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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哲学的问题范文1
教育对人的关注,无论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是发展人的个性无论是发现人的价值,还是开发人的潜能,发挥人的力量;或是兼而有之，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有一个美好的、有意义的人生。那么什么才是美好的、有意义的人生？美好的、有意义的人生需要确立什么样的人生立场？教育要对此做出回答,就务必将对人的一切关注都转向对人的整体人生的关怀，只有关注人的生存和生活,教育的理想、愿望才能有所依附。在此意义上,教育就是关于人们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而进行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生成自身的活动历程，这种活动自然需要人生哲学的指导。教育并不只是在现实功利层面上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更应该能从深层的意义上为人提供一种生存的理念、生存的态度、生存的姿态。为个体的人提供一种对待人生、对待世界的宏大的视野和广袤的背景[1]。只有关注人生需求,从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的意义上来思考教育,确立教育的价值,我们才能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和批判教育的现实，引领正确的教育理念;也只有在广阔的视野上,才能增加理念引领的超前性和正确性。从另一方面来讲,真正的教育智慧,本来就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学光芒,如何唤醒人心,完成心与心的“叩问”;如何实现人性之觉悟,人情之通达,此乃地地道道的人生哲理、人生智慧P]。所以,一个对人生“有为”、“有用”的思想和活动,绝对不可能对人生毫无了解,缺乏认识,或者忽视和漠视。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总是伴随着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对教育信念和教育智慧的追求也不能脱离对人生的终极问题的认识。教育信念的确立,教育智慧的生成,不仅是教育者对教育活动的深刻理解,更是教育者自己人生智慧和信念的渗透和融入。因此,教育基础理论的建构,就不可能把人生哲学的知识、思想和理念“束之高阁”弃而不用，关注人生是教育的必然。人生哲学就是关于人生的哲学理论,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人生观,它运用一般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结合有关人生的科学知识,总结人生经验并把经验、知识和哲理融为一体,解释人生的实存,阐明人生的价值,指出人生所能达到的境界,从而展示人生应当所为的生活。因此,以人生哲学作为教育的理论基础,具有更现实、更具体、更直接的
二、教育理论基础中人生哲学的缺席
首先,在教育的理论基础中通常强调心理学、生物学、脑科学等学科的基础作用，将它们作为教育的基础理论学科。诚然,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其他各学科的支撑,正是由于其他学科的日益进步、逐步丰富和完善,才使教育逐渐脱离曰常经验，为我们从事教育活动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使教育向科学化迈进。它们为教育、教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但却无法从“整体的”、“现实的”意义上把握教育中人的真实性存在和发展规律,从而也就难以达到在正确理解教育中人的基础上进行教育。
教育学在其科学化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与心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不同的心理学派别往往有着不同的教育观和教育方法论,从不同的方面促进教育学的科学化。特别是西方,有以官能心理学为基础的形式教育论、以联想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实质教育论、实验心理学为基础的实验教育学，当代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认知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更是影响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大部分心理学以科学求证的思维认识教育中的人,而且是把人作为感知的对象去认识,尤其是比较偏重从人的某一方面研究人。生物生理学特别是脑科学的研究成果,也为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脑科学(或称神经科学)的主要任务是,了解脑内成千上万的神经细胞如何活动产生行为，以及环境(包括他人的行为)如何影响脑的活动,最终以脑的工作原理来解释行为(包括复杂、高级的认知行为一感知、语言、思维、智力等。利用对人脑的结构和机能的研究成果,寻找学生语言、智力、创造力、情绪等的发展规律。甚至认为,教师对脑的理解越充分,就越能够设计更好的方案以促进学生学习的最优化。
通过其他学科的支持,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事实”问题,进而通过对事实问题的研究,回答教育是什么以及它存在什么样的规律,以帮助人们更清楚地理解教育。然而,由于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受到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日趋严重，不少人倾向于将全部教育理论等同于教育科学。注重研究教育中存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们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从事教育工作的具体方式或手段,强调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研究的技术性与应用性[4]。这有些盲目追求教育科学化的倾向，但教育领域中有许多问题并不是都能“量化”、“科学化”的。教育所面对的是人、人的生活世界,这不是一个客观化到可以让我们有条不紊的解剖、分析、观察、计算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教育作为人类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独特手段,它是超科学的,它凝聚了人类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全部理解，因而必须关注人生历程的建构、人生意义的实现。
第二,哲学作为教育的理论基础已得到认可,就像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所认为的,哲学是教育的理论,教育是哲学的实践。但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往往在理念或观念的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活动，其中包括教育活动。也就是说,哲学一旦形成后,就会对实践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是最一般意义上的指导,即教育与哲学的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没有表现出对教育的对象一具体的人以特殊的关怀。改革开放后,教育学基本上都不乏对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发展等问题的探讨,但基本上属于哲学领域对“普遍人”的探讨,而且多是一种演绎推理式的探讨。都将教育问题，如教育目标、课程与方法等等,附属于哲学范畴之内。而教育反倒像仅是附在哲学骨骼上的皮肉一样，只用来阐明哲学的原则。然而，哲学思考也许能为我们提供教育中人的一般性假设和对人的认识的大前提,却不能取代具体教育情境中人的认识。从以往的哲学主题来看，虽然都与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但都是从人之外来探索与人有关的问题。
古代的哲学属于本体论哲学,它认为在人之外存在着一个比人更高更根本的存在,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智慧就是要寻找和揭示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最高本体。近代哲学属于认识论哲学。近代以来，人类力量的不断强大使人成为世界的主体,这种主体的主要使命在于用人理性说明世界,解释世界。近代哲学的兴趣不再是寻找和揭示人之外的最高本体，而是研究和探讨人如何认识人之外的世界气在认识论哲学视野中，世界虽然可以被人们所认识,但这种世界仍然存在于人之外和人之上,成为制约人的本体性的存在。这些哲学都是对抽象的人性、人的形象的思考,而没有涉及到个体人的生存与本质问题。以近现代意识哲学为基础来观照教育，主要强调的是教育的本质问题。对于意识哲学来讲，教育的本质是真实存在而且确定无疑的。在柏拉图至黑格尔主义漫长的哲学发展史中,哲学的根本旨趣在于获得那个现象背后的确定无疑的本质，因此,教育曾倾力于教育本质的逻辑建构。理解教育本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对教育过程的掌控,但以知识论的方式寻求教育本质似乎没有出路,认为对象的存在方式和本质不过是知识,教育的本质也只能作为“我思”的结果。意识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是什么”即教育的本质,而人生哲学观照下的教育主要思考教育“应该是什么”即关注教育的本体性,关注人的生存及人生智慧。哲学只有关注人的生存方式,探索人生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提出理想的人生状态,并以此来反思和批判现实，才能真正算得上对人的关怀,而这样的哲学就是直面人生的哲学，即人生哲学。教育作为关切人生存与发展的活动，与人生哲学具有最高的相关性。
