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然气作为日常工业活动和居民生活的重要能源供给，在疫情期间面临严重的需求下滑问题。一方面各类企业采用的停工停产措施减少天然气的工业需求，另一方面居民的居家行为使得公共服务端天然气需求大幅下降，天然气行业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利用北京市2018—2020年每年1—2月5个分公司6大类消费主体和21小类消费主体天然气销售数据，研究疫情和禁止外出政策对天然气消费的影响。在实证建模回归中，使用年份和分公司的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疫情期间天然气消费量并没有出现下降，而造成天然气需求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共卫生安全一级响应之后实行的禁止外出政策。
关键词：新型肺炎疫情；禁止外出政策；天然气消费量；固定效应模型；面板数据；经济；北京
0引言
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在中国大地蔓延，不仅严重影响企业日常工业生产，降低企业的供给能力，也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上述影响在禁止外出政策施行之后进一步扩大，人们日常生产生活规律在企业彻底停工停产和限制外出政策后被打乱。宁吉?[1]分析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经济数据认为，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并且一些传统行业受到严重冲击，各类投资活动进展缓慢。章政[2]、赵同录[3]和尹彦辉[4]均认为疫情对于经济的短期冲击在所难免。同时，在禁止外出期间居民线下消费、亲友聚餐和外出旅游等消费行为减少，我国2020年第一季度各类消费活动表现低迷。魏后凯等[5]认为肺炎疫情使得农产品销售和农业投资呈现下降的趋势。李柳颍等[6]利用调查问卷获得的微观数据研究表明，疫情期间由于预期收入减少和理性消费等原因，居民的消费意愿将会降低。郑江淮等[7]通过比较“非典”疫情和新型肺炎疫情时经济状况，认为消费领域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蔡晓斌等[8]利用卫星遥感监测二氧化氮浓度发现，疫情对于我国经济活动的短期抑制作用明显。祝铠[9]认为疫情将对旅游业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各类生产活动停止，消费行为减少时，天然气行业也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之前学者的研究普遍看好天然气在2020年的发展，高芸等[10]分析2019年天然气行业取得的最新进展，认为2020年天然气行业面临挑战但是整体向好，王建良等[11]利用灰度预测模型认为2020—2025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天然气需求量均呈稳步上升的趋势。但是2020年初突发疫情打破了天然气行业稳中向好的局面，一方面各类企业停工停产，减少了天然气的工业需求，另一方面居民的居家行为使得公共服务端天然气需求大幅下降，天然气行业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张勇等[12]认为疫情期间天然气需求变小，天然气市场出现需求疲软现象。申洪亮等[13]认为疫情将对下游需求市场造成较大影响，研究估计2020年我国天然气总需求将因疫情减少3.6%。李孥等[14]从需求、供给和价格3方面分析了肺炎疫情对我国天然气行业的影响。上述关于天然气市场影响的文献，皆是基于定性分析或宏观数据的统计分析，本文将首次基于中级微观数据，通过计量经济学建模分析疫情和禁止外出政策对天然气行业的影响，这将有助于全面深入的剖析疫情对天然气消费的影响机制，并对制定后疫情期天然气产业复苏政策提供指导性依据。收集2018—2020年每年1—2月北京市天然气销售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克服内生性问题，模型结果表明疫情期间天然气销售量并没有出现下降，而禁止外出政策才是导致天然气销售量出现下滑的主要原因。
1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1.1模型设定
利用北京市天然气销售数据研究疫情和禁止外出政策对天然气消费的影响，在理想的研究条件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就可以解释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作用关系，但是如果不能将所有的相关变量都纳入回归方程，最小二乘法将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即模型本身存在内生性问题。固定效应模型被广泛地用于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中，如Kuminoff等[15]关于设施外部性的研究、李黎明等[16]关于医院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和Mastromon⁃aco关于垃圾填埋场的研究。