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范例6篇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范文1

一、强化文化交流，把握学习语言知识的关键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各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传播工具。文化因素是影响语言理解的重要因素，英汉文化差异直接影响中国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接触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有益于对英语的理解和运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逐步了解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提高学生对英语的理解与把握。

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可能真正学习语言，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能教好语言。离开了特定文化背景的语言是不存在的，如果不了解目的语的文化，我们就很难理解某些词语项目的意义。，所需要的文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五千年来沉淀下来的优秀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另一方面是指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 、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所以教师要在课内外着重上述文化内容的交流。

二、遵循教学规律，处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

首先，文化教学应与语言教学同步、互补、循序渐进，要以中国文化作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对比对象，通过这两种文化的比较，找出其中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而发现英语教学中的难点与重点，最终提升英语课堂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其次，要以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英语教学，在吸收英语文化的同时，注意弘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要结合课文进行跨文化知识的介绍与教学，培养学生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优化语言教学模式，实现培养人才的目标。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了解文化的前提是学习语言。因此英语教学必须遵循语言教学的基本模式。语言教学的实质就是交际和语言的应用。目前我国中学英语学习的周学时很短，这就要求我们在课堂上除了完成基本的语言学习，包括单词、句法、语法外，还应充分为交际提供时间、环境和实践的机会。精讲多练、大信息量的现代英语课堂模式，对我们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选择和语言材料相关的背景文化知识，如何利用这些手段调动学生去理解文化背景知识，是需要我们努力的。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外来文化的侵入给国内青少年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进行文化交流，不仅有助于帮助学生辩证地看待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盲目地全盘接受外来文化，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助于增强学生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共同发展进步。而且中国文化的传播需要英语作为媒介，因此，在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内容的今天，要想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就需要加强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喜欢中国文化。培养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与英语应用能力，这都需要学生要有自己的思维与思想。在英语的教学中的文化交流，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利用英语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自身的思维与思想。

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提升跨文化交际水平与能力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范文2

一、推动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势在必行

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源于个人融入社会的基本需求，源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迫切需要，源于和谐发展的时代选择。新疆地理位置特殊、边境线长、相邻国家多、分布民族多、语言文字种类多、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多。毋庸置疑，加快推动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是构筑兵地各民族文化和精神家园的内在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途径不断增多，领域逐步扩大，方法不断创新，形式日趋活跃，成果开始显现。但也存在着部分领导干部认识不到位，一些职工群众文化认同感欠缺，文化交往交流交融领域不宽、形式单一，层次不高、深度不够，体制机制缺失、执行力有待提升，文化资源开发不足、利用不够，文化人才匮乏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见，加快推进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尽快解决存在问题的迫切要求。

二、多措并举加大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力度

牢固树立“兵地一家人”、“兵地一盘棋”的思想，相互沟通、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多角度、全方位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层次大幅提升，内容更加丰富，主题更为多元，形式更为多样。一要打牢思想基础，确保理念创新。牢固树立工作思路共谋划、重点工作共推进、调查研究共开展、社会资源共整合、优秀典型共选树的理念。二要丰富文化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充分利用多种活动载体，不断丰富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内容，变单一性、浅层次为多样性、深层次交流交融，在广度和深度上突破。以兵地共建家园为载体，广泛开展文化共建活动。三要扩大覆盖面，提升活动效果。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要求，共同规划好、开发好、整合好、利用好兵地文化资源。创新文化传播方式，拓展传播内容，实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媒介文化等多方面的传播。力争把兵团各师（市）特别是与地方接壤师（市）、团场小城镇建设和连队建设成为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蓄水池”、“中转站”和“辐射点”。四要强化队伍建设，提高整体素质。加快培养兵地文学艺术领军人才，形成具有兵地特色、能够在新疆多领域引领先进文学创作生产的领军团队；加快培养推动文学艺术发展繁荣人才，形成兵地各级文学艺术人才队伍梯次；加快培养活跃基层群众性文学艺术活动的文化队伍，形成覆盖所有基层单位、具有兵地特色的“文化能人”群体。五要争取国家支持，扩大活动成效。争取国家把推进新疆和兵团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纳入国家战略和治疆方略层面加以统筹部署和大力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口援疆中文化支援新疆和兵团的力度。

三、提升兵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制度的执行力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范文3