第三,当人们将研究的视野从客体转向主体、从外界转向人自身的时候，人学成了时代的主题。教育也积极主动地以人学为基础,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提出教育要以人为出发点等观点。但由于仍然机械的以近代哲学的方式来理解人学,在对人学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尤其是没有正确理解哲学。自20世纪上半叶传播以来,就开创了以为指导进行教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然而，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直到今天我们在运用理论研究教育问题时,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立场上的意识形态化大于学理研究,态度上的忽冷忽热、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方法上的机械照搬、演绎推理,内容上的随意剪裁、不求甚解等。认识不到哲学是一种以人的解放为最高目的人学形态,从而导致没有把人作为最高目的,而只是停留在工具层面,使得教育的人学基础形同虚设。基于外烁论、决定论、认识论立场之上,把教育看作是外在于人的东西,仿佛人就被动地站在那个地方,等待着“教育”来填充[7]。这种对人的静态理解,使教育缺乏对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关照,缺乏对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关注,就有可能在培养人的旗号下消解了人。成天喊着培养人、重视人,然而，无论在教育理论层面,还是在教育实践层面,都存在着深层次的“人”的缺失。
三、教育应自觉具有人生哲学的视野
教育理论基础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学研究者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造成的。所谓理论自觉,是指理论能够清醒地认识和把握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肩负的历史使命,能够以一种强烈的自我反思、自我超越意识摆脱旧有束缚,以指明前进的方向。简言之,理论的自觉就是对思想的思考。教育的理论自觉就是对教育理论的反思,反思的目的是为了发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教育问题进行寻根究底的追问。
第一,要自觉拓宽理论视野。从教育理论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得到启迪,只有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以及一切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科学理论中汲取营养,才会有教育理论的长足发展。因此,教育理论的反思就需要在一个更高、更广和更恰当的位置来审视教育问题,而不是仅从教育自身的角度来自我剖析。正所谓“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从人生的视角看教育,给予教育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可以避免仅从教育的规律来审视教育的事实,导致“不识庐山真面目”。而人生的视角所需的知识和背景就是人生哲学。
人生哲学的问题范文2
一、孔子之名：修养及发展的起点
孔子生在春秋末期大国争霸的乱世，当时社会诸侯不安于位争权夺利。他虽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但因其思想与现实不合而不被重用。一生生活贫贱颠沛流离，生在乱世又雪上加霜，中国常言的人生三大悲哀：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孔子都遇上了。他经历了幼年丧父，青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一生的坎坷不幸他没怨天尤人而把命运变成使命，没有强调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却时时关心社会。孔子在其人生道路上战胜了自己使自己不为苦痛所系，致力于谋求社会大众的福利。他的经历教诲了后世，其思想和智慧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开启了儒家文化的先河。
孔子在论及名分时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乱世的礼乐不兴渊源于名不正，导致言不顺事不成。孔子生逢的乱世始于人际关系的迷失，人际关系的失常则由于名不正，因此孔子提出了正名，以此作为化解人际关系危机的前提。所谓正名就是用周礼匡正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辱礼。孔子重视礼视其为维护制度的手段并认为维护礼需要从正名入手。在那种名分已失天下大乱之时，“孔子惧，作春秋”，他所害怕的正是人际关系的沉沦社会的混乱及人心的败坏。他虽然重视礼乐教化却认为礼乐的根本在于仁德的修养，要正名得从个人的修养开始，于是提出了其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仁。
二、孔子之仁：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
孔子将仁作为人格的核心视其为完全人格，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被称为仁人。仁是个体的道德内在性是个体成圣的内在依据，所谓成圣是个体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仁的意义首先是独善其身的君子；其次是兼济天下的圣人，两者的综合就是仁人即内圣外王，此为儒家的理想人格。仁的内涵有以下解释：其一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爱一切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其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此为仁者爱人的道德规范。其三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通过加强自我修养做到以礼为行事准则。其四“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孔子仁学思想的精妙在于将外在的传统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从最基本的家庭入手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仁学植根于家庭伦理深入最基本的血亲观念之中。他们之间关系准则更突出的体现在孝悌、友仁和守信三个方面即人际关系中涉及的孝、仁、信。
孔子人生哲学是以仁为基础的伦理型人生哲学，是讲道德重进取的现实主义人生观。它要求为人“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从而亲仁”，以仁为基础提出了儒家的核心概念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等，都是做人的基本规范也是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人都处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应将做人的基本规范视为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准则，这便是孔子倡导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伦理法则。凡在生活中能够坚持以上操节并以之为安身立命者，就是儒家所称誉的圣贤仁人。
三、孔子之道：追求的终极境界
道在孔子思想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之道即仁道。道的产生和培养是依靠人的努力，道在人中并由人传递下去，“吾道一以贯之”，最终依靠人们的活动而成为现实，“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经常教导弟子:“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居，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荣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些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原则从其深层的底蕴来讲，说到底是人生价值生命归宿的大问题。
人生哲学的问题范文3
关键词：哲学；人类社会；政治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荀子的礼法观与现代法治精神”（KYLX＿0070）。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63（2016）02－0006－04 收稿日期：2015－12－01