本文将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即通过控制随时间不变的个体特征和除疫情之外的其他事件冲击来消去遗漏项的干扰，具体模型如公式（1）所示。yit=β0+β1xit+αi+ηt+μit（1）其中，yit是方程的因变量，即天然气销售量。xit是方程的自变量，这是一个取值为0或1的二值变量，当我们考虑疫情对于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时，它代表当时的疫情状况，而当考虑禁止外出政策对于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时，它代表当时的禁止外出政策状况。β0为常数项，β1衡量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作用，这两项均为待估参数。αi表示随时间不变的个体特性，ηt表示除疫情之外的其他事件冲击，μit表示随机扰动项。
1.2数据来源和变量解释
为了研究疫情和禁止外出政策对于我国天然气消费的影响，将北京市天然气消费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有以下3点：第一，北京市是我国的首都，其天然气市场机制比较健全，天然气市场的变化能够较好反映疫情和禁止外出政策对于天然气消费量的影响；第二，北京市人员流动较大，大量的进出京人员和日常繁忙的通勤将会加剧疫情的传播，即北京市受到这种疫情的影响更大；第三，北京市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的时间较早（2020年1月24日），禁止外出政策实行的时间更长，对居民生活造成的效果更明显。综上3点原因，选择北京市天然气销售情况作为研究的对象。北京市天然气销售基本由5家公司来完成，即北京燃气集团一分、二分、三分、四分和五分公司，上述分公司的销售范围覆盖了北京市主要行政区，且每家公司经营的业务都相同，均可分为6大类和21小类，其中21小类业务各自分属于6大类业务。北京市2018—2020年每年1—2月的天然气消费量数据如图1所示，其中2018年和2019年的天然气消费未受到疫情的影响，而2020年的天然气消费将受到该疫情的影响，并且仅在2020年2月存在禁止外出政策。天然气销售量在每年2月均会出现下降现象，如图1所示，因此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消去随时间变化的特性是必要的。为了考虑疫情对于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天然气销售量同比变化率，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我们发现受疫情影响，2020年天然气销售量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利用天然气销售量环比变化率来进一步分析禁止外出政策对于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结果如图3所示。环比结果表明家庭用户和公共服务用户受到禁止外出政策的影响明显。在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之前，先对变量进行说明，具体见表1。
2模型结论与分析
利用北京市2018—2020年1—2月的天然气消费数据，研究疫情与禁止外出政策对于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疫情对于北京市天然气销售量整体的影响，见表2，表2第一列为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结果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这个结果是不可信的，这表明OLS模型存在严重的遗漏项干扰与内生性问题，因此接下来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消去随时间不变的个体特性和其他除疫情之外的事件干扰来克服内生性问题。第二列至第四列均为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其中第二列所用的固定效应模型仅消去其他除疫情之外的事件影响，第三列所用的固定效应模型仅消去随时间不变的个体特性，第四列所用的固定效应模型将同时消去上述两者，从理论上来说，第四列所用的模型解决内生性的能力最强，其结果更能够反映真实的疫情影响。实际回归的结果也证实了理论的猜想，第四列模型的拟合优度在这4列结果中最优，其结果表明疫情期间天然气销售量并没有发生下降现象，反而疫情这个事件会使得天然气销售量增加1703万m3，上述结果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为了进一步分析疫情对于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结果，必须要注意到天然气销售各大类之间存在的异质性问题，即疫情对于不同大类天然气的影响不同，因此需要分大类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上述回归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疫情将导致北京市生产用户类天然气销售量降低128.5万m3，并导致发电类用户天然气销售量增加12050万m3，而疫情对于其他类别用户的影响均不显著。