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世纪文坛风生水起引发激烈反响和论争的同时也取得不俗成就的底层写作，近几年进入了一种静水深流的状态，这是令人欣喜的。那么，新世纪“底层文学”与新文学底层书写传统有什么关系呢？考察大量的作品可以发现，新世纪“底层文学”不论是在文学主题、思想资源，还是在创作主体与立场以及艺术技巧方面，都与现代文学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而呈现出既“对话”传统又“超越”传统，进而“创化”传统的意识。
关键词：新世纪；底层文学；新文学传统；对话；创新
新世纪初的十余年间，底层文学曾风生水起，产生了大量的作品，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论争。就作家而言，除了曹征路、陈应松、罗伟章、刘庆邦、胡学文、王祥夫、刘继明等以底层写作著称的作家之外，一些成就卓著的名家也创作了数量不少的底层文学作品，如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方方、迟子建、韩少功、范小青、李锐等。更有一批被称之为“在生存中写作”的“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的作者，如王十月、谢湘南、郑小琼、柳冬妩、曾文广、张守刚、卢卫平等等。①经过了一段众声喧哗之后，近几年，底层写作进入了一种静水深流的状态。今天，当我们静下心来，考察底层文学与新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各自独特的风貌。这种联系与区别，体现在文学主题、理论资源、创作立场、审美创造等诸多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底层文学”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对传统的突破与超越。
一从主题的多样性看“底层文学”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深化
②“底层”似乎天然地和“苦难”联系在一起，因而书写“底层”也必然有对苦难的描写。而通过对苦难的描写来反映社会的不公和现实的不合理，从而展开社会批判，也就成为“底层”书写的必然选择。这一点，新世纪“底层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有着惊人的一致。尽管不同时代的作家其批判的矛头指向是不同的，最终的目的也有区别。现代作家描写苦难，揭示苦难的深层社会历史根源，指向的是当时的社会制度，目的是推翻那个人吃人的社会，创造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而新世纪“底层文学”批判的是某些弊端，目的是引起社会的警醒，从而予以改进。当年的底层人物所面对的往往是地主、资本家等个体，他们的苦难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些人物的压迫剥削有关。而如今的“底层”面对的是全球资本，尽管在某些人物的苦难经历中个体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如某些老板恶意欠薪污辱殴打工人等。总之，激烈的社会批判是“底层”书写的一大主题。就这一点而言，尽管还不能说这是作家对新文学传统的有意继承，但现实的某些相似确实提供了某种契机，使作家不能不面对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文学也只能以此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现代作家“底层”书写的另一主题是“国民性”批判，这在鲁迅等一批作家笔下表现尤其突出。因为他们一方面深感底层的苦难，同时也深感底层的麻木，他们希望用文学唤起民众，使之觉醒。新世纪“底层文学”作家对此同样有深切的感受，因而，在这方面他们有意识地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对底层的麻木以及道德上的陷落进行了深入的描写。罗伟章小说《我们的路》就借主人公郑大宝进行过反思：“故乡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是那样淳朴，可现在看来，他们无不处于防御和进攻的双重态势……无论处于哪种态势，伤害的都是别人，同时也是自己……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他们总是习惯于对不幸的人施放冷箭，使不幸者遭受更大的不幸。”小说中村里人以至家人对待春妹的态度，就不由得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鲁镇。还有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曹征路的《豆选事件》、李铁的《安全简报》等小说中，民众面对底层生命的陨落而表现的自私、冷漠，刘庆邦的《神木》、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谈歌的《升国旗奏国歌》等作品中那些底层人物剥夺他人生命时表现出的冷酷、残忍，让人不寒而栗。还有短视、见利忘义以及一些人在利益面前容易被收买、被诱惑的特点，也在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出来并被底层文学作家进行了深刻的解剖。这方面，底层文学不仅继承了新文学的传统，还避免了简单化倾向，让读者看到了底层更为复杂的一面。新世纪“底层文学”还有对城市文明的批判。这种批判既指向资本强权对民工肉体生命的摧残或剥夺，如王十月的《国家订单》、陈应松的《太平狗》、李铁的《安全简报》；也指向城市的冷漠和无情，如熊育群的《无巢》、贾平凹的《高兴》；还指向城市规则或资本家的规则是如何剥夺人的基本生理要求的，如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刘利的《奇迹》。