一、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共通意义空间

人类通过象征性社会互动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社会互动的过程就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就是彼此意义分享和交换的过程，也是相互达成共识的过程。然而在传播过程中要“达到意义交换，交换双方必须要有共通意义空间的存在。”①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互动传播得以成立的前提。共通的意义空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否则传播过程本身就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招来误解”②；二是“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③。由于受到语言、文字、地域等多样化条件限制，每个个体或者民族的意义空间不会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共通意义空间（如下图所示）的存在，使得个体或者每个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可能。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屈辱史。中国近百年历史也是中国寻求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史。在寻求民族解放和独立过程中，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但是，作为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几千年过程。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④经过几千年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各民族单位的共通意义空间不断拓展，逐步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首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离不开对汉字符号及其意义的理解、掌握和使用。中华民族家园“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到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⑤，就是这块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的物理空间。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经济、政治等往来需要促使了先秦各民族之间文字符号借用和兼用现象出现。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从秦汉到明清各民族语言符号互学已经成为一种实际需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汉语言间的影响已从词汇层面扩展到语音、语法层面”。⑥自古以来，中国各民族之间语言符号相互借用是非常普遍的。“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字形并不具备精确的表音功能，这正好弥补了拼音文字的弊端，可以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起到统一的交际作用”，⑦汉字符号以其独特优势被各民族所共同理解、掌握和使用。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需要，作为中国56个民族共同财富的汉字符号“就担负起承载中华文化的重任，几千年来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尽管饱经沧桑，却能同舟共济，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篇章”。⑧在共通意义空间建构方面，文字符号的统一是各民族得以交往交流交融的物质基础。其次，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中华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生活经验，进而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⑨，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伴而生，又与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空间紧密相连。中华民族所依托的生存空间西部是帕米尔高原、西南是青藏高原、北面是广漠、东南是大海。这样的生存空间使得中华民族很难受到外部影响，在“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⑩内自成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个地理单元南北和东西跨度较大，造就了农业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和狩猎文化等多元区域性文化。中国各民族在相对独立而内部自成体系的生存空间里就可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共通意义空间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是中国各民族生活经验分享的结果，是中国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第三，统一的文字符号与共享的社会经验和交融的中华文化之间互为因果。文字符号不仅承载文化，更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在共同生活的家园里，有些少数民族除了使用本民族文字符号，还使用其他民族文字符号。汉族主要使用汉字符号，有时也会使用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符号。文字符号的统一促进了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同时，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必然促进各民族之间互相借用彼此文字符号，从而促进了文字符号的统一。文字符号统一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生活交往交流交融所决定的，也是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所决定的，更是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所决定的。

二、交往交流交融的途径：建构互动空间

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由于语言文字的使用、等因素，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存在高度集中现象。新疆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人口的分布格局为“以天山为界，南疆以维吾尔族聚居为主，北疆以汉族聚居为主；哈萨克族主要聚居于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的边境县市”。􀃊􀁉􀁓根据杨振等学者对2000~2010年新疆人口分布调查，维吾尔族人口高度集中于南疆三地州的县域，哈萨克族人口高度集中在新疆北部。维吾尔族人口和哈萨克族人口的空间分布呈现集中连片；汉族人口与回族人口则是在天山北坡经济带与北疆西部地区高度集中，汉族人口与回族人口集中程度低于维吾尔族人口和哈萨克族人口分布，呈现出不连续的分布状态，分散分布较为明显。􀃊􀁉􀁔新疆各民族这种集中现象导致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在物理空间上的隔离，进而导致文化空间隔离、心理空间隔离，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空间隔离容易造成信息闭塞，从而被疆内外分子利用。疆内外利用活动和歪曲社会事件造成各民族之间的心理隔离、社会隔离和空间隔离。空间的隔离不利于共通意义空间的建构，不利于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因此，建构互动空间是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途径，也是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2014年，提出通过“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日常环节入手”􀃊􀁉􀁕，为新疆各民族群众创造你来我往，我来你往的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和共享的社会条件。生活在共同社区的各民族群众可以协同做事，相互学习，共同参与文化娱乐活动，实现共同分享新疆稳定团结的幸福生活和“一带一路”发展的成果。幼儿园、中小学及高校实施民汉合校、民汉合班、民汉合宿等形式，让各族青少年从小到大都一起玩、一起学、一起生活、一起成长。通过建构互动空间，实现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互动交流，实现各民族的自我认同和相互认同。

