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统文学趣味的衰退
1.正统文学趣味的特征。
正统文学的审美趣味是体制文化的必然产物，它的特征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以重大主题为主要写作目的，也可以通俗地认为是在某一发展阶段，为了形势的发展需要所做的政治宣传；二是“小叙事”，它主要是压制表现个人欲望和情感的创作。在1949年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所处的文化体制是封闭的，这种正统趣味是唯一合法化的，由于其具有封闭的政治导向，它也体现了政治的权威性，实现着国家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如《我们夫妇之间》，这本身是一部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它所写的主要内容是曾被夸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典型”的一对夫妻进城后如何从婚姻破裂到修复的故事。但当时的文学界是不允许以这样的趣味来观察和表现生活的，因此该小说也成为被集中批判的对象。批判的主题是以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玩弄劳动人民的态度，是低级趣味。在对这部小说进行批判的背后也充分表现出整个文学界对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的蔑视和不接受。当然这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们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也是一致的。当时的媒体对文学的导向作用也是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因此这样的正统趣味已经脱离了实际生活，那它所表现的肯定是强烈的泛政治化特征。
2.文学家创造思想对正统趣味衰退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转变了文艺观念，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对建国以来文学界中那些违背文学艺术规律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归纳和总结，所以也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在推动中国社会商业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由泛政治化走向泛商品化。人们的思想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都强烈地冲击着文学正统的审美趣味，并使之逐渐走向衰落。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大环境下，它不再是作为时代思想意识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了，也不再是社会的主流，而是变为一种个人兴趣爱好，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地进行创作，国家和社会对其进行的干扰较少。于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一些文学作品，彻底地挑战了在正统趣味中被认为是最神圣的问题,甚至还采取了一种彻底的颠覆性立场。在过去正统观念文化体制的管理下，作家是没有自由创作的思想乐趣的，他们进行文学创作往往是为了迎合和宣传某种政治形势和政策。但现在不同了，很多作家对自己并不苛求，写作是为了娱乐身心，与此同时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商业时代解放了作家的个性。像莫言的《丰乳肥臀》和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他们在进行创作时并不是为了体现战争的正义与邪恶、阶级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天平应当倾向于哪边，而是为了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狂放。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一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会受到市场的诱惑与制约，同时受到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一些以前专门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也开始转向文学创作，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商业利润。除了一些文学创作者外，教育部2001年也将《射雕英雄传》选入初中语文教材，虽然金庸作品只是被收入课外阅读教材，但也充分说明了文学正统趣味的权威性也受到了教育体制内的挑战。所以说文学正统趣味的衰退不仅仅是文学语境转换方面的原因，读者方面也占有很大原因。正统趣味表现的价值取向是以具体功利为追求、以眼前利益为目标，它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正统文学趣味的衰退奠定了社会基础。同时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的文化体制改革就像是一双无形的手，为人们调制了一种新的文学趣味，使之更符合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
二、精英文学趣味的坚守
随着社会商业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双重挤压使得精英趣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的文化等级观念发生了动摇，精英文化也逐步被弱化，一些纯粹的文学被世人冷落，以往作家话语主体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如今已不可避免地被动摇。面对物质和金钱的诱惑，他们不可能没有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无足轻重，他们的道德、理想和激情也一同被市场抛弃。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媒体对文化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导向作用，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媒体宣传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文学趣味的坚守。尽管如此，很多作家依然执着地坚守着那一方净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文理想作家有王安忆、史铁生和张炜等。虽然他们把自己藏在民间，主要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但他们在这场变革中体现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精英魅力是无法掩盖的。他们以认知世界作为出发点，把自己的经验和自己对事物的看法真实地表达出来，履行自己对一个时代所能够承担的一份职责。尽管他们也认为不再坚持传统文学趣味所宣传的主题，但他们仍然坚守在精英的立场上，尽自己所能去为社会贡献力量。坚守在精英趣味立场的作家们以先锋派的创作最为突出，他们有着自己坚定的精神向往和崇高的文化目标，他们受到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的影响，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有的甚至开辟了十分私人化的写作空间，充分显示了摆脱传统束缚的勇气，并能使用西方较为权威的话语来描述中国的一些文学现象。一些较为年轻的作家，他们提出了个人化写作，虽然缺少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但他们能够表达出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俄国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最高尚的生活是头脑与心脏的生活。”因此，一些精英趣味的坚守者认为，写作不应当以营利为目的，而是毫无功利的、智性的。例如，贾平凹的《废都》就是这个时期最好的代表，它描述的是庄之蝶的悲剧命运。贾平凹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创作转型就预示着精英趣味的转向，他作品中主人公的心态和命运已成为现代社会一些知识精英的精神缩影。总之，文学在商业社会的冲击下，已不再担当沉重的社会负担，而是向着正确的方向理性回归，从而向着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攀缘。
三、大众文学趣味的流行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经济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一种大势所趋，它同时也标志着文化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文化作品体现精神文化、社会理念及价值观念等，因此文化作品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原来处于一些中心位置的高雅艺术和文学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众审美文化的冲击。港台文学的引入和流行，对整个大陆文学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琼瑶的爱情小说、三毛的散文及大量的港台影视剧都迅速被大陆人所喜欢，并很快流行起来。它的文化内涵大众不仅很熟悉，同时也对这种文化充满了渴求。与鲁迅的一些文学作品相比，大众会更喜欢张爱玲，换句话说，大众趣味的要义就是世俗情怀。它所追求的是通俗易懂，精英作家可以不顾世俗的眼光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艺术，但大众趣味却是平民化的实用主义，它追求的是给大众带来阅读的新鲜感，带来快乐和消遣。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曾说过“：由于市场运作方式进入到文学生产领域，同时形成了对创作起明显制约作用的读者消费市场，所以相应产生了适应于这种运作方式及消费市场的文学作品。其中主体性或精神性上的成分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因而物化的因素也有了明显强化的性质，使写作含有较为直接的追逐商业利润的目的。”也正如陈思和所说，由于受到大众趣味流行的大环境的影响，很多作家的创作欲望逐渐消减，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始作为商品销售，例如王朔和海岩的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大众趣味和追逐商业利润的特征。不同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有大众媒介的作用，大众趣味在商业市场中如鱼得水，能够将文化资本直接转换为经济资本。这短短的二十年，中国的现代文学趣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大众趣味正在取代正统趣味和精英趣味，并逐步成为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主导趣味。这个变化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它让人们摆脱了过去物质的匮乏和精神扭曲的亚健康状态，同时也对现代开放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给予积极肯定。因此新媒体时代文学趣味的转变是多样化的，它给人们带来了诸多启示，它不仅引领了新时代的审美趣味，更开阔了人们的精神空间，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更桑多杰 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