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论文范例6篇

乡村教师论文

乡村教师论文范文1

论文关键词:农村幼儿教师;继续教育;对策

一、端正农村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态度

(一)继续教育尹学历补偿教育

在继续教育过程中,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幼儿教师希望通过继续教育获得高文凭、高学历,以弥补自身职前学历的不足。教师们这种对更高学历的追求是好的,但是想法却是不对头的。他们没有认识到继续教育不仅能拓展教师的视野,帮助教师更新教育观念,而且能激发教师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没有认识到继续教育的主旨是要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而综合素质的高低不是一纸文凭就可以敲定的,不能以形式代实质,以文凭代水平。

(二)继续教育尹一次性培训

幼儿教师的继续教育不是一次性的在职培训,它不是“管用一生”的教育而应该是“贯穿一生”的教育。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农村幼儿教师不能抱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他们需要树立终身教育的理念,而继续教育正是终身教育的形式之一,应该认识到继续教育的连续性和长期性,认识到继续教育是持续不断贯穿一生的行为,个人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成长发展,就要不断进行进修培训,做一个终身学习者,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三)继续教育尹“要我学”

农村幼儿教师应该提高参加继续教育的积极性,认识到继续教育不是迫于上级压力“要我学”的教育,而是着眼于提高自身专业水平的“我要学”的教育。幼儿教师应该从自身专业发展的角度认识到继续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更新观念,端正态度,树立全新的继续教育理念。

二、明确农村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目的

农村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目的是在尊重幼儿教师差异的基础上,努力优化幼儿教师的智能结构,充分挖掘自身的潜能,促进创新能力的发展,提高综合素质,实现全面发展,以适应农村幼儿教育的需要。通过继续教育,幼儿教师在掌握幼儿教育最新改革动态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幼儿教育观念和专业知识,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能力,掌握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在实际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以使自己更好地胜任幼儿教育工作。

三、加强农村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管理

(一)教育行政部门方面

1.教育行政部门要提高认识,重视农村幼儿教育。高度重视农村幼儿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把教师从自然成长过程转化为自觉提高的过程,这是终身教育的需要,也是现代教育的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加强对农村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统一管理和整体规划,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农村幼儿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使继续教育的开展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实现依法施教、依法促教、依法治教,同时用法律来保障农村幼儿教师接受继续教育的合法权益。

2.优化继续教育课程设置。继续教育课程要因需而设,即在充分调研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设置与被培训者的需求尽可能相一致的课程内容,在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受训者的反馈作适当调整。就其内容而言,既要有理论的支撑,又要有实践的依托,同时还要架构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二)幼儿园方面

农村幼儿园应根据实际需要广泛借鉴城市幼儿园的继续教育运行程序。比如,有些幼儿园将参训者分层,如按职称分为新教师培训、初级职称教师培训、中级职称教师培训、高级职称教师培训等,或按教师从教的熟练程度分为新手教师培训、熟练教师培训、骨干教师培训、专家教师培训等。分层次分批地组织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分层教育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教师群体的多样化需要。

四、丰富农村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形式

(一)建立以园本培训为主体的继续教育模式

农村幼儿园发展遇到的首要困难是资金的短缺,因此,有些农村幼儿园教师走出去接受专门培训的机会非常少。而进行园本培训是可行的。园本培训的内容非常灵活,可以对新来的教师进行岗前培训;可以针对教师们日常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可以强化教师们的终身学习意识;有的教师参加了学前教育学历班的学习,之后可以将所学到知识再传授给幼儿园的其他老师,这样既节约了学习成本,教师们的知识也逐渐丰富了。

(二)以研代训,以研促训,研训结合,提高幼儿教师继续教育能力

调查发现,农村幼儿教师科研意识比较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自身的发展。进行教育科研是幼教改革深化的必然要求,它可以使教师从经验走向科学,从教书匠走向教育专家。对于幼儿教师来说,承担课题研究并使其顺利通过鉴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选定课题、组织申报到调查分析、写作报告等等老师们要搜集大量的教育材料,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从中完善和提高了他们的素质和能力。教育研究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是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一种有效渠道。

(三)积极探索农村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操作模式。地方政府和国家应加强县、乡两级教师培训、进修机构建设,逐步建立以县级教师培训机构为重点的农村教师继续教育体系。针对农村幼儿教师的专业知识现状组织他们加强对教育管理、儿童心理学、儿童卫生学等理论的学习,学习现代化教育技术,提高他们的教育教学能力。

五、明确农村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内容

(一)深化对农村幼儿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

通过继续教育,农村幼儿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幼教工作尤其是农村幼教工作的重要性,增强职业认同感,必须清醒地看到,从小培养儿童良好的品德、积极的态度、广泛的兴趣,发现和发展儿童的潜能,将为人一生的充分发展奠定基础。

(二)加强师德建设

对幼儿教师进行以“三爱”为核心的“爱的教育”,即爱农村幼教事业,爱孩子,爱自己的工作岗位。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孩子是幼儿教师最宝贵的品质。教育需要爱,没有爱的教育是没有生命力的。为人师表是师爱的重要体现,一位高素质的教师,必然是一个具有良好修养和情操的人,教师要为人师表,用美的形象,美的人格去感染孩子,引导孩子,这是一种无声的爱。