三、交往交流交融的目的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范文4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伊始，社会经济改革、城市建设的需要以及城乡生活拉-推力的作用，越来越多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和生活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最终转变为市民也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由于种种原因，三十年过去了，流动人口仍然是城市的一类特殊群体：居住生活在城市但在身份和心理上并不属于城市的外来者。和谐社会、和谐社区构建的提出让我们再一次把视角投向流动人口：尽管在有些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由于资源的限制很难在短期内放开户籍制度，但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市已经生活多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流动人口因其特殊性一直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问题之一，他们“半城市化”、边缘化的城市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社会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途径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主题。于是一直难以跨越的户籍制度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认为只要解决户籍制度就能完成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户籍制度成为瓶颈。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社会环境资源的最大承载容积限制还做不到完全放开户籍制度。同时，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并不仅仅是制度系统的融入，更重要地是社会和心理的融入。那么怎样才能让更多地流动人口跨越制度的屏蔽在生活方式和心理上融入城市？有学者指出，关于流动人口向市民的转变不仅仅是以往研究中所专注的关于流动人口城市生活中户籍身份以及附加在其上的各种福利制度变革，更是一种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以实现其自我及社会认同，是一种“制度建构”的研究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的研究范式的颠覆性转换。[1]（张广利，张瑞华.山东社会科学.2012（5））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归根结底是流动人口群体从所属农村文化场域到城市文化场域的适应和融入问题，是一种从地域环境、生活方式特点、社会规范以及价值观念体系等方面的继续社会化过程。城市社区作为除工作单位之外的基础生活单元，是城市文化场域的重要承载体之一，是流动人口日常生活中融入社区的行动构建相比于制度变革同样重要的文化场域实践，城市社区可以实现社区居民的多种需求，尤其是满足“社会人”社会背景下“社区人”的安全需求、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一种有利于价值观念整合的“心理社区”，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具有重要的意义。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社区，不仅是一种地域位置和生产活动方式的变化，更是一种地域文化向另一种地域文化的进入，这种进入既有当地居民角度对异己文化的认知和接纳，也有流动人口角度对融入地文化的认知、适应直至融入。

二、社区文化视角流动人口融入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城市社会的融入实质上是对城市文化的适应、接纳和融合的过程，是体现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日常生活观念、行为习惯、人际交往、社会参与、心理特点等不同文化方面的相互适应。来自农村社区的流动人口和生活在城市的当地居民在长期的不同地域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一般而言，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是按经济结构、人口密度、人口聚集规模多少标准进行划分。农村社区是以地缘为纽带、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基本由同质性劳动人口组成的社会结构简单、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域社会。城市社区是以各种非农业生产和其他活动为基本特征，由异质性劳动活动人口组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复杂，人口密集的地域社会。两类不同的社区，人们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内容、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特点、心理、意识等，都有着不同的特点。从古典社会学时期的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滕尼斯和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农业社会和城市社会伊始，学者们一直未曾间断对两个不同地域社会文化差异的研究。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不同特征中成长起来的社区成员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特点，出现城市社区生活中的文化适应问题，也是流动到城市社区的农村人口难以很快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客观因素，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语言融入障碍。布迪厄尔将语言能力看作一种文化资本，是“身体化内在资本”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肢体技能，语言，具体指的是言语，特别是语音，成为个人整体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完整地展示了个人与其社会世界的关系。[2]语言作为人类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工具，其前提是人们之间拥有彼此可以相互理解的表达方式。语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性。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口，来自全国各地，语言表达各不相同，人们往往因为语言的差异而难以相互沟通和理解，从而形成不同的生活群体，语言成为区分当地人与非本地人非常重要的标准。尤其是地域跨越比较大的流动人口，如南方流动到北方，或者北方流动到南方，语言表达差异较大，出现沟通障碍。曾经调查过268名流动人口，其中调研对象的22%表示，因为语言不通而不愿意与当地人交流，并且希望有语言培训，以期能够在语言沟通方面与当地人无差别。

2.社会关系适应障碍。农村社区的邻里关系是首属群体为主，社区成员之间面对面形成的、具有亲密互动、情感交流全面的人际关系社会群体。“远亲不如近邻……”、“房前屋后，经久相处，友好往来”等镜像是农村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状态，农村社区居民之间大多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互动频繁，交往全面，生产和生活上的互助活动较多，具有很好的人际关系氛围，体现人际交往的人本主义，尽管这种“熟人社会”交往半径和交往空间较小，但更容易形成我属群体，具有较为强烈的心里归属感；而城市社区由于居住模式、单位社区解体以及流动性的增加，邻里关系正在逐渐淡化甚至消失，邻里之间很少交流和互动，“关起门来，各过各的日子”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常态，城市社区居民之间大多是“陌生人的社会”，人际交往的“业缘性”大于“血缘性和地缘性”，人际交往的内容为事本主义，有限性的交往和目的导向的交往方式。长期文化氛围内形成的人际交往态度，让流动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很难适应城市社区人们的交往模式，总感到城市人际交往的不适应，只能在有限的内卷化交往空间内获得安慰和温暖。

3.价值判断的融入障碍。一方面，流动人口作为外来的、试图融入主流社会的群体具有主观能动的价值判断。在城市生活较久的流动人口认同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社区，并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名成员，这是一种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内在期望，也是为应对各种生活困难和挑战、保证个体本体性安全所做选择的应对策略和行动，由此而形成影响流动人口行为倾向的内在动力，外在表现为对城市社区生活所进行融入的努力行为。在与社会主体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构建自身的城市社区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城市主体的友善以及对流动人口城市生活的接纳，但同时社会生活的现实使其也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和当地居民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差异，如户籍、住房、语言、交往方式等方面，使其在社区活动参与及认同方面仍有退缩，难以完全融入。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社会主流群体的当地居民在生活中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和不认可。尽管在形式上接纳流动人口参与各类文化活动和建设，但并没有从内心承认和构建流动人口的成员身份，与流动人口存在着身份的差距，有着一定的心理距离。调查结果显示两大群体出现身份认同的错位：一方面流动人口自我认同自身生活社区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自身社区成员的身份，但当地居民虽然接纳他们在社区的存在，承认他们的贡献和努力，但不认同于他们的社区成员身份，这是城乡二元结构基于户籍差别基础上多种社会制度以及文化差别共同作用在社区成员身上的持久反映，也是当地居民对自身生活社区本体性安全的要求。

