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苦难叙事是现当代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传统，《文城》这部小说从个人和历史的角度进行苦难叙事，体现出独特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而在历史角度的苦难叙事，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和剖析，具有寻根文学的特质。
【关键词】《文城》；苦难叙事；传统文化
苦难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母题。人类的历史充满着斗争和苦难，文学要体现社会历史，绕不开对于苦难的书写。从文学角度来说，苦难是作家展现社会历史、个人伤痛的创作资源，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描写民族国家苦难和个体苦难、反映历史真实，形成了文学界中的苦难叙事。苦难叙事表现为民族国家的整体苦难和个体苦难两种，前者往往以饥荒、战争、政治运动等形式呈现出来，由国家全体人民共同承担。后者不仅要承受国家民族的整体苦难，还要面临各种困境——疼痛、罪过、死亡等等。余华擅长苦难叙事，《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甚至《第七天》都充斥着个体和民族的苦难。在《文城》中，余华将人物置于清末民初，在混乱的时代大背景下展现个体与民族的苦难。又因为他选择了以乡绅这个特殊群体为主体，体现了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追寻和个体存在意义的反思，体现了“苦难温情书写”。
一、《文城》中的个体苦难书写
个体的苦难来源于他们的人生境遇，在一部分中，我想以《文城》中人物林祥福、小美为例（一个是正文中的主人公，一个是补篇的主人公），分析余华对个体苦难的叙写。小说开篇就交代了林祥福的身份——一个拥有万亩荡的大富户，怀抱着嗷嗷待哺的女儿。他的苦难之一在于对人生的迷惘。林福祥一生都在毫无希望地追寻，寻找文城，寻找小美，寻找自己人生的下一站。他的苦难来源于小美的突然出现和两次不告而别，他便将女儿视作生命的唯一，千里迢迢地找寻并不存在的“文城”，为女儿找到母亲，为自己找到活下去的信念。他不曾预料到小美和阿强就在文城。在他来文城的那个大雪天，思念女儿的小美在城隍阁前跪拜许愿直至被冻死。他的苦难之二就在于他一生都在找寻的小美就死在他的身边，但他浑然不知，所有的执念都化为荒诞。文中这样写道“小美长眠于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林祥福却从未踏足这里。林祥福很多次来到西山，可他从未到过这僻静之处。小美长眠十七年之后，才在这里迎来了林祥福。”而此时的林祥福早已在与土匪的激战中死去多时，车上的只有他的遗体。他在初来文城（溪镇）时与小美错过，他在离开文城时，魂归故土时又一次与小美错过，此时的二人早已化成枯骨，彼此想念的两人再无重见之日。他的苦难之三在于他为赎顾益民单枪匹马进匪窝，最后悲壮地死去，在死之前他依然没有见到他最疼爱的女儿和一生寻找的小美，并且他也没有救出顾益民，杀掉破坏了溪镇原有乡土秩序的悍匪。文中说他的死相让土匪害怕，陈永良用力才合上了林祥福的双眼。余华对于林祥福的苦难书写在于他的一生都在寻找，却什么都没有找到，文城是个虚无的地名，小美死在他的身边，与他离奇地一次次错过，他作为一个乡绅还在寻找让溪镇安宁的办法，却抵挡不住乱世与匪祸。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荒诞又虚无地寻找，他不仅逃不脱个人的命运，而且抵挡不住时代的洪流。小说的正文中，对于纪小美这个人物着墨不多，但是她一直作为重要线索贯穿全文，“文城”之事也是因她而起，她是一个意外来到林祥福家中的外乡女子，偷走金条不告而别后她又回到了林祥福身边，为他生下一个女儿，而后又不告而别，成为林祥福一生的牵挂。在补中，小美的形象丰满起来，她的今生往事都有了详尽的叙述，我们也能更具象化地看到一个悲惨女子在乱世中的不幸，以及她内心不断地情感挣扎。文城中关于小美的书写是一种典型的女性苦难叙事。一般来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苦难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压迫，一个是“自审”。而小美是恰好结合了两者而出现的一个典型形象。小美的外在压迫之一就是她童养媳的身份。因为她家境贫穷，她被带到溪镇沈家做童养媳，她的一生都被童养媳这个身份所困。起初，在家里被严厉的婆婆压制，不准她穿新衣服，婆婆认为这是“淫荡”的，剥夺她追求美的权利和自由。在她偷偷给接济弟弟一点钱之后，婆婆认为这是“偷盗”，强迫她按照溪镇的习俗朝和自己不同方向背道而行。在被休回家的时光里，父母和几个兄弟都以她被休为耻。后来，在和阿强逃离溪镇的路途中，她最终抛弃林祥福，选择阿强是因为小美受婆婆的观念钳制，一直坚持自己是阿强的妻子，心中有一种贞洁观。如果她选择了林福祥，命运大概率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林祥福是个踏实肯干，憨厚包容的人，这对小美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更好的选择。小美的外在压迫之二在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清末民初的乱世，这就决定了她必须听从和依附于男人。