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指标范例6篇

经济增长的指标

经济增长的指标范文1

关键词:区域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区域金融发展作为其中一个因素,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下面通过探讨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貌的关系,构建两者之间的存在的指标体系。

一、概述

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10年代,Schumpeter等人就已经指出区域金融部门的发展对该地区人均收入及增长率有积极作用,并且认为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能长期地促进经济增长,该论断后来得到了Goldsmith[1]实证研究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对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全貌也有一定的研究,许多学者不再只是拘泥于银行业范围,而是将研究领域拓展至金融中介、股票市场及证券市场等。较为成熟的研究结果指出,金融发展可通过影响储蓄率、提高资本配置和将高比例储蓄转换为投资等多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同样会促进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分割情况较为明显,现选取浙江省为例,探讨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貌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相关结论。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及构建

(1)投入指标。衡量区域金融发展的指标常选取金融发展率和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相关比率指区域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该指标是最能反映地区金融结构及发展水平的指标。金融发展率则是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除以其存款余额,该指标体现地区金融机构变储蓄为投资的能力。理论上来说,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是我国地区金融市场较为重要组成部分,但考虑到我国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程度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且股票市场波动较大,保险市场发展不完善,因此,暂时将这两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忽略不计。即此处定义与区域金融发展相关的指标有金融发展率和金融相关比率。

(2)产出指标。最能衡量地区综合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本文消除人力资本影响,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产出的指标。

(二)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主要包括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2]。

(1)单位根检验。运用EVIEWS6.0进行单位根检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金融发展效率及金融相关比率在原始序列检验中不平稳,但金融发展效率在一阶微分序列中达到平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金融相关比率在二阶微分时达到平衡,由此可得,原有序列在二阶差分的情况下是单整的,存在协整关系,接下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关系检验。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进行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相关比率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接下来检验是否是因果关系。

(3)格兰杰因果检验。运用EVIEWS统计软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95%置信水平[3]下,金融相关比率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因果关系,而金融发展效率是经济增长原因的可能性不到20%,反过来则不到15%,所以说,金融发展效率并非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原因。

三、构建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面的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构建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全貌的指标体系。

(1)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在浙江省的金融市场中,1978年~2009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呈现增长趋势,这与我国整体金融市场的情况相符,但人民币存款余额平均增长速度与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速度不同,这两者的不同使得金融发展效率较低,因此,要提高金融发展效率需要改善优化浙江省金融市场结构。浙江省金融市场多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外资银行、股份制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少,浙江省应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发挥自身资源配置功能,促使资金自动流向投资效益高的企业。相较而言,浙江省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但其相关机制不健全,仍需加大监督力度,促使其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总之,完善金融市场法律法规,提高金融中介资产运用质量,降低不良贷款率,促使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提高。

(2)发展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股票市场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浙江省应促进该地区企业创新、上市,促使其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有关股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机制尚未健全,因此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推动国内股票市场的进步。当然,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等均可以完善金融市场,促使企业投资渠道多样化,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四、结语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发展,完善、发展区域金融市场刻不容缓。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给予金融市场扶持和推动,确保相关法律法规和机制的贯彻执行,消除市场经济中的发展保护壁垒,发挥市场原则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这样一来,金融市场才可以健康快速发展,同时也能促进经济全面增长。

参考文献:

[1]姜如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1,2(10):91-92.

经济增长的指标范文2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迅猛发展。金融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增加上,也表现为除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迅速扩张。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基金业、证券公司等的资产规模都快速扩大。我国金融发展的强劲势头,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需求遵从”造成的,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了对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扩张的强烈需求,从而促进了金融的发展,也就是说,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结果(Robinson,1952;Stem,1989);另一方面,金融发展也可能是政府引导的结果,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相信金融发展有“供给主导”作用,即金融发展会促进经济增长。那么,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究竟关系如何?金融发展是否真的能促进经济增长?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促进金融行业发展的背景下,回答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利用2006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主要介绍相关的研究;第三部分是指标构建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二、 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此相关的文献回顾就从这方面展开。

1. 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关于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经济,以Goldsmith(1969)、Tun Wain(1972)、 Sinai和Stoker(1972)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会直接增加储蓄(以金融资产的形式)从而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而Mckinnon(1973)、Shaw(1973)等金融抑制论者认为,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抑制了储蓄的增长并最终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主张废除金融管制,实现金融自由化。无论金融发展是通过哪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只要我国金融发展的“供给主导”方式确实存在,那政府就有必要依靠制度性安排去引导和促进金融的发展;反之,则没有必要去构建复杂的金融中介体系。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分析我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2. 指标的选取。已有的研究,基本上肯定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马轶群、史安娜,2012)。但所选指标差异比较大,而指标选择是研究的基础,不同的指标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甚至得出相反结论。因此,有必要对已有文献中用到的指标进行梳理。

关于经济增长指标的选择,常见的做法有两种:第一,选择一个或几个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如GDP增长率、人均GDP、人均资本形成等(陈刚等,2006;赵勇、雷达,2010;王志强、孙刚,2003);第二,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构建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肖红叶、李腊生,1998;刘树成,2007;马轶群、史安娜,2012)。