哲学作为一种“爱智慧”的学问，不论其追寻何种智慧，最终肯定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孤立存在，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古希腊时期，对世界本原的探求是其哲学思考的源头，而当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时，哲学思考的视角慢慢移向人类自身，再后来苏格拉底对“认识你自己”的强调，无疑哲学思考的重心转换成了人，而不是自然，自然科学后来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人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亚里士多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由此可见在古希腊时期存在这样的思想轨迹：自然—人—政治层面的人。再看一下同处于“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家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梁启超做了一个较好的概括：“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实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1］梁启超先生首先肯定了中国哲学是关注现实生活的，而具体关注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呢，梁先生概括为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其实在中国的人生哲学中处处渗透着政治的影子，儒家思想自不必说是以政治生活为指向的，就连最讲人生哲学的庄子，也认为人最终无法逃离君臣之义社会政治生活。可以发现哲学家对人的思考总是以当时的社会政治为背景，脱离社会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即使是最纯粹意义上的人生哲学最终也脱离不开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应当如何缔结则是政治哲学的范畴，梁启超先生认为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两大文明的“轴心时代”，关注的中心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移向了人类社会，而且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人类社会，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本文的主旨，那就是哲学关心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或者什么才是哲学思考的基石，很显然，哲学的基石应该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人类社会。
一、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思考
任何一种哲学流派其思想归宿无不是落实于人的，脱离人类生活的哲学是不存在的，而人并不是作为个体孤零零地存在的，那些即使是专注于思考个体价值的哲学也总是以人类社会为背景。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哲学便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形而上思考，即人应当过一种什么样生活的问题。首先，要对人自身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人认识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着对过什么样生活认识的不同。让我们回到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重新审视几派的主要哲学家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应该过怎样生活的设计。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人始终抱有乐观的态度，尽管对人性的看法不尽一致，比如孟子持“性善”说，荀子持“性恶”说，然而他们都坚信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学习，可以实现“善”，因此儒家尤其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正如美国汉学家倪德卫所认为的那样：“因为有德是非常有利的东西，除了我为德自身的缘故，不为我自己求德之外，我可以用任何产生德的方式来求德。”［2］确实如此，由于儒家对人性相对乐观的态度，使他们不约而同地为人设计一种“道德”的生活。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讲“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认为人应该过一种“仁”的生活，“仁”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维系良好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用孔子的话讲就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始终将目光关注在人类社会关系之上，并认为“仁”便是处理人类关系的良方。而孟子则认为人性生来就有“四端”，只要善加保养就可以扩展这“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而为什么要对这“四端”加以“扩而充之”呢？孟子认为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处，是人类处理社会关系的关键所在。他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如果每个人都对这“四端”加以“存之”的话。自然就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之所以如此强调“四端”的重要性，就是因为良好人类社会关系的确立是以此为基础的，也是人与禽兽的分野之处。在儒家另外一位大师荀子那里，人类社会更成为其关注的中心，荀子讲“性恶”并不是指人性天生就是“恶”的，而是认为在社会关系中如果一味顺从人的本性，就会产生争斗，因此荀子的“性恶”只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关系来讲的。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又说：“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荀子•性恶》）由此可以发现荀子衡量善恶的标准是建立在社会治乱平台之上的，从另一个层面解读也就是人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道家思想尽管对宇宙自然有一定的探讨，然而其致思的中心依旧是人类社会。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认为：“像《庄子》那样，《老子》要求人们摒弃固定的原则，而使自己符合于作为人的自然倾向的宇宙之‘道’。”［3］确实如此，道家之所以如此强调“自然”，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了给人类的行为寻找一种依据，如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很显然老子的思维是以“人”为原点，从“人”的立场出发的，尽管“自然”在逻辑上是高于“人”的，然而从本质上讲，“道”不过是为人提供生活方式的依据而已。老子从来没有离开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在这里老子将“天地”与“圣人”以及“万物”与“百姓”相比照，其目的很显然就是为人类社会寻找依据，而并不是去探讨天地的自然规律。在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那里，“道”同样是作为人的生活方式而存在的，而并不是脱离人类生活去追寻虚无缥缈的“道”，他说：“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庄子•大宗师》）在这里，庄子认为“道”之于人就像水之于鱼一样重要，“道”其实就是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由此可见，在道家那里，尽管“道”相对于人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越性，但是“道”绝对不是脱离人类生活而存在的，人应该过顺从“道”的生活，过顺应自然的生活。法家认为人生来就是趋利避害的，退出了儒家坚守的道德阵地，将人性还原为一种自然性，社会关系的建立则是君主通过刑赏的方式，利用人民趋利避害的人性对人民进行控制。商鞅说：“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恶有四难。”（《商君书•说民》）商鞅认为社会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人的好恶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其实就是一种裸的利益关系。法家另外一位代表人物韩非子也同样认为人与人只是利益的关系：“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在这里，韩非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道德维系的，只是一种利益关系，这与儒家强调道德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之，尽管各个学派对人性的看法不尽一致，对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设计也大为不同，然而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关注于人类社会，其哲学都以人类社会作为出发点。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哲学不能脱离人类生活，脱离人类社会的哲学思考是不存在的。
