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现代文学语言，白话并简洁
语言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文学思想进行变革，那么就要现对语言进行改革，鲁迅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在语言表述方面，鲁迅的文学作品也颇具研究价值，是现代文学语言的典范。鲁迅擅长用平白如话的语言阐释较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性特点，通俗点讲，在现代文学语言的呈现上体现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特点。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对采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十分的提倡，暗藏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白话文学主张，在他的杂文中还对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另外，在“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曾经大量的涌人中国，一些新的名词也就随之传人中国，这个时候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对于这些新名词的运用，鲁迅先生曾说:“欧法文化的侵人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所以说他非常主张主动对这些外国语中的有用成分进行吸收和利用，丰富自己的文学语言。
二、现代文学体裁，新诗应创新
关于文学体裁，鲁迅先生予以很多的建设性论述，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且这些论述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构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当时新诗的出现，可以说在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但鲁迅先生在诗歌的创作以及批评方面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述，他的新诗只有《梦》、《他》、《桃花》等六七首而已，远不如他的杂文以及小说的创作数量。鲁迅先生对新诗的理论建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鲁迅先生认为新诗应该是对真实的情感进行的表达，他对新诗的择选和对新诗诗人的评价，要求用真实的健康的情感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第二，鲁迅先生认为诗歌创作时应该对其内容进行重视。一首好的诗歌应是内容和形式俱佳的，诗歌对其语言进行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有利于精炼文字，使诗歌富有韵律。第三，鲁迅先生主张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采用白话作诗，对新诗进行创新。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贵在创新。中国诗歌只有进行创新，才能够走上新生的道路。这里的创新是指题材内容的创新，语言与手法的创新。
三、结语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在进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研究的过程中，应深究鲁迅先生在现代文学题材、语言、体裁方面的主张，通过研究鲁迅的人生选择与创作道路，促进现代文学的发展。
作者：丁圣志 单位：福建省泉州市泉州师范学院
（二）
陈明远的《文化人与钱》及其后《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在作家与稿酬关系的相关研究方面，提供了大量生动而翔实的数据，非常引人注目。其次是媒体特征与文学生产关系问题。在文学研究中比较早地关注到这一问题的是吴福辉。1994年，吴福辉在《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一文中，以海派期刊为媒介讨论了文学生产的问题。1999年，汤哲声在《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的《绪论》一章中，将报纸副刊的特点与刊载于其上的通俗小说特点联系在一起，指出通俗小说具有副刊性质，其产生背景与报纸副刊面向大众，具有世俗化、社会化的特点分不开，同时也影响了通俗小说创作的情节结构，并进而指出这是通俗小说特有的审美特征，不能被盲目否定，首次将通俗小说本质与媒体特点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一书，在讨论上海新闻出版业的商业特征之时，不仅讨论了上海的读者群体，还关注到上海新型文化人走向世俗，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刊物的雇佣者”，而“小报”则最能代表新闻出版业的商业特征。沿此思路，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在讨论小报小说特点之时，注意到小报小说“是文学被纳入市场格局后的产物，是非单行本化、连载化的报刊媒体文学”，具有“未完成时态、片断化、章回体化”等特点，而这些特点，都是与小报的商业性质和媒体性质密不可分的。
陈平原的《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一文则关注到了报章在文学革命、文学生态、文体以及作者群之间的重要作用，关注到报纸的“制造”对文学思潮及现代文学性格及进程的深刻影响。再次是现代文学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较早谈及这一问题的是袁进。在《近代文学的突围》一书中，他关注到了现代文学中文本的制作与传播方式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梳理了文学传播方式的古今演变，指出它不仅制约着作者的创作，同时也制约着读者的阅读。对于现代文化市场机制的建立，通俗文学研究界则持乐观的肯定态度。范伯群《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化与现代文化市场的创建》一文中则认为，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推动在新型市民文化的创建过程中承担着积极的作用，通俗文学作家“既能顺应又能驾驭市场”。引人注意的是，在《五四新文学的先锋性》一文中，陈思和则从现代性问题的相关思考出发，关注到大批以现代传媒为中心的文体和文学也逐渐完善了市民阶级审美的心理和审美的需要，恰恰是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两个维度之一，而“文学史始终出现一方面，是走市场化的文学”。这一结论，对于构建多元文学史观，具有积极意义。刘勇也在2008年出版的高校教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域与形态》一书中，将《现代文学与传播文化》专列一章，把现代文学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式纳入文学史教学，有利于使该课题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但是，就文学广告本身而言，上述研究可以说只谈到了文学广告的载体——现代传媒，仅把文学广告作为现代文学市场化的一个例证，而未深入研究现代文学广告本体。所谓文学广告是指在报纸、文学期刊和书籍上出现的、以文学书刊宣传为主要内容的广告信息。为文学做广告，本是出版商、作家或编辑进行促销的商业行为，作为例证，可以很好地说明现代文学市场化的特征。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文学广告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商业广告，就其内容而言，由于文学家的介入，特别是有像鲁迅、巴金、叶圣陶等一大批名家参与到现代文学广告的撰写、制作中来，现代文学广告的总体品位得到了提升，广告的文学意味、文化内涵大大增强，显示出了与其他商业广告迥异的特性，现代文学广告成为现代书话的一种。对现代文学广告本体进行研究得益于学界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视。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问题被广泛关注，2005年更被媒体称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年”。这一年在香港新发现了海派作家张爱玲的佚文《郁金香》，促成对史料的关注成为9月1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理事会的热点话题。紧接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6期推出了“文献史料专号”，在媒体的扩大影响之外，又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学术渗透。然而对史料的关注并非始于2005年。早在2003年12月，出于因不重视史料而导致现代文学“‘学术研究安全运转’都成了问题”现状的焦虑，钱理群提议召开了小范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并达成了“座谈会8点共识”。而此番学术共识，已经被前辈学者认真地“规划”过。