(三)加强新任幼儿教师的人职教育

加强对新任幼儿教师的入职教育,使他们尽快转变角色,尽早适应工作岗位。

(四)实现不同层次教师的共同成长

通过继续教育要使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教师都有阶段性的发展。有研究者提出,幼儿教师继续教育要想收到预期效果,真正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实际教育教学能力,推动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就必须努力做到既“居高”而又“临下”。所谓“居高”,就是要帮助幼儿教师努力占领幼教专业知识和幼教理论发展的“制高点”,研究探索幼儿教育教学改革,有理性思考的高度,而不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准上。所谓“临下”,就是指导幼儿教师学会运用最新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教育理论成果,研究和解决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问题。这为农村幼儿教师继续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乡村教师论文范文2

关键词:身份认同;学校体育;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

体育教师的自我身份认同,是个体专业化发展的首要前提,也关涉到体育教师主体性建构自我专业发展的系列问题[1]。我国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方式的现状令人堪忧,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目标不明确、主动提升专业水平的意识不强、缺乏对教师专业发展过程的反思意识和能力、专业发展的根基薄弱、缺乏专业研究意识和科研能力是我国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深度访谈和行动研究等方法,围绕乡村体育教师身份认同的困境、内涵关系和专业发展路径等进行深入研究,为寻求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新路径,重构乡村体育教师身份认同,促进乡村体育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提供思路。

1乡村体育教师身份认同的困境

1.1乡村体育教师身份认同的危机表征

教师的身份认同是由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所构成的连续体。社会认同是指群体的共同认同,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识性以及群体成员认为自己具有的共性[5]。由于体育教师“污名化”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长期的污名化导致大众对体育教师群体的形象走低,使其长期游离在教师群体之外,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产生迷失。乡村体育教师又是一个非常特殊性群体,由于环境和资源因素,无论从教师的质量和数量上都存在非常大的问题,长期存在不稳定性,工作单位不够重视,一直处于边缘地带,归宿感逐渐疏离,职业的价值认同得不到实现,在界定自身的身份时陷入“认同”困惑之中,产生认同焦虑[2]。由于乡村学校优质师资匮乏,很多体育教师需要兼任其它学科,无法对专业发展目标进行规划,从而对专业发展目标不明确,使其前途感到迷惘。乡村体育教师所属环境,交通闭塞,信息落后,参与专业培训的机会少,知识无法更新。根据2017年全国性乡村教师调查的数据,乡村体育教师平均每天工作9.27小时,43%的教师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表明乡村体育教师工作负担大,工作量计算、年度考核和职称晋升经常被遗忘,造成大部分乡村体育教师出现情绪枯竭,内在发展动力不足,主动提升专业水平意识不强。

1.2乡村体育教师身份认同困境的成因分析

1.2.1从文化角度分析重文轻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非常明显特征,人们自古以来就对习武之人有所偏见,贴上了许多像“鲁莽”、“狂妄”、“冲动”、“武夫”等标签。而武术又是现代体育中的一部分,由于文化基因的影响,体育教师被贴上了许多不雅的标签,许多家长都不愿意送小孩去学体育,他们大多认为“体育生”都是文化成绩差,不服从管教的学生。通过广东省乡村体育教师提升三年行动计划走访调研发现,在乡村学校,学生和家长对体育教师的偏见更为严重,长期将体育教师排除在教师队伍之中,对其身份认同存在缺失感。1.2.2从学科发展角度分析体育学科在我国发展的较晚,基础理论较为薄弱,体育学的学科认同较低。主流学术观点认为,学校体育工作边缘化,体育教师职业认同感低,其原因在于体育学科基础理论薄弱,体育学科地位承认不足[4]。因为体育基础理论研究滞后,无法给体育教师在工作实践中面临的体育教学、体育课堂和教学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对学校体育工作的支撑不够。1.2.3从专业发展角度分析乡村体育教师的自我身份认同是个体专业化发展的首要前提[2],长期处于教师群体的边缘化,被视为教师的“二等公民”,由于不被社会和教师群人认可,使其对自我认同产生怀疑,专业发展目标模糊,对自身的专业发展也漠不关心,职业上没法进步,内在发展动力不足,工作情绪也逐渐开始枯竭,最后出现工作倦怠,成为教师群体的另类。

2乡村体育教师身份认同与专业发展的内涵关系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心理学中的激励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人的最迫切的需求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乡村体育教师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会出现不同需求,尊重需求就是社会认同,个人必须通过其专业发展来获得社会认同;个体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通过专业发展完善自己的能力,去获得自我实现需求。乡村体育教师在其专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认同,通过各阶段迫切的需求能更好的激励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乡村体育教师的自我身份认同是个体专业化发展的首要前提,涉及到体育教师对“我是教师”这个身份的深刻理解。个人和个人所归宿的群体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才能更好发展个人的专业化,如果受尊重需求得不到满足,乡村体育教师内在发展动力不足,就会出现职业倦怠、情绪枯竭等现象。高规格、高质量的专业发展水平对提高体育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对实现自我成就会产生积极的影响[2]。

3乡村体育教师“四位一体”的专业发展路径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进教师专业化的重要手段。乡村体育教师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对乡村体育教师专业成长的研究,提出对政府、高校、教育研究机构和中小学各自优势资源进行整合,形成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打造以当地政府职能部门、高等院校、名师工作室和乡村中小学校协同配合的“四位一体”专业发展路径。