使用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选择一个或几个不同类型的金融发展指标,如经济货币化指标、金融相关比、贷款总量/存款总量、非国有经济贷款/总贷款、银行贷款总额/GDP、存贷款总额/GDP、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等,用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指标分别进行研究(姜春,2008;方文全,2011;崔艳娟、孙刚,2011;M.Kabir Hassana et al.,2011;陆静,2012;Jin Zhang et al.,2012;Khalil Mhadhbi,2014);第二,构建一个表示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Beck、Demirguc & Levine,2001;李连发、辛晓岱,2009;樊纲等,2003;邓向荣、杨彩丽,2011;张成思、李雪君,2012)。

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关注,研究金融发展对“纯粹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然有些不够全面;其次,指标的选择不尽合理,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特别是,使用单一指标的做法(即使选择几个单一指标分别研究)只不能对金融发展整体进行度量;第三,现有的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研究,较多采用国家层面数据,或是对某一地区进行研究,用省际面板数据来进行横向比较的研究相对比较少。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基础指标的权重,从而得到经济发展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的数值更加合理;二是建立VAR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它的三个子指标(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的影响;三是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体现了样本之间异质性。 三、 指标构建和数据计算

1. 指标构建。

(1)经济增长质量指标。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关注,经济增长早已不是单纯的扩大经济规模,更重要的是提高经济和社会生活质量。因此,我们把经济增长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经济量的增长,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第二,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对国民经济进行全方位的整合,对产业、消费、人口等各领域进行调整,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第三,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这主要包括经济效益的提高、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等方面。

根据经济增长的这一定义,我们试图构建一个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指标,该指标既包括经济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以及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指标构建情况如表1所示。

(2)金融发展指标。有关金融发展指标的数据,我们参照邓向荣、杨彩丽(2011)的做法,把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分为总量指标、结构指标、效率指标这三个方面,再选择适合的基础指标对这三个子指标进行细分,具体见表2。

2. 指标计算。在多元统计分析中,考虑到各变量之间计量单位和数量级的不同,因此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我们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在计算时,要区分“正指标”和“逆指标”,标准化的过程见公式(1)和(2)。

接下来,我们通过对各基础指标赋权重来计算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金融发展程度的综合指标的数值。在计算指标重时,我们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来避免主观随机因素的干扰。在计算出各基础指标的权重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综合指标数。所有的过程都在stata12.1中完成。 四、 实证分析

1. VAR模型。为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建立VAR模型。经过检验,VAR模型是稳定的,且最优滞后期为2。图1是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脉冲响应图。面对金融发展的冲击,经济增长在前两个时期的反应很小,但从第2个时期开始快速上升,并在第7期达到最大,之后缓慢下降并逐渐趋于平稳。这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短期时滞。图2给出了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结果。在前2个时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但从第3个时期开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扰动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并在20期以后基本趋于稳定。这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虽不能立刻显现,但一小段时期之后,会越来越明显。

2. 回归分析。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而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按照经济增长水平的不同,本文将各地区划分成经济发展水平高、中等、低三组。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各地区的分组情况见表3。分组情况基本符合我们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观印象。不同分组的经济发展统计性描述结果见表4。各组样本的平均值都落在了我们划定的范围内,可以判定,本文的分组基本合理。

接下来,在不同的分组内,我们以金融发展为自变量,对经济增长以及它的三个子变量(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首先,对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回归结果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增长程度低的地区,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是负的;在经济增长程度中等的地区,回归结果为正且显著;而在经济增长程度高的地区,该回归系数为正,并且大于经济增长程度中等地区的回归系数,其显著性也更强。

然后,对经济发展的三个子变量(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量的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变得更大也更显著,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负数变成显著的正数。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除了能对经济量的增长产生正向作用外,对经济结构的改进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都有负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经济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优、以及经济质量的改善提高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尽管不显著,但都是正数;而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三个子指标对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不仅是正的,而且也都显著,并且数值也都变大。

这就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五、 结论

经济增长的指标范文3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指标体系;综合评估

中图分类号:F12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094-05

1.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但是,由于沿袭传统粗放经营的增长方式,使得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的,是不经济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矛盾日益显现。近年来我国出现的能源短缺、资源进口数量扩大、原材料价格上涨剧烈等情况都说明,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1]。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这一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四位一体”的现展体系[2]。在这种新发展观模式下,加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研究,破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难题,探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对其“十五”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情况进行了综合测评研究,并提出加速实现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及相应对策,以期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决策支持和信息依据。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

2.1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

经济增长方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各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或简单地说,是经济增长来源的结构类型[3]。实际上是一种要素变化状况,包括生产要素数量增加和质量改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通常把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追求产品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把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改善效益的方式,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要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以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变。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面对这种形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要适应这种新发展模式的要求,赋予经济增长方式更丰富的内涵。即经济增长不仅要重视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应是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作用更加突显,自主创新潜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资源利用水平更高,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生态环境更加改善。

2.2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是有效评价的基础与关键,它必须能够良好地反映评价对象的主要因素,这样才能发挥评价应有的作用。为了科学地评价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状况,依据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客观性的原则,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以下评价指标体系[4][5][6][7][8](见图1)。

图1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3.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状况的量化综合评估

上述七大类25个单项指标组成的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能比较全面、科学地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但由于每一指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设置的,各指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方向不完全相同,且量纲不一,无法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总体情况作出综合判断。因而,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综合。在此选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即综合评分法,其函数表达为:

Y=Σmi=1(Σnj=1XjZj×Rj)×Wi

式中: Y―总得分,Xj―单项指标实际值,Zj―单项指标目标值

Ri―单项指标在该层次下的权重,Wi―子系统权重

对于逆单项指标(即指标取值越小越好的指标),可用下面公式计算:

Y=Σmi=1(Σnj=1ZjXj×Rj)×Wi

子系统的权重及各单项指标在子系统中的权重Rj根据其在整个评价体系及各层次中的重要程度,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各单项指标目标值的确定,参照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我国平均水平、国内先进省份水平、并结合陕西省实际情况加以确定。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反映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及进程,在此选取十五时期各年作为评估年份,综合评估结果见表1。同时,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本文对全国同时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也进行了综合评估,综合评估值见表2。

从综合评估结果可以看出:

(1)“十五”时期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综合评估分值一直稳定在64%左右,其变化与全国类似,先下降后上升,各年份评估分值虽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总体趋势与全国相反,呈下降趋势。综合评估分值从2001年的65.40%下降到2005年的63.42%,下降了1.98个百分点,而全国综合评估分值则从2001年的62.44%上升到2005年的63.20%,上升了0.76个百分点,至2005年全国综合评估分值已与陕西相当。这主要是因陕西技术进步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评估分值下降所致。

(2)各类指标及各单项指标评估分值虽然随着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但大部分指标评估分值随时间推移均有所提高。经济增长规模指标和资源利用指标评估值呈现上升趋势,经济结构指标,经济效益指标以及生态效益指标的评估值比较平稳,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而技术进步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评估分值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进一步说明陕西省经济增长过于注重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增长,经济增长的粗放特征仍然很明显。(3)

经济增长规模指标评估分值逐年增加,但始终低于全国水平。从具体指标看,人均GDP增长率从2002年起就已经达到目标值。但由于陕西属于西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经济总量偏小,GDP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所以GDP增长速度虽然高于全国,但经济规模却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资源利用水平指标评估分值呈现不断增长态势。至2005年评估分值已超过全国2.7个百分点,说明陕西资源利用水平在不断提高。但陕西资源利用水平仍然很低,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十分巨大。如陕西2005年工业物质消耗率为61.10%,远高于东部城市上海(29%),陕西2005年能源消耗强度为1.47,上海为0.88。所以陕西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水平的任务依然艰巨。(5)

经济效益指标评估分值没有明显的增长,始终在20%上下波动,且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评价指标体系中评估值最低的一类指标。说明陕西省经济增长中资金、劳动利用水平不高,产出效率低,经济发展中技术、信息和知识的含量不高,经济的集约型特征不强。目前发达国家已相继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在此国际环境下,低技术含量、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利润必然不断下降。因此如何提高资金、劳动的利用率,产出率及投资效果,是企业、政府和学者都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6)

技术进步指标评估值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但始终高于全国水平。从具体指标看,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先降后升,但变化不大。R&D支出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6%左右,虽远高于全国水平,但由于陕西经济规模小,R&D支出的绝对额并不大,且大部分支出用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学研究,企业R&D支出不足,这不利于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产品。高新技术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2004年又有所下滑,这与国家限制高新区扩张有关。为了适应这一政策,陕西省应该致力于提高现有高新区的质量,使其真正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7)

经济结构指标评估值较高(各年份均在81%左右),且比较稳定,但评估分值始终低于全国水平且经济结构优化速度慢于全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除2002年略高于全国水平外,其余年份均低于全国水平。工业行业趋同度自2001年起就已经达到目标值,但是从实际值看,工业趋同度仍然有上升的趋势。工业趋同度高,则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利用,地区资源优势难以发挥,造成资源的浪费,是一种不合理的产业布局。从(表2)可以看出,全国的工业趋同度是不断下降的。以上两个指标的变化,既与陕西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有关,也与陕西属于资源大省,西部大开发后,资源开采行业受到国家产业政策扶持而得到快速发展有关。陕西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合理规划,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进出口方面,由于陕西地处内陆地区,外贸方面始终处于落后地位。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全国水平。2005年陕西省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为6.95%,远远低于全国水平(33.95%)。出口的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比重也低于全国同期水平。因此,陕西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努力发展对外贸易,同时要提高外贸质量,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防止资源和资金的过度外流。

陕西省大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较高,2001年已接近目标值,此后年份虽有下降,但各年仍大幅度高于全国水平。从工业本身的特点来看,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发展规模经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8)

社会效益指标评估分值与全国类似呈下降态势。从每项指标分析,失业率、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两项指标的评估值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居民收入增长系数(除2001年外)始终低于1,说明居民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效益并没有随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长。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非GDP数值的增加。为了经济的长远发展暂时牺牲短期利益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始终不能提高,就说明经济增长偏离了其最终目标,此时政府应采取措施加以纠正。(9)生态效益指标评估值始终稳定在73%左右,且大幅度领先于全国水平。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评估值自2004年起达到目标值,说明政府在治理污水排放方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森林覆盖率,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评估值均呈逐年增长态势,这是政府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果,也是技术进步的必然。但是森林覆盖率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始终低于目标值,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大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废气排放量和人均SO2排放量逐年增加。可见,生态效益指标仍然是陕西省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努力提高的部分。