樊骏先生积长年的思考，花费整整两年的时间写作了长达4万余字的《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分上、中、下刊载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4期，指陈现代文学研究中史料工作的种种严重弊端。从樊骏先生当年少数人的“呐喊”，到目前学科领域多数从业人前后相随的共鸣，问题意识已相当明显。文学广告是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吴秀明、赵卫东在《应当重视现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一文中概括了现当代文学史料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中第一类就是：公开发表的各种文学作品（含文集、全集）尤其是文学评论、文学论争、书评、序跋，有关文学问题的文件和政策法规、书刊的广告和编者的说明，文学评奖的宗旨、条例、评委会成员、获奖作品等。可见文学广告作为现当代文学史料对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对现代文学广告本体进行研究，比较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一些方面：首先是对广告文字和广告式样的系统搜集和整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专著居多，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范用编写的《爱看书的广告》一书。该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即广告文字、广告式样和书籍广告谈。广告文字主要收入鲁迅、叶圣陶、巴金、胡风等名家作品，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北新书局、新月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等的广告文字。这些广告文字，其实已称得上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可供人学习，亦可供人欣赏。许多是短小的书评，有时还传达出撰写者的感悟。广告文字虽然简约，但不缺少文采。
广告式样亦主要收入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设计美观，又很实用，处处表现出设计者的才华与苦心。书籍广告谈部分收入十六篇文章，主要介绍中国现代书籍广告的史实掌故，并表达出作者对书籍广告的见解。广告文字、广告式样以及书籍广告谈三个部分内容互相照应，形成立体的效果，充满文化趣味又不乏实际的指导意义。就广义的书籍广告和广告式样而言，书衣（通常是指图书封面）、图书插图也具有文学广告的性质，对书籍起到宣传和广告的重要作用。姜德明对书衣、图书插图进行了系统的搜集和研究，其研究成果包括《书衣百影：中国现代书籍装帧选（1906—1949）》《书衣百影续编：中国现代书籍装帧选（1901—1949）》《插图拾翠：中国现代文学插图选》。其次是以文学广告史料为研究对象，对作家（特别是名人）所拟文学广告（书籍广告）进行考证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以对鲁迅所拟文学广告（书籍广告）的考证研究最有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肖振鸣的《〈北平笺谱〉广告是否为鲁迅佚文》、刘运锋的《鲁迅所拟书籍广告和说明文字三则考辨》以及赵龙江的《〈域外小说集〉和它的早期日文广告》。第三是以文学广告史料为切入点，对某一时期的文学事件进行分析，力图通过文学广告来还原文学事件原貌，需要指出的是，力图通过文学广告来还原的文学事件通常与名人有关或是比较重要的。孙拥军在《鲁迅是否就读过东京外国语学校——由〈豫报〉杂志上两则广告引出的考证》一文中，从《豫报》杂志上的两则广告入手，考证出鲁迅没有就读过东京外国语学校。金宏宇、彭林祥在《新文学广告的史料价值——以30年代的三个广告事件为例》一文中，论及20世纪30年代文坛三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以《文学》创刊前后的广告来探讨其办刊倾向和反响；从丁玲被捕之后的广告中窥探30年代文化领域的“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以及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广告文本来了解书刊营销、传播等策略。第四是从文学书话和现代文学版本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广告。赵普光在《新文学书刊广告类书话刍议》一文中提出，新文学书刊广告是与现代报刊传媒的兴起发展和新文学的市场化、商品化相伴而生的。
很多新文学家都注重书刊广告的写作。由于新文学家的介入，广告主体品味的提升，于是新文学书刊广告的文学意味、文化内蕴大大增强，成为新文学书刊广告类书话。新文学书刊广告书话具备迥异于其他商业广告的内在特征：文化内蕴、书卷气息。新文学书刊广告书话具有独立的文学审美特征：即内敛的抒情、印象式评论、知识性说明以及小品化倾向等。这对于现代书话文体的丰富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拓展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金宏宇在《新文学版本之“九页”》一文中指出，一个完整的版本应该有九种因素，即封面页、扉页、题辞或引言页、序跋页、正文页、插图页、附录页、广告页、版权页。我们可以称之为“九页”。“即使是版本中的广告也可能有重要的文学史料，如鲁迅《野草》中关于‘未名丛刊’的广告就被认为表达了‘未名社’的创作主张。附在新文学作品广告页上的广告词有许多都是著名作家、编辑所写，有署名的，但多半未署名。它应该成为新文学史料学中辑佚和考证的重要对象。”《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三卷本）一书则是现代文学广告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套以广告为中心的文学史著作，是不可多得的，“它吸收了民间学者的书话语义，又坚持了学院派之根本，学理并未淹没在史料中。除了格式的特别外，叙述均有所本，非书话的散文式漫溢。作者控制着文脉，严谨性与史家的思维俱在，也获得了一种学术品位”。
作者：胡明宇 单位：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
（三）
一、充满诗化情感或理想型的母亲形象
在男作家郁达夫的笔下，以表现母爱拯救人类苦难的思想，也频频出现了这种美好的母亲形象，即把母亲形象进行神化和理想化的书写。他所书写的《血泪》中的游子，由于饥饿不支晕倒在江边时，在脑海中浮现的是母亲的形象：“当时我睡在母亲怀里……把一块米糕塞在我的口里，我闭上眼睛，把那块糕咬嚼了几口。”在这里，作家只言片语就表达了“母亲”温暖而慈祥的形象在困顿时的精神支柱作用，即便饥饿，那种感觉也能够使心灵得到宁静和温馨，并诗意地存在着。而鲁迅则在他的作品《补天》中塑造.了一个美丽明亮、崇高伟大而有充满活力的母亲形象。理想型母亲了表达了“五四"时期，受新思想的冲击，人们有了很大程度的觉醒，因此对理想母亲有了热切盼望和呼唤。母亲是中国人心目中完美人性的象?，慈母形象，母女深情的书写弥漤着爱的光辉，更是人类于无助、彷徨时得以寄托的安全感和依靠的力量。而五四女作家大力歌颂的母亲，更接近现实。如石评梅在创作《母亲》时，就表达了她在佳节对母亲的深深思念：“……为了你，我才眷恋着故乡，母怀是我永久依凭的柱梁。”从现实层面上来说，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女子们，当她们内心深处感到现实的艰难困顿时，母亲始终是她们诗化情感中永远的童话王国。(二）模糊的母亲形象与其缺失的自我言说林丹娅曾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中讲道：以“母亲的名义书写无名的自己”，这其实是揭示了“五四”女性已经具有性别的觉醒，母亲在这里成为一种载体，它反映了作家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并于这充满着慈爱、圣洁、美好的母亲形象中来触动心灵深处最美好的情感，而不是一个具体可感的母亲。如冰心《超人》中的圣母形象，是主人公用来抒发情感的载体，又如石评梅《母亲》是她用来表达个人青春烦闷的载体。以上这些书写，都没有从母亲的视角进行述说，没有贴近母亲的生活和她的心理世界，那就是母亲的言说。我们知道，母亲也是人，她拥有母性、妻性、女儿性，但他们在书写时却远离了母亲的喜怒哀乐的视野，因而母亲形象始终是抽象的，母亲在这里成了一个特殊而复杂的概念，也是女性解放初期的必走之路。这为以后作家的书写打下了坚实?基础，使他们能够在新的意义上构造和重塑母亲、母性形象。
二、被深深损害的奴隶母亲形象
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乡土文学的出现，面对奴隶型的母亲，使人们将关注的眼光投向现实人生，在当时的黑暗封建意识毒害下，中国的母亲在现实中所处的悲惨、痈苦境地。这一时间，作家们开始追求对母亲真实处境，即奴隶地位的叙述。而这为奴隶的母亲形象相对理想型母亲形象更来得真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第一种母亲类型的补充和深化，真实地演绎了旧社会底层母亲不仅要忍受极大物质贫困，还要忍受精神和情感上摧残，表达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苦难母亲形象。但即便是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母亲们的身上仍闪耀着伟大的母性光辉，不管她们如何卑微、愚昧、麻木，但母亲们爱孩子。面对孩子，母亲们表现出无私的奉献，甚至可以牺牲自我，并在她们卑微生命中依然充满了母性关怀。下面我们通过几个方面探讨来表现这些为奴隶的母亲形象
(一）被漠视的母爱