3.1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协调,优化与整合专业发展方向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将“乡村教师素质提高行动”作为教师教育振兴行动的重要举措之一。由此可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国家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其中乡村体育教师队伍质量更是关乎学校体育的均衡发展以及乡村地区青少年的全面发展问题[4]。在教育振兴的新时代,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有责任和义务积极推动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通过行政力量建立专项小组,整合多方资源,制定项目管理与评价机制,推动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化。3.1.1成立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项目小组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建立一个配合高校实施分层分类的精准培训,联络名师工作室为乡村体育教师提供精准帮扶,指导乡村学校建立体育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项目小组,四位一体的专业发展路径就是集合各方资源,统一协调,所以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一定要当好这个角色,积极为乡村体育教师赋能,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化发展。3.1.2建立项目管理与评价机制通过行政手段,对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进行整体规划,对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各阶段设置考核内容、阶段检查、评价权重向实践学校倾斜、组织举办师生竞赛等专项活动纳入教育行政部门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5]。将体育教师的年度考核、评优评先和职称晋升跟专业发展项目挂钩,推动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项目良性发展,提高其专业发展的内驱力。

3.2高等院校牵引,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培训

根据2017年全国性乡村教师调查数据,有2.5%的乡村教师从来没有参加过培训,42.5%的乡村教师在职业生涯中参与培训不到5次,他们一致认为培训是能够促进专业发展的重要渠道[6]。目前乡村体育教师职后培训问题是培训资源匮乏、培训机会少和培训质量差,培训因素对乡村教师的职业稳定性、职业倦怠等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当前一定要加强乡村体育教师培训,激发其内生发展动力。职后培训是实现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化的重要路径,乡村体育教师在专业发展中,不同的阶段对培训的需求不一样,结合乡村体育教师现状特征及发展需求对乡村体育教师进行分层分类。将乡村体育教师分为五种层次,分别为乡村体育名师、乡村体育骨干教师、乡村中层体育教师、乡村新入职体育教师、乡村兼职(转岗)体育教师;将乡村体育教师划分六种类别,分别为师德修养类、专业运动技能发类、教学技能实施类、课外可以类、教研科研类、健康教育类。利用高校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对每个类别和层次的教师培训内容进行研究,形成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体系,并开展分层分类培训,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和科学性。

3.3教学名师引领,定点精准帮扶

体育名师工作室是由体育学科的骨干教师组成的教育教学研究机构,是集教学、研究、培训于一体的教研共同体。可以依托体育名师工作室,发挥体育名师的辐射带动作用,引领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名师工作室划区域定向服务几所乡村学校,通过目标建设提高乡村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的内驱力,通过为服务对象设定考核目标,用任务驱动乡村体育教师进行学习,充分的发挥名师的榜样作用,为乡村体育教师传授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先进的教学理论,通过外部的技能知识学习到内部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全面的提高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化水平。通过名师工作打造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乡村体育教师由于环境问题,向外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比较少,在课堂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出现问题也很少得到他人的指导,名师工作室将一群志同道合的体育教师聚集在一起,大家分享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改善教学方法,创设学术交流环境,提高乡村体育教师教学反思能力,通过名师工作室的精准帮扶,培养和造就一批乡村体育名师培养对象,逐步的提高乡村体育教师群体的专业化。

3.4厘清专业发展目标,开展学习共同体

乡村体育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目标,由于乡村体育教师身份认同长期缺失,使其对个人的发展目标模糊,出现专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是指有共同愿景的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共同建构的团队,他们在学习中共同探究、相互分享、注重实践,以此促进教师的身份认同[7]。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它强调的是乡村体育教师群体目标明确、并主动的进行自我提高和自我完善,不是靠外部力量驱动,非常适合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内生动力不足。乡村学校的教育管理者在参与专业学习共同体时身份要发生变化,从管理本位走向专业本位,打破传统以行政管理制度为基础的共同体,深耕体育课堂为问题导向,围绕体育课堂进行探究,充分的发挥乡村体育教师在专业领域的领导角色,有利于融合不同阶段的体育教师,让他们参与进来,并产生体育教师群体的身份认同感。基于体育课堂,建立反思、平等、互助的体育教研机制,体育教研活动是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建设的基础[6]。充分发挥教师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搭建一个学习交流平台,逐渐形成学习共同体组织文化。建立线上线下混合式研修,打破地域边界,实现跨区域的专业学习共同体,打破地域和时间限制,随时随地进行专业学习,最终实现终身学习。

4结语

乡村体育教师身份认同的危机,成为制约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梳理身份认同和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内涵,提出以政府职能部门、高等院校、名师工作室和乡村中小学校协同配合的“四位一体”的专业发展路径。乡村体育教师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需求问题,本质上是其需求没有得到解决,通过个体专业化发展解决不同阶段身份认同水平的乡村体育教师需求问题,就能解决此危机,只有厘清问题的本质,才能更好的推进乡村体育教师专业化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富学,程传银.基于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的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模型研究[J].体育学刊,2016,23(5).

[2]邵雪梅.当前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师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其出入[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39(9).

[3]张志斌.体育教师污名化的成因、逻辑与自我救赎[J].体育与科学,2020,41(3).

[4]燕凌,马克,李海燕.农村体育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9,38(3).

[5]李梦,吴娟.“深耕课堂·三方协同”精准教育扶贫模式的构建与实践[J].中国电化教育,2020,(2).

[6]赵新亮.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困境与对策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9,(11).