阿强带她去上海，他们一起尽情地挥霍祖业，当钱快用完的时候，小美心里有一个念头就是去卖身养活阿强，虽然阿强说一起去京城找姨夫谋差事，但最终也没有成行。阿强离开了小美就变成了叫花子，最后还是小美偷了林福祥的金条来养活没主意还好吃懒做的阿强。小美的一生都在离开，从少年离家做童养媳，青年被迫赶出家门，后又两次离开林福祥和女儿，不管小美怎样逃离，她逃不脱精神上依附于阿强的命运，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无疑是悲惨的。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考察小美的生存处境，会发现她一直都是“心甘情愿的奴隶”。无论是童养媳的身份还是社会历史背景，都是男权社会无形中对她施加的压力，但她浑然不觉，无法摆脱社会对妻子和对母亲的道德要求和束缚，一直被两者拉扯制约，难以抽身得到自由。在《文城》中，我将“内审”理解为小美内心情感的挣扎。一方面是“妻性”，一方面是“母性”。“妻性”使小美的情感在林祥福和阿强之间不断挣扎反复。她的内心深知她自己是阿强家多年的童养媳，并且阿强为了她放弃了家业，与父母决裂，一路带着她寻找新生活，多年的相处和陪伴使小美在精神上无法离开阿强。而林祥福强壮有力，心地善良又生机勃勃，是小美的救命恩人，也是小美孩子的父亲，在小美偷走金条后，依然接纳了她，并且放弃先前所有的一切，终其一生寻找小美。小美对于林祥福更多的是一种愧疚的心理。这种纠结在小美想到自己的亲生女儿时尤为强烈，此时她的“母性”对她自己进行了道德谴责。小美的“母性”使她始终忘不了自己的女儿，割舍不掉与女儿的血脉连结，但是她是阿强妻子的现实又阻碍了她的“母性”，她没有办法像正常母亲那样给予女儿爱、温暖与陪伴，而她的内心对此又是极其渴望的。最后，小美在对林祥福的愧疚和对女儿无尽的思念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被冻死在雪地中，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二、《文城》中的整体苦难书写
在《文城》中对于时局有这样的描述：“清王朝坍塌之后，战乱不止，匪患泛滥。流窜在万亩荡的土匪与日俱增，这些土匪绑得最多的是花票，抓去富裕人家的闺中女子，索取高额赎金。”还有一段是顾益民对林祥福说的话——民国大总统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天下。溪镇和沈店本是传统安宁的小村落，在林祥福的女儿林百家订婚的那一天，土匪的突然闯入打破了原有的一切秩序，土匪进村绑走了人质。溪镇是一个以乡绅为主体的乡土社会，大家就在乡绅的号召下集资去赎人。为了躲避匪祸和军阀战乱，顾益民作为全村的精神领袖建立起溪镇民兵团。小说中讲述各地建民兵团抵御土匪和土匪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都在疯狂收购枪支弹药，“枪”的疯狂，说到底是底层乡土社会秩序的崩乱。民团、枪支和弹药并不能拯救一个乡土社会崩解的必然命运，商会会长顾益民被土匪抓走，溪镇一户户人家不断出逃，为了出城就用金钱贿赂看守城门的民团兵，在一场场人祸面前那些往日的淳朴乡风也荡然无存。在故事发生的年代政治权力处于真空状态。尽管早在1911年清朝统治就被推翻，但《文城》中所描述的溪镇所面临着一种严重混乱的状态——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以男耕女织为基础的小农社会难以为继，这是在故事发生年代所具有的民族的共同的苦难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除了特定的历史政治时期带来的整体苦难，文中还提到天灾。龙卷风、饥荒、暴雪等自然灾害给普通下层民众带来的苦难在书中也是不可忽视的。雪灾毁了溪镇很多人家的房屋良田，使他们惧怕没有收成的日子，男耕女织的时代靠天吃饭，没有收成意味着没有活路。在遭遇天灾时，人们往往具有朴素的信仰，雪后在城隍庙祭拜时，小美就死在了冰天雪地里，结束了她短暂而悲惨的一生。余华在一次对话中对“为何写作”的问题曾这样回答：“可以说，从我写长篇小说开始，我就一直想写人的疼痛和一个国家的疼痛。”这应该就是《文城》中苦难叙事的缘起。
三、《文城》苦难叙事中的生命抗争意识
余华曾在《活着》的前言中说过：“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无畏控诉或揭露，这便不是清醒，反过来说要达到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在《文城》中，可以看到，余华不单单局限于传统的苦难书写，而是深入到人对于苦难的态度，人在困境中如何自救。这种生命抗争意识不仅仅是对于个人而言的，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资源。在本文第一和第二部分中论述了《文城》中对于个体苦难和整体苦难的书写，余华在进行苦难叙事时关注底层民众的困境，呈现了他们生存的艰难和不易，也彰显了他们强大的生命力。《文城》中有许多关于天灾人祸的描写。当林祥福来到溪镇，逢上了百年难遇的龙卷风和持续不断的暴雪这样的天灾，无数房屋良田被毁，还有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其中有一个细节是一个挎着竹篮的陌生女人将红色绸缎的婴儿衣服送给了林祥福，那可能是她的已经逝去的孩子的衣服。女人失去了孩子，但是她也将原属于自己孩子的那份希望送给了另一个初生的婴孩，这体现了底层民众面对灾难时的生生不息。