中国有句老话，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它真切地说明了孩子与母亲在身体和心理上的紧密，说出了儿女对于母亲的重要性。如果她们失去子女就如同没有了自己的灵魂，会带给她们巨大的伤害和打击。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柔石笔下的《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再到艾青笔下《大堰河一我的保姆》的大堰河等。这些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真实再现了被伤害了的母亲凄惨悲凉的生存境况。如在鲁迅笔下，书写了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掉，儿子的死却使她本就悲惨的命运完全走到尽头，但对于她的痛苦，在当时社会背景下，麻木不仁的人们却熟视无睹。又如柔石塑造的春宝娘，爱秋宝甚至超过爱春宝，但却无法拥有爱的资格，她只是被典来的用于生育工具和奴隶，面对春宝娘的女儿被自己的爸爸资死，她却无能为力，母爱和母性的被漠视、亵渎和毁灭，这对母亲来说简直是人格的撕裂。
(二）思索母亲悲剧性命运
苦难母亲生活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黑暗混乱，内战、日寇人侵，使中国人民饱经风霜，他们的生活由于内忧外患的而非常贫困。虽然“五四”运动大力提倡民主平等，而当时那种现实情况下，人们深受封建意识的毒害，内心深处还没有觉醒，大都处于麻木不仁状态。那么作为社会底层的妇女，母亲被规定在“物”的附属地位，特别是作为农村妇女，更是这种环境下的最大的牺牲者和受害者。如柔石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的春宝娘，作为一个女人勤劳、善良，但丈夫却为了还账将妻子典给了别人。这说明了以封建父权中心的社会里，男尊女卑的价值观早巳深人人们的骨髓，对于春宝娘的丈夫而言，根本没把她当人看，妻子只是他的私有财产。我们知道，中国的儒家学说渗透在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其内容都有性别歧视的性质’所有的学说都将女性置于了社会的底层。作为母亲的女性虽然拥有姓氏和名字，但出嫁后却都要依傍丈夫’始终处于依附男性的附属地位。如在萧红的《桥》中所进行的叙述：“黄良是她男人的名字’从她做了乳娘那天起’不知是谁把‘黄良’的末尾加上个‘子’字，就算她的名字。”而在柔石书写的《为奴隶的母亲》小说的母亲形象，一直以“她”这个字眼出现，读者的形象，故事中人物只知道她是春宝娘，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名字。其实这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女性没有自己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价值。如在《祝福》中’当鲁四老爷听说样林嫂是个寡妇时，居然认为寡妇是不吉利的。而对于女性来说呢，这些观念深深的毒害了她们的灵魂，祥林嫂本人就认为自己是“不干净”的，当第二次被迫嫁给贺老六时她也作了反抗，甚至“一头撞在香案角上”，但没有意识到她应该有婚姻自主权，只是“从一而终”的封建戒律让她不想再婚。这其实也是封建“妇德”2013.6的表现。
三、觉悟型的母亲形象
这种类型母亲形象主要指20世纪30年代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为奴隶的母亲开始随着民族的觉醒，开始改变了历史上软弱母亲形象，从而转换为一群觉悟的母亲，在民族觉醒的时代大主题下，是中华民族不甘屈辱、不甘蹂躏的心灵写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她们在时代大潮中被改造成坚强的一群。为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家庭，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支撑力量，也成为民族危难之际坚强的后盾。丁玲的《母亲》中的母亲曼贞，萧红的《生死场》中的老王婆，都是因为被残酷的现实压倒了生活的最低层，才不得不起来奋而反抗。觉悟型母亲没有被现实的重重苦难压倒，她们在绝境中?始了抗争，并在觉醒中变得无比坚强。这时，她们真正成了儿女温暖的避风港和坚实的精神后盾。如洪灵菲《在洪流中》塑造的阿进母亲，“以一个寡妇的资格，支持了三十年的家计……她是吃了许多苦头……只把她磨炼得像一具铜像。”也正是这个母亲伟大的爱，使她深明大义的劝儿子离开她，而对于儿子来说：“他的母亲变成了一位半神性的巨人了……（母亲）这种力量是在把人类摧进到光明的大道上去的。”因此，表现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母亲形象的转巧其实是时代造就了很多坚强的母亲，这是一种标志，这标志代表了中国女性、民族的觉醒以及我们中国的希望。从这时起，母亲形象开始从需要被救赎的客体变成了觉悟的主体。
四、结语
纵观现代文学中母亲形象的转换，中国现代文学始终和时代环境联系紧密’结合写作的时代环境’母亲形象从“五四”初期的理想型’到随着20年代乡土文学的出现，转换为“为奴隶的母亲”，而随着30年代外扰内患的战乱到来’觉悟型母亲形象斗争的主体’这表明’中国女性、母亲正一步步走向成熟’也是现代文学走向成熟的过程。
作者：赖芸芳 单位：江西赣南教育学院
（四）
一、传统文化的概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人们对儒家文化片面的认识，对孔子建立的“仁”的相亲相爱的人道主义思想认识的局限，使得儒家文化和现代的人道主义不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甚至有了矛盾。因此，要想深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就要改正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和失误。在学术方面深化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和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就要重新解读儒家文化的利弊，在透析中掌握儒家文化的核心系统。在秦朝时，儒家文化被“焚书坑儒”，不利于儒家文化的发展；在汉朝时，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家文化作为当时的主要文化资源，并将其运用到政治的统治思想中去；在宋明时期，在学习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创建并发展；在晚清和五四新文化时期，创建的现代文学主要是批判专制的封建主义，弘扬人道主义，所以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看，现代文学是否定儒家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发扬儒家文化爱的人道主义。传统文化是由儒释道文化组成，那么除了儒家文化之外，还有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两部分。儒释道三家文化是统一的，它们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本土文化。儒释道有各自的文化内涵，各自的性质，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道家文化主要体现的是人文精神，老子认为虽然天大地大人更大，要想克服人的本质变化，就要“返璞归真”，是人性复归的救世理念。道家这种救世救民的人道精神和儒家“仁”的相亲相爱的人道情怀是如出一辙的。佛家文化是从西域印度传播而来的外来文化，但在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佛家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和儒道两家文化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佛家文化本身是一种人文文化。但是佛家文化的出发点和最终理想目标和其他两家文化有所不同，佛家文化讲究的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对人性的一种解读，它包含的人文精神是值得现代文学借鉴的。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精神层面的东西，而现代文学的发展不仅要考虑精神层面还要有物质方面的考虑，只有把传统文化中的古代文学深化了解，才能在物质层面了解精神层面的内容，最终促进现代文学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都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刚刚讲到的儒释道三家文化其实是汉族的主流文化，在很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中，由于他们特殊的生活环境、人文环境和接受的教育的不同，这就形成了他们特有的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系统是中国传统文化总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深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参与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虽然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中渗入了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元素，但在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往往会忽视少数民族文化这个子系统，没有正确对待少数民族文化也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要想在深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关系的研究中有新的认识，就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为伊斯兰文化，它和佛教文化一样，都是外来文化，但是伊斯兰文化长时间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和其他的文化系统交融、制衡和补充，这样不仅丰富其本身的文化又保持了它的文化特性，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有着特殊而又深远的影响。