19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曾在小说中揭示过“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反映的正是城市的罪恶。今天，底层的苦难尽管不是简单的城市罪恶就可以解释，但现代化过程中造成的城乡对立以及城市文明造成的悲剧仍在不断地上演着。而底层文学对城市的批判也有了更为深广的内涵。底层文学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剖析和批判，则让读者看到了这个阶层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的精神退化和道德沦陷。底层的苦难和他们的精神困境，让人们唏嘘感叹，知识分子的沦落更让人一言难尽。在新时期文学中常常以受难英雄身份出现的知识分子，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潮流中，已失去了原有的光环。面对底层，他们也不乏同情，但显然他们考虑更多的还是自身的利益。在马秋芬的小说《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中，就塑造了诸如冯主任、翁小淳、楚丹彤等所谓成功的知识分子形象。底层人群的不幸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成就自己事业的机会，底层的苦难并不被他们真正关心。刘庆邦小说《卧底》中的记者周水明，同样考虑的是自己的功成名就。而曹征路长篇小说《问苍茫》中的知识分子赵学尧，从一个学者教授变成一个依附于资本家，疯狂攫取权力、金钱、女人、利益的人，让人百感交集，深感环境对人的塑造有着怎样强大的力量。底层文学有对底层人们生活真相的揭示，同时也有对社会的多向度批判，这种批判所体现的文学主题的多样性，说明新世纪“底层文学”既有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有超越和深化。
二从思想资源看“底层文学”与现代文学传统的异同
现代文学史的不同阶段，在底层书写上，作家所拥有的思想资源是不同的。“五四”文学的主要思想资源是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也正是在这两种思想的指导下，“五四”一代作家一方面书写底层的苦难，对他们的生活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也揭示底层的麻木，对他们的精神状态给予了无情的解剖和批判。这也是鲁迅等人的创作具有强大思想力量的原因。而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其思想资源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的发现对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揭示，尤其是对阶级反抗的描写，成为“左翼文学”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从此，中国新文学不仅获得了一种新的话语资源，也彻底改变了自身的面貌，成为宣传鼓动劳苦大众进行阶级革命的一种武器。“底层”以无产阶级的身份出现在文学中，并逐步学会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到19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则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思想为指导。不同的思想资源使不同历史时期的底层书写有着极为不同的面貌，这是我们都已经熟悉的历史。但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思想资源却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态势。尽管有研究者认为人道主义是“底层文学”写作者主要的思想资源③，这也有道理，因为确有大量作品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书写底层的。但是考察底层文学创作的整体现状，却可以发现，也有众多的从启蒙角度或阶级角度叙事的文学作品。而对“底层写作”的不同命名，如“新左翼文学”、“新人民性文学”等，也说明了其思想倾向的不同。在理论批评界，有人心仪人道主义，有人推崇启蒙主义。而创作界，“人道”话语、“启蒙”话语，被许多作家所青睐；同样，“阶级”话语也大有市场。曹征路在《那儿》中就让作为工人领袖的小舅喊出了“有人要出卖咱工人阶级，侵吞咱国家财产，咱眼看就无家可归了”的话，很容易让人想到历史的某些影子。在《问苍茫》中，工人唐源也曾向赵学尧这样“请教”：“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不对？对呀。既然是初级阶段，那阶级斗争啥子阶段熄灭的？”还有许多作品内部是多种“话语”的交织。这种情况，一方面使底层文学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以往相对单一的立场所形成的简单化倾向。（如启蒙视角下对底层民众精神状态的描写多少遮蔽了其美好的一面，阶级视角下表现出的民粹化倾向等。）从而使“底层”的多面性得以呈现。但另一方面，这种对传统资源的继承，也成为底层文学被诟病的一个原因，认为是“旧意识形态”的复活。尽管这些思想资源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但面对新世纪出现的新问题，还是难以从容应对。“思想资源的陈旧和滞后使‘底层文学’在最初的爆发后难以继续走向深入。”④而对不同思想资源的同时借用，也说明当代文学尚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虽然我们不必要求作家思想观念的统一，而且不同思想的争鸣正是文学繁荣的条件之一。但作为一种创作现象，思想的混杂还是多少影响了这一创作思潮有可能形成的合力。
