游泳、漂流等体育项目。另外，根据地域特色，一些具有民族性特征的体育项目也可广泛开展。
3.3发挥体育产业优势 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建立于国家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休闲体育产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且覆盖面广，影响力大。应以国际化的视角观察和推进我国体育文化产业建设，在内容、形式、技术和服务等方面均要达到创新水平，使文化产业充分发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体育产业的发展，带动传媒业、广告业、旅游业、娱乐以及体育用品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3.4加大人力资源建设 实现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源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的人力资源建设已经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瓶颈。加强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及建设，应重视体育产业中人力资源建设，逐渐建立有素质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队伍。与此同时，加大体育院校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国民经济发展论文范文5
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变化，以2002年全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迈入一个新阶段。从总量看，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之势，经济大国地位进一步增强。2001年－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2，257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703美元。由于美元对欧元汇率上升等因素，2005年全国GDP超过英国（大约为21，800亿美元左右），低于德国（估算低于27，000亿美元），在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列中居于第四位。可以预期，即便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也会超过德国；即便汇率在目前状况下维持不变，2020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也会提前实现。从结构看，国民经济结构进一步明显优化。与2004年普查数据相比较，2005年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有-0.7、＋1.1、-0.4个百分点的变动，显示工业化的推进仍然是结构变动的主导方向；第一产业比重出现符合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下降趋势，不过，由于国家减免农业税政策的出台，全国粮食连续两年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2005年粮食产量达48，401万吨，比2003年增长12.38%；在工业快速增长中，轻重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31.45：68.55演变到30.99：69.01，显示重型化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但在2005年外贸出口增长28.4%的同时，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了32%，说明一部分重工业的增长是通过国际市场得以消化的，也表明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有所增强；第三产业发展平稳，交通、通信、旅游、科学、教育等都有新的发展。
一般认为，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之间时，是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在诸多社会矛盾中，城乡矛盾是易于引发社会分化与冲突的主要矛盾之一。在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城乡矛盾通常有两类表现：一种是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社会各方能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另一种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悬殊、失业问题突出，各类矛盾与冲突加大。越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第二种状况的可能性越大。如何避免或者扭转第二种格局，保持第一种城乡发展态势，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
差距扩大的城乡关系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被推广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就一直在起伏波动中变化发展。从粮食增产、乡镇企业扩张、农民工进城、粮食涨价、取消农业税到新农村建设，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一直是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重点领域之一。中国改革以来许多年份经济的顺利增长，都与农民的参与和贡献有关。在广大农民参与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农村也出现一系列变化。一是在人口数量明显增长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保持稳定，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二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沿海发达地区流动。1978年至2005年，中国人口总数从9.63亿增长到13.08亿，净增长3.45亿，但同期城镇人口数量从1.72亿增长到5.62亿，净增长3.9亿，人口增量扩大的压力通过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加以释放。三是农民融入城镇的过程，就是参与整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江浙一带许多著名企业家，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但其起家于农村；珠江三角洲数量庞大的外资企业中，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作出了巨大贡献。四是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明显优化。1990年，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20.22%，家庭经营性收入占75.56%。其中，在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中，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为66.45%，工业、建筑、商业等方面的经营收入占9.11%。而到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34%，家庭经营性收入占59.45%。其中，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为47.61%，工业、建筑、商业等方面的经营收入占11.81%。农林牧渔业是农民收入中比重大幅度下降的行业，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中比重上升最快的指标，说明越来越多的收入依赖于受雇单位与个人，越来越少的收入依赖于土地。
但是，农村经济落后的格局依然维持，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之中，城乡关系的不协调状况日益明显。从1980年到2005年，与我国城镇化水平单向提高相对照的是，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有升有降，但是总体趋势是在波折中不断上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变化相比，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一直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16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3年低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其余13个年份的增长都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各类补贴和社会保障的存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要更大。