二、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中心
既然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思考，那么人类社会如何建构必然成为哲学的首要问题，而人类社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建构显然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因此可以讲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中心，任何社会关系无不是围绕着政治问题展开的。再次回顾中国“轴心时代”哲学家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时，可以发现他们关注的首要问题无不是政治问题，也就是社会如何建构的问题，太史公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讲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认为各家的最终目标都是“务为治”，只不过解决的方法不同，确实很有见地。在儒家那里，之所以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原因就在于道德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根本方式，儒家强调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很显然孔子认为“德”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德”从本质上来讲就具备着政治的内涵，“孔子思想的重要特点在于其政治性”［4］，所以孔子认为只要遵守“德”本身就是从政：“《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孟子则将“仁政”的基础建立在人的“善端”之上，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善端”，自然就会实行“仁政”，而“仁政”则是治国的关键，他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孟子•离娄上》）在儒家另外一位大师荀子那里，则将礼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通过礼的道德教化，荀子认为可以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总之，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道德始终服务其政治目的，政治和社会才是儒家关心的终极目标。正如周桂钿先生所言：“儒学也是产生于社会与政治的需要。”［5］道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更关心个体的自由，然而其思想的最终归宿依然是社会政治生活，只不过在道家看来，儒家以道德作为社会政治的方式存在着弊端。正如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道家追求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社会政治秩序，而反对过多的人为。老子认为只要每个人回归一种自然质朴的生活状态，社会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理。他讲：“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又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五十七章》）很显然，老子之所以强调“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恰恰是为了实现“无不治”，也就是最终目标和儒家一样，依然是社会政治生活，因为所谓个人的自由最终只能以当时的政治生活为基础。道家另外一重要代表人物庄子非常关注个体的生命自由，然而他还是认为人是无法脱离政治生活的，王博先生也这样评价庄子：“的确，在一个专制的社会中，谁又能说自己的生命和君主无关呢？庄子见惯了以卫君为象征的残暴君主，他和一般人一样，希望君主可以变得理想一些，能够给自己也给普通的人们带来一个轻松的生存空间，不必再身陷‘民其无如矣’的困境。”［6］确实如此，庄子的思考始终没有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或者说同老子一样，同样在表达着何为理想社会政治的构想。庄子理想中的社会秩序便是一种“至德之世”。他讲：“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靁。”（《庄子•马蹄》）很显然，庄子有明确的政治理想，他的人生哲学始终是以其政治理想为背景的，简言之，没有一种理想的社会，个体的自由是很难实现的。同样，在法家那里社会政治是思考的中心，法家尤其强调君主对于民众的控制。商鞅讲：“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商君书•画策》）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又尤其重视法的作用，而与儒家重视道德形成鲜明的对比，商鞅明确地说：“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商君书•君臣》）韩非子在强调法的同时，也重视术：“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韩非子认为君主用法来治理百姓，用术来驾驭群臣，那么社会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理。总之，法家十分关注政治操作层面的运作，其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哲学。综上所述，尽管各家对建立一种怎样的社会持不同看法，各自设计着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然而相同的是，都没有脱离政治生活，政治始终是思考的中心。
结语
笔者通过对中国哲学所关心问题的考查得出一个结论，哲学的思考始终没有脱离人类生活，政治是人类社会的中心，哲学关注的焦点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人类社会。其实不仅中国哲学如此，西方哲学同样也是以人类生活为关注点，并且出现了政治哲学的转向。因为脱离了人类生活的哲学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只会堕落为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文字游戏；人类不是作为个体孤立地存在的，必然结成社会来共同生活，而何种社会生活是好的又必然是一种政治哲学。因此可以这样讲：以政治为中心的人类社会是哲学的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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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哲学的问题范文4
一、哲学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操作方式和整体架构
在《人生哲学比较》一文中，穆尔首先讨论了他的比较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其次提出了诉诸重点的操作方式，最后，他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整体架构。首先，穆尔确立了哲学比较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他认为东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伦理学等诸多问题上是完全可以而且应当相互补益的。他开篇即说：“在东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最富有成果的见解是它们相互补益”。[410：~24一方面，穆尔阐述道，作为完整的“世界图式”，东西方哲学都是有缺失而不够全面的，都是从现实世界的整体中抽离出各自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并将其夸大、强调和替代为整个世界。因而，东西方都需要在那些非常重要而自身并未充分发掘的问题和方面上得到启发和纠正。另一方面，即便是对这种主张东西方应当相互补益的立场，穆尔也持一种非常审慎的态度去重新审视，高度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偏颇。他说：“过于无批判地采纳这种观点会有许多危险”。他继续解释道，无批判地采纳这种原则容易造成对此原则本身乃至东西方哲学及其关系的简单和表象化的理解，从而其最容易导致的偏颇首先是容易将东西方哲学置于截然不同并且相互对立的位置上，而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内在基础便由此抽象地形式化地抽掉了，其次是无视东西方哲学各自内部的复杂多样性，容易只是简单地将它们看成是单一形态的，从而失去对东西方哲学的具体考察和理解。穆尔的这种批判性审视使得他对这一原则的把握精准而恰当。穆尔的严谨亦由此可见一斑。也就是说，在穆尔看来，如果东西方都能保持谦虚的心态，并且在坚持东西方哲学应当相互补益这一原则的同时也能对其可能的偏颇有所警惕的话，这样的原则可以合理地给每一个比较研究者乃至一种文化和哲学立场带来许多收益。