乡村教师论文范文3

1.梁漱溟乡村建设概述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前提下,寻求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新道路。他认为,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上的崩溃和政治上的无办法。”然而中国社会是一种“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形态,因此必须坚定以农立国的观念,从农村入手,以教育为最主要手段,以改良主义的方法来建设乡村,改造社会。梁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构造崩溃,而此时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能够及时确立,由此造成了文化失调的现象。他认为这种文化失调就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秩序混乱,对外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认识老中国的最好办法是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进行对比。并且“认识老中国”不是最终目的,“建设新中国”才是终极目标,只有在正确地认识了中国文化之后,才能为中国的社会改造提供具有价值性的、可操作性的设计。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文化哲学基础

(1)梁漱溟划分三种不同人生路向

梁漱溟深受传统儒学和印度佛学的影响。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中,他将印度、中国和西方分别看成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他认为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以意欲向前发展为其根本精神。第二条人生路向是中国文化走的路向,其根本精神是持中,推崇不温不火的中庸精神,是以意欲自为调和,强调内外矛盾的调和、持中。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条路向,即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是佛教文化的路向。印度不谈现世的人生问题,而是要超脱人生的问题。梁漱溟个人倾向于中国文化,虽然他也认为印度的文化超出中国文化,但对其完全持排斥的态度。

(2)梁漱溟的“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

梁漱溟曾提出了“文化失调”的概念。他是这样解释的:“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被破坏了,却并未形成西洋的“个人本位”与“阶级对立”的社会,反而深陷于“旧辙已破,新轨未立”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致使严重的“文化失调”现象产生。梁漱溟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他的构想:保持当时的中国在传统的精神方面的长处不变,但需要一个团体或者组织,这个组织在对比中西文化差异的过程中,结合了中西文化的优点,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为主体,同时又吸收西洋人的物质文化(科学,现代先进的物质工具等),以此来弥补中国文化所固有的缺点。

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活动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乡村建设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我总结为中国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的冲击:首先,民族危亡日益加深促使梁漱溟探索救国之路。自鸦片战争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铁道救国等救国设想纷纷涌现。在此情况下梁漱溟也开始提出自己的救国主张。第二,农村的破败衰落促使梁漱溟将改革目光锁定农村。梁漱溟曾指出“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大转变,而有今日的乡村建设运动。”第三,仁人志士进行的乡村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启发了梁漱溟。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运动还有陶行知的晓庄生活教育运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所表现出的巨大力量,真正使梁漱溟重新认识了农民和农村,意识到农村的力量所在。西方国家的农民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的决心。丹麦的民众教育给梁漱溟的启发就是:“乡村教育应当以人生行谊教育为立足点,着重激发人们向上欲求自拔的人生态度,然后发达其他知识技能”美国1909年,罗斯福主持的“乡村生活会议”和乡村教育议案中“保留儿童与成人居乡”,“以预备农业生活”,“以养成公民的农民”使乡村学校成为乡村社会的中心,也对梁漱溟有一定影响。

2.梁漱溟乡村教育理论的内容

1931年1月,梁漱溟等人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潜心在山东邹平的试验区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在他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详细向世人阐述了他的思想,书基本上分甲乙两个部分,主要内容分别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可以看作是其理论体系中的“行动理论”,是其它所有方面理论的逻辑归宿。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不单单回答了中国社会“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行动方针,即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它是中国传统精神与西洋文化长处的沟通调和,也就是要学习西方的团体意识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他认为从国家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乡村入手建设全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具有最大的可行性。

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主要实践活动

(1)乡村组织的建立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建设试验区。分别具有以下作用:乡村建设研究部,这是研究院的核心部分,招收大学或者大专毕业生,学制两年,梁漱溟的《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是其主要教材,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实验县担任科长和辅导员等职务,后来大都成为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骨干人员;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对到乡村去服务的人才进行培训。教授乡村建设理论、农村自卫、精神陶冶、农业知识、武术等课程,结业后各回原县,负责各县乡村建设的工作;乡村建设试验区,即邹平试验地,试验地县政府隶属于乡村建设研究院。实验获得了当时山东省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并成立了“乡村建设学会”。(2)教育实验梁漱溟曾经断言中国问题就是极为严重的文化失调。他试图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来维护遭到破坏的原有乡村秩序,由此开展了他的乡村教育实验。主要有以下内容:取消原有的区级行政单位,将全县重新划分为十个乡。相应的设置“乡学”、“村学”。乡学和村学的主要教育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乡学,村学都必须设儿童工学处、小学部和职业训练部,学校注重对合作社社员在蚕业,机织传习方面的训练。(2)对妇女缠足、买卖婚姻等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行大力改良,还在农业改良、修缮道路、宣讲现代卫生知识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3)帮助农民经营举办各种合作社。把合作社作为从经济上组织农民的主要手段,辅以技术指导,良种推广等活动。(4)办理乡村自卫,执行维护社会治安,防护青苗等任务。(3)经济建设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经济上进一步…而后才有政治改革教育改革的需要。”秉承着这一原则,梁漱溟着力发展当地经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合作社的所有社员,须一律种植由总社配发的托里斯美棉。由于合作社的棉花卖出的价格高于村民种植的一般品种,所以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发展迅速。邹平实验县农村金融流通处也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在试验区的一项成功实践。金融流通处向农民提供利息低廉的贷款,以此来减轻猖獗的民间高利贷发放,解决农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三、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活动的评价及对当前农村教育的启示