在城乡统计方面口径差别既定的情况下，我们计算了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PI）与偏离度（PIP）的变化趋势。农村居民收入比重是将城乡居民数量与人均收系起来加以考虑，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占城乡居民收入总量的百分比，由这一数值来观察农村收入份额的变化规律。而农民居民收入偏离度则是将农村居民收入占全国居民收入比重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观察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相对于人口数量比重的变化趋势。如果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变化与农村居民人口比重变化保持同一变化速度，则偏离度指标会保持不变。偏离度指标上升，显示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对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下降速度更快；偏离度指标下降，显示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对农村人口比重下降更平缓。计算显示，除了少数年份的微小提高外，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占城乡居民收入总量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4.1%降低到2005年的29.1%，下降了35%。偏离度的指标（PIP）显示，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偏离度从0.219上升到0.489，显示出相对于农村人口比重减少来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更快。只是在1979年-1984年、1994年-1996年等少数几个年度，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偏离度略有下降。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通过产出、消费和储蓄方面的变化反映出来。1989年-2005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下降到12.4%，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54.7%下降到不及全国的1/3。农户储蓄占城乡居民储蓄的比重从1989年的27.44%降低到2003年的17.54%。以2004年各类消费支出指标看，城乡居民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娱乐、居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消费支出比在2.26：1-4.57：1之间。
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改革以来的收入差距变化十分关注，并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显示，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54。世界银行估算，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甚至有研究者称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3-0.54，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在中国收入差距中，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最基本的差距，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0%。
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通过一系列农村发展的现实困境表现出来。与城市广泛发生的大拆大建相比，约一半的行政村未通自来水，3.6亿人口喝不上符合安全标准的饮用水，60%以上的农户没有卫生厕所，13%以上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没有通电，而且电压不稳，电费又高于城镇。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率达到6.6%，占全国中小学校舍危房率的81%，西部地区尚有100多万中小学因为校舍短缺不能入学。在许多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通讯靠吼、交通靠走、生产靠牛、安全靠狗”的落后状态还没有改变。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但我国城乡差距的程度要远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说明城乡分配机制有其特殊之处。我以为，我国的城乡差距扩大主要受以下若干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国存在着劳动力过密的农业与低成本的城市工业之间的经济收益差距，这种收益缺口足以引起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少，人口密度大，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在农村，农民不能不依存于不可移动的耕地，单产也因自然属性不可能无限增加，收益又受制于气候等自然条件，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相对较小，决定了其提供收入增长的能力有限。尽管有精耕细作的传统，但是与土地密集型的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的竞争力较弱，而劳动力成本较低，生产工业品具有竞争优势。在城市，劳动力可以从一个岗位向另一岗位移动，工资可以事先以合同谈判的形式加以规定，企业的生产规模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工业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较大。在技术成熟和组织管理有序的情况下，生产工业品比生产农产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在工业企业工作的个人回报远高于农产品生产的回报。在生产要素可流动的情况下，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流动到城市工业部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其次，城镇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福利和身份上的差距使进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城市正规部门可以是政府部门、教育、医疗、国有企业等机构，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通常是建筑工人、街头小贩、小商人。与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具有进入容易、依赖个人资源与努力、家庭所有、小规模作业、劳动力密集、竞争充分等特点，最重要的还在于其游离于政府福利与制度体系以外。非正规部门的收入在市场化中被严重压低，而正规部门的收入较高。另外，尽管农民工进城获得了相对农村高得多的报酬，而其在城镇就业中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个人劳动收入。
再次，存在着城市对农村利益的政策性和非政策性转移。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被压低购销价格，造成贸易条件的不平等，使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大量强制性低价征地行为，造成财富的二次转移；多次有利于农业的粮食价格上涨，都被城镇工业品价格上涨和增加工资、增加补贴的类似政策抵消；农民进入城镇择业的过程中，还经常面对城镇各类执法部门的不合理收费与罚款；农民工的工资常常被无理克扣和拖欠。新农村建设与构筑新型城乡关系
发展中国家处理城乡关系的规律历来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领域。在城乡关系上，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的基本涵义是，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会出现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和高收入的现代工业部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加大，在大多数人口集中于城市以后，收入的不平等会加剧。在低收入人群的数量持续减少和政治影响不断加强时，这种趋势会扭转，出现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状况。
尽管库兹涅茨曲线在20世纪60年代一度为不少学者所推崇，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现实中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遵守库兹涅茨曲线的演变模式。1973年，阿德尔曼（Adelman）和莫里斯（Morris）研究了世界上43个国家占全国人口60%的最穷人口的收入分配和该国的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最富的人越来越富，中等收入者和穷人的收入都减少了，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针对这一发现，他们提出要实行增长前的再分配战略。阿莱西纳（Alesina）和罗德里克（Rodrik）在对1960年－1985年和1970年-1985年所选样本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土地所有的不平等都会对人均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世界银行通过对18个发展中样本国家的研究发现，工农之间贸易条件与政策的不平等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1960年-1985年，18个样本国家因为工业保护与宏观经济影响，带给农业的间接税加上直接税，使农业的总税负水平达30%，而在1960年-1980年，经济干预的净效应平均达到农业增加值（农业GDP）的46%。哈克（Haq）指出，20世纪50年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大多数人自动分享到增长的收益。他甚至质问，在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下，仅仅靠市场机制是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利普顿（Lipton）在1977年出版的《为什么穷人依然穷》一书中指出，“偏袒城市”的政策，使得“在城市和乡村范围内的资源分配，反映出城市优先而不是公平优先和效率优先”。