第二，他认为真正能给我们带来益处的比较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东西方之间相互充分、严肃而同情地理解的基础之上。穆尔指出，“在西方，人们常常称有所谓‘东方哲学’或‘东方传统”’【4]。接着他进一步解释到，这种鲁莽总结无视东方伦理哲学的多种多样的系统和观点，而把所有的东方哲学都简单地同质化和同一化了，这显得愚蠢而幼稚。因此，穆尔专门辟出一节，即《东方伦理思想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来对东方伦理哲学做了比较全面而简练的概述。在这一节里穆尔以极为简练的笔触一一勾勒了儒家(孔夫子、孟子、苟子和《中庸》)、新儒家、道家(老子、杨朱、庄子)、享乐主义(《列子》)、墨家和法家的要点，表现了深入具体理解中国种种哲学形态的初步努力和决心。[4】卜穆尔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正是以这些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知识为基础的。穆尔指出这一原则的真正意义在于，只有真正深人到具体的形态各异的东方哲学中比较哲学的研究才可能深入，不然就永远只是武断和自说自话。也正是这一理性的立场和原则使得穆尔此文的主体部分对东方人生哲学的“精神”(在考察作为其主流倾向和立场的诸多“重点”的方式下)有着较为深入而具体的探讨。
第三，穆尔认为，为寻求生活的全面本质，寻求人生更全面的意义和价值，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应尽力使东西方哲学达至一种世界性的综合。这在穆尔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并以“世界哲学”名之。所谓“世界哲学”，其内涵之关键在穆尔看来有两点，一是在作为“总体世界图式”的哲学本性的意义上使哲学名符其实。二是这个世界是东西方共同的世界，世界哲学也必定是综合了东西智慧的更完整更全面的人类智慧。『4](P。)笔者认为，穆尔的“世界哲学”目标或者说理想是他比较哲学研究所有基本原则的集中体现，是其为达到东西方更充分的相互理解和包容之初衷的最后实现。这样的“世界哲学”实际上是致力于寻求能得到东西方一致认同的普世价值，致力于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穆尔提出的这个理想至今仍然激励着人们为共同的“世界”而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穆尔的比较研究毫无疑问是西方哲学本位的。在具体比较研究之前，他首先就强调了“必须努力精确地确定那些东方伦理哲学的专有语汇，它们也许可以用西方伦理学的主流倾向进行最方便地综合”](P249)。这是在强调用西方伦理学的主流价值取向去确定和综合东方伦理学的专有语汇的重要。每一个学者都只能从其本有的文化和哲学立场出发来审视异域文化和哲学，这似乎是比较哲学研究难以摆脱的“命运”。穆尔当然也不能例外。穆尔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也必须从他的西方文化和哲学的立场以及思维方式出发来理解和综合东方。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放弃对穆尔是否真正切会了中国哲学乃至东方哲学的追问。惟保持这种警惕性和批判性，我们才能真正吸纳其比较哲学研究能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益处和成果。其次，穆尔提出了比较研究的具体操作方式——从单一的“精神”走向“重点”。在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前，尤其是面对东西方哲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时，必须确立一种可行的操作方式。穆尔抛弃了对哲学的单一“精神”的寻找的方式，最终确立了以作为主流倾向和立场的诸“重点”为集中考察对象的方式来进行比较。从以往西方对东方哲学简单化的理解到真正深入具体地考察东方哲学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恰当地面对东方哲学几乎是海量的形态而不至于被其淹没。也许简洁化的处理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如何恰当地简洁化而不至于又重新陷人简单化地理解东方思想和哲学的巢臼呢?穆尔的做法是在对东方哲学有着基本考察的基础上去总结东方哲学所强调和偏向的“重点”。
穆尔说，“本研究的立场确切地说也就是这样：要为东方伦理哲学找出什么单一的‘精神’只是徒劳而已，但通过注意其重点也许可以关注到在倾向上的不同，从而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能指出那些重要的立场”。[4(P东方伦理哲学的复杂多样性使得我们去总结其“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变得不现实，穆尔对此有着高度的警惕，他说，“除非把它重要的方面都忽略或减到最少”~265)，但如果这样的话又极容易重新陷入对东方伦理哲学的表象化理解。但揭示出东西方之间的那些一般性的差别却又是穆尔此项总体性比较研究所必须面I}缶的重大问题。穆尔提出了从东西方哲学之间所强调的相区别的“重点”来替代对东方伦理“精神”的总结。但是到底何为“重点”?穆尔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东方就像西方一样也出现了几乎所有种类的人生哲学，东方主流哲学之所以成为主流同样也是经过了长期历史演变和发展。他说，“这种删选过程的结果是，某种重要的东方重点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当下关注的只是那些东方趋于去接受的立场”。’由此看来，所谓“重点”历史地说就是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而来的主流趋势和立场。正是在这几个原则和操作方式下，穆尔开始了他对东西方哲学尤其是中西哲学的深人而具体的解读和比较。穆尔比较研究的理性立场和原则为他真正深入而具体地理东方哲学开辟了一个巨大的研究和思想空间，从而也为他的比较哲学研究的可信性和可接受性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研究有可能最大限度地综合同时代学人的智慧，并凭着深入具体的考察和思考大大超过他的前辈。对于穆尔为此付出的努力，日本学者中村元评价说：“以往欧美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观点大多是不够严谨的，可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令人吃惊的是，穆尔教授详细而又明确地列举出了自己所发议论的出典。”再次，穆尔提出了基于诸重点而形成的比较研究的整体架构。
在随后的具体比较研究中，穆尔首先指出了(1)实践，认为实践是东方哲学最普遍的特质，在细致地分析了实践概念之后又指出了中国哲学乃至东方哲学另外五种基本的重点和倾向，它们是，(2)终极透视，(3)“两层”学说，(4)消极主义，(5)整体主义，(6)富于“精神”和唯物主义。在笔者看来，这六个重点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穆尔比较研究的整体架构可用下图表示：从上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穆尔的比较哲学研究实际上是始终围绕着“实践”这个问题展开的，然后发现东方哲学有着某种终极追寻。于是在穆尔看来，两层理论出现了，而对于这两层的态度和立场东方哲学就分别是终极追寻和“消极主义”，从个人和终极的关系来看东西方间又有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差别，东方哲学的富有“精神”头脑的特征也来源于对第一层即终极价值的追寻，西方哲学对第二层存在的积极主义态度使得它带上了所谓“唯物主义”的名号。
二、中西哲学对“实践”的不同理解
在被总结出来的东方哲学的诸多“重点”中，穆尔认为“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整个东方只在一个方面达到完全的一致，那就是所有哲学最终都是以实践为目的的”。[4】(㈣东方哲学强调实践，这大概是穆尔对东方哲学最深刻的印象。实际上，东方哲学的实践性格是当时西方学界对东方哲学的共识，但也是最具争议的。穆尔明确指出：“对东方哲学是‘实践的’这一观点也有来自许多方面的反对意见。”[41(P277)接着他列举了一些代表性的批判观点，其中就有观点说“‘实践’这个名词与东方哲学的本质和精神是完全不相符合的。”【4]实际上这种批判对于“实践”的涵义提出了严峻挑战——其批判了把“实践”限制在对人生和生活的兴趣这种单一层面进行理解的做法。穆尔不得不回应这一挑战。他指出：“在东方哲学的主要兴趣在于实践而不是哲学的纯粹理论的意义上我们说整个东方哲学都是‘实践的’——生活的正确道路的问题是东方普遍而基本的问题”。[4](P278)也就是说，为了适用于整个东方哲学，实践的涵义必须在“生活的正确道路”这一更广阔的层面上，在与纯粹理论相区别的意义上去理解。这样的实践才是整个东方达到了普遍一致的方面。即便如此，“实践”概念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不同的典型形态，所以需要进一步细致分析。
穆尔明确辨析并最后指出了中西方对“实践”的不同理解典型。穆尔认为，相对于西方乃至印度，“中国……已达到了真正中道更为合理的境地。”。至于中国哲学对实践的这种独特理解的根源，穆尔引述了的观点，认为“哲学从诗和早期的智者走来，起源于解决时代的实践问题……总之，哲学已经开始寻求规范世界、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道路和方法。”【4】0''''27也就是说，儒道两家的实践旨趣从发生学上讲也都根源于面对现实的时代问题以便实现自己的世界建构。谈到儒家，穆尔说：“儒家几乎完全支配了中国哲学而且儒家精神一直都有实践的动机。孔子和后儒们并非仅仅是伦理思想家•…••他太过是一个改革家、政治家和言论家……以至于在他的哲学立场和人生中无法让他的纯粹的思辨理论脱离人和人事的问题。”[4](P272)也就是说，在穆尔看来，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价值取向，致力于人和人事以便建构理想世界，其它一切都从属于这一取向。穆尔引用的话对孔子的思想做这样的总结：“很自然，孔子的中心问题应该是社会革新。哲学的任务被认为是致力于社会和政治改革。”[4j’