还有就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教文化，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感情的发展是根据萨满舞蹈这种艺术形式来进行的。在这样环境下产生的文化，反映了他们与自然环境作斗争的意志力量，表达了他们在出现失误时仍然不会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资源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的，如果仅把儒释道三家的传统文化作为主要的文化，而忽视了其他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样就不能全面地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考察，其实就是为了说明传统文化是一个多方面、多角度的复杂多元系统。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多层次的梳理、掌握和熟悉，才能弄清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中，体现现代文学的时代性特征和多样化的特色。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隔离
上文提到的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这一部分我们主要探究的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就是不适应现代文学发展的部分，我们将其进行剔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创造出的思想环境适应了现代文化的发展需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文化呈现出百鸟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发挥出其特有的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后来经历了10年“”，这期间的现代文学一度停滞不前，但在“”之后，思想得到了解放，现代文学也有了空前的进步和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不断积累，现代文学呈现出时代性和多样化的特色。
1.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的主要分别就是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含义，这是狭义上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分离。现代文学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不断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学思想来带动中国特色文化的发展。在吸收西方优秀文学作品的时候，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对文学进行形式上的绝对颠覆，形成新的文学形式。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进行剔除，这就表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以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之间有一定的隔阂。在“”时期，进行了一场对思想的全面改革，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思想，那个时期的文化作品大都反映的是民间疾苦，文化思想有了现代性和时代性。这种文化思想不仅是在形式上对两者的分离，更是在思想上进行的分离。
2.下面，我们就开始分析广义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分离。现代文学的变革就是要改变传统儒家文化环境下造成的人们思想停滞和落后，而发生的变革。新文学运动旨在改变人们的人伦观念、行为习惯等，新文学运动是适应现代文学而发起的一场变革。广义的文化更多的是表现在民族文化的精神方面，就是整个民族社会的共同思想和共同目标。由于民族的共同思想是跟着社会的不同发展而发生改变的，因此文化的变革也是思想的变革。从表面上讲，现代文学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剔除，对传统思想文化的隔离，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对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腐朽文化的剔除是民族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剔除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在文学的不断变革中，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还是有一定的保留，保留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民族文化是文学的基础，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与遗产，在民族不断的发展中，留下值得后人学习的部分，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不是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完全地分离，而是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一定的传承。
三、文化的形式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系统结构，在不同的方面，文化的存在形式也是不尽相同的。从年代久远来看，文化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从存在形式来看，有物质形态、精神形态和制度形态的文化；从民族方面来分，又分为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化文化的进程中，人们大多对制度层面和物质形态比较关注，而忽视了精神层面因素的存在。因此，现代文学的发展中，要多注重精神心理方面的存在。
继承传统文化对发展现代文学的意义
曹禺老先生有一句话可以体现文学的时代性特征，“文学代表了民族的文化，同时也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着显在的冲击”。文学的发展也是一种更新换代、推陈出新的过程，文学的发展体现了社会的进步。
1.传统文化传承的必要性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对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传承性。文学的产生开始于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下的文学艺术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值得推敲和改良的，进而发现新的视角，促进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笔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也有着无可厚非的价值。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很好地应用和融合在现代文学中，才能更好地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两者之间的关系。
2.现代文学的时代性
淡化许多的文学研究表明，传统文化使得现代文学的时代性不明显，这种评价是非常片面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的应用中是一些积极的方面，并没有把消极的因素带入到现代文学的发展中来，例如儒家文化中专制主义没有在现代文学中有所体现，因此，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从现代文学的发展表现来看，虽然传统文化的思想在现在的文学中有了很深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表示现代文学没有了它的时代性，因为文学的时代性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发展过程。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发展现代文学时，对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进行借鉴，但并没有把我们本土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混淆，我们保持了传统文化的特色，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文学的借鉴和改良。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文学的进步反映了社会的发展，而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支持，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立的，现代文学的产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替代和冲击。由于人们对现代文学作品的赏析能力在不断提高，因此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不断加深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现代文学的发展、完善有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作者：吴怡 张雪红 单位：大连东北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五）