各国发展的历程都表明，在起点不公平基础上由规则不公平带来的失衡严重的收入分配格局，会约束经济增长的有效空间。不难想象，贫富悬殊的城乡收入分配机制，会造成处于低位的社会阶层的不公平、触发社会的不稳定甚至降低企业的投资愿望。同时，会使城镇富裕阶层的收入不能及时消费出去，也会使农村贫穷阶层没有能力消费，难以形成全社会的合理消费规模，使消费引导经济持续增长与合理配置资源的潜力得以削弱。要改变这种格局，就需要对收入分配的机制进行调整和政策上的完善。基于缓和城乡矛盾和促进农村发展，托达罗（Todaro）曾经系统地阐发了发展中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和过度不平等的四类政策：一是通过设计用于改变相对要素价格的政策来改变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二是通过财产所有权的逐次再分配改变规模分配；三是通过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来改变高收入阶层的规模分配；四是通过直接转移支付和政府提供物品和劳务来改变低收入阶层的规模分配。
价格调整、产权变革、税收改变和转移支付，是改变城乡关系失衡状况、促进农村发展的可以选择的合理政策体系。从我国的实践看，1978年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直接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可以形成比较的是，我国台湾省20世纪50年代的，也带来了同样的变革效率。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前期对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也都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改变城乡关系的政策实践在减少城乡差距方面的作用渐渐减弱。农业税减免带来的粮食增产效果明显，但由于从事农林牧渔业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比重下降，粮食增产对缩小城乡差距的效果并不明显。国家相继推动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思路和政策，除了退耕还林政策外，诸多区域政策偏重于解决省与省、城市与城市之间中的矛盾，政策的受益区域也偏重于城镇，城乡差距因而没有缩小，甚至有所扩大。在此基础上，启动新农村建设十分必要。
在国民经济总量增加、结构改善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但城乡差距扩大且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削弱城乡差距的情况下，站在以民为本、维护社会公平、协调城乡发展的高度，提出两个趋向的新农村建设方针，是中央做出的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政策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薄弱的农村切入，将政府的公共政策由城镇延伸到农村，以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对广大农村进行经济扶持，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生产与生活，让更多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新农村建设政策是一种援政策，并不改变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基本进程，更不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发生了转移。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整个经济活动还会继续保持以下三种发展趋势：国民经济产出的重心仍然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继续下降；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将会继续加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源多样化，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的趋势得以维持。
作为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补充，从协调城乡关系、增加农民家庭收入的角度出发，也应积极疏通城镇化渠道，让更多的农民融入城镇的正常发展秩序。要放宽城镇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限制，增加城镇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打破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界限，为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口进入正规部门网开一面，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效率；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口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完善属地化管理制度，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实行非歧视性政策。一旦进城农民接受了城镇的各种社会保障，要以放弃农村的耕地等资源作为交换条件。在此基础上，需要确定城镇产业和制度建设的两个方向：一是提升城镇产业结构层次。要使多种产业和谐发展并优化产业结构，在保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增强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增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运输、商业、金融等产业的就业带动作用，在产业多元化发展中，拓展城市就业空间。二是逐步改变城镇收入分配机制。城镇低收入和非正规部门就业基数的增加，将增强这些劳动人口在政策方面的谈判能力，促使城镇放宽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限制，改变造成城镇内部收入不合理扩大的政策和规则，并促使政府课征累进税、遗产税、不动产税等税种，调节城镇收入分配格局。
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立足农村发展、着眼农民致富，目的是构筑新型的城乡关系。这种新型关系一定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逐步削弱城乡之间的政策性差距；另一方面，要实行对农村的援政策，体现维护社会公平的政府意志。前一方面的政策尊重市场规律，服务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流量”，注重通过体制和政策的改革来冲破城乡壁垒；后一方面的政策注重弥补市场缺陷，服务于广大农村居民的“存量”，强调对农村发展的扶持。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
钱纳里（Chenery）等人通过对多国发展模式的研究发现，在城镇化比重达到75%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能够相对稳定下来。我国的农村人口规模十分庞大，很难设想城镇人口达到75%的水平。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弱，排斥力量渐强。假设我国达到城乡稳定状态的城镇化水平为65%，而人口总规模稳定在15亿的水平，届时农村也还有5亿多人。这5亿多人依然面临由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带来的收入差距等问题，依然需要政策扶持。可见，新农村建设作为一种城市对农村的援政策，一定会起于现在，延续于未来。尽管未来各个时期政策的方式有差别，强度有不同，但援政策将贯穿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从国内外政策实施的轨迹看，政府的援政策通常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是负效应。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援助款项被截留或者挪用，由政府资金建设的工程成为劣质工程，政府援助政策使民众产生更强的援助型路径依赖，减弱了其依靠自身致富的努力。第二种是正效应。就是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和社会各界自主发展的积极性，社会投入相应跟进，地区的主导产业得以强化，农民的素质得到明显提高，更多的农民融入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更为有序也更有活力，城乡经济差距与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为实现第二种目标，就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信息公开透明、资金下达严格、监督机制健全、激励约束规范的新型管理制度。并做好新农村建设的长远规划，分步骤、阶段性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要注重产业发展。随着政府提供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和逐渐弥补公共设施缺口，未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会转移到增强产业竞争力上。世界上的现代农业有两种方式：在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国家，现代农业应该采取机械化模式，发展规模化农业，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而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现代农业应该更多地采用高产良种和化肥等，增加单位面积的产出量，以减轻对土地的依赖。