总体而言,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评估分值比较低,距离目标的实现差距较大,且随时间的推移呈下降趋势,至2005年,综合评估分值已略低于全国水平。按照刘淑茹“The Evaluating Index System an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Changing Way of Economic Increase in Our Country, , 2004.8”[12]中划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评判标准,“十五”时期末,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处于中度粗放增长阶段的后期阶段,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仍较高。目前的目标应是稳步推进经济增长由中度粗放增长阶段的后期阶段向较高集约增长阶段的初级阶段过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任重而道远。

4.陕西加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的基础条件

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陕西省的省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我们认为陕西省应具备以下基础条件:

4.1 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 854项,居世界第一位[13][14]。因而要实现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4.2 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和日本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两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14],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陕西省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4.3 能够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4 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美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从1776年独立到20世纪50年代初基本实现经济集约化,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而实行国家干预的日本,只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年所走的路程。日本战后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了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4.5 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 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 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 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15][16]。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4.6 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陕西省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更应根据各地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灵活把握,适时推进。

4.7 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以上基础条件,陕西省已基本具备,这将有利于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5.结语

以上分析表明,“十五”时期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程度仍然很高。因此,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仍很艰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这些基础条件陕西省已基本具备。陕西省政府应在此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时、适度采取各种对策与措施,以促进陕西省经济增长方式的加速转变。如:坚持以人为本,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17];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制度创新,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以实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贸易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用高科技及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和传统产业,提高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投入和能源消耗;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依靠技术进步,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及地区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18][19];着力发展产出高、能耗低、污染小的现代服务业,支持服务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的发展及新兴行业的发展;转变消费模式,倡导适度、环保、节约资源的绿色消费;加强经济管理,建立能源、资源消耗审核制度与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资源环境的法律法规等[20]。基金项目:陕西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6D00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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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指标范文4

关键词:甘肃;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一、文献综述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且意义重大。20世纪60年代,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1969)对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在金融系统规模与金融服务供给和服务质量正相关的假定下,用金融中介资产与国民财富的比值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应用35个国家1960—196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很强的平行关系,在数据比较充分的发达国家,金融发展平均速度的增长时期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罗伯特·g.金和罗斯·列文(robert g.king and ross levine,1993)针对戈德史密斯研究的不足,研究了77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金融系统通常也较为发达。

20 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mckinnon and 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可以缓解。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抑制理论突出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内在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理论这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借鉴国外既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谈儒勇(1999)采用1993—1998年相关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金融中介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单俏颖(2003)应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在现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

近些年,有关区域金融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在国内成为研究热点。周立、王子明(2002)采用1978—2002年的数据,对中国各地区(省区层面)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金融发展差距可以部分解释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王景武(2005)通过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东部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则为互相抑制。岑树田(2008)选取了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对广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紧密关系,广西的金融发展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但广西的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的效应并不明显的结论。鉴于理论界对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方面研究较少,本研究以甘肃省为例,选取1994—2008年的数据,对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以期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决策参考。

二、实证分析

(一)衡量指标

1.金融发展指标。由于国内外大部分研究通常都采用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为了解释甘肃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亦采用fir作为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根据戈德史密斯提出的fir计算方法,即fir等于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量与国民财富的比值。考虑到本地区经济体所能吸纳的金融资产的能力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存款+贷款+保费收入+股票市场筹资额)/gdp作为反映金融发展的fir指标。

2.经济增长指标。根据现有研究结果,认为最能充分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就是gdp,因此选取甘肃gdp环比增长率为衡量经济增长指标,具体为本年度gdp与上年度gdp之比,记为gdpr。

(二)样本数据来源及指标特征描述

1.样本数据来源。样本数据来源于《甘肃年鉴》各期、《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各期、《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甘肃统计信息网,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选取了1994—2008年相关数据,并按上述定义计算出fir和gdpr作为分析的两个变量,为减少异方差对回归带来的不利影响,分别对fir和gdpr取对数(见表1):

2.指标特征描述。在实证分析前,先对金融发展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的变动趋势特征作一个直观的比较(见图1):

从上页图1可以看出,甘肃省金融发展指标fir与经济增长指标gdpr二者在数值上基本保持不变,接近一条与横轴平行的直线,这表明甘肃省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保持着稳定的发展速度。从短期来看,金融发展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在大部分年限里保持此消彼长的相反的变化趋势;从长期来看,两条线几乎平行,说明二者保持着长期相对稳定的变化趋势。

(三)回归分析

1.单位根检验。由于时间序列数据通常都是非平稳的,直接对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可能引起虚假回归,因此,有必要对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进行平稳性检验。通常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本文采取adf检验法。

从表2可以看出,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的水平序列都是不平稳的,但经过一阶差分后在各显著水平下都通过了检验,序列平稳,两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因此符合进行下一步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2.协整检验。在adf检验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进行协整检验,看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一组两个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检验结果(见表3):