1.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活动的评价

首先要肯定的是,梁漱溟以中国传统的儒学为其核心思想来指导乡村建设,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无疑是具有独创性的。从影响范围来看,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可以说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后来人称甚至梁漱溟为“三十年代农村改革的全国发言人”。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也存在不少局限:

(1)指导乡村建设的理论还没有跳出“中体西用”的框架。无视贫富分化的现实,完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使他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并不符合中国的事实,最终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

(2)乡村建设需要国民政府的帮助,但最后这种合作关系却变成了依附关系,使乡村建设不得不屈从于政府而丧失动力。当失去政府支持时,乡村建设也就会失败。

(3)梁漱溟曾谈到过,救济乡村“农民不自救,谁也救不了乡村。”但是乡村建设运动采取循序渐进的改良态度让农民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梁漱溟丝毫没有提到,农民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并不感兴趣。

2.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对当前农村教育的启示

(1)教育为本培养新农民,改造农村

梁漱溟认为新社会组织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他主张乡学村学(类似于农村中小学)的教员应当意识到自己“乡村运动者”的身份并且在运动中充分发挥作用。在我们今天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同样是乡村里的文化高地,新农村的文化建设绝对不能离不开他们的积极参与。举个例子来说,乡村教师可以运用其深厚的专业知识教育和指导周围乡村民众,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可以让有过实际经验的乡村教师管理和运用当地珍贵的文化设施,指导学生和村民编排节目,以此来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梁漱溟的乡学村学教员,大多是其研究院的毕业生,在任教期间有机会受到在职培训。拿到现在来看,我们也可以开设一所专门培养农村教师的研究院.用以对农村教师进行培训和指导,并整合教师文化资源。农村成人教育中知识的学习和精神的培养需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可是实际上对精神的培养往往受到忽视。梁漱溟一直认为情意(精神)教育比知识教育更重要,他曾经说:“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一只在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今后的农村成人教育只有在精神教育方面加强,并且加上知识技能的培训,才能培养出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求的新型农民。梁漱溟在邹平实施了多种类型的职业教育,教授农民知识技能,为农业、农民和农村服务。但现在的职业教育却正好相反,以城市为中心,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成为农民进城而进行的岗前培训。梁漱溟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们可以依据各地村镇实际,挖掘本地资源,组织专人来编写村本和乡本教程。以农业知识技能和相关知识为主要内容为农民开设职业教育课程。在教学形式上,为适应农村特殊的情况必须要形式多样,采用组织专题讲座、分类编班授课和开展巡回教学等。

(2)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相结合

梁漱溟曾说过:“知识分子今后要想在解决中国问题上表现力量,非得与农民联系起来,为农民说话。”所以他非常看重知识分子的作用,希望通过知识分子下乡来改变当时中国农村凋敝状况。梁漱溟主要提倡两种知识分子下乡,一种是具有专业技能的的高级知识分子,另一种是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梁漱溟曾经在北京大学做过教授,晏阳初的定县实验的人员中超过70%的人拥有博士和硕士学历知识分子,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无疑是农村发展的巨大动力。“当这些知识分子走进农村,把新风尚、新信息、新技能、新知识带入农村,传播给农民,这种简单而又高效的社会教育方法可以使农民得到实惠。”因此,国家应该鼓励知识分子到条件相对差的农村去,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技能指导农民进行生产生活实践,这会极大推进农村的发展变化。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果国家给予一定的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鼓励过剩的大学生去乡村工作和创业,这样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同时,又给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方兴未艾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就体现了很好的体现了大学生下乡的意义,但仅仅这一种渠道还是不够的。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大学生回乡就业,使他们在乡村也能达到自我实现的需要。比如师范类的大学生回当地农村中小学任教;农林类的大学生回到当地进行农林科研;管理类、美术类、音乐类、建筑类的大学生在农村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3)以乡村学校为核心,重组文化基础设施和增加文化活动

乡村教师论文范文4

关键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城乡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而在不断地扩大。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人均纯收入指标来看,数值由1985年的1.9逐步上升到1994年的2.9,又由1996年的2.6逐渐上升到2006年的3.3,[1]尽管从1994年到1996年有一个小的回落,但是总体而言收入差距是在逐步上升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本文主要应用教育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关理论对这一城乡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城乡收入差异分析

(一)人力资本理论

它是指蕴含于劳动者个体自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总存量。人力资本理论指出增加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突出的正向作用,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的社会分配趋于平等的因素之一,人力资本差异是造成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

(二)基于教师、教学环境和学生流动方面的城乡人力资本差异分析

1.城乡教师差异所导致的城乡人力资本差异。从城镇教师和乡村教师之间的流动来看,乡村教师在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生活环境等目标的驱动以及自身条件的成熟(自身条件的成熟一般认为指经过进修或磨练提高了自身能力,拥有了向上流动的资本)和相应政策环境的配合下,按照劳动力的梯度流动原则会由乡村学校流动到待遇更好的城镇学校。

2.由教师能力、教学基础施设等教学环境所导致的城乡学生差异加大了城乡人力资本的差异。城镇中相对较强的师资和较完善的教学设施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人力资本通常要优于师资力量较弱的乡村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从升学率差异来看,1985-1999年,城乡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差距由1.8倍升至3倍。[2]由于教学环境差异而产生的学生人力资本差异将以乘数形式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异在代际之间加深。

