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思维方式对文学现代性的误读
现代社会中，文学的现代性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在复杂的矛盾过程中生成，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这两种异质的文化在现代社会相遇时便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碰撞，两者充满了悖谬、矛盾，但也有契合之处。不过，许多研究者对这一过程的矛盾性、复杂性缺乏深刻的理解，他们依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阐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近现代文学转型时期，现代文学的先驱者曾大量地介绍西方文化思潮、引入文学作品，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作家都有意识地接近西方现代文学传统，吸收、改造了西方文学的模式和手法进行文学创作。外国文学传统对于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作家起到了参考系的作用，许多批评者据此认为：现代文学自生成起便奉西方理论为圭臬，因而西方文学传统及价值体系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的惟一目标，中国文学传统在其强劲冲击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断裂，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的民族性也随之彻底消解。持这种看法的不在少数，他们把现代性和民族性截然对立起来，认定民族性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它同西方的现代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方式使他们产生了这样的认识。但是，我们能否对民族性、现代性做出如此简单的界定、区分？显然是不能。例如：能否因为五四文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批判就认定它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次彻底断裂呢？笔者认为不能，原因有两个：
1.就新文学构建的目的来看
其作品大都包涵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焦虑以及希望民族获得新生的愿望，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正是儒家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心里长期积淀的产物，无论是鲁迅的社会启蒙、郭沫若的民族再生理想、闻一多的爱国热望以及茅盾的社会剖析都以关注社会现实、力求挽救国家危亡为前提，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正是中国文学传统忧国忧民情怀在现代社会的主观抒发。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把批判锋芒指向传统，其目的并不在于解构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切，而是要汲取西方文学中的养分，重构富有活力的民族新文学，这一过程是在对传统的反思、批判中实现的。在今天看来，无论是“甲寅派”，还是“学衡派”，它们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这些思想还是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足以借鉴的资源，即使是曾鼓吹“全盘西化”的胡适也不断地修订自己的主张。没有批判就不会有对民族传统更好的继承，没有汲取，现代文学也就不可能发展，这一点文学先驱者鲁迅始终坚定着自己的信仰。鲁迅在早期的《文化偏执论》中就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构想，中期在《看镜有感》中号召新文化的先驱者们必须有一种能够“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外来的“汉唐气魄”，后来鲁迅又提出建立既要有现代的形与色又要不失民族灵魂气质的现代中国文化，而30年代王新命等人提出“存其所当存，去所当去”“吸收其所当吸收”的对待中外文化传统的原则与鲁迅在后来提出的“拿来主义”相类似。总之，现代文学先驱者们用西方文学思想作为参考系并将其传统“中国化”，来剔除文化传统中落后的旧质，重建民族新文学，这是对文学传统进行审视、整合、重构的过程，文学的民族根性并没有在反思、批判中消失，而是在此过程中寻求新生。
2.就文学的表现载体来说
许多人认为新文学采用 文学研究白话文进行创造，这是中国汉字在外来文学的冲击下的痛苦嬗变过程。这个过程中的痛苦应该是有的，但我们还应注意这里还存在着文学自身变革的问题。早在维新时期，谭嗣同、梁启超就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观点，黄遵宪则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可见白话文并非新文化先驱的首创，它体现了先驱者对前人变革文化传统的总结。另外，变革后的汉字更多的是形体的简化，汉字内在的象形性思维、线条性风格依然没变，用母体文字进行言说，本身就是文学民族性的最好体现。现代文学受到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较明显地体现在“形”与“色”的外在形式上，代表“灵魂气质”的民族根性并没有丧失。现代文学是在传统文化同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碰撞，融合中生成、发展起来的。研究者们更多地看到冲突、矛盾，不注重期间的融合，这显然是二元对立思想限制下的产物，不仅禁锢了研究者的思维，也限制着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探讨。文学活动是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它是不可能完全遵照某种单一的理论范式进行的，因此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研究现代性是行不通的。何况，文化间的对立、冲突本来就是现代性的一大特点，没有对抗与冲突也就没有现代性。研究者如果不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那只能是触及文学的表层理论，无法探求文学现代性的本真面目。
二、新型动态思维方式对文学“现代性”的理解与重构
静态化二元对立研究所带来的种种局限仍制约着现代文学的研究，笔者认为，现代语境下，有必要重构文学现代性的认知途径与价值评判原则。这里，钱中文先生所提的“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值得借鉴，它既有对二元绝对化对立的超越，又包含对文学传统矛盾、交锋、交往的理解。在这种动态、综合、创新的思维中，我们要重新对现代文学进行反思。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构建中，纵向上要用整体的动态的观念把握现代文学的全局。建国以来，多数高校采用王瑶机、唐弢先生所编写的文学史，单一的文学史选材与宣讲，现代文学已被人为地压缩在1919-1949年这一时间段；在生活决定论的影响下，政治标准已成为研究现代文学的参考点与出发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作品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常态，对政治思想性的研究超过审美研究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将中国现代文学封闭在三十年里，“上不衔接世纪初社会转型的文化特征，下不联系当代文学的流变”，人为地斩断现代文学与历史的联系，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简单的历史化的规范及排除了主体性所进行的政治思想分析。现代语境下，以往的文学观念局限性越来越明显。重建整体的动态的现代文学史观十分必要，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王晓明提出的“重写文学史”，都表明了要对现代文学史的若干问题重新进行审视与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他们认为，“20世纪文学”的提出不只是一个文学史分期问题，还涉及“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问题”。陈思和曾多次表示要建立现代文学史的整体观，他将现代文学划为三个阶段：五四、抗战、八十年代开始至今，三大阶段中又对作家群与创作倾向进行考察，划分为六个文学层面。这种划分打破了垄断了几十年的文学史编写，给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笔者看来，现代文学观念的更新要靠深层次的文学思维方式解决。摒弃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采用动态的思维方式，打通纵向时间的切割，将五四至今在时空上视为整体，可以更清晰地展示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有助于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与阐释。现代文学是个开放的整体，它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不断的冲突、碰撞、交汇及融合的过程，五四时期与长期以来保守封闭的中国文化传统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是最为激烈，是空前的，是显性的强烈碰撞。八十年代后，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视域不断扩大，西方文化传统的冲击更多的表现为逐步隐性渗透。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有现代性视野，但不等于张显现代性就要拒绝民族性，要弘扬民族精神就排斥现代性，现代文学中存在割不断的民族根性。我们的研究范式需要调整更新，如何理解、运用和重构现代性的问题值得研究者好好思索。
三、结语
对于现代文学这个开放的、多元的整体，我们要有开放的动态化的视野，即要注意对西方现代文学传统的汲取，又不能忽视自身文学传统的借鉴与整合，考察现代性要注意共性，也不能忽视个案，要注意边缘化作家在构建现代文学中的作用。在研究中，把握现代文学的整体脉络的同时，也要重视整体中的分支，例如：湘西与黄梅地区的乡土文化，这些文化既体现了当地浓郁的生活特色和风土人情，也包涵了创作主体独特的审美体验及价值取向。文化交流和主体意识的变化，都会牵引到文学创作。现代化语境下对文学现代性的种种研究，都应以转变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为前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现代文学提供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才能尊重历史，尊重文学，触摸到文学现代性的本真。
作者：李朔梅 单位：南昌航空大学航空制造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