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水平下没有通过协整检验,在5%和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了协整检验,协整方程为:

lngdpr = 7.46095331962 - 0.492289021863*lnfir

这说明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与上文通过指标特征描述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3.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是考察一对变量之间因果关系时采用的方法。在这里,分别选择滞后1~4期,对甘肃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在滞后1、2和4期的情况下,所有原假设发生的概率均大于0.1,是接受原假设的,即金融发展fir与经济增长gdpr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在滞后3期的情况下,原假设“金融发展fir不是经济增长gdpr的原因”发生的概率为0.0997,略小于0.1,可以认为拒绝原假设,即金融发展指标fir与经济增长指标gdpr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

三、结论与讨论

由于经过单位根检验得出金融发展fir与经济增长gdpr均为一阶单整,两个时间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因此不能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建模的结构法进行分析,从而运用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非传统计量方法,对甘肃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根据协整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下,金融发展指标fir和经济增长指标gdpr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说明,在研究期内甘肃省金融资产增长与gdp增长保持了相对稳定变化趋势,并且二者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原因可能是:(1)研究期内金融与经济政策平稳,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化,始终使经济增长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2)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见p131图1),这对二者之间在这一研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2.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的相关关系。导致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1)由于金融资产的运用效率不高造成资金浪费,金融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由于近年来投资工具日益增多和民间金融的大范围产生,以及所选取的指标数据如股票筹资额等存在很多问题,如上市公司质量较低、投机性很强,资金被大股东占用而未能投入到经济体中促进自身发展。(2)货币当局逆周期操作,运用货币信贷政策熨平经济波动,在经济处于高涨时期,货币当局通常减少信贷资金供应量来防止经济过热。(3)存贷之间的差额逐年扩大。在fir指标选取的数据中存贷占有绝大部分比重,而且在欠发达地区,金融业主要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从安全性和盈利性的角度考虑,当上存资金利率高于同期存款利率时,国有商业银行将富裕资金上存至上级行。这实质上是资金的外流,这部分资金并没有回流利用到甘肃的经济体中。

3.甘肃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不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10%的显著水平下,分别在1、2和4滞后期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指标fir与经济增长指标gdpr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在滞后3期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指标fir是经济增长指标gdpr的原因,但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显著,并不能有力说明金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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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指标范文5

任保平和王蓉(2011)[7]建立了包含工业化率等19个指标的评价体系综合评价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显然,构建指标体系较容易被接受和理解,是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但是,在研究中可能会遗漏体现经济增长质量的其他要素;二是探讨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肖红叶和李腊生(1998)[8]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协调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的潜能四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王积业(2001)[9]将经济增长理解为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两个方面,并以此确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刘树成(2007)[10]也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指能够持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这样界定的优点在于可以给予经济增长质量一个明确的、完整的范围,避免遗漏经济增长质量中较重要的要素,缺陷则在于不利于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弥补两种界定的不足,本文考虑可以在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构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经济增长方式质量、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不难发现,三个方面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能较全面的揭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由此,本文将在明确的范围内构建这三个方面的指标,探讨劳动力转移如何从这三个方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两种类型,其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潜能,在经济增长中体现为高效地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粗放型增长的动力来源于要素的投入,一旦要素投入下降或者要素投入增长不能满足经济递增的要求,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集约型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要素的优化配置,在发展中国家要素的优化配置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克服资源有限性的有效手段。肖红叶和李腊生(1998)[8]认为有两个原因决定粗放型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一是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长期保持要素投入的递增是不可能的;二是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即使是资源投入递增能够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地趋于降低。因此,只有集约型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高质量的增长,集约型方式能够保证同样的要素投入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或者是使用较少的要素能达到同样的增长率水平。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说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之,则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在降低。集约型不仅应体现资本要素使用的集约,也应体现劳动要素使用的集约,特别是在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时期(蔡昉,2006)[11],劳动力的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劳动力转移是由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其能够提高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本出如下假设:假设1: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方式质量。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过程是稳定、协调和持续的。首先,稳定性是指经济增长过程的平稳性,较小的经济产出和价格波动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是维护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必然要求。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屡遇“民工荒”,劳动力转移的不稳定性对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意味着持续稳定的劳动力转移能够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其次,协调性是指经济运行过程中协调的产业结构,协调的收入分配结构和协调的生态环境结构,协调性是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运行处于良好的状态,因此,协调的经济关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劳动力是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转移中可以增加非农产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进而实现不同产业就业和产出的协调发展。由于劳动力转移的目的主要是以增加收入为主,通过转移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协调。劳动力转移对环境的影响现有研究较少,李晓春(2005)[12]使用扩展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分析了国内劳动力转移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认为在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迁移,在增加工业产出的同时,也使得当地环境污染增加。但与李晓春的理论分析不同,史安娜和马轶群(2011)[13]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目前并未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影响,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与中国劳动力转移特点有关;再次,持续性主要反映在投资消费结构上,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较高的投资和消费水平能够推动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它是经济实现腾飞的前提,也是良好的经济增长状态的客观表现。当企业通过雇佣廉价农村劳动力获得较高收益时,劳动力转移就形成了企业维持或降低现有投资水平的动力,同时,农村劳动力长期在农村生活形成的消费习惯不会因其转移到非农产业就发生较大改变,这说明劳动力转移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过程的持续性。鉴于以上分析,本出如下假设:假设2a: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假设2b: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假设2c:劳动力转移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保证整个社会的最终产出水平不断持续地提高,并通过社会产出的增加和产品的丰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研究中通常使用人均GDP衡量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生产要素从边际产出较低的部门向边际产出较高的部门流动是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因而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转移即为社会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低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在就业数量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会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并因此推动经济增长(Lewis,1954)[14]。因此,本出如下假设:假设3: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结果质量。