三、社区文化视角下流动人口融入的路径

1.城市社区教育。流动人口城市社区教育是城市社区融入非常重要的途径，也是流动人口继续社会化的有效方法。通过社区教育实现流动人口语言、行为、城市社会规范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缩短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的时间。流动人口从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不仅要面临自然环境改变的适应，如南方到北方或者北方到南方等地域和气候等适应，也要面临从一家一户低密度的开敞平房居住方式变成人口高密度的单元楼房居住方式等居住环境的适应，同时更要面临与以往农村社区生活不同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原有的生活知识在新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后需要更新、继续学习或者重新学习，这是一个继续社会化的过程，施化群体不仅仅是流动人口所工作的单位，也包括街道和居委会、城市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以及较早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当以社区为视角的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过程中，城市当地居民、社区各类组织的施化影响尤为重要。另外，城市社区的环境系统，包括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资源、城市社区卫生环境、城市社区治安环境、城市社区文化环境以及城市的大众传播媒介等，都对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但同时，也要通过社区教育当地居民对文化异质性的包容和理解，流动人口自身也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如吃苦耐劳、朴实、为人真诚等，是社区居民该学习的方面，同时，多元文化的存在、优秀文化的互相借鉴本身对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社区教育的形式包括在社区内创办流动人口学校，协调各类资源进行专题讲座；在社区内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邀请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共同参与，搭建社区交往平台，增加两大群体的相互了解和互动关系；通过制作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指南的书籍，帮助他们尽快了解城市；通过完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资源，为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参与提供空间等。通过社区教育，提升两大群体彼此正确的认识，增加两大群体的相互理解、相互接纳，对于减少社区矛盾和冲突，促进社区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

2.创设社区文化互动空间。通过对社区各类群体的交往需求以及和谐社区构建的需要进行各种评估，分析社区内可以利用的各种物质和文化资源，回应生活于社区群体的社区融入问题而策划各类社区互动和交往活动，以各种方式动员和邀请社区成员参与，为社区群体搭建增加社会互动的平台。如运用社区开阔场地动员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成员举办各类文体活动，建立社会民间组织团体满足各类群体的多种参与和实现福利的需求，或者运用网络资源，创建各种板块，宣传流动人口群体在城市中的贡献，以及通过网络交流促进社区内两个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促进群体间的融合，建构两大群体共同的社会认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基础是居民之间的信任，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至关重要。居民活动组织为社区居民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和相互支持的文化平台，以外界干预的方式建立交往通道，因为参与者之间的交往（直接的或间接的）越多，他们之间的互信就越大，合作也就更容易。[3]通过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各种活动组织，促使社区居民之间横向联合，增加居民之间的人际互动，从而以较低成本为社区居民提供他人可信性的信息，增加彼此间的信任。

3.流动人口对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参与。一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和途径邀请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相比较而言，流动人口缺少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信息渠道不畅是流动人口参与文化建设的障碍因素之一，可以通过社区工作中一些专业动员参与的方法，如给流动人口写信、打电话或登门拜访等方式进行宣传、说服和建立关系，也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如建立社区网站、展板和广告宣传、招贴海报以及小区广播或者流动宣传车等进行宣传和动员。当然也可以通过召开流动人口代表会议，选择家庭代表的方式改变过去流动人口参与环节薄弱问题。另外，也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听取意见和建议，以获取流动人口的对文化建设的需求。二是通过构建互助合作的参与式文化管理模式构建新型的社区文化管理机制。流动人口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决策和过程的介入旨在打破原有的只有当地居民是社区建设主体的思路，流动人口同样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共享者，由此建立由当地居民、流动人口、居委会以及辖区内的文化机构共同协商，针对社区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建设、社区文化管理的相关内容以及流动人口的文化需求评估等问题进行讨论，形成由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主体参与决策并做出选择的高度介入社区协商和管理形式，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身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也只有通过沟通和交流才能实现共识；以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这一传统的、单一的行政化和单位化的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的社区文化建设模式很难适应现代较为复杂的混居社区类型的多元文化需求以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构建的新型社区文化建设目标。因此社区文化建设应该从自上而下的“被动参与”向互助式、参与式的现代文化建设模式转变。社区文化建设中可以运用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方法，在现有社区文化制度滞后的情况下，另辟蹊径，通过动员资源协助社区创设各类有多元社区群体参与的社区文化组织和机构。通过公共参与培养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实现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利益分享，建立多元化的、互构共建的社区文化建设和管理模式是社区文化建设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张广利，张瑞华.城市外来人口“身份 - 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J].山东社会科学.2012（5）