三从创作主体及立场看“底层文学”对现代文学传统的激活与创化
中国新文学发轫之初，就企图建立与底层民众的关系，知识分子（作家）希望用自己的笔表现底层的生活，揭示底层的困境，也喊出底层的呼声。但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的作家，能否真正“表述”底层，即使在当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曾塑造过许多成功的底层人物形象的鲁迅就说过：“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的口吻而说的。”因为在鲁迅看来，“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⑤可见，知识分子能否为底层“代言”，在鲁迅的时代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现代作家更多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看待他们笔下的底层的，因而他们既对底层有一种同情，但同时也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启蒙作家更关注的是底层精神的麻木和愚昧。新世纪“底层文学”作家显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这同样是由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决定的，他们不可能对底层的劣质视而不见。但同时，他们也主张“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而反对“为老百姓写作”，因为许多作家始终忘不掉自己也来自底层这一事实，所以他们并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底层，而是对底层怀着一种深深的同情。即使是面对底层人们的人性弱点、思想局限，也给予同情的理解，或者有一种犹豫含混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既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同时也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以双重的目光看待底层。这也是他们不像现代作家那样决绝，而是充满着矛盾和困惑的原因。更何况自己是否也会坠入底层，也并非杞人忧天。这也是有人认为“在底层文学的潮流和批评中，我依稀看到的是当代知识分子阶层（主要是中下层知识分子）自身的焦虑”⑥的原因。但是，新世纪“底层文学”中，也有一部分属于底层的“自我表述”，这就是大量的“打工文学”、“打工诗歌”。这些被称之为“贱民的歌唱”⑦，改变了知识分子代言的局面，开启了底层自我言说的文学新历史。它们被研究者称为“打工者发自心灵的呐喊”⑧。然而，如果说在知识分子作家的创作中，我们尚能看到一批作品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的话，在打工文学中却很难看到这种阶级意识，更多的是个人意识或个人奋斗的思想。“左翼文学”的逻辑——知识分子作家在思想意识上不如工农出身的作家“先进”——被今天的现实所改写，这也是引人深思的事情。“打工文学”部分地解决了底层“被表述”的问题，但这种底层的自我“表述”是否就能代表底层并没有解决。因为正如李云雷所说：“‘打工者’看问题，可能更偏重于个人经验的表述。”⑨新世纪“底层文学”中还有一类创作，作者同样是知识分子，但他们站在民间立场上，一方面抒写底层的苦难，一方面更关注底层人们面对苦难时的态度，着意挖掘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中温暖和诗意的一面。用批评家牛学智的说法，这是一种“由本质上的社会视角转向个人化的民间视角，由尖锐的思想对话转向温软的回忆性体验”⑩的温情叙事。迟子建、郭文斌、范小青、刘庆邦等的许多作品就体现了这种特点。在现代文坛上，一直自称是“乡下人”的沈从文就特别注重书写生活中温暖的一面，以表现人情人性之美。他说：“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点！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因而他的作品中没有他所批评的一把泪、一摊血的描写，更注意民间社会温暖诗意的一面。新世纪“底层文学”中的温情叙事，显然继承了沈从文这一传统。从创作主体及其立场，可以看到新世纪“底层文学”既有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有创化。而在这种继承和创化中，文学面对新的现实语境自觉呼应时代并力求提升自己的努力也一目了然。
四从艺术技巧看“底层文学”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突破与超越