在已有的研究中,多是构建指标体系计算总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钞小静和惠康,2009)[15],这样可以简单的通过一个指数就反映出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但是,考虑到经济增长质量是多方面内容共同构成的,一个总的指数无法清楚的看到经济增长质量不同方面的变化,得出的研究结论也没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为了从不同方面探讨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文依据前文的分析选取不同指标来分别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质量、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其中,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分解为稳定性、协调性和持续性三个部分(见表1)。2.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本文使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变动反映劳动力转移(LTRAN)的状况,因为两大产业从业人员总和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越大,说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数量越多。这样的度量可以体现出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转移,即永久性地从农业生产向非农业生产的转移。

本文处理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选取是1978—2010年度数据。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利用各年的消费价格指数换算为1978年的不变价。其中,资本存量使用单豪杰(2008)[16]估算的中国总资本存量数据,由于单豪杰估算的资本存量是以1952年的不变价计算的,本文将资本存量数据重新换算1978年的不变价。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需要分别计算出经济增长方式质量指数(EGMOD)、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EGSTA)、经济增长协调性指数(EGCOO)、经济增长持续性指数(EGCON)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指数(EGRES)等五个指数。由于经济增长质量各指标的计量单位不相同,且存在正指标和逆指标,首先,要消除量纲差异,本文将采取如下指数化方法:在上述标准化方法中,xi为每个指标的具体计算数值,maxx和minx分别代表了该项统计指标中的最大样本数值和最小样本数值;其次,要进行逆指标转正,本文的逆指标主要有单位产出能耗比、产出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城乡收入比、单位产出废气排放、单位产出废水排放、单位产出废弃物排放等。这些指标的数值越高,则对总体评价存在更高的负面影响。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先把逆指标转化为正指标,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上面的指数化无量纲处理,转变为正指标标准化分值。在由逆指标向正指标的转化过程中,这些指标首先按上面的公式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用100减去数值,所得结果便是与逆指标对应的正指标数据,由此实现由逆指标向正指标的转化。对计算结果再次标准化,便可得到可以用于计算指标的数值。

为了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对各指标权重的处理上应选取一种较为客观的赋权法,考虑到熵值赋权法是依据客观环境的原始信息,通过分析各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及各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权重的一种方法[17]。因此,本文借鉴杨万平和袁晓玲(2008)改进的熵值赋权法①,分别计算出经济增长质量的五个大项指数,具体计算结果见图1。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这样的处理不会改变时序数据的特征,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时采用的是对数值。由图1可知,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首先,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在2007年之前变化不大,之后出现了较大的提高,这说明尽管各界早就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但产生明显效果的是在2007年之后;其次,在经济增长过程质量中,经济增长稳定性波动较大,但总体维持在一定的幅度内,经济增长协调性具有上升的趋势,经济增长持续性一直较为稳定,增长质量没有明显变化;再次,经济增长结果质量是各指数中提高最为明显的,而且从1978年开始就在持续上升。

本文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Eviews6.0软件分析而得。检验变量平稳性的常用方法是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方法,本文用ADF方法检测了相关变量的平稳性,最优滞后期用AIC最小准则确定,以保证残差非自相关(见表2)。由表2可知,除经济增长稳定性外,其余变量的水平序列均为非平稳,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变量呈平稳状态,即都是I(1)的序列。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稳定性与劳动力转移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能的原因是产出波动和物价波动主要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而“民工荒”对产出的影响也仅限于东南沿海等局部地区。判断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一般使用协整分析,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描述。在经济学意义上,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通过一个或几个经济变量的变化影响到另一些经济变量的变化,并且这些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这里将根据平稳性检验结果,仅做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协调性、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持续性以及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协整分析(见表3)。

由以上结果可知,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方式质量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能的原因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更加关注资本要素的集约使用,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提升劳动要素使用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不明显。3.VAR模型分析根据前文协整检验的结果,以及LLC统计量、赤池信息准则(AIC)、施瓦茨准则(SC),本文确定建立VAR(2)模型。经过检验,模型显著,且结构稳定。Function)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可以检验各变量对劳动力转移冲击的响应。

该函数是用来衡量自变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因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各变量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图2分别给出了基于VAR模型的经济增长协调性、经济增长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分别对自身和劳动力转移冲击的脉冲响应轨迹。横轴表示追溯期数,本文设置为15;纵轴表示各变量对劳动力转移冲击响应的大小。其中,实际计算值为实线,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表示为虚线。首先,看经济增长协调性对自身和劳动力转移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面对自身冲击,经济增长协调性初期反应较大,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影响快速减小并趋于稳定。面对劳动力转移的冲击,经济增长协调性最开始的反映为负值,但呈上升趋势,在第2期即转变为正值,并趋于稳定。这与前文假设相符,即劳动力转移增强经济增长协调性;其次,看经济增长持续性对自身和劳动力转移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面对自身冲击,在期初,有个较大的正向响应,但随后快速下降,一度为负值,上升至正值后,从第11期开始趋于平稳。面对劳动力转移的冲击,经济增长持续性始终为负值,在第6期实现最小值,随后趋于平稳。这与前文假设一致,即劳动力转移降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最后,看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对自身和劳动力转移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面对自身冲击,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动态响应是在不断的上升。在面对劳动力转移冲击,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动态响应是略有上升,基本维持正值不变。这也符合劳动力转移增强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假设。