一、鲁迅在文学体裁上对现代文学发展的意义
（一）鲁迅对新诗发展的贡献
首先，鲁迅的一个很明显的观念就是新诗最基础的是要对真实的情感做出表达。只有保持这种真实性，才能够与读者产生心灵共鸣。我们可以从《诗歌之友》里寻找到鲁迅对于道学先生很不喜恋爱诗的这一情况做出的评述：他说从自己的外行人身份来看，诗歌的本来就应该是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的，是一种抒发情感的方式，对于道学先生的个人喜好，实在是不必要有什么惭愧彷徨的心理。只要诗歌的情感是真实的，就不需要在意先生们的不认可。另一方面，鲁迅先生也坚持诗人不能滥用情感的观点，一方面是因为这也许会让人们反感，另一方面是情感的滥用会导致诗歌丧失本身的意蕴。其次，鲁迅觉得很有必要重视诗歌创作的内容。鲁迅早于《摩罗诗力学》里就将“摩罗”诗人介绍到了我们国家，这打破了我国《诗经》里面的“思无邪”的诗歌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在《白莽作〈孩儿塔〉序》里，我们的大作家鲁迅就陈述了他很欣赏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另外，这一欣赏的态度也导致其不屑于诗歌的艺术形式。最后，鲁迅认为应该用白话充当诗歌的艺术形式，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言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番言论里所表达的思想是，我国的诗歌若想获得新生就必须开展创新！鲁迅在诗歌的节奏以及韵律上也有很严格的要求。一方面，这对诗歌传播能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诗歌在人们的脑子里产生不小的影响，还可以慢慢地淡化人们脑中存留的旧诗印象。
（二）鲁迅先生对现代小说发展的贡献
鲁迅先生对于小说有着非常显著的理论贡献，这种贡献比胡适的贡献还要大。第一，鲁迅是我国古典理论以及文学的继承人和管理人。我国文学史上所出现的第一部小说通史———《中国小说史略》，正是鲁迅所著。这部书中有着非常精当的论述，有着严密的考订，还有着严谨的体系和科学的评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和之后的文人学者。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做出的《红楼梦》的评价里充分肯定了这部著作的巨大的文学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一个最重要体现就是还原人物以真实的形象，没有按照之前传统的方法和思想把好人的好、坏人的坏写得很极端。第二，鲁迅同时充当了“为人生”现实主义小说的倡导者以及实践者。他这种行为的动机则是通过小说的力量，大力改良社会中存在的不良思想，也就是他所说的“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主意”。第三，鲁迅批评并且指导了那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尤其他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当中批评了相当多作家的小说作品，如未名社、莽原社和狂飙社。另外，还对社团流派和“乡土文学”等相关的概念理论进行了整理总结，他的这一行为对我国现代小说朝着健康的道路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鲁迅在文学语言上对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
没有语言就开展不了文学创作，有很多文人学者对文学语言都开展了研究论述，鲁迅也是其中的一员。语言的作用是表情达意，然而却又不可以简单地当其是开展文学创作的载体。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只要它把语言构造为特定的关系，就可以把文学中的语言和思想进行密切联系，也同样构成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主要部分。因此，变革文学思想的第一步就是要改革语言。有时候，文学语言的改革一样也可以反过来成为文学思想改革的一个先导。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这种观点有着非常清晰的想法。他赞同文学创作选择白话文进行，同时在他的创作之中也同样守住了自己的这一主张，采取白话文创作。此外，他还在个人的杂文里狠狠地抨击了不赞同白话文的人，视这些人为“现在的屠杀者”，更甚者提出诅咒反对白话文者的言论。他的这些举动表明了他决定开展语言改革的坚定信念。对于提炼以及学习文学创作语言，鲁迅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参照旧书里的语言，而应该更贴近我们的生活实际，充满活力。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文学创造者就很有必要了解并学习人民群众的口语，把这些口语视为文学语言的生产地。当然，鲁迅并不是说要一字不差地把这些口语套到文学作品里，文学创作者应该先对这些口语进行改造再应用于文学中。鲁迅先生还就这个问题说过一个贴近实际的例子，即：我们平常的说话经常说“那个“”这个”，这在平时的交谈中无可厚非；然而一旦把这些词儿套入文学创作里就不太行得通了。一是这些词儿会在纸张以及时间上造成一定的浪费，二是可能会造成表达意思的模糊不清。因此，开展文学创作应该把简明易懂的文学语言运用于文学创作当中。“五四”运动使得很多的西方文化传到我们国家，新名词的传入就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对于这些新名词在文学创作里的应用，鲁迅认为必要性是西方文化传播到我国白话文的大因素，而好奇并非大原因。对于这些舶来语，鲁迅先生认为应该取其精华加以吸收利用，以便达到丰富自身文学语言的作用。所以，鲁迅在做翻译时，很多时候都选择直译。这种做法的目的之一是输入新的内容，目的之二则为输入新的表现手法，即通过新的语法弥补我国的语法不足之处。虽然说鲁迅主张改革文言文，但同时他又指出若是没有合适的白话语，那还不如引用古语。对古代口语做出提炼继而形成了部分的古代文学语言，古代文学语言又慢慢转变成现代口语，现代文学语言的源泉又是现代口语，因此现代作家也可以使用部分合理的古代文学语言。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既有部分古语的使用，还有古代词汇的使用。综上所述，鲁迅对白话在现代文学中的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也没有全盘否定古代文学语言，而是取其精华适当运用，为我国现代文学语言的丰富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鲁迅先生在文学题材上对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
说得通俗一点，文学题材的创作实际上就是对“写什么”展开的选择。针对这个问题，鲁迅曾经进行过清晰的论述。他的观点是新文学描写的应该是人们的各不相同的生活，因此应该不限题材，他特别指出文学题材必须要有多样化以及广泛化的特征。因此他支持作家拓宽自身的生活视野，拓展新的题材领域。鲁迅曾经对萧红所著的《生死场》做出如下意思的评价，即：《生死场》表现的虽然只是一张略图，它的写景以及叙事赛过了人物的描写，但是作品中已经能够充分表现出北方人民在寻求生存上的坚强、在面对死亡时的挣扎，让我们看到了何为力透纸背。他口中的选择新题材并非指让作家故意猎奇从而开展创作，他指的是让作家们真实地描写自己所熟悉的那些日常生活。鲁迅一方面扩大题材领域这个有意义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他本人进行创作之时同样把注意力转向题材的多样化以及广泛性上，最明显的就是他的小说就开创了展现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的两种鲜明的现代文学创作题材。其农民题材小说不单描写了我国农村中的典型的农民形象，更是进一步表现出他们灵魂中所具有的麻木性以及复杂性，比较全面、真实地表现了我国人民的国民性。所以说，鲁迅的题材广泛化理论的提出和实践带动了很多文人，为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鲁迅先生所坚持的在现代文学体裁、语言、题材这三方面的观点和主张。我们也能够知道在我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之初，鲁迅提出了促使文学创作题材大解放的文学理论，让文学题材更加多样化、丰富化，让文学离我们的生活更近，同时还努力让文学语言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拓展了新文学的题材样式，让我国的现代文学朝着多样化的道路上前进！
作者：朱晓荣 单位：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六）