生产用户类天然气销售量的下降主要是疫情期间停工停产政策的影响，企业在无法开工生产期间，其对于工业生产所需的天然气需求量下降，因而导致销售量也会发生下降。发电用户类客户所购买的天然气大部分用于楼宇式或者区域式发电，即大部分为家庭所用。在疫情期间因为室外娱乐活动的限制，大部分北京市居民长时间均呆在室内，这是家庭用电量提高的原因，也是疫情提高发电用户类天然气销售量的原因。上述分析考虑的是疫情对于北京市天然气消费量的影响，因而在分析中，将2020年1月和2月设定为疫情期间，认为在这一期间的居民天然气消费情况和天然气销售公司的天然气销售情况均会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在2020年1月24号北京市启动公共卫生安全一级响应之前，北京市居民的生活并没有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也没有严厉的管控措施，因此如果简单地把2020年1月和2月作为疫情期并将其作为关键自变量进行分析，将不符合北京市的实际情况。为了使分析更加符合北京市疫情防控和北京市居民生活的实际情况，根据具体政策时间采用新的关键自变量，即禁止外出政策自变量。该自变量为虚拟变量，其仅当天然气交易发生在2020年2月时为1，在其余时间均为0。以此分析禁止外出政策对于北京市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消去模型内生性是有意义的，且禁止外出政策将导致北京市天然气销售量减少2610万m3。为了考虑禁止外出政策对不同大类的天然气销售额的影响，有必要分大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表4介绍了禁止外出政策对于各大类天然气销售量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禁止外出政策将导致北京市生产用户类天然气销售量降低147.5万m3，家庭用户类天然气销售量降低3357万m3，公共服务类用户天然气销售量降低281.4万m3，发电类用户天然气销售量降低13345万m3，对其他类别用户的影响均不显著。考虑禁止外出政策而不是疫情对于天然气销售量的影响时，模型结果的方向以及显著性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生产用户类天然气销售量受到禁止外出政策的影响更大，这进一步证实了疫情期间采取的停工停产措施将导致企业对于工业生产所需天然气的需求量下降。为了探究家庭用户类、公共服务用户类（由于2020年燃气公司分类的变化，2018—2020年公共服务大类中仅商用、学校和福利机构3个小类相同）和发电用户类受禁止外出政策的具体影响（由于生产用户类大类仅包含生产用户小类，故不进行再分类），将根据各大类所属的小类进行再回归，结果见表6。对于家庭用户大类，禁止外出政策将会导致普通家庭、新农村和商住两用部分的天然气销售量上升，分别上升163.4万、322.8万和0.382万m3，这主要是由于居民长时间呆在家中，增加其对于日常生活所需天然气的消耗，但是禁止外出政策将会导致壁挂炉部分的天然气销售量下降419.1万m3，部分北京市居民利用壁挂炉燃烧天然气为洗澡提供热水，由于没有太多室外活动，将导致居民洗澡的频率减少，从而减少壁挂炉端消耗的天然气。对于公共服务类用户，发现实行禁止外出政策之后，商用和学校端天然气销售量均显著的下降，分别下降1028万m3和95.39万m3，这主要是由于禁止外出政策导致商场和学校关门，使得这些场所对天然气需求下降，而该政策对于福利机构的作用不显著，这是由于福利机构在禁止外出政策期间仍在运营，不受疫情影响。对于发电用户大类，禁止外出政策将导致区域式发电的天然气销售量提高23073万m3，但是对于楼宇式发电的天然气销售量影响不显著。综合分析上述回归结论，认为疫情期间天然气消费并没有下降，而禁止外出政策才是导致天然气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3结论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新型肺炎疫情和禁止外出政策对北京市微观主体天然气消费的影响，以2020年1月24号北京市启动公共卫生安全一级响应为模拟实验，设定禁止外出政策虚拟自变量。研究发现，从总体来看，禁止外出政策导致北京市天然气销售量减少。从各消费主体来具体分析，禁止外出政策导致北京市生产用户类、家庭用户类、公共服务类用户和发电类用户天然气销售量降低，而对其他类别用户的影响不显著。再进一步剖析禁止外出政策对家庭用户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其会导致普通家庭、新农村和商住两用部分的天然气销售量上升，但是会导致壁挂炉部分的天然气销售量下降。随着武汉“解封”，北京市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降为二级，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都在逐渐复苏。天然气作为基础能源，其需求受阻现象也将减缓。但疫情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将对天然气行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本文的研究结果将对迎接这一挑战提供思路。
作者:梅应丹 邱纪翔 董绍华 刘慧 王建良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