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4亩，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只有40%左右。而世界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都在70%－80%。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发展必须走技术创新与优化结构相结合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加强新品种、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大力增加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同时，根据我国各地的不同特点，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各具特色、能够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群。沿海地区农业应该把握国际市场的动态变化，调整和优化种植和养殖结构；土地相对密集型区域应该在国家的支持下，建立粮油等农副产品的主产区；具有气候和土壤特色的区域，应该发展具有地方优势的特色农产品种植业，增强产业竞争力和集中度；具有资本优势的区域，应该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建立以特色加工工业为基础的专业镇和专业村；人口密集区域，应该注重面向城镇市场变化，发展劳务输出。
国民经济发展论文范文6
“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国内外有着不同的学科渊源。在国外学术界，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别不大，目前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英美等国家习惯将其称为“经济学”，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将其称为“国民经济学”。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可以看作国民经济学的先驱之作，现有中译本文献中可以查到的直接以国民经济学为名的西方经济学专著主要是非英美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所著，如1915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津村秀松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14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傅克斯所著《国民经济学》、1938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狄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等。在国内，国民经济学学科发端于国民经济计划学，该学科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前，“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一门关于国家经济是怎样运行和应当如何管理的学科，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预测与规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建设的快速推进，国民经济学的新理论、新体系不断涌现。考虑到“保留并发展国民经济学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国民经济学也许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发展的一个特色点、突破点、制高点”，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思考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未来应该如何发展。诚如林木西所言，“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多层次相互交织，诸多子系统相互交错，多目标、开放性、动态化的巨系统”。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大系统，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旨趣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衍生出一系列的学科建设困境和难题，亟须加以突破或化解。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可大致将现有文献分为如下两类：（1）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国内外学科性质不同”“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国内学科专业同行不同语”等三大尴尬局面。顾海兵、齐心认为，国内学界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要么过窄、要么过宽，需要进行必要的折中处理。王廷惠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研究对象分歧、学科体系不一、学科特色不足、学科边界模糊等一系列问题。（2）关于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议。和云建议，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等三对关系。林木西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寻找不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花冯涛则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要着重强调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特性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它们还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所提炼的国民经济学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尚缺乏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从而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把握；第二，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化解之道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缺乏优化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系统解决方案。为此，本文选择以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本工具，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展开具体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路径选择。
二、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论内核缺乏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保护带，“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简言之，研究纲领的硬核或内核即“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拥有坚硬的内核是一门理论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之一。一般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对一门理论进行细致的结构分析，进而可包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概念。国民经济学内核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较为多元化，与较多的经济学分支乃至社会科学分支有着丰富的理论“接口”，这是其学科外延较广的体现之一。举例来说，在与国民经济学并列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中，产业经济学拥有“产业组织理论”这一内核，国际贸易学拥有“比较优势理论”这一内核，绝大多数经济学分支学科都有各自明确的理论内核。然而，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至今，仍然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和贯穿研究体系的那根“红线”。正因缺乏明确的理论内核，且存在较为宽泛的研究体系，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国民经济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进而言之，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该捍卫和坚持什么、调整和改变什么，往往就成为不清不楚的问题了，从而必然会影响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句话，理论内核不明确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活力和生命力。而当一门学科缺乏自身明确的理论内核时，便存在着被其他学科同化的可能。
2.困境之二：保护带庞杂