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协调性、经济增长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贡献度(见表4)。可以看出第1期各变量均受自身波动冲击的影响较大,且自身的扰动逐渐发生变化,但一直在起主要作用;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协调性的扰动逐渐上升,从第13期开始就超过了20%,在第15期达到最大的24.4%,这表明随着劳动力转移的持续进行,在经济增长协调性的提升中,劳动力转移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持续性的扰动也逐渐上升,在第15期为18.9%,在降低经济增长持续性的作用中,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与前两个变量不同,尽管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拉动作用在响应期内为正值,但呈下降趋势。

经济增长的指标范文6

关键词:经济发展;质量;考查;指标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004-03

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于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一个立足点”、“四个着力”和“五个更多依靠”的要求。其中,“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1],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这些问题的集中表现就是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而单纯追求gdp或某些经济指标,漠视对发展质量的系统考查,则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要真正立足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就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从经济、生态、制度、社会和心理五个维度对经济发展的质量进行系统考查。

一、经济维度:发展健康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

梁亚民认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应由四大方面的21项指标所组成。一是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情况的指标,包括投入增长率、产出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指数等3项指标;二是反映经济增长过程健康状况的指标,包括经济增长波动系数、通货膨胀程度、劳动就业弹性系数、三次产业构成比、产业协调度、环境质量成本变动率等6项指标;三是反映经济增长产出结果情况的指标,包括人均gdp、新产品产值率、居民消费增长率、城乡居民收入比、投资效果系数、能源消耗系数等6项指标;四是反映经济增长潜能增强情况的指标,包括研究与发展(r&d)投入比重、生产能力利用率、专利授权指数、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教育投入比重、劳动力技术装备程度等6项指标[2]。

李变花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具体包括八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水平指标,包括绿色gdp和采取以货币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人均gnp;二是经济效益综合指标,包括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投资效果系数和单位能耗产出率;三是经济结构指标,包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和工业产品销售率;四是技术进步指标,包括r&d占gdp比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科技直接产出指标;五是环境保护指标,包括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废气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六是竞争能力指标,包括出口总值占gdp比重、外商投资额比重指标和信息能力指标;七是人民生活指标,包括人均gdp、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八是经济稳定性指标,主要是经济增长波动率 [3]。

冷崇总认为,应从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充分性、协调性、持续性、创新性、稳定性和分享性等七个方面出发,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经济发展有效性的指标主要有劳动生产率、投资产出率、贷款产出率和耕地产出率;评价经济发展充分性的指标主要有经济增长率、就业弹性系数和生产能力利用率;评价经济发展协调性的指标主要有产业结构比、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指数;评价经济发展持续性的主要指数有资源供求系数、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和环境质量成本变化率;评价经济发展创新性的主要指标有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专利授权指数;评价经济发展稳定性的主要指标有经济增长波动率和价格指数波动率;评价经济发展分享性的主要指标有居民收入增长率、恩格尔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4]。

王英娟、李荣平、陈松松等则认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由六大方面31 项指标组成[5]。

上述研究虽然为人们考核和评价经济发展的质量提供了有益的工具,但是由于专业性较强,其中的许多指标不便于各级决策者和非专业人士掌握,因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对经济主体的决策指导作用是有限的,同时对形成有效社会监督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

经济发展健康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而

经济发展健康的标志就是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从经济维度考查经济发展质量,需要摸索一套基于公共信息的简洁的经济指标,并通过对这些经济指标的评价促进各级决策者和社会大众树立科学发展的系统观。在考查经济发展的质量时,不仅要看经济发展的数量和速度,还要看经济发展是否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是否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是否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因此可以采用经济增长率、人均gdp、cpi指数、居民消费增长率、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产业结构比、城市化率、r&d投入比重、专利产出、投资效果系数等基于公共信息的常用经济指标。

二、生态维度:环境良好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不仅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居高不下,而且各种原因造成的浪费也相当严重。2009年,我国gdp比上年增长8.7%,能源消费总量比上年增长6.3%,其中,煤炭消费量增长9.2%,原油消费量增长7.1%,天然气消费量增长9.1%,电力消费量增长6.2% [6]。对资源的大量消费引致了一系列严峻问题,造成部分资源已高度依赖进口,资源供应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要大力强化资源节约,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力争使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为此,一定要把资源消耗纳入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之中。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物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但传统生产函数中都只考虑了资本、劳动力和技术问题,没有加入资源流和废弃物的概念[7],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还需要将因为要素投入而产出的污染也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指标。对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的考查,便构成了考查经济发展质量的生态维度。