当溪镇这个宁静的江南水乡遭遇匪祸，乡民一起想办法解救人质，绝地求生；当溪镇遭遇炮火和战乱，在兵荒马乱之中，整个溪镇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建立民兵团，招兵买马，守护家乡；当林祥福为救顾益民直面土匪之时，毫无恐惧之色，英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死状让人害怕。在林祥福死的时候，依然面带笑容，这样强大的生命力是让人敬佩和感慨的，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作品的悲剧性，稀释了作品的苦难性。这种生命抗争意识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具有救赎意义。其实，在余华的很多作品中，都大量出现过类似的苦难叙事，在苦难中，人物大都表现出了生命抗争意识，不屈从于命运，在困境中勇于反抗，积极向阳。无论是《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兄弟》中的宋凡平，抑或是《文城》中的林祥福，这些身处绝境的人们，他们并没有在苦难中沉沦堕落，而是寻找各种方式超脱苦难，反抗命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强大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力。从存在主义角度出发，他们都体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四、《文城》中的传统文化印记
《文城》中除了对个人和民族的苦难进行叙写，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情义观的一种展现，而不论是“文城”还是“溪镇”，本身作为一个并不存在的南方小镇，具有理想化的特点，作为理想社会的代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根脉。首先是乡土社会中人们互帮互助，勤劳勇敢。在土匪到来前的溪镇，可以说是传统小农经济下的理想社会模型。当林祥福怀抱着嗷嗷待哺的女儿来到溪镇（也就是他想象中的“文城”），溪镇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文中就有提到林百家是吃百家奶长大的，所以林祥福给她起名叫作林百家，足以可见溪镇居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厚道。土匪来溪镇洗劫时，一共劫走了二十三个人质，大家一起凑赎金，选出三个人交赎金换人，整个溪镇荣辱与共，是一个整体。李美莲让自己的长子去替林百家做人质，并不是因为不爱儿子，只是觉得林百家更容易受到伤害、更需要保护，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最美好、最淳朴的感情。其次是乡土社会中乡绅（可泛指有能力者）的仁厚。林祥福和顾益民都属于乡绅，这个阶层以地主、读书人、商人、大手工业者为主，家底一般比较殷实，有较强的经济能力，他们也是在乡土社会里具有话语权和领导权的那一类人。在《文城》中，我们看不到乡绅有什么残酷压榨底层农民的举动。相反，顾益民作为溪镇最有话语权的人物，在雪灾之后组织救灾，赈济灾民；在匪祸到来的时候，安抚民心，组建民兵团，集资救人；北洋军阀败兵过境时，筹款筹粮，“礼送出境”，确保溪镇没有被抢掠一空。这些利民的举动体现了顾益民作为一个乡绅、一个在乡土社会有话语权的人的担当。林祥福作为《文城》主人公，他身上具有很多美好的品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情有义。他对于小美的出走又归来而后又失踪，并没有过多地追责，只是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了她，原谅了她。在小美再次出走后，他终其一生寻找她，这些都体现了他对小美的爱。他还行侠仗义，敢于担当。这一点，集中表现在他慷慨赴死的行为上。与其他那些处于事不关己状态的体面乡绅们相比较，林祥福的挺身而出，也的确称得上大义凛然。这些美好品质使林祥福几乎成了一个理想完美的形象。上面所论述的是《文城》中对传统美好情义的致敬和歌颂，从中可以看出一点寻根文学的影子，余华在这本书中致力于追寻传统情义文化，并将此寄托于“溪镇”（“文城”）之中。
五、结语
《文城》从个人和历史的角度进行苦难叙事，体现出作者独特的情怀和思想。在历史角度的苦难叙事，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和剖析，具有寻根文学的特质。而从个体角度进行的苦难叙事，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对于人的存在意义的反思。通过对余华的《文城》进行分析，可以展现苦难书写的价值和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2]王侃.余华,我想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J].东吴学术,2010,(01).
[3]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作者：章雅欣 单位：安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