一门学科的保护带是将研究纲领的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在发展一门学科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现实数据或案例不断地对保护带进行证伪，通过不断地“去伪存真”，保留暂时没有被证伪的假说，进而形成围绕理论内核的一层层“保护带”。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保护带仍然较为庞杂，甚至难以找到其系统而明确的理论假说。在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历经多年构造的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财税机制与调节、货币信贷与金融调节、对外经济及其调节、国民经济总体模式及发展战略等内容始终存在，但逐步增加了对总需求、总供给、总供求平衡等相关内容的论述，进而将国民经济学转化为国民经济管理学。顾海兵、齐心认为，国民经济学包括国民经济方法论、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信息论、国民经济预测学、国民经济政策论、国民经济地理学、国民经济模型论、国民经济生态学、国民经济军事学、国民经济人口学、国民经济法学、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论、国民经济社会学、比较国民经济学等。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应该包括两大板块和三个层次，两大板块分别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国民经济运行命题”包括“经济总量命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总供给、经济总需求）、“经济结构命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经济平衡命题”（经济总供求平衡、经济内外部平衡）；“国民经济管理命题”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命题”（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必要性、政府经济管理制度）、“宏观调控命题”（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宏观调控机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命题”（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命题”（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经济规制政策）。（注：括号内的表述为第三层次）。林木西则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国民经济系统（系统总体、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需求动力、供给推力、周期波动）和国民经济管理（管理目标、发展战略与规划、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王廷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应该重点强调国家战略利益导向、国情与本土化语境，关注可持续发展。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尚缺乏公认的保护带，学者们也缺乏对上述体系或框架的证伪或证实，使得在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坛或学术会议中，缺乏统一的交流语境和学术背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研究者“自说自话”的局面。这加剧了国民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科中的“大杂烩”，必然影响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3.困境之三：学科边界不清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发展的交叉局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跨学科发展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分工、学科边界不清晰，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知识积累的进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学科融合发展，也应该是在学科高度分工、知识高度分立的背景下，当各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纵览国内各国民经济学学位点以及部级、省级重点学科所涵盖的研究方向可发现，国民经济学尚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与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区别。当前国内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还没有为“二次融合”做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诸多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边界不清晰，而且与部分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区别还没有被厘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与西方国民经济学存在含义上的混淆。根据德国学者罗雪尔的看法，西方学者（尤其是19世纪以前）所言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不是指国民经济学学科，而是指国家角度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异体，甚至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目前，德国的经济学分为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会对经济学的1—3级分类中尚不存在国民经济学学科，但美国经济学会的分类与国民经济学相关的有E类、H类、O类、P类。而在中国，国民经济学是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经济学科。显然，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在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并非要传承与复兴德系国民经济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经济学与德系国民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国民经济学”，不能因为名称相同而将它们混为一谈。
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不甚明确。有著名学者曾指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证明。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然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化而来，肯定需要运用包括政治经济学（德系国民经济学）在内的各经济学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同时在不少内容中还要吸收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养分，这决定了不宜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科体系的划分方法，国民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在这里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三是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还不明朗。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在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画等号。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宏观经济学，甚至国民经济学只有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学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但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如下三大区别：（1）分析层次有差别。国民经济学可同时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分析（虽然侧重于宏观领域），其分析广度要超过宏观经济学。（2）研究主题有差异。国民经济学重点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不同于宏观经济学高度关注的经济总量及其决定问题。（3）知识构成有区别。国民经济学大量吸收了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养分，而宏观经济学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方面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广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和研究对象不同，国民经济学既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问题，也非常重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既分析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关联问题，也格外重视不同区域的平衡发展问题。