一、第一个十年(1917年～1927年)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新青年》)，标志着中国新文化动开始。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对当时中国整个社会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一时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构成了坚实的基础。主席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发表了众多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文章。而之后又涌现出大量关于新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实绩，因此，在传统上我们将1917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五四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国内就有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随着深入发展，《新青年》的作家队伍开始分化。、陈独秀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坚持将《新青年》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直到1923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这一时期，等人已经提出新文学运动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文艺要无产阶级化。恽代英、邓中夏等早期共产党集结在1923年创办的《中国青年》，掀起一次倡导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学的高峰。第一个十年是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十年，新文学在这十年的发展除了是与旧文学的决裂，更是对下一个十年作为主流思潮起到了理论铺垫和准备作用。
二、第二个十年(1928年～1937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关键的十年。这十年有众多的文学思潮: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商业文学。1927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了，全体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彷徨，他们需要一种理论武器作为指导思想，将他们指向正确的价值观。1928年，太阳社成立和早期倡导浪漫主义的文学研究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样适应了大革命失败后复杂的现实斗争和无产阶级单独领导革命的需要，进而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在太阳社成员与鲁迅、茅盾论战中，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鲁迅、茅盾五四时期的作品无法满足当下的战斗需要，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之后鲁迅和茅盾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学习下，有理有力地进行了反击，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经过这次的大讨论，使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界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提升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了解。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左翼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批判了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反动的文艺思想，打退了它们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进攻，捍卫了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在文学事业的领导权，使革命文学在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左联提出文学大众化，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方法，在左联的领导下，作家们创作了大量革命文学作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这一时期成为文学思潮的主流。
三、第三个十年(1938年～1947年)
这十年是中国最苦难的十年，这一时期，全中国被分为几片不同的统治区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作家们在这十年的作品也分成几种类型。抗战初期，抗日救国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内容:有歌颂前线将士英勇抗日的作品、有鼓励民众奋起反抗的作品，作品中充满了对未来胜利的信心。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与大众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文艺属于人民的践行。抗战相持阶段，作家们的作品有的开始揭露抗战中社会的黑暗，有的则开始讨论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道路。在国统区，揭露黑暗成为作家作品的主要内容。在沦陷区，爱国作家在日寇的铁蹄下，创作出民族精神鲜明的作品。在解放区，解放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家的作品呈现出大众化特色。1942年，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中，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光辉和战斗威力，对中国现代文学以至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与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文学的纲领性文件，使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使它与人民相结合并成为人民的文学的，是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的意义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文艺发展中的问题，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特别是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解决了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解决了革命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等问题，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讲话》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讲话》思想指引下，中国现代文学跃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四、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学
(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创作指导思想上，中国现代文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指导下，真正彻底地解决了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五四新文学运动承担着反帝反封的任务，但作家创作与人民存在严重脱节。最终，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这一问题，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该怎样为人民服务。