3.由于学生流动所导致的城乡人力资本差异。伴随着我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建设,我国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这其中就包括考上大学的农村生源。他们原先是人力资本并不丰厚的乡村中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一部分,还有来到城市打工的年轻人,这使得原本贫弱的乡村人力资本雪上加霜。显然这种城市对乡村的极化效应使得城乡人力资本差异进一步扩大。

二、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城乡收入差距固化分析

(一)社会资本含义。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3]这里主要利用社会资本的一个消极方面来认识当前形势下城乡差异的固化特征。

(二)基于社会资本的消极方面对城乡差距的认识。尽管社会资本理论在节约交易费用、获取潜在资源、扩展事情解决的途径方面有积极意义,但是也有消极的一面。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农民一直致力于摆脱农民身份的努力当中,但是处于强关系的城市群体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力部门,使得广大的农民为获得这些社会资源时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据调查城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差距约6-13倍,[4]高校中农村生源比重比上个世纪80年代下降了近一半。[5]即使那些能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又会由于高昂的学费以及预期毕业后难于就业而失学。这些都加大了城乡差异。

三、相应的对策建议

为使城乡差距缩小,我们可以不断提高乡村教师工资待遇,使广大乡村教师安心于教学;改善乡村学校的教学环境,一方面加强学校校舍、实验设备等硬件环境建设,另一方面招聘一些合格的教师任教,不断提高师资力量;同时鼓励大学生回乡任职任教,为大学生回乡创业创造良好条件,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还要加强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建设,加大中央财政支农力度,培育农业组织,提高农民参政议政能力;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倡导积极健康的业务文化生活方式,推进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相信通过这些措施,这种状况定能得到有效缓解。

注释:

[1]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缩小差距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39-142.

[2]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缩小差距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39-142.

[3]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

究,2003,(4):23

[4]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缩小差距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82.

[5]李龙. 农村大学生比重为何少了一半[EB/OL].

乡村教师论文范文5

关键词: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农村社区教育;启示

中国社区教育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其发展历史不长,但它是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规学校教育体系之外进行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活动。农村社区教育作为新型农民提升自我和发展自我的平台,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并指出,新农村建设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党的十七大后,全国的社区教育全面推进,农村社区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陶行知一生致力于中国教育的改革,他的乡村教育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一、乡村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作为中国“五四”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陶行知在对当时中国国情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我们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1]乡村教育思想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乡村教育的性质

陶行知从当时中国实际出发,认识到中国农业生产落后,农村经济萧条,农民生活贫苦,农民文化低下。他呼吁社会各界要重视乡村教育,认为乡村教育的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在“以农立国”的中国,他认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他提倡“教育与农业携手”,通过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在他看来,“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夫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夫下地狱”。据此,他指出,“乡村教育是远东一种伟大之现象,凡关心世界问题的人们,决不至忽视这种的大问题——无论办得好不好,中国的乡村教育关系全世界1/5的人民。我们要想建设新中国,必须用教育的力量,来唤醒老农民,培养新农民,共同担负这个伟大的责任。”[2]

可见,陶行知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只要农民有出路,中国就有出路。乡村教育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关系到民族的富强和昌盛。

(二)乡村教育的任务

陶行知认为,“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要“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其使命,是在农业文明上建筑工业文明”。中国虽然在向工业文明过渡,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工业化进展缓慢,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仍然没有出路,所以现代化的根并没有安起来。面对此景,陶行知深怀“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的信条,他主张打破这死的教育,乡村教育“适合乡村实际生活”[3]。这体现了陶行知乡村教育“为农”的特征。

陶行知进一步指出“乡村教育是不能关其门来办的,一定要与城市打成一片”。乡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与城市打成一片”[3]。这里实际上蕴涵了陶行知乡村教育“离农”的思想。也就是说,乡村教育不仅要面向农村生活,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还“要从高远处着想”,为工业和城市服务。

(三)乡村教育的方法

陶行知指出,“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方法,活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所谓“教学做合一”就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这就从理论上将实践能力的培养放在了乡村教育的重要位置。

于是,他把乡村生活环境作为乡村教育内容的重要源泉,用与农村生产、生活相联系的内容来培养学生改造乡村的实践能力。他要求学生除了在校受教育外,还要求学生走上社会,参加农业生产,进行科学种田,要求学校、工场、社会打成一片,深入生活实际,让教育走向生活,培养实践能力。

(四)乡村教育的先决条件

陶行知认为,只有“活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活的学生”,故“活的乡村教育要有活的乡村教师”。“培养乡村师资是地方教育之先决问题,也是改造乡村的先决问题……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4]。由此可见,要建设活的乡村教育,成功地改造乡村社会,其基础在于要有“活的教师”。“活”的乡村教师具备“康健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还具备教师专业的特殊素养,如创造精神,“敢探未发明的新理” 。

对于这种“活的乡村教

师”的培养,陶行知认为有两种途径:一是设立乡村师范。他主张师范下乡,建立乡村师范学校体系,因为“在乡村里所设的师范学校,天天所过的是乡村生活,所得的是解决乡村生活的本领,在乡下很有用武之地,自能忍耐乡下之苦,而欣赏乡下之乐”[5]。二是采用艺友制。想做教师的,先和有经验的好教师做朋友,而好教师则“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这种办法不但是最有效力的教师培植法,并且是解除乡村教师寂寞及推广普及教育师资之重要途径”。

二、乡村教育思想对发展农村社区教育的启示

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依然是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发展农村社区教育中,学习并借鉴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基本思想,仍具有很大现实意义。