4.困境之四：研究对象不明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前中国学术界还同时存在着宽派、窄派和中间派三种观点。宽派以钱伯海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整体，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质的规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还研究国家管理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产品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过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窄派以李华、刘瑞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学，是指广泛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管理机制的综合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决策、规划、调控和组织，如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中间派以顾海兵、齐心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从上述梳理可看出，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究竟研究什么”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然，这与前述该学科尚没有明确的理论内核和公认的保护带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明确下来，并将其保护带梳理清楚，那么，确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成为一道难题。
三、进一步完善学科的路径选择
1.以宏观经济学的“三化”（应用化、战略化、政策化）为基础，提炼理论内核
迄今为止，提炼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仍然是一项重要且亟须完成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财政、金融等三种政策手段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三种主要手段，国民经济学应该比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更为宏观。也有学者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作为从国家层面入手展开研究的经济学学科，其理论内核不能是具体的政策手段，因为具体的政策手段只是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目标的途径，其本身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类似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也不宜是简单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尚不足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等更为宏观的国民经济主题。进而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只能从国民经济学系统中去寻找和提炼。这是因为：第一，国民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国民经济学这一巨系统具有开放性、动态化、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相互交错、多层次、多目标等特征。第二，系统论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最佳手段。系统论是认识系统、剖析系统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只有把握了国民经济学的系统总体、结构及其功能，才能明确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分析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进而才能找到其理论内核、探索其理论结构。遵循上述思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依据这一理论内核，国民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主要运用宏观经济理论，结合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甚至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着力分析和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2.以基础理论运用于国民经济现实得出的具体假说为内容，明确保护带
为了明确国民经济学的保护带，需要将其理论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而得到种种具体的假说，然后不断地通过实证分析手段对之进行证伪，并不断对保护带进行调整、再调整，才能硬化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被构造出来。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学成为一种进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纲领，需要以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为主线，将其基础理论运用于对国民经济现实的分析和解释，得出国民经济学的系列命题和假说，构造其保护带的基本框架，并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驱动“新颖事实”的发现，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结构。
3.以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有效分工为原则，明晰与其他学科的边界
一是强化国民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也因此，应该突出强调其“应用”色彩，强化该学科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理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提出并论证各种经济学理论，其中涵盖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如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等。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则在于合理运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吸收和借鉴理论经济学中各个学派的养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不必过多地陷入流派之争，而应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基本原则，选取经过事实检验、尚未被证伪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二是优化国民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应区别于应用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与区域发展、地区差异等有关的经济问题；财政学主要分析政府收支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与规律；金融学探讨货币资金的融通及其背后的基本规律；产业经济学定位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产业发展和演化动因及规律；国际贸易学则主要将（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延伸到“国际”范围，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稀缺的资源要素。那么，国民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以区别于现有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呢？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综合性、统领性、应用性的经济学学科”。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巨系统”，虽然其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接口”，但该学科以宏观经济分析为基本领域，其视野更宽、研究对象更广泛、研究方法更多元、包容性更强，对其他各门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具有统领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中，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头号学科”（国民经济学代码为020201），其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类似于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学代码为020101）。
4.以理论内核、保护带、学科边界的确立为前提，找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