(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也发生了深刻的巨大的变化。第一个十年中，新文学主要是反封建的主题。作品的主要内容是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和上层社会的腐朽、堕落，反映劳苦群众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作品的描写对象和接受对象主要是城镇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第二个十年里，作品的题材扩大了，反帝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题材占了主要地位，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也比较多。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大量出现，特别是有些作品反映了三十代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如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第三个十年中，文学创作继承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和战斗精神，不断发展。解放区出现了新的题材，写抗日斗争、农村土地斗争、工农业生产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生产和斗争，歌颂解放区，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工农兵，成为解放区文艺作品的基本主题。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且影响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现代文学注入新鲜血液、生命和灵魂，为中国现代文学指明了前进方向，开拓了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现代文学在革命航道上，乘风破浪，奋勇前进，不断发展。
作者：孙涛 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
（七）
一、鲁迅文学作品的经典性
近段时间关于鲁迅的《风筝》退出中学语文教材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褒贬不一，其实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他的作品早已融化于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并不会因某篇文章退出教课书而降低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优秀作品被编入教材只是一种读者阅读的媒介和平台，毕竟能够入选教科书的作品数量是有限的，不能以此来衡量作品的经典性和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作品中脍炙人口的语言、思想和文学体裁的选择是从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产生的，为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影响到现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成为青年学生学习的榜样。至于某些文章退出中学语文教材是因为其文章的深刻性超出了中学生的接受视野，随着教科书编纂工作自由度的增加，他们在教材的编选中会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而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也不会影响鲁迅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真正的经典作品不是僵死和呆板的，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典要能够经常显示其创造性和常新性，只有持续不断地被解释、接受、传播，其内在的潜力才能得以开发，鲁迅的作品成为经典也体现出了这种常新性和不断的被阐释，随着文学原型成为衡量一部作品经典化的一个标准，加速了鲁迅的一些作品经典化的进程，比如《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阿Q，就是一个超越时空范围、凝结着人类某些共同的心理情感体验和集体无意识的特殊形象，寄托着愚弱国民精神劣根性的原型。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难以割舍的阿Q情结，这一文学原型在文学史上不断穿越时代，出现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叶绍钧《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在身份和地位上虽然与阿Q大相径庭，但其精神实质却有着浓浓的阿Q韵味，他的卑怯自私、毫无正义感和可悲又可笑的小知识分子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所具有的阿Q般沾沾自喜的心理被刻画的入木三分，使读者心中升起一种审丑的情感;老舍《赵子曰》中的赵子曰与阿Q一样是民族劣根性的象征，虽然这一形象生活的环境是北京城，是一个读大学的市井少爷，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阿Q”仍然没有脱胎换骨;巴金在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中续写了灰色知识分子身上的阿Q性，特别是在新旧环境中左右为难，受尽煎熬的高家长孙觉新的形象，虽然与阿Q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其奴性心理与阿Q之间确有不少联系;当代作家刘震云在《一地鸡毛》和《单位》中所塑造的小林形象所折射的是当代社会的阿Q。由于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当代知识分子“阔”起来的途径不尽相同，在单位里要遵守上行下效的规则，在权利的压迫下他的奴性意识得到激发，但是当他有机会坐到领导的位置，当自己身边有类似“小D”那样的弱者时，他便找到了做“主子”的感觉，始终摆出一副“前辈”和上级的姿态，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弱者时被欺负的感觉。历史已经跨越了一个世纪，但生活在当代社会的小林，他的生活目标和精神追求与阿Q是如此相似，小林正是当代社会中“阿Q”们的典型代表。通过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不同时期的作家对“阿Q”这一原型的再塑造，足以显现出鲁迅那“超人的视力”，使其作品具有了预见性和超越时代性，呈现出经典文本的本体特征，拥有独特的读解系统和阐释空间，以此来使经典的文学原型持续延传、反复出现。如《阿Q正传》这种真正的经典作品应该是超越时代的，表现的是本民族中最基本的性格和感情，并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借鉴和营养。作品的受关注程度直接影响到一个作家的经典性问题，鲁迅的作品自从出版之后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都是不能低估的，不仅成为后来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而且还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关注，即使在的时期，现代的许多作家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鲁迅的地位及作品始终没有受到动摇，这些都奠定了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经典性”稳定的作家地位。
二、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经典性
在当今这个开放的社会体系中，文学经典化的因素已经不像古代那样单纯，但是作品内部所具有的艺术魅力这一因素是不变的，也是衡量文学经典的基本要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读者的关注已经从作品的外部向作品本身的审美性转变，作品与当时政治的关系及背景不再是读者关注的重点。“艺术品被看成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符号结构。”读者对作品关注点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作家的经典化，比如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作品在的年代曾经遭到一定程度的批判，影响到其经典化的进程，但是在当代社会他的作品因其浓厚的审美气息又重新得到读者的喜爱，他的作品如果从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内分析，并没有多少意义，然而一旦我们的阐释框架回归到文学本体，便凸显出丰富的审美价值。文学经典除了具有一般的经典特质外，还有自身的特点，其文学性要比历史和哲学表现的更加突出，更富有心灵的感动，凸显出其审美的内容，所以文学经典更强调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反映社会和塑造人物形象，这些特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得到彰显。读沈从文的作品读者的情绪一定是放松的，像在散步，又像在与老朋友聊天，从《边城》到《湘行散记》都充满着对美好人性的歌颂，在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中，在清新自然的语言中，山水人物仿佛呼之欲出，作品中的那个湘西世界已经成为多少读者的向往，他的作品近些年不断的被今天的读者所阅读和喜欢，虽然沈从文的作品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是在五四时期或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当中华民族在探索在寻找未来出路的年代，他的作品可能并不会吸引太多读者的眼球，但是在当代社会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加大、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读者都倾向于阅读一些轻轻松松的文学书籍，而沈从文的作品总是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使读者的身心在阅读中得到享受，这种精神上的富足是超越物质上的享受。一部作品能否激起读者重读的欲望也成为评价其经典性的一杆标尺，那些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是经典，而沈从文的作品在当代社会(无论是读者迫于研究的需要还是消遣的需要)不断的被重读。作品因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在当代文学界很受读者的青睐，近几年在学习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中，把沈从文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研究方向的学生在增加，沈从文的故居凤凰县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那些读过沈从文作品的读者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想亲自去感受一下是怎样的环境培养出沈从文这样的文学气息，所以其作品的经典性是能够经受住时间的经验，如果从作家作品受关注的程度来分析作家的经典性问题，沈从文可以称为现代文学中“经典性”不断增值的作家。