(一)重视农村社区教育的开展

陶行知关于乡村教育性质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农村社区教育在构建学习型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社区教育是迈向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教育形式,农村社区教育将农民终身学习与农村社区发展有机结合,为农村开展继续教育找到了良好的依存环境和最佳的组织形式。

重视并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必须要有县、乡镇、行政村各级政府的参与,在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上保证农村社区教育的有序进行和健康开展。一是在组织机构方面,建立由行政领导和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的社区教育委员会。二是在管理体制上建立起政府、社会和学校三结合的共同管理体制,并制定出推进社区教育的总体目标及政策,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协调各方形成合力,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制,使社区教育工作能够顺利开展。除此之外,三级政府要相应出台地方性的法律法规、条例、章程等,对社区教育的目标任务、经费渠道和相关部门的职责等做出具体规定,以确保社区教育发展有序有效运行。

(二)农村社区教育要注重“为农”与“离农”的平衡

在发展农村社区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农村社区教育仍然要立足农村,面向农村实际生活,为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村面貌,增加农民收入而服务。为此,我们应深入挖掘陶行知“为农”思想的丰富内涵,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生长点。

首先,要学习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走半根草去”的精神,全身心服务并奉献给乡村人民和儿童;学习陶行知“大乡村教育主义”的思想,使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充分携手,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基础性的战略作用。其次,要着重对农民进行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教育和培训,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也要看到,自古以来,农村教育均带有一定的“离农”特征,似乎总在为离开农村服务。事实上,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因此,农村社区教育也要打破自我封闭,立足农村,面向现代化。农村社区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转移农村富裕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6] 为了更好地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村社区教育也要注重对农民进行现代公民教育和社会闲暇教育,培养具有现代意识良好德性的新一代农民。

(三)农村社区教育要紧密联系农村实际

农村社区教育必须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与“农业携手”,建设“科学农业”。只有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社区教育才是“活的乡村的教育”。

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农村社区教育要主动靠近农业,大量兴办农职、农技学校,强调农村教育与农业生产相结合。这样,学生毕业后便有一技之长,并成为合格的农业劳动力。在教育内容上,要多体现当地用得上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农业生产、种植、养殖等知识和农产品加工等科技应用知识。同时让社区农民先学,并以他们为媒介教父母、教邻居等,从而有效提高农业技术在生产中的普及率和成功率。

(四)加强农村社区教育队伍建设

发展农村社区教育必须要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这样的教师如陶行知所说的,必须具备一定的学历和相应的专业知识,懂得教育规律,熟悉农村社区情况,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一定的奉献精神。同时,我们认为,发展社区教育还需要一大批志愿者和热习者,建立社区教育人才库,把社区内热心教育的离退休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和先进人物等组织起来,进行归档,组织成农村社区教育队伍。除此之外,农村社区教育作为社会公益事业,要大力倡导志愿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形成一支专兼结合“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教育工作者队伍,对农村社区教育进行参与、评估,并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陶行知.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g]//方明.陶行知教育名篇.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85-86.

[2]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3]陶行知教育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210-496.

[4]陶行知全集编辑委员会.陶行知全集:第3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437.

[5]陶行知全集:第2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316.

乡村教师论文范文6

栖霞乡村师范

1924年夏,黄质夫从南京高等师范(今东南大学)农科毕业后,由扬州第五师范校长任孟闲推荐,在高邮界首乡村师范学校,开始了献身乡村教育事业的生涯。三年后,即1927年8月,黄质夫受南京中学校长邰爽秋的聘请,任乡村师范科主任。到任之后,立即着手学校的恢复建设、聘请教师及招生等一系列工作。黄质夫崇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心者劳力的观点。栖霞乡师在其带领下,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栖霞乡师面貌为之一新,得到了当地村民和教育界人士的好评。

在栖霞乡村师范期间,黄质夫曾署名“质夫”和“黄同义”,在《栖霞新村》、《江苏教育》、《农业周报》等期刊杂志上,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其中有《栖霞乡村师范服务社会之实况》《栖霞乡师十六年度之回顾》《本校农民教育馆计划草案》《中国乡村的现状和乡村师范生的责任》《和乡村教师的谈话》《乡村师范对于农事改良上应负之责任》《黄墟参观纪要》《我们的主张与实施》以及与陈邦贤合著发表在《栖霞新村》第12期的《我们友农社的计划》等论著。当年《首都志》上还有所记载。《栖霞新村》是本半月刊,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上述文章著作,是黄质夫早期乡村教育实践的记录与总结,为其以后乡村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形成奠定了基础。

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

1930年4月,国民政府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为借口,查封了晓庄学校,由此波及黄质夫,黄被迫离开了栖霞乡师。

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即今南京农业大学前身。1930年夏,黄质夫接受梁希院长之聘,担任农学院推广处主任指导。时值宜兴中学准备筹办农业职业教育,于是,江苏省教育厅电请中央大学农学院委派专家,赴宜兴进行实地考察指导。9月14日,黄质夫受委派,与苏农厅唐荃生一道赴宜兴中学。考察归来后的9月23日,在农学院推广处会议上,黄质夫报告了赴宜兴考察经过。会议推举黄质夫与金逸农、江国仁为推广处交际员,旨在加强推广处与农学院各学科的联系。随后,黄质夫与唐荃生两人合著了约2300字的《宜兴中学省款添设职业科计划书》报告文章,发表在1930年10月20日出版的《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旬刊》第59期上。1931年2月《职业与教育》杂志第121期,对该文进行了转载。文中说到人才的培养问题时,指出“事业之兴替,胥以人才之盛衰为衡”;谈到适应环境时,文章又说:“教育以适应环境为目的,凡社会之需要,事实之便利,均足以促进教育效能。”文章末尾附“编者附识,……以其与农业教育前途相关颇切,故备录之”。同年,黄质夫接受主任孙恩委派,赴镇江黄墟考察,回来后写了八千多字的报告。《黄墟参观纪要》刊于《农业周报》1931年4期,详尽阐述农村改进事业的实际与主张。由此可见,黄质夫先生不论是在师范教育、职业教育,还在农村改进工作中,时刻将农村、农业、农民的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