关于儒家后学，穆尔继续说道：“他的后继者，‘儒家的重铸者’，甚至更断然地相信为了人的福祉去战胜和利用自然——而不仅仅是以一种客观的方式去研究自然。”也就是说，在面对自然物时，儒家始终缺失了独立的纯理论思辨向度，而儒家后学作为儒学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始终没有偏离儒家这一基本特质。以宋明新儒学为例，穆尔指出儒家经典文本《大学》中的“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是现代古典哲学家们思想的基础，但这些“大哲们以一种真正儒家的方式把‘物’解释为‘事’，从而限制了对‘物’做纯理论的哲学思考。”M谈到道家，穆尔明确指出：“毫无疑问的是老子主要的兴趣点还是在于个人和社会的实践问题。其任务就是去解决时代问题……老子的解决方案是呼吁人们‘回归自然’或自然性。尽管在为这种生活方式寻找到基础之前，他不得不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神秘的洞察，但他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就是实践的。”『4】也就是说，道家在老子那里就源于对现实的时代问题的解决。
关于后期道家，穆尔指出他们仍然保留了实践动机和兴趣，他们虽然继承了老子关于“道”的基本理念但在道对生活的意义上却有着较大的变化。以杨朱为例，穆尔说：“杨朱在形而上的原则上是同意老子的，但对这个原则在实践问题上的运用采取了一种十分不同的解释。他开创出半禁欲主义的理论；而且正是这种生活方式从形而上的理论中凸显出来成为他主要的兴趣。”…穆尔不仅重点考察了儒家道家的实践旨趣，而且更是比较全面地考察了墨家、名家、阴阳家和法家。穆尔指出，墨家把兼爱、财货和人民作为其社会理论的最高范畴，还有其方法的功利实用性，这些足以证明墨家的实践性；而名家尽管从表面看与实践无关，但同样受到实践兴趣的激励，施惠的著名论断“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就是明证；而阴阳家则在其实践旨趣下在预言和巫术的路线上大大地发展了天人相应的学说；法家更是通过强制执行法律来达到社会实践的秩序化，并直接导致了焚书事件，而焚书事件又成为中国其后几个世纪缺失纯理论思考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4】穆尔的这种全面考察与前辈西方学者笼统地谈中国哲学传统相比确实更加深入了，对中国哲学的复杂多样性给予了最起码的尊重，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穆尔在这里所做的考察仍然是宏阔而简单的。在穆尔看来，中国哲学对当下实践和实用的价值有着原初的兴趣，而同时有着自己的世界理想和文化建构。穆尔说：“西方的‘实践’概念是狭义的。
它常常把‘实践’的涵义减少为‘事务’、行为和工作，减为当下的完全沉潜，常常缺乏对方向或终极价值的觉察”。[4J(嘲。)关于西方哲学，穆尔说道：“西方有着它自己的起源，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就很大程度上在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和简单的为知而知的愿望中发现了自身的动机。于是就形成了哲学思辨的长期历史发展。”[4】(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从其起源和历史发展就显示了与东方诸哲学截然不同特质，在思维方式上是纯理论思辨的，在价值取向上不像东方哲学与人生问题密切相关而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而西方哲学对人生相关问题的思考必定会受到这种哲学观念的重大影响。在东方哲学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生实践的强调这一特性上，穆尔说：“西方则倾向于失去对这种立场的洞察，而是更加客观地纯理论地探究真实。”[4](P280)正是在这种哲学观念的影响下，如穆尔所说，西方总是从行为、事务这种狭义的层面去理解实践概念。与东方哲学相比，穆尔继续谈到西方对行为的态度，他说：“西方有着‘神明化’的做法。更重要的是行为动机上的差异；西方没有瑜伽或控制的精神，行为上没有超脱和无私的维度。西方主要是为了即刻的结果而行动的，或因为对这种行为的喜爱。”也就是说，在穆尔看来，西方在将人生实践简化为行为之后，随之也带来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即只关心行为本身却没有超出行为本身的价值洞察。
为了更加明确穆尔关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观点，这里不得不顺便提及他对印度哲学的看法。穆尔认为，印度对人生实践有着深远的洞察，寻求人生的终极超越和最终解脱。在文章中穆尔引述了富兰克林•埃杰登(FranklinEdgerton)和肖布(Schaub)两位教授的观点认为，印度哲学与人生的需要、欲望的目标和手段相关联，是具有某种功利性的，另外更是牵涉到宗教和精神的满足，渴望获得拯救和对绝对的经验，其最终追寻的都是人的解脱这一人生实践目标。【4】(因此，与中国哲学的中道中庸和西方哲学只关注行为本身的特点相比，印度哲学表现出了深远的特性。在穆尔看来，如果分别用一个词去表达中西印对“实践”的典型理解的话，那就是中道、沉潜和深远。在笔者看来，对“实践”的种种典型理解和解读模式是穆尔整个比较哲学研究的枢纽和平台，而其它被揭示的诸多“重点”都是通过这个枢纽和平台来理解和展现的。在对“实践”这个概念作了这样的辨析之后，穆尔试图去总结东方哲学对西方哲学可能的补益之处。他说：“东方伦理思想能够补足西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缺失，其首要而且得到最普遍赞成的方式就是对哲学的实践作用作多方面强调”。l4I(㈣让我们注意穆尔的这个表达即“哲学的实践作用”。在穆尔看来，东方哲学主流的最大特征不是它直接产生于乃至始终围绕于人生实践，而是其理论和哲学强调实践。穆尔的比较明显是从纯理论的立场来考察东方哲学的。
但是东方哲学所揭示的人生真理不是单纯的思辨就可以达到的。没有相应的人生实践，没有存在的呼应，人生终极价值的思辨追寻终究是一句空话。因而他所理解的东方哲学的实践无法真正切会东方的人生实践，从而也无法真正理解东方哲学所强调的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穆尔已经在哲学比较的视域下反思性地指出西方常常把“实践”仅仅理解为行为、工作或事务，但是他同时又似乎不得不仍然按照这种方式去理解东方的实践，从而把东方对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深远或中道式的洞察解读为“对行为的目标的洞察”【4】(P。穆尔对所谓“业力瑜伽”的发现和理解就是个典型。在穆尔看来“业力瑜伽”思想可能是西方对东方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捌’业力瑜伽实际上就是业力(工作、事务或行动)和瑜伽(对自身意念的控制)这两种观念的结合。穆尔认为有一个评述很好地总结了业力瑜伽的思想：“有两种类型的行为，一是在爱慕、憎恨、迷恋的影响下的行为，另一种是没有这些影响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业力瑜伽观念下一方面行为作为实现责任的手段是不可以舍弃的，但是另一方面行为本身却没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对物和行动的执着是必须完全弃绝的。很明显，穆尔始终是从行为这一基点来理解东方哲学并做东西哲学比较的，而行为却是西方哲学视角下通过对“实践”概念的简化得来的。一方面，穆尔只是大体上为我们描述了东方哲学强调“实践”这一特质，且对东方“实践”概念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另一方面，更没有在哲学学理和东方人的现实存在层面上阐述东方哲学强调其在实践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之原因。在笔者看来，此正是由于穆尔对比较研究的平台即“实践”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和障碍而造成的。
穆尔的整个研究一方面得益于对实践的分析和倚重，另一方面却没有摆脱西方哲学视野下的实践概念的束缚。实际上，如果用“生命”或“生活”来替代穆尔在这里紧紧抓住的“实践”，比较研究的视野就会大大地扩大，也会更加符合东西方哲学的实际情况。三、中西哲学差异的三个重要观点在细致地分析了中西哲学对“实践”的不同理解之后，穆尔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在如下三个方面提出了重要观点，一是节制中庸与完美主义，二是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三是富于“精神”与唯物主义。
1、节制中庸与完美主义
穆尔认为，节制中庸立场是东方哲学消极主义特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比东方和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地方，更是‘简单的生活和节制的欲望’之所在”。_41(P)关于中国哲学的节制中庸立场，穆尔说：“中国哲学中的某一论述也许可以表明这种思想启发性。老子有这样的论述：‘木强则折’。”关于“木强则折”，穆尔更是做了这样的解读：“在任何情况下，树不争，如其所是，不变强，不发展出它最大的能力，如果它保持这种不发展的存在状态的话，那么伐木者就会让它过一种自在的生活；它因而能‘长存’’0’【4笔者看来，穆尔关于“木强则折”的解读还是相当到位的。接着穆尔这样去总结道家：“道家……是一种主张‘简单生活’的哲学，仅仅只是在好争、过度和人为上持消极立场。它毫无疑问是一种‘简单’哲学，且几乎与‘节制’一词的原初意义相同0”[4J(P293-294)穆尔认为，不仅对于道家是这样，而且老子“木强则折”的论述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儒家的节制中庸立场。他说：“孔子和儒者一般都会在节制这一主要观点上的内在精神上达成一致，尽管他们对人生的具体内容极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1(P穆尔随后进一步论述到，孔子就有“过犹不及”、“奢而不孙，俭则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论述，又如孟子主张“寡欲”以求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苟子主张正视人的自然欲望以便将其控制在礼乐的节制之下。对于后期儒家，他指出，儒家不单单从节制的角度去理解中庸，更多的是将中庸理解为“恰到好处”的“中道原则”，这就要求人完满地履行责任并最终实现自身作为人的本性，而且尽管如此后期儒家仍然不把人的幸福建立在外在事务的成功上，而建立在内在的绝对平静上。)