[2]朱红.转换.融合——中国技术移民在加拿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1：260

[3]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9：204

基金项目：“北京市中青年骨干人才”项目资助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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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范文5

当前，自治区、兵团上下掀起向尤良英学习的热潮。尤良英先进典型事迹之所以如此“轰动”，深刻反映了当前新疆尤其是南疆人民群众对民族团结的渴望和珍爱。

尤良英因为招收拾花工结识了和田皮山县维吾尔族农民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在相处交流中，彼此建立起了信任，形成了姐弟般的情谊，并带动着周围群众“大众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传播着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尤良英现象”启示我们，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推动兵地融合巩固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南疆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说过，新疆的问题，最难最长远的是民族团结问题。新疆最大的群众工作就是民族团结。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和基础，就是要抓好民族团结。兵团60多年的屯垦戍边史，其本质就是民族团结史，不同时期的实践证明，民族团结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的最大问题就是民心，民心相融相通，则团结无阻。当前，南疆反恐维稳形势严峻复杂，兵地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存在诸多困难需要破解。

一是“”的阻挠和宗教极端思想制造的壁垒和隔阂，造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困难。“”为了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和目的，不择手段不遗余力破坏新疆民族团结，采取极端宗教思想渗透，甚至暴力恐吓，制造紧张氛围，阻止信教和非信教、民汉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是语言障碍造成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困难。语言是人际交往间最基本的工具。南疆民汉语言不能互通，也是阻碍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因素。各族群众之间十分渴望交往交流交融，尤良英和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两家人交往交流，相互学习“双语”，带动周围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各族群众交往交流的渠道还需拓宽。社会人际交往交流是需要渠道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诸如交通、产业发展、生活方式、市场开放体系等。南疆交通落后、市场体系不发达、产业发展单一等诸多因素也在客观上制约着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二、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推动兵地融合巩固民族团结的作用]

2015年9月30日，接见尤良英时说：“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做民族团结工作重在交心，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尤良英感慨地说：“人与人‘交心’才能取得信任。”信任从何来？从大众生活化日常化的交往交流中来，只有步入了生活化日常化的交往交流，才能交融、交心，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尤良英现象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大众生活化日常化的交往交流在推动兵地融合巩固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推动文化交流认同。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种形态的文化，之所以形成不同的民族，本质是不同文化的类型。而不同类型的文化总在不断发展中共融，在共融中显现“独特”个性。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的冲突本质是文化冲突，融合亦是文化的融合。融合的前提就是文化的认知和认同。中华民族是个古老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灿烂多元，同根同源同脉，本质相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认知认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推进族群间大众的交往交流交融，在交往交流中互相融合，共同发展，在认知认同的过程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兵团要发挥好稳定器、大熔炉和示范区作用，首先就是要扩大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打破各种“壁垒”，真正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尤良英的话说，就是“你走到我心里来，我走到你心里去”，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实现文化认同，实现现代文化引领，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二是增强民族互信。在学习尤良英先进事迹中，我们不难发现尤良英和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两家人，从开始的不信任、迷茫和忧虑，到后来的互相信任和尊重，这个过程恰恰就是在深入的交往交流中实现的。这也揭示出了一个规律，信任是团结的基础和前提，信任来自交往交流，信任会在交往中产生并不断加深，情感会在交流交融中建立、弥漫和成长。有了民族的互信，有了相惜相尊的感情基础，就会产生团结的动力，各族群众就能够“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成一团”，兵地融合就会畅通无阻。

三是促进民族包容。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可以实现包容和互补。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可以更深更广泛地推动各民族间的理解和包容，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兵地融合，从而推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推动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兵地融合巩固民族团结的途径]

当前形势下，推动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其途径必须从解决阻碍交往交流交融的三大问题入手，结合南疆实际，以“兵地一盘棋”为统领，多措并举，深入推动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是坚决严厉打击“”，依法管理宗教。严防极端宗教思想渗透，严厉打击非法宗教活动，要兵地联手，深入开展“去极端化”，一方面加强反恐维稳力量建设，主动参与反恐维稳活动，另一方面强化现代文化引领，采取正信挤压、文化对冲、法制约束，三管齐下。一师、阿拉尔市党委多年来深入推进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扎实推进基层阵地建设“十个好”活动，常年坚持少数民族单位“五讲”活动，实施“13345”工程，规范职工队伍管理，久久为功，常抓不懈，弘扬兵团精神和三五九旅精神，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促进了师、市内外和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尤良英的行为也是长期受兵团精神和三五九旅精神教育的必然结果。

