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传统”而“荒谬”
在《战友重逢》《金发婴儿》等作品中都具有这种特点。与此同时，对乡镇基层干部则虚构夸张为不是好色就是好吃。如在《木匠和狗》中写道:“咱们乡里几任书记都好色，见了女人腿就挪不动。突然来了一个不近女色的书记，大家都感到吃惊，然后就是尊敬。”然而这个令人“吃惊”、被人“尊敬”的书记原来早已残废，只有好酒贪杯的本事了。于是每逢集日，就到小摊子前，“买两串小鸟，蹲在地上，从怀里摸出一个扁扁的小酒壶，一边喝酒，一边吃鸟，旁若无人”。诸如此类的人物塑造在莫言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可以说他使用“荒谬”的创作手法已是炉火纯青。
二、由“真实”而“想象”
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是在作品里增加虚幻、变形、荒诞的“想象”成分，但它的要求仍是要以现实为创作基础，不能任意虚幻夸张，也就是说，如何“想象”直至荒诞不经也是源于现实。莫言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创作理念和技法的影响后，在《旧“创作谈”批判》中颇有体会地说:“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文学家的天才和灵气，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想象能力上。”读了《喧哗与骚动》之后，他又猛然醒悟，“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从莫言的作品来看，他确实有丰富的想象力，但他前期的作品，如《民间音乐》《售棉大路》等，创作手法基本是传统的，没有什么虚幻、变形，内容比较真实。后来由于在创作上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甚至“胡说八道”，“再也不必为找不到要写的东西而发愁，而是要为写不过来而发愁了”。反过来说，就是从此时起的莫言已是不怕写不出只怕想不到了。于是他在作品中打破时空，任意挥洒，“想象”丰富。在改写革命样板戏《沙家浜》时，他把郭建光、阿庆嫂虚构成身带暗器，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在《丰乳肥臀》中，他虚了一个始终长不大且有恋乳癖“上官金童”。在《白狗秋千架》中，他虚构了发生在“暖姑”身上哑巴生哑巴和“要个会说话的孩子”等荒唐事。
三、由“审美”而“审丑”
20世纪西风东渐后，有感于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国内文学界一部分人对“美”进行了反思，认为长期以来文学作品里反映的“美”是虚伪的，从而是不“真实”的，因为“人人都心口不一，脑手分裂”;因此要用“真实”去审美，因为“真实”了，“丑”也是“美”，所以“丑恶、丑陋和粗野是可以容忍甚至可以被欣赏的”。此时莫言也逐步运用西方现代派的眼光观察社会，剖析人生，由歌颂传统真善美转入“真实”描写假恶丑，亦即由审美转入审丑，甚至把“丑”和社会存在的阴暗面无限放大，尽情渲染暴露。从1985年起，他的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事件出现了与之前大相径庭的反差，完全背离了国内小说创作的传统范式，也挑战了读者的欣赏习惯。如描写所处的社会，“到处都是恐怖，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欺骗、谎言、尔虞我诈”。所塑造的人物大多出口便是粗话脏话，匪气十足，丑陋不堪，所塑造的基层干部大多是好色贪杯，在群众面前口里不一，显摆威风。所塑造的当代军人更多的是自私卑鄙与猥琐下流。许多作品中以“性”和“暴力”为主要内容，同时对生殖器、肛门、屎尿、经血、凌迟、剥皮等进行肆意描写。莫言的大量作品，一言以蔽之就是现存世界都是丑的，必须进行揭露和批判。因此他也成为在小说领域“审丑”的重要推手之一。
四、由“写人”而“政治”
文学作品属于思想意识的产物，不管它用什么手法进行创作，都是隐喻当时的社会现实，关乎治乱兴亡，不可能有所谓超政治的文学作品。就《百年孤独》而言，尽管采用的是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在内容上也涉及移民开发、自由党与保守党的长期内战、帝国主义侵略、香蕉工人大罢工、军事独裁统治等重大政治事件，作者是把布恩迪亚家族的兴衰作为拉美百年来历史兴衰的象征，实际上反映了某种政治诉求、价值取向。这就说明文学作品对人物事件的描写和塑造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创作手法对莫言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2月7日，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演讲中说:“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所以说莫言的文学作品虽然写“人”，但都“关心政治”“大于政治”。换个角度说，莫言作品中写“人”写事实际上都是对“政治”的表白。因此莫言作品中有许多是关于中国当代社会重大事件的叙述。如《三十年的一次长跑比赛》是反映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后“右派”在农村里“带着辛酸泪”的生活。《酒国》是借助“酒”来描写、讽刺官场生态，抨击官场腐败。《弃婴》《地道》《欢乐》《爆炸》《蛙》等小说则是反映计划生育过程中执行者简单粗暴和残酷无情的工作方法以及所带来的弊病。其他不少作品，如《十三步》《火烧花蓝阁》《与大师约会》等也是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无情讽刺和鞭笞。因此有人指出，在莫言的小说里，“总是表达一种要回归过去，重返婴儿时代的愿望。这种愿望，或许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产生的”。他“还时常会流露出一种前乌托邦主义的心态，通过对已经消失的美好世界的描写，来否定现存的丑恶世界”。这就是莫言小说里写“人”中透出的“政治”。
五、由“常规”而“创新”
传统小说一般按年代顺序叙写故事情节，遣词造句也十分讲究语法逻辑。莫言后来的作品由于追求西方文学“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故意“胡说八道”，因此在各个方面反叛传统，力求“创新”。这种“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结构上“创新”。莫言作品中整个故事基本上不按年代顺序叙写，而是忽前忽后，颠三倒四。读他的小说，需要读者自己联系并根据合理的顺序来理解事件。二是在叙述模式上“创新”。传统现实主义叙述模式在莫言作品中已被撕裂。顺时叙述被大量倒叙、插叙、回环叙所打破，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被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所取代。如他说“《红高粱》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内心世界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也许是一个创新”。三是句式上“创新”。由于不按常规“出牌”，莫言作品中不少句子标新立异，几乎令人不知所云。比如《红高粱》第四自然段中写的:“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诚言世上万事万物并不都是非此即彼，但说“最美丽、最超脱、最圣洁、最英雄好汉”的地方同时也是“最丑陋、最世俗、最龌龊、最王八蛋”的地方，这确实是一种句式的“创新”，也许他认为只有这种前后矛盾、不通逻辑的叙述方式才能彰显比传统现实主义的技高一筹。
六、由“创作”而“隐喻”
莫言与《喧哔与骚动》《百年孤独》的作者福克纳、马尔克斯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各自都在创作上虚构了一个地理名称。《喧哔与骚动》中有“约克纳帕塔法县”，《百年孤独》中有“马孔多镇”，都是作者虚构的创作王国或者说创作小领地，在此创作的作品可以以小喻大，“滴水见太阳”。如《百年孤独》就是以写马孔多镇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百年兴衰史来象征拉美百年来的历史兴衰，揭示出拉丁美洲被现代文明遗忘了的孤独痛苦的历程。作者既将马孔多镇隐喻为拉美大陆，也把它作为自己的创作王国。这是一种文学表现视角。莫言大胆地借鉴了这种结构方式和表现视角，于是也在地理上虚构出一个“高密东北乡”。在这个小乡镇里，莫言充分发挥想象力，成功创作了《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等一系列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特别是《红高粱》被改编成电影后，更是使不少人认识了“高密东北乡”里发生的一个个夸张、变形与荒诞的故事，这些故事何尝又不是偌大中国当时发生一切的缩影。与《喧哔与骚动》《百年孤独》中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孔多镇”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者：陶燕 单位：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