总之，在穆尔看来，这都表明了儒家从未失去作为其内在精神的中庸立场。在中国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中道或简单节制这一特质上，对于西方所显示出来的差异性，穆尔说：“西方有着强烈的倾向去跟随柏拉图(尤其是《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去完满地生活、发展，达到完美或在充分实现人的潜能的意义上进行自我认知。”『4(但是穆尔随后也注意到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其它非主流伦理哲学，如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新柏拉图主义以及智者派，认为这些消极的伦理哲学仅仅只是作为西方文化的要素而发生作用或者是作为主流积极伦理哲学的反面衬托；一个更加重要的例证是基督教，基督教早期对彼岸世界的消极性倾向在历史变化中慢漫地转变为对当下人生的极为积极的倾向。这反映了西方伦理哲学的主流倾向。对此，穆尔总结性地说：“西方主流人生哲学主张在任何选定的方向(享乐主义、自然主义、理想主义)上，……以损害满足为代价，无止境地追求完美。”f4J(瑚q最后，他总结并反思性地指出：“‘完美主义’哲学(在这里所描述的意义上)本质就是西方的人生哲学，而且它的价值和正统地位也被西方高估了。”[4](P299)
2、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穆尔说：“东方哲学可以补足西方哲学的另一种方式是东方著名而普遍的整体主义，与西方‘对个人的过度强调’成对照。”[4](P302)穆尔敏锐地注意到，整体主义在东方也有程度和形态上的多种不同形式，而中国的道家和儒家都是其中的典型。所以穆尔随后分别考察了这两者。关于道家，穆尔说：“道，唯一的真实，是整体。它创生万物，但万物在本质上仅仅只是表象。就像在柏拉图那里众纷繁之物，也即表象，通过参与到这个整体而获得其真实性。道是所有事物的普遍本质，是真实的本性所在。
它超越有限的特定物，不可定义。”阱穆尔这里讲的突出了道作为万物的创生之源和本质乃至真实对纷芸众物的超越性。但是有一个重要问题即道“不可定义”，穆尔虽然指出来了却没有为我们解释其中的原由。关于道与万物的紧密联系，穆尔说：“道的普遍原则是在众多特殊物的自然作用中得到实现的。如果道有着除了芸芸众物之本性之外的意义的话，那就值得怀疑了。”『4】(∞也就是说，道其实并不脱离万物而独自存在，道的本性实际上不过是作为整体的万物自身的本性而已。从纷芸众物的角度来说，穆尔说道：“纷芸众物由此整全者所创生，但它们并不因此而不真实；然而仅当它们与道、与物的存在方式绝对同一时，它们是最真实的。”【4】(P道家所表现的整体主义的确是特别的。儒家是东方哲学整体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典型。关于儒家，穆尔说：“儒家，从孔子到它的现代形态，认为事物的行为形式由事物的内在本性所引导或决定”，一方面，“在这种儒家的形式中，存在着更为极端的形而上学整体论的萌芽。
这种极端的形而上学整体论取消了个体的重要性。……儒家也有它的终极的整体，所有事物都能从中找到其根源……”；另一方面，穆尔采用了陈荣捷教授的观点认为“在新儒家的形而上学中有整全者与芸芸众物，理和气，之间的本然和谐和相互依赖。其理想是人和自然、每个人和所有人所有事物的和谐和统一。儒家既不‘过分强调’个人也不‘过分强调’更整全的伟大终极；个人并未被‘吞没到’任何绝对之中——而人也并未达到个人的不朽。”【4j06)穆尔最后总结道：“东方已趋向于在更大的背景下将人置于人的位置。”(P3O7)在比较哲学的视域下，穆尔指出，一方面，西方从东方的这种整体主义的思想中可以得到重大启发，他说：“对现代西方而言，就我们所知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弱点之一，与其坚持个人权利一起，已经不能在……个人任何充足的意义上确立了。”另一方面，穆尔也客观地指出了东方的缺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综合东西方的要求，他说；“东方并未充分地意识到单个个人的特性……东方致力于让个人超出其作为单个人。西方则过于沉迷于人的个体性。然而，无论东西方都未能认识到人的真实或全部的本性；而综合它们会是一种更好的举措。”∞
3、富于“精神”与唯物主义
当时的思想界还有一种重要的东西哲学比较的观点认为，东方是更具精神头脑的，而西方是唯物主义的。穆尔不得不对此做出某种回应。穆尔似乎并没有直接证明或反驳这一观点，而是将这一命题转化为它的某种消极形式：“东西方积极的重点和恰恰相反的相排斥的立场处在一贯而完全的对立之中。”(p3o9)随后穆尔以享乐主义、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三个主要思想为例对此进行探讨。
第一、享乐主义(有节制的享乐与快乐至上)享乐主义思想是东西方都具有的，但在思考享乐主义的方式及其在人生实践中的地位却有着极大的不同。关于中国哲学和人生实践中的享乐主义，穆尔说：“它的整个‘简单生活和节制的欲望’的哲学、满足的哲学——整个中国哲学的特点——不是其它什么而是有节制的或常识意义上的享乐主义。”。但是中国哲学对享乐的理解是独特的。具体说来，对于道家，穆尔说：“道家超越了享乐主义……与道合一就是至善。”[4](P31O)对于儒家的享乐观，穆尔举例说：“孔子和孟子都把道德……置于生活本身之上”。[4J(“也就是说，儒家并没有把快乐作为人生的最高原则，道德原则凌驾于享乐之上。因此穆尔总结说：“在中国哲学和人生中追求快乐通常都是由其它明显更高的标准来检核的。”[4](P311)很明显，穆尔已经指出了这个凌驾于享乐之上的原则在道家是道，在儒家是伦理道德。而对于西方所理解的享乐主义，穆尔说：“它把快乐(唯独的)作为至善，而且从获得快乐的角度来定义道德行为。”【4J。¨也就是说，西方总是按照直接将一般意义上的快乐作为哲学和人生的最高原则的方式去理解享乐主义，而东方尤其是中国则发现了另一种层面的快乐如道家的与道合一和儒家完满的德性，凌驾于这种一般意义的快乐之上。
第二、自然主义(和谐满足的自然主义与竞争性的自然主义)在东方，穆尔说：“自然主义从其词源学的意义上在整个东方是现成的，因为东方一直坚持认为人的生活方式应当与事物的本性相一致。”[4[(P31O)他进一步追问到，为什么东方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种彻底的自然主义。他自己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自然主义会一般地与东方思想和文化的基本原则相矛盾。”0''''3以中国为例，他指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精神和普遍追求不是进取与竞争而是满足与和谐，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就在反对冲突的过程中确立了这种取向。[4](P3l2)而对于自然主义在西方的状况，穆尔说：“自然主义，在竞争性甚至攻击性的意义上，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中的主流哲学。”[4】(P。穆尔指出这种“竞争性甚至攻击性”的西方形态的自然主义的为人们所熟知的表达是“自然公正”、“胜者为王”、“权利意志”等等，并且对西方这样理解自然主义的原因提出这样的观点：“西方的科学理论为那些伦理学说提供了科学基础。”『41(P挖在笔者看来，这句话指出了西方主流伦理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核心特质。第三、理想主义(自我实现的理想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理想主义)穆尔最后谈到西方为东方所常常诟病的一种特质即世俗性或者唯物性。对此，穆尔在讨论东西方的理想主义这一思想时有着深刻的反思。
首先关于东方，穆尔说：“与所有尘世和更唯物主义的哲学相反，东方确实与理想主义的自我实现的学说相一致”，并且他还明确指出：“它坚持某种高于物质或肉体层面的至善或自我实现的形式”。(")穆尔对此并没有进一步阐述，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他指出了理想主义在东方哲学中的独特表现即超越物性层面的自我实现。其次谈到西方的内在精神，他说：“西方，几乎贯穿于其思想史，都是有科学头脑以及经济力量意识的，而且致力于追寻世俗的财货作为人行为的目标”，又说：“在西方这种哲学寻求对人的最高价值的认知——常常在个人主义的意义上——而且也把完美作为理想。”【4J(P笔者认为，穆尔的论述中显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即西方同样也有着对物和人的最高价值的追问和完美理想，只不过在思维方式上有着科学思维的强烈印迹。但是另一方面穆尔始终没有彻底对西方哲学的世俗性和唯物性的指责。因为穆尔觉得自己不得不承认西方有着强烈的经济意识且一直把世俗的财货作为目标。
人生哲学的问题范文5
关键词 自我发现 尼采 阅读体会
中图分类号：I267 文献标识码：A
有人说尼采是个狂热激进的思想疯子，有人说尼采是个面目狰狞的政治狂人，而有人说尼采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位重要思想家，甚至把他和马克思并为十九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两位思想家。而周国平的这本《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正面评价尼采哲学的零星文章其中一本旗帜鲜明的著作，周国平用他往常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独立的思考，阐释了尼采深刻精彩的人生哲学。