二是要深化“双语”教育培训。积极提倡“双语”学习，消除交往交流交融的障碍。推进“双语”学习，要从娃娃抓起。一师、阿拉尔市全面推进民汉合校，截至2015年9月，实现师、市所有中小学实行民汉合校。要加大推进党员干部“双语”培训力度，同时有计划地实施就业“双语”培训计划，推动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三是搭建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在党和政府有计划地开展兵地共建交流活动的同时，大力发展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活动。诸如开办特色文化节、举办民间文化活动、建设巴扎市场、拓展劳动力市场鼓励就业等。一师、阿拉尔市多年坚持深入推进的“四个一起”（民汉一起学习、生活、维稳、致富）活动，不断巩固和扩大嵌入式融合式的社会发展模式，开展民汉帮扶结对，真正促进了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效推动了各族群众的思想融合、感情融合、文化融合和生活融合，形成了大事小事多商量，有事没事常来往的良好局面。

文化交流与文化交融范文6

【关键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障碍；对策

【作者】马冬梅，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宁夏医科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吉和，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4

【中图分类号】D6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15—007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从2000年的1.2亿增加到2010年的2.2亿，增幅达83%。这些流动人口中包括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我国每年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1000万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在数量上超过了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为加快城市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与交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一个在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与汉族有很大差异的群体，因此，这一群体在适应与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与障碍。这些问题处理得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关系到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的形成，甚至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目前学界许多学者对此问题有所关注。张继焦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跨民族交往中还存在着种种障碍。杨圣敏通过对北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调查指出：“他们不仅像其他进城农民一样，来自于农村和贫困地区，而且是一个在语言、宗教、风俗等方面特殊的人群。他们的流动所要突破的不仅是体制的障碍，而且还有文化、心理和语言的障碍。”李吉和指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促进各民族间的交融、传承民族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矛盾与冲突。这些学者大多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对这一方面有所涉及，鲜有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问题与障碍进行系统分析。基于此，本文试图对阻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因素进行逐一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以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推动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社会融合及其测量指标

（一）社会融合的概念界定

20世纪早期，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进入了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视野，成为西方移民研究的重要内容。威廉·托马斯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怀特的《街角社会》等都是西方早期研究移民融入问题比较经典的著作。西方学者关于移民融入所使用的概念主要有：同化（assimilation）、社会适应（social adaptation）、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社会吸纳（social inclusion）与社会并入（social incorporation）等。

在这些概念当中，社会融合较为常用。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Durkheim）在其著作——《自杀论》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融合的概念，并且认为较好的社会融合水平可以防止由社会原因而导致的自杀。艾林森（W.Ellingsen）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合可以定义为个体或群体被包容进主流社会或各种社会领域的状态与过程。2003年欧盟在关于社会融合的联合报告中指出：社会融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和机会，他们能够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和享受正常的生活，以及在他们居住的社会认为应该享受的正常社会福利。Park和Burgess认为（社会）融合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群体逐渐形成对其他群体的记忆、情感和态度，通过共享（不同群体的）经历和历史，各个群体最终融汇到共同的文化生活中。”

近年来，国内学者分别从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以及政治学等不同视角对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对于社会融合的概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其中引用最多的是由任远和邬民乐给出的概念：“社会融合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但由于这一概念过于宽泛，不同学者又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笔者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双向的、动态的过程，既包括流动人口融入本地社会的过程，也包括本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接纳过程，并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二）测量指标

西方文献表明，移民或流动群体的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它包含了移民在经济生活、文化教育、政治活动、观念认知等多个方面的融合。研究者主要通过类型化方式来描述与测量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程度与融入过程。这种类型化的方式实质上反映了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中“结构”与“文化”的二元区分。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类型化研究有以下几种：以戈登（Gordon）为代表的“二维度”模型，以杨格·塔斯（J.Junger—Tas）等人为代表的“三维度”模型，以恩泽格尔（H.Entzinger）等人为代表的“四维度”模型。其中恩泽格尔等人提出的“四维度”模型最为清晰、具体，这四个维度分别是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

我国学者大都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分为三个维度：文化融入，主要包括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价值观和规范等方面的内容；社会经济融入，包括就业、收入与消费水平、职业地位、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内容；心理融入，包括居留意愿、身份认同、偏见与歧视的消除等内容。李树茁等认为，文化融入是移民在社会融合过程中首先需要经历的；社会经济融入是移民完成社会融合最为关键的一步，标志着融合过程的成熟；心理融入是最高层次的社会融合。不过也有学者将社会融合分为四个维度，如杨菊华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至少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等四个维度，并指出身份认同是社会融合的最高境界。