“底层如何文学？”，这曾是批评界对底层写作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世纪“底层文学”在创作上显然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这一点是勿容置疑的。但同时也有众多批评家一致认为，底层文学又不仅是一个现实主义所能范围得了的。李云雷就认为：“‘底层叙事’并不是旧意识形态的回归，而是面对现实的一种艺术上的新创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那么，这种“创造”“新”在何处？什么地方又体现了其“先锋”性？按照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标准，底层文学确实塑造了一批底层人物的形象，如刘高兴（贾平凹《高兴》）、皮匠（王安忆《骄傲的皮匠》）、九财叔（陈应松《马嘶岭血案》）、程大种（陈应松《太平狗》）、大嫂（罗伟章《大嫂谣》）、荷子（胡学文《飞翔的女人》）、黄羊（杨映川《不能掉头》）等。但是，在叙事视点的选择、故事情节的设置、象征手法的运用等诸多方面，底层文学又体现了突出的创新特征。从叙事视点的选择看，“五四”启蒙文学中，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进行叙述相当普遍，而这个“我”往往指代作家自己或者至少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视角。新世纪“底层文学”中用第一人称叙述的也不少，其中的“我”有些也是知识分子身份，如曹征路《那儿》中的“我”是报社记者，白连春《拯救父亲》中的“我”是一个作家，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我”也是一个作家。但更多作品中“我”却是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底层人物，如贾平凹《高兴》中的“我”就是刘高兴，罗伟章《我们的路》中的“我”是郑大宝，孙惠芬《吉宽的马车》中的“我”是吉宽等等。在这些作品中，“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物，他们就是底层苦难的经历者、见证者。因而这个“我”与作为作家自叙的口吻就大相径庭。即便是那些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我”，也与启蒙文学中的“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同样是作为底层生活的见证者而出现的。当然还有大量的作品是第三人称的叙事。底层文学在叙事视点上的这种选择，正是作家艺术上不断探索和自我突破的一种表现。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底层文学常常运用的一种艺术技巧——突然转折的情节设置，认为这是底层文学的叙事策略之一。因为之前就有批评家认为，这是作家在玩“审美脱身术”，正是底层文学的误区之一。但是那些运用了突然转折的情节技巧的作品，如杨映川的《不能掉头》、胡学文的《命案高悬》《飞翔的女人》《淋湿的翅膀》、刘庆邦的《神木》、葛水平的《喊山》、铁凝的《逃跑》等，对底层苦难的揭示深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量减弱了吗？我们认为没有。不仅没有，而且因为这种技巧的运用使小说获得了更加有力的艺术效果。陈晓明对《不能掉头》中这种突然转折的技巧有过很到位的分析：“利用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促使小说的叙事发生变异，但是这一技巧不单只具有形式的意义，它同时可引发意义的深化……因为这个技巧，小说从单纯的现实主义叙事中解脱出来，具有了更为复杂的艺术意味。”在其它作品中，也正是这种突然转折的情节设置，让我们看到了底层人物的丰富与复杂，他们内心的痛苦与精神的突围，一些在生活常态中很难见到的人物，如《命案高悬》中的吴响、《淋湿的翅膀》中的马新、《喊山》中的韩冲等，正是在这样的叙事中获得了生命。这是一些“并非记忆中的温暖”，是处于乡村边缘地带，却可以给我们以内心慰藉的人物。这就可见，运用这一技巧不仅深化了小说的现实性，透过表象将生活中幽深与复杂的一面展现了出来，而且艺术的意味也更为深远。这是底层文学在艺术上寻求突破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也使之具有了超越既往经验的意义。对底层文学的批评中，重要的一条是认为其艺术粗糙，缺乏文学性。陈应松说：“我总是希望我的小说要能站住，多年后别人读还魅力四射。我的梦想就是如此，我从来就是这么追求的。”不仅陈应松，许多作家也都是如此追求的。胡学文、王祥夫、刘庆邦、罗伟章、鬼子、葛水平等人的作品，就充满着强烈的艺术气息，充分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而那些文学名家的底层写作就更是如此，如贾平凹、铁凝、范小青、迟子建、王安忆、阎连科等。许多优秀作品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还运用了现代主义的手法，使之具有了更为复杂的艺术意味。如曹征路的《霓虹》，这篇被称为《那儿》姊妹篇的小说，既有警方的勘察报告和侦查日志，也有谈话笔录，还有被害人也是主人公倪红梅的日记；陈应松的《太平狗》从一条狗的视角观察主人公程大种充满苦难的生活；王祥夫的《上边》几乎没有情节冲突，却让人物在行动中完成全部的关怀、爱与依恋的写法；张万新的《马口鱼》通过一个少年的眼睛见证底层生命特有的悲怆色彩等等。而作家对象征或隐喻手法的运用，使许多底层写作具有更深远的意蕴。以贾平凹《高兴》为例，小说写的是农民进城拾破烂的生活，但作家不仅写出了底层的多层性，还通过象征和隐喻手法，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艺术视域，探索了更为普遍和深刻的人类性话题——人的精神进程。如果说小说中的架子车象征刘高兴等人拾破烂的生活，肾象征城乡之间的血缘情脉，那么，箫、高跟鞋、锁骨菩萨塔等则与刘高兴的精神世界紧密相连。而曹征路《那儿》中以一条名为“罗蒂”的狗的遭遇来隐喻和象征主人公“我小舅”的命运，更是被孟繁华称为“当下书写这类题材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笔”。总之，新世纪“底层文学”不论是在文学主题、思想资源，还是在创作主体及立场以及艺术技巧方面，都与现代文学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而呈现出既“对话”传统又“超越”传统，进而“创化”传统的意识。这也是我们对新世纪文学充满希望的原因所在，因为只有在“对话”和“超越”中才能产生新的传统。
作者:马超 李志孝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