沈露莹在《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与阶段评估》(2010)中使用了单位gdp综合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单位建设用地产出率、二氧化硫排放量、cod排放量、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均值、二氧化氮年日均值、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指标 [8]。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等在《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2010)中使用了gdp能耗、gdp水耗、gdp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gdp 工业废水排放量、gdp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处理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等指标 [9]。孟晓俊、黄弦和、林莎等在《杭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2011)中使用了万元gdp 能耗、万元gdp用水量、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主要污染物排放削减率、碳排放强度、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市区空气质量达到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绿化水平等指标[10]。

不难看出,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指标已经纳入专家学者考查经济发展质量的视野,虽然各自有所不同,但单位gdp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是否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是否显著减少已经成为重点。从生态维度考查经济发展质量,可以采用万元gdp 能耗、万元gdp用水量、碳排放强度、二氧化硫排放量、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pm2.5及空气质量指数等指标。

三、制度维度:公正合理

前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首次在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一书中提醒世人不要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数量。卡马耶夫还认为,在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中,人们常常忽视三个关键因素,其中之一是“国家治理的质量”[11] 。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家就已提出“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的扩大再生产”。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工作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反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变得更加突出。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今也已有五年多的时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任重道远。有相当多的学者把其主要原因归咎于体制问题(吴敬琏,2008)[12]。市场体系不健全、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行为还不规范、财税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体制症结(王一鸣,2008)[13]。

任何发展方式都是一种动力机制的塑造和利益分配体制的安排。好的体制机制,就会有好的发展方式;反过来,体制机制不顺,发展方式也很难合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

况影响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分配格局引导人们行为,人们的行为决定发展方式的取舍。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就不可能有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中共十八大报告在科学分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展缓慢原因的基础上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1]

然而,从制度维度考查经济发展质量,选择具体的考核和评价指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所占比重的增长率每增加1%,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绩效就下降7%,即国有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会导致转变绩效下降15.031%,即进出口总额的大量增加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三产业的比重增长率每提高1%,会带动转变绩效提高15.339%,即产业结构的梯次转移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科研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提高1.355个百分点[14]。这说明,我们仍有可能寻找到一些能够反映体制机制合理程度的具体指标,并借以从制度维度来考查经济发展的质量,国有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外贸依存度、财政收入增长率、财政支出结构等指标都可以采用。

四、社会维度:和谐稳定

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两者不可畸轻畸重。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没有社会发展目标的经济发展,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发展既不可能全面,也不可能协调,更不可能持续。社会发展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的部分内容。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文化、教育、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必然要求社会与经济共同发展。如果社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

1996年,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曾经将经济上过分追求数量的“有增长无发展”归纳为几个特点:无根的增长,即文化多样性消失;无未来的增长,即环境基础被破坏;无情的增长,即发展导致人们感情的淡漠[15]。这种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会,忽视公共事业,引发各地的过度建设和重复建设,导致创新能力不足,最终严重地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从社会维度来考查经济发展质量,应该着眼于和谐稳定,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二是经济发展的公平性。

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平稳状况,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保证,可以用经济增长波动率和价格波动率来衡量。二是城乡居民收入的稳定增加,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它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实现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可以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长率来衡量。

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代际之间的公平。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但是这些资源是稀缺性的,因而,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过程中,要坚持代际公平原则,使当代人在使用资源时,要考虑未来的经济发展,不能因为当代人的使用而损害后代经济发展的条件,要给后代留有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条件。二是有限资源的公平分配。使有限的资源在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未来人之间保持公平分配,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平的条件。可以采用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基尼系数等指标。

五、心理维度:人民满意

经济发展必然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以改善人的生活质量为目标,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全面协调,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的自然演进过程。佩鲁指出经济增长只不过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经济、政治、社会各种制度的演变和改进也是为给人的发展创造一种更好的社会环境,发展的目的在于人的各方面的、全面的发展,而且发展必须是系统的、协调的[16]。

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就要求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而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则要包括两个方面:从数量方面来看,通过经济发展要解决物品的短缺,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质

量方面而言,通过经济发展要提高人的生活的舒适程度与便利程度,为人们提供无公害、有益健康的绿色食品,提供清新的空气、清洁的生活环境。

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最大化应当是经济发展的最高目标。经济发展能否增长人们的快乐与幸福,要看经济发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取得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生态财富得以增加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质量就会得到较大提高,人们的快乐和幸福就会得以增长。要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人们的快乐和幸福,就必须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17]。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注重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尤其是人的心灵、精神和情感,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

从心理维度考查经济发展质量,就要坚持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最高标准,人民群众的口碑或选票应该就是最佳的指标。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梁亚民.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9(2).

[3] 李变花.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设置[j].统计与决策,2004,(1).

[4] 冷崇总.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j].宏观经济管理,2008,(4).

[5] 王英娟,李荣平,陈松松.基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河北企业,2011,(10).

[6] 徐盈之,张全振.能源消耗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7] 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m].诸大建,胡圣,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8] 沈露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与阶段评估[j].上海经济研究,2010,(6).

[9] 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0,8(2).

[10] 孟晓俊,黄弦和,林莎.杭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市场,2011,(39).

[11] 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12] 吴敬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消除体制障碍[eb/ol].http://view.qq.com,2008-11-02.

[13] 王一鸣.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j].宏观经济管理,2008,(1).

[14] 马强文,任保平.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学家,2010,(11).

[15] 赵杰.全球经济漠视质量,中国经济增长严重失衡[eb/ol].http://chinanews.com,2011-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