笔者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从经济融入、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心理融入等四个维度进行测量较为合理，而且对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进行研究，与风俗习惯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就笔者自2008年以来对我国部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无论是在文化、经济还是在心理融入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与障碍。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障碍因素

（一）语言交流的障碍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信息交流工具，在人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不同民族而言，语言不仅是进行交流的媒介与工具，更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族群边界标识中个人认同的象征符号。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把语言和宗教共同视为族群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使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转用或兼用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还使用不同的语言。因此，中国民族语言有80种以上。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首先通过语言与其他民族进行社会交往与互动。近年来，笔者通过对桂林、武汉、西安等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汉语交际能力较差，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与工作中只能进行简单的沟通与交流，普遍存在汉语交际障碍。这种语言上的障碍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交往，影响了与其他族群的社会互动，进而影响到他们适应与融入城市社会。许多学者认为语言障碍普遍存在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当中，如郑信哲通过对城市藏族流动人口的调查指出，语言文化障碍是影响藏族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的阻力之一。也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语言障碍另一方面是方言认同引起的信息交流问题。正如马戎所说：“中国是一个地域幅员辽阔、拥有着许多族群的大国，在各个族群之间、不同区域之间长期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也存在着语言、方言的差别。这些差异影响甚至制约着区域间、族群间的交流与发展。”

（二）就业形式单一化、非正规化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有的甚至是文盲或半文盲。再加上专业技术能力差以及语言沟通不畅等方面的原因，限制了他们在城市中的职业选择。他们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浓厚的地域特征，从业范围单一。如新疆的维吾尔族主要从事贩卖干果、糖糕、玉器等新疆特产，或经营烤羊肉串、抓饭等清真饮食；青海化隆、循化的回族、撒拉族流动人口多经营牛肉拉面；藏族主要从事藏药的出售或经营一些民族饰品；苗族主要从事银饰的加工和出售以及苗族风味的餐饮业；东北的朝鲜族、西南的傣族也主要从事具有民族风味的餐饮业。

另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正规部门里做“临时工”；二是没有正式单位，从事小规模生产经营服务活动。非正规就业具有劳动关系松散、劳动条件差、工资待遇低、就业不稳定、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等特点。李强指出：“目前，由于户籍的限制，他们被完全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在生活条件、就业、医疗等诸多方面，都处于一种随时受到威胁的状态。”

就业形式单一，经济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的缺失，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始终处于漂泊状态，甚至有些连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无法保证，更谈不上扎根于城市、真正成为城市中的一员。

（三）社会认同的“内卷化”

“内卷化”（involution），英文原意为内卷、内缠、纠缠不清的事物，又译为“过密化”。这一概念起初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提出，其用“内卷化”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即当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后来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再次运用这一概念，格尔茨于1963年出版了一部名为《农业的内卷化（Agriculturalinvolution）：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的著作，在该著作中他提出了“农业内卷化”，藉以描述印尼爪哇地区农业生产过程出现的一种生态稳定性、内向性、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的耕作过程。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提出“商品化进程内卷化”的观点。黎明泽非常形象地指出：“‘内卷化’犹如包菜一样，片片叶子长出，却无法突破外层叶子的紧裹，只能在里面不断卷绕、生长。”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过程中，也呈现出“内卷化”的特点，并且成为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障碍因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内卷主要表现在族群认同“内卷化”、社会交往“内卷化”和居住空间“孤岛化”等几个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进入城市后，除了以血缘与地缘建立关系网络，倾向于与本民族或同一的人交往，有困难也是首先想到向这一群体求助。王希恩指出，城市少数民族“聚族而居，聚族而业”，如北京的魏公村、兰州的小西湖柏树巷社区、武汉的二七街、广州的三元里等，这种居住隔离阻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交流与互动。

个案1：ZYH，男，45岁，撒拉族，青海循化人，在武汉开拉面馆。

我们在这里与本地人的交往不多，经常联系的就是和我们一起来的亲戚、老乡，还有就是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比如从甘肃和宁夏来的回族。因为我们开拉面馆的，要经常一起去宰牛，拿（买）牛肉什么的。我们有些老乡的饭馆里卖的小馍馍就是从一个甘肃天水的回民那里拿的，他们用来做肉夹馍。与本地人基本没什么来往，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交往）会多一些。

由此可见，亲缘、地缘和族缘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积淀和延续为其构建社会归属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这种以亲缘、地缘和族缘为纽带建立的社会网络在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内部整合的同时，也阻碍了他们与城市主流社会的交流与融合。内群体认同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聚族而居使他们与城市社会形成隔离，并成为阻碍其融入城市社会的内在障碍。