1尼采的哲W观点及影响
尼采主要的哲学观点，大致为：从酒神精神到强力意志，超人哲学，永恒轮回，悲剧审美，价值翻转和重估等。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重估传统价值、自己创造价值的重要性、提出科学理性的重要性、现在西方哲学人学主义创始人之一。周国平把尼采的人生哲学归纳为为两点，“一是健全的生命本能，二是超越的人生追求。”从中观之，尼采的哲学，是在强调人的个性的哲学，它们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人对人生的思考对哲学的思考和人的个性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是哲学来源于人的个性同时也体现着人的个性。本文从“自我的发现”这个章节来讨论自己的见解。
在尼采那里，“真实的自我”有两层含义，在较低的层次上，它是指隐藏在潜意识中的生命本能，无意识的欲望、情绪、情感和体验。在较高的层次上，便是精神上的自我，它是自我创造的产物。健全生命本能才是超越人生追求的基础，毕竟，首先掌握了生存的本领，有了生活种种体验，才会去追求高贵的灵魂，就像要唱好一首歌，前提是练得良好的气息嗓音，才能更好地传达出歌的情感。生物性和精神性是人性的两端，唯有两者发展，才能成为优秀的人。
2认识真实的自我
认识真实的自我的过程即是寻找人生价值的过程。我国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即“人生第一重：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而尼采的人生观历程的点，和我国禅宗这一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尼采说，通向智慧之路有三个必经阶段：第一阶段是“合群时期”，崇敬顺从比自己强的人；第二阶段是“沙漠时期”，重估一切价值；第三阶段是“创造时期”，在否定的基础上重新肯定，自己即是命运。两者说的共同点是，人在入世之初，认知新鲜事物都予以肯定，并会找到自己崇拜的导向和目标，然而尼采年轻时正是受叔本华悲观哲学和瓦格纳音乐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事物多了，发现的问题和思考的问题也多了，对事物都心有怀疑，自己的思想开始有了萌芽，接着尼采摒弃否定了叔本华和瓦尔纳，把自己逼到沙漠；之后，很多人都会在人生的第二重阶段停止脚步，追求了一生、劳碌了一生，到最后发现并没有到达自己的理想而抱憾终生。许多人所认为的成熟，不过是被世俗磨平了棱角，那并不是成熟，那只是精神上的衰落和个性的凋亡。禅宗的第三重境界和尼采的“创造时期”有一定的区别，禅宗的意思是回归自然回归本性，做到淡然做人处事；而尼采的观点，并不是回归自然天性，在于真正的成熟应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自己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智慧。
3寻找真实的自我
然而人常常因内心的极端状态和外界的舆论和评价而歪曲了自我、迷失了自我。社会的舆论和评价干扰着我们的自我认识，它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举个例子，在当代的学校的应试教育中，一味的填鸭，让学生成为考试的机器，磨平生长的个性。周国平的“教育即生长”就是指，用功利目标规范生长，结果必然是压制了生长。竞争是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动力，竞争给予我们不竭的动力，然而“迷失自我”的盲目竞争也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越来越严峻的病态竞争，带来的有可能是病态的同化。有种“伪个人主义”，很多人都不是为他的“真实的自我”活着，而是在为“他们周围人们的头脑中形成并传达给他们的自我的幻象”活着，在舆论的迷雾中，迷失在无精神性的劳作中失去“高尚志趣”的独特个性而劳碌一生。真正的好的社会，应是可以让人人心安理得的社会，让人们真正敢于走自己的路的社会。
4忠于真实的自我
发现真实的自己，首先要忠实于自己，对自己的生存负责，真诚地寻找人生的价值。在尼采看来，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是真实的人，内心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而他者只会咀嚼别人的思想。尼采就正是一个独特个性的真实的哲学家。尼采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都在发出同一呼吁：“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所想的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你应当成为你之为你者。”尼采的意思并不是叫人回到自己的天性，维持自己的天性，而是在强调人在后天的创造和发展。“真实的自我”并不是个人先天所存在的本性，而应该是自我创造的过程，所以，一个人必须独立的探寻人生的价值。一个真诚热忱寻求人生价值的人，一路上可能会走一些错路，但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一个虚度人生的人也许不会犯错误，但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所以，要发现自己，首先要做一个富于创造富于个性的真实的人。
5小结
人与人的接触，人际关系或多或少会造成个人的“平庸”，然而发展个性，发现“真实的自我”在如今显得尤为重要。社会是个人实现和个性发现的良好的平台。人要学会自省，改良自身的不美之处，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
人生哲学的问题范文6
哲学是求根本的学问，根和本是同一个意思，大多数人只注意花和果，枝和叶，实际上，一棵树长成什么样子，是它的树根和树干决定的。（当然，还有“种子”的问题，但是“种子”本身也有一个它的根本和要害是什么的问题。）任何一门具体学科里面都有哲学问题，所以才有经济哲学、数学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等等分支学科。任何学科的革命都是在哲学的意义上发生的。较为浅近的例子是，你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变化，你的人生也就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尽管你的人生有很多变化，但是，你的人生哲学还没有变化，那么你“本身”并没有变化。
企业哲学，是以企业家文化为主导的企业核心群体对于企业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哲理性思维，它是一种人本哲学，是企业解决如何在外部生存以及企业内部如何共同生活的哲学，是企业对内外部的一种辨证式的哲学思考，这种哲学思考又决定了企业对于各种事物的偏好，所以企业文化是个性化的，这就是其根本原因所在。
企业哲学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立身哲学，即企业家如何做人做事的哲学思想；第二类是经营哲学，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的哲学思想，其中包括差别哲学、资源哲学、共赢哲学、生存哲学、危机哲学等；第三类是用人哲学，即企业家如何用人的哲学思想。
企业哲学是企业家文化与企业文化的转化器：一是企业哲学应该是一个群体的思维，而不是某一个企业家的思维，它可能包括了企业几任企业家文化的高度凝炼；二是企业哲学不只是停留在企业家阶层，也包括了企业核心团队的智慧。要深刻理解这些，就必须认真分析企业哲学与企业文化、企业家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
企业哲学与企业文化之间，企业哲学是一种存在，而企业文化是一种现象；企业文化是基于企业哲学辨证思考之后确立的基本假设，并由此产生的价值观，以及价值观所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其中包含了行为实施影响下的物化环境）；企业文化是企业哲学的外在表达，企业哲学是塑造企业文化的根本。通常，企业会在企业文化的企业理念系统部分，详细地阐述其关于企业哲学的三大命题：那就是“为什么存在”、“成为什么”、“如何存在”。
第一层，即核心层是“企业为什么存在”。问题是解决企业存在的价值，即“我是谁，who”的问题，就是企业的使命(mission)、企业生存的价值或者说意义。它是跟企业的发展阶段，企业家的精神密切相关的。这个结论跟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是相吻合的。当一个企业刚刚成立时，要更多地考虑企业的生存问题，就是如何去赚钱，即需求层次中最底层的生存需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生存价值也就慢慢提升，到了最高一层，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企业的哲学境界了。杜拉克认为，创办企业第一问题就是“本企业是个什么样企业？”这个问题貌似简单，但回答起来就不那么简单。
第二层，是“企业的发展目标”，就是“成为什么，what”，即愿景的问题。一个公司的愿景（vision）是全体人员为之奋斗的目标，它必须是前瞻性的、挑战性的，而又必须是宏伟的，就是说它具有艰苦性又具备可操作性，也是激励人心的，有“气吞河山”的功效。
第三层，是“企业如何生存”，即“怎样，how”，即经营理念(motto)的问题，这一层次涉及的内容最为广泛，它根据企业所处的行业、地域、关注点的不同而不同，大致上可包括对市场、对客户、对员工、对产品、对管理意识等方面的内容。
企业哲学是指导企业经营管理的最高层次的思考模式，是处理企业矛盾的价值观及方法论。企业哲学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动力源泉，只有在有足够的能力处理企业发展的内外矛盾的前提下，企业才能确立其核心价值观以及围绕价值观的辨证方法论。核心价值观是处理企业种种矛盾的指导原则，是企业哲学思想的最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