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洁 单位：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学和科学技术在众多方面的贯穿和交叉是学者们无法被忽视的，而各种技术都已经或将要以它们自己的方式生产出新形式的文本。正如19世纪工业革命的影响下造纸业和印刷技术飞速发展而生产出大量的印刷文本一样，以数子技术为主导的后工业革命制造出了计算机化/电子化的文本———超文本（hypertext）。它将不同的文本通过关键词建立链接，使文本得以交互式搜索。学者卡斯特尔依据“网络空间”(cyberspace)的数子性质，如二维与三维的使用者界面、多路径、虚拟真实、多媒体、资料库与超链接等电脑技术认为，当今就是一个由节点通过网络连结而成的的网络和咨询的社会，时间将空间转化，使得过去以地方空间(spaceofplaces)为基础的社会以流动空间(spaceofflows)的态势出现。“文学”原本是由作品、作者、读者与社会关系所组成；“作品”以文字作为载体，后以书写、雕版、活字等印刷媒体进行传播而得以与作者和读者发生关系。数码?代是以数子（digital）方式进行流通，文字被数子化以后，成为01二进制数子排列。印刷与数字化的界限引起了理论界的争议和探讨。超文本虽然挑战了印刷传统下阅读的概念，但却并未否认和抛弃它，它深化的是对读者作用的重新思考。
1．“作者已死”与读者之生
英文词语中，作者（author）和权威（authority）是同一词源，所以“作者”一词自然而然与权威连贯在一起。罗兰•巴特在1976年向世人宣布“作者之死”，更是骤然间颠覆了作者/读者的等级框架：文本一经呼吸到在外的空气时便与作者切断了脐带关系；任何人和作者一样，都可以自行解读和诠释作品；任何的文，只有在读者的阅读行为中才能彰显其在语言结构中原有的解释权。传统的作者神话至此被彻底毁灭了。巴特说：“文的舞台上，没有角灯：文之后，无主动者（作者），文之前，无被动者（读者）；无主体和客体”。超文本就是如此演绎的。首先，在网络环境中，人人可以是读者，也可以是作者，利用电脑所具有的超链接、超文本、去中心、断裂、无起点与终点的书写阅读形式，他不再被动地吸收或消费符号，而是文本的解码者、意义的建构者和文化的生产者。其次，文本在电子环境中是非物质的。超文本作者事实上什么也不能拥有，因其作品一旦被置于网上也就意味着进入了公共领域，向不计其数的读者开放。
2．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再创造
本世纪初的认知革命始于自然科学在认识论上的转变：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戈德尔的数学证明等对事物的客观性、可把握性提出了全新的解释，与此同时，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欧陆哲学思潮也大大提高了人的主观作用在认识中的地位，导致对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真理进行再认识。文学理论的主体性始于现象学研究，它意味着哲学的焦点是意识，而非从前认为的是世界中的客体。接受理论认为，任何文本都具有不定性。艺术家创作的文本只是艺术作品的一级：艺术级；构成艺术作品另一级的是接受者（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具体化：审美级。只有通过接受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艺术文本的空白填充起来，才能实现意义的传达。因此，接受已经不仅仅是接受，而是对艺术文本的再创造。一切文本，作为某种符号系统，已不再是封闭完整的单一体，其开放和多元性，为读者提供了无尽的诠释空间。因此，一切文本都是“多义的”或“多诠释的”（polysemic）。同时，对作品的解读还包括诠释者或评论者所处时代背后隐而不显的文化氛围。解释的任务也不在于去寻找作品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关注它的普遍结构，而是在于阅读的创造性。
3．文本片断与非线性
超文本文件不再需要页码、章节、段落，整部作品就像一团散沙，但却又借助超链接以及计算机运算，重新组合这些碎裂的单词与文页，形成超乎想象的可塑性文本（malleabletext）。在印刷时代，线性一贯被认为是文本组织的最理想形式。文本倾向的是秩序的表现，是在模仿语言本身的特性。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对照中世纪文学和现代作品时认为前者“以具有稳定严谨性的次序和形式来表现人类知识的总体”，是有系统的、分单元的思想模式的汇合；后者“则是各种解释方法、思维模式和表现风格的繁复性碰撞的结果”。其实在印刷文本中就能找到要扭曲这个传统的企图，显然一些作家已清楚地意识到，对线性形式的依赖已不能涵盖他们的思想。1972年，伊塞尔（WolfgangIser）撰写了“阅读的过程：一个现象学方法”，提出：文本包含着数个“空白点”（gap），即文本的句与句，段与段，章与章之间不可避免的断裂，这样的断裂就形成了一个个强制性空白，读者有能力运用自己以往的阅读和生活经验在阅读过程中下意识地进行想象来自动填补空白。超链接就是“空白点”的最可视的化身，网络阅读并没有规定路线，随时可以跳离超链接，读者很难预期下一秒会经历什么，因为文本内部结构松散，语义断裂。在两个文件连结之中滑过的时间激发了读者对于未来（下面要发生的）和过去（已经演绎过的）的认识和想象。从文学的实践和创作，譬如小说，来看，多向的非线性小说试验自1930年代就开始不断出现。如意识流小说：乔伊斯（JamesJoyce）的《芬尼根的觉醒》（1939年出版）；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Borges）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就使用了混沌、断裂、多向、非线性的小说形式；卡尔维诺甚至称他的《寒冬夜行人》为“hyper-novel”，并在其中显露出一种多方向、跳跃甚至令人迷乱的结构。所以超文本特性并不该被视为一种了不起的创新叙述模式，与前辈唯一不同的是，80年代中期以后，数码科技强化了文论家、小说家延续前论家们的试验精神，在叙述中引进传统文本中无法展现的声音、图像、影片、动画等多媒体语汇，展示了逾越文字符号，开拓文学新起点的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