黄质夫在农学院推广处工作期间,热诚宣传先进栽培技术,推荐良种期以增加产量,并多次参加有关农业方面的研讨。1930年10月26日,他参加了推广处第一次在栖霞乡师举办的农业改进讨论会;11月2日,参加了在马群镇民众教育试验区举办的第二次农业改进讨论会;11月22日,参加了在汤山举办的农业展览会。1931年3月4日,参加了江浦农民讲习会。黄质夫在农学院推广处的工作虽颇有成效,但他仍割舍不下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最后还是辞去主任指导一职,于1931年夏接受浙江省教育厅长张道藩之邀,前往浙江萧山,担任湘湖乡村师范校长,继续从事他喜爱的乡村师范教育事业。

中华乡村教育社

1932年春,黄质夫由湘湖师范学校返回栖霞,继续担任江苏省立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这年夏天,全国各地乡村教育工作者“鉴于乡村教育困难重重,前途日益黑暗,为了更好地改进乡村生活,推进乡村建设,打开乡村教育被动局面”,共同发起组织“中华乡村教育社”。发起人有王引民、涂闻政、古、邹秉文、江恒源、黄质夫、孙枋、任孟闲、唐昌言、叶汤铭、陈昌嵩、滕嵩石、冷御秋、冯策、韩文庆、汪懋祖、顾琨、金海观、陆殿扬、顾克彬、相菊潭、彭百川等。除各省乡村师范校长外,还有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程其保、无锡教育学院院长高践四、江苏实业厅厅长何玉书、中华职业教育社杨卫玉等当年一批教育界名流,也先后加入发起人行列。1932年10月5日,各地教育工作者,从四面八方齐聚栖霞乡村师范学校,举行了发起人会议,一致推举黄质夫、彭百川、孙仲威、唐启宇等为筹备委员。并设立筹备处,一方面向社会征求更多的社员,一方面完善章程等,并拟呈请立案手续。

1933年6月,中央党部批准立案,教育部备案。获得合法手续后,筹备委员会又在1933年11月,吸纳江问渔、何玉书、陈剑修、章之汶、相菊潭、赵鸿谦等人加入筹委会。万事俱备,12月2日,全体筹备委员在南京召开了最后一次筹备会。经过讨论,会议决定:1934年1月27日在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内召开中华乡村教育社成立大会。截止到1月27日这一天,中华乡村教育社有个人社员400多名,团体社员20多个,遍布全国15个省份。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开幕式上,筹备会主席章之汶、中央党部代表张皎、教育部代表吴研因、中华乡村教育社社员邰爽秋等分别致词。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乡村教育社第一年度工作计划大纲。会议选举第一届理事和候补理事,分别是何玉书、黄质夫、古梅、吴研因、程其保、彭百川、章之汶、相菊潭、梁漱溟、江恒源、赵德柔、陈剑修、仝菊圃、胡宏模等,何玉书任主席。在1月28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首次会议上,黄质夫、相菊潭、孙枋、彭百川、章之汶、何玉书、仝菊圃、胡宏模、赵德柔(彭百川代)、邰爽秋(黄质夫代)等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何玉书、黄质夫、彭百川为中华乡村教育社常务理事。

中华乡村教育社成立后,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但鉴于当时国内形势,中华乡村教育社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这些乡村教育家,都义无反顾地继续从事着教育救国的工作。后来,陈剑修担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院长,黄质夫担任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校长,彭百川担任国立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德柔也曾担任过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校长……他们为中国乡村教育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至今为人称颂,确实值得我们后人敬仰。

国立贵州师范学校

1939年9月,黄质夫被委任为贵州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10月,学校进行改组。1940年1月,学校迁至黔东南与湘、桂接壤的榕江县城,易名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直属教育部蒙藏司领导,同时在黎平县设立分校,扩大对边疆民族师范生的培养。

到了榕江之后,黄质夫带领全校师生,开垦校园,修筑校舍,发展生产。“为适应边地社会之需要,务使教育社会化、科学化、生产化”,黄质夫制定了“从生产上实施教育,从建设上树立模楷,从劳动上讲求锻炼,从服务上指导学习”的原则。当时全校700多师生,没有聘用一个校工,凡是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上的事,都由师生共同担当。每天下午课后,全校进行“事业活动”。事业分为校务、农事、工艺三个部门,三个部门又分为若干个小组,活动号角一吹响,几百个人如上战场的将士一样,潮水般涌向集合场,由各个导师和各组组长率领,列队至各个地点开始工作。

黄质夫曾经说过:“时值非常(抗日救亡),地在边隙(地处边疆),人力财力两形缺乏,吾全校师生能排除万难,将点滴血汗所集之资,不自享而建校,高风亮节,足使贪欲儒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