（四）宗教活动设施的缺乏

是族群认同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区分“我族”和“他族”的主要标志。英国社会学家史密斯（Smith）认为，族群凭借文化的一个或几个差别（如宗教、习俗、语言或组织）来相互区别。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具有各自不同的，而且离开了世代生活居住的“同质性”乡土社会，进入到完全陌生的“异质性”城市社会，这种环境上的巨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宗教活动甚至比在老家时更能发挥缓解生存压力、充当交际媒介和凝聚乡情和民族感情的作用。”城市宗教活动场所相比较农村而言数量较少，再加上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多数城市由于旧城改造与城市拆迁等原因，使得许多宗教活动场所面临规模缩小甚至消失的局面。就拿清真寺来说，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世代围寺而居，而来到城市后，清真寺并非随处可见。许多城市的穆斯林流动人口去清真寺做一次礼拜来回需要花去几个小时的时间，这对于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而言，会因为占用时间太多而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工作。同时，他们感觉在城市中进行宗教活动也很不方便。笔者在西安、武汉等地的调查发现，这些地方的穆斯林通常会就近选择一些废旧工厂、企业空地等作为临时礼拜点，我们还发现有些城市的流动穆斯林在居住地附近的学校操场上做礼拜。

个案2：MCY，男，42岁，回族，宁夏固原人，在西安做生意。

我来西安已经有3年了，各方面都还比较适应，生意也还能过得去。作为我们穆斯林在这里唯一不方便的就是上寺（清真寺）。我们那里寺很多，而且老教有老教寺，新教有新教寺。我家出门不远就是寺了，在这里不一样。我们周围没有寺，最近的一个也有几公里。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在师大上学的回民学生，他告诉我他们都在附近一个公司里做礼拜，这个公司是一个回民老板开的，他那里挪出来了一间房子，专门做礼拜用。我后来也去那里做，（去那里做礼拜的人）主要是在附近做生意的，其他就是在周围学校上学的学生，还有一些外国学生。不过我听说那里马上要拆迁，如果是这样，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呢。远的地方（的清真寺）也可以去，但就是太耽误时间了，来回差不多半天时间就过去了。

其实这种情况在我国许多城市都存在，尤其是在中东部城市更为突出。但不容忽视的是清真寺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而言，并不仅仅是做礼拜的场所，更是庆祝节日、举行婚礼和葬礼等仪式、传承伊斯兰文化的重要场所。城市中宗教活动场所的缺失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障碍因素。

（五）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偏见

种族、宗教和其他文化差异会造成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猜疑和紧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常常被城市居民视为“怪异的人”，而且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往往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存在一些偏见与歧视。这种偏见与歧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些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成员有歧视性语言；一些企业拒绝使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或者工资待遇方面同工不同酬；出租车司机不愿意搭载少数民族乘客；一些酒店对少数民族怀有戒备心理，甚至不接待少数民族人员，等等。

个案3：YHK，女，39岁，维吾尔族，新疆和田人，在武汉开饭馆。

我还是比较喜欢武汉的，做生意嘛，哪里都一样。唯一就是我们的穿着和他们不一样，时常有人以怪怪的眼神看我们。有时还在背后指指点点，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偶尔会听到有人说维族人坏这样的话，这些让人很生气。有一次几个人过来说：“这么热的天气，你们戴着（头巾）不热啊，摘掉不行吗？”我听了很不舒服，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懂（我们的）。

这些行为不仅伤害了少数民族情感，而且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民族关系。再加上一部分无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打架斗殴、偷盗抢劫、吸毒贩毒等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形象，使得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产生“概念化印象”或“刻板印象”，往往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素质低、偷盗、打架斗殴，甚至与恐怖、分裂等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贴上了一种标签。

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初级越轨”，但只有被贴上“标签”，初级越轨者才有可能走上“越轨生涯”。贝克尔（Howard Becket）在其《圈外人》（The Outsiders）中写到：“越轨行为是应用规章、法律等对于一个‘冒犯者’标定的结果。所谓有越轨行为者，就是被成功地贴上了这种标签的人。”根据贝克尔的观点，越轨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后天教化的结果，而是一些人将一些规则和制裁方式应用于“圈外人”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反应，是他人定义的结果。美国社会学家文森特·帕里罗等（Vincent N.Parrillo）在《当代社会问题》中指出，如果这种被贴标签的经历非常深刻，个人就会接受社会强加于他们的这些定义，社会的反应使个人确信他们就是“那一类人”。因此，这些歧视不仅伤害了少数民族情感，而且会产生负面效应，刺激部分流动人口再次违法犯罪。另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戈登（M.M.Gordon）认为，偏见（prejudice）与歧视（discrimination）是衡量民族关系的两个主要变量。所以，城市社会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偏见与歧视，不仅阻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而且将会直接影响到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三、促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对策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影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缺失，有些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的原因，也有些是城市居民的偏见与民族知识的缺乏。因此，要想从根本上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应当从多方面人手，采取合理的手段和方法。

（一）改进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将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而对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的不到位，将会直接影响流动人口进一步融入城市，给城市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标本兼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党的十报告强调，要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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