三、现代文学史上典型文学作品的经典性
“纵观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大都体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未曾有过的古与今、中与外文化思想的大融会与艺术审美品格大整合的特征，这些特征越持久越深刻，作品占的地位就越高。”现代文学史上能够称得上经典的作品除了鲁迅和沈从文的创作之外还有很多。比如矛盾心理分析的典型《蚀》三部曲;老舍充满京味语言特色的《四世同堂》;郭沫若《女神》体诗集;丁玲的内心自白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周作人的闲适体现代小品文和赵树理的新评书体小说等等，这些作品都具有鲜明的原创性，无论是从选材、语言和结构都有经典化的因素影响着一代代的读者，表现的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性格特点和普通人性中的某些片段。社会就是一个大熔炉，文学作品也要在这个熔炉里接受检验，只有那些优秀的作品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随着历史的沉淀会更加凸显其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会不断的被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与批评家反复阅读、重新阐释和评价，加速经典化的进程，而另一些经不起时间考验和各种因素干扰的作品就只能慢慢的远离经典的视野。在当代这个多元文化价值相互交织和碰撞的时代，影响现代优秀作品经典性的因素也在变化，但最基本的是作品内部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性，这是一切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属性，经典性的文学作品应该以其鲜明的审美性表现出与一般文学作品的区别，而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应该审视其是否具备了文学的审美属性，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标准。作家的经典性主要与其作品的关注程度息息相关，如果作家的作品很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在每个时代都很受社会的关注，这些作家就是“经典性”比较稳定的作家，因为不同时期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他们所关注的作品也会发生一定变化，这就影响到作家的经典化进程，比如在战争年代，读者可能不会去过多关注那些纯粹描写浪漫爱情故事的文学作品，但是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读者会更倾向于阅读那些审美性比较强，没有过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参与的作品，而那些战争题材的作品由于不能与读者产生共鸣可能会遭到暂时的冷落。但是这种现象同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太大的联系，即使很经典的作品在某个时代如果没有引起读者和社会的关注，那么就会直接引起到作家的“经典性”流失。
四、结束语
文学的经典化主要是作家和作品的经典化，而现代文学的经典化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作家和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谓作品的经典化就是那些经过历史的沉淀，具有经久不衰意义价值的作品，而作家的经典化与其作品受一定时期读者的关注程度息息相关。
作者：卢月风 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
（八）
一、军阀混战，政治混乱
在灾害频繁的年份，军阀割据使救灾物资难以运输到灾区救济。例如，1929年，西北地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大旱灾情，而驻扎在西北地区的军阀却扣留了用于运输救灾物资的火车皮，致使西北地区的百姓遭受饥饿的折磨。而此时西北地区的军阀们却在想着怎样通过战争扩大自己的领土；商人们在想着怎样才能使自己囤积的大米卖出更高的价格，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陕甘地区的军阀不仅对困苦的百姓不加以体恤，甚至还逼迫他们放弃赖以生存的粮食种植，改种鸦片等，从而赚取不义之财，为自己发动战争争取更多的金钱支持。最终也是陕甘地区的百姓在灾荒来临的时候，没有粮食可供支撑生活。张恨水曾经在他的作品中揭示了陕甘地区军阀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平民司令把头抬，要救苍生口号哀；只是多兵还要饷，卖儿钱也送些来。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兵去匪来屠不尽，一城老妇剩三人！”这一作品里面所说的是民国十七八年，陕甘两省的情形，深刻地控诉了军阀对百姓的欺压与折磨，从中足以看出在民国时期百姓在遭受天灾时，不可忽略的人为因素。
二、繁重的苛捐杂税
军阀统治时期，各军阀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战争经济支撑，寻求一切可以借用的托词，从而增加各种苛捐杂税的征收。以在广东地区盘踞的军阀为例“：捐税的名目十分多，不仅乡村的房子要抽税，就连吃点心也要抽税，乡村神游要抽税，妇女正月探亲也要抽很重的捐税，大大小小差不多要几百多种。”在这样繁重的赋税政策之下，农民基本上一年到头什么都剩不下。“完了粮银，出了捐款，赋税的名字绝顶的聪明人也记不完；地主和债主再要去一半，农人的手中已经没有一文钱。没奈何，只好去推推担担，在肩膀头上磨下几文血汗钱；就这样养活儿女，一步步向前，请看那饥饿的脸，灰暗里永笼罩着一个悲惨！不要说这收获时期的可喜，如今再也找不到农人的笑颜。”程率的作品真实地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在劳动一年后，不仅享受不到收获的喜悦，还要承受难以承受的繁重赋税的悲惨生活。除此之外，国民政府还继续使用军阀中的“预征”这一制度，时限分为一年到三四十年不等。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在命令免除这样的预征制度后，在1926年荒灾严重的年份，反而对百姓进行强行征收旧欠。
三、政府行政人员贪污成风
灾情发生后，作为统治的政府，本就应该进行赈灾行动。而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行政人员在救灾过程中往往会发生贪污的情况，官员们把百姓用来救命的粮食、金钱收入自己囊中，极大地扩大了灾情“：如果这一千五百石谷不吞到他一个人的肚子里，汝南街头的灾民准会被收罗得干干净净。”李东光作为汝南县的田赋管理处科长，竟然倒卖了将近6万斤公仓小麦。这6万斤小麦都是他从穷苦大众中搜刮来的不义之财，国家不仅没有收到一点，还平添了“增收6万斤小麦”的恶行。“谁也不敢保证，在新堤的土里躺着的没有它们的主人！“”‘人民馨其所有，贡献国家’，那是应该的。为了建国大业的完成，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这些作品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民国时期政府行政人员的贪污与腐败，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与规模。”它极大地影响到政府行政指令的下达与执行，更加为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四、不良商人的唯利是图在战乱的年代里，商人中会有一大部分做出一些投机取巧的事情。不仅不会尽自己所能帮助身边的穷苦大众，相反的，他们会把粮食囤积起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粮食的价钱提高，从而为自己赚取更多的利益。“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们，利用这个机会，把粮食囤积起来，把生活线抬到天上，那些为富不仁的地主，乘这个机会放剥皮钱。”除了这篇作品中描述的投机取巧的奸诈的商人们，相似叙述的还有：“旱魔直接吸干了地面的水分，使禾苗枯死，而直接吸干农民的血的，却是这些两腿动物。从来便以吸食人血自肥的人，旱灾使他们更加肥大，他也帮助了旱灾，加速人们的死亡。”流萤的作品揭露出在1942河南大灾荒时期，不良奸商对百姓的迫害。萧乾的《流民图》中对一些富户在大灾害时期的表现：“我们走过富户的门前时，在灯火辉煌中，畅快的笑声荡漾着。他们巍峨的瓦房四周都筑着炮台，上面日夜有人守望着。这次邳县成灾，向富户募集救济粮，面现难色的也颇不少。这些富户多拥有五六百顷地，一家便占据一整个村庄。胆小的地主远躲在上海租借里，留在庄上的，便以藏书、种菊一类雅士安闲地消磨他们无忧无虑的日子。”一些富户只是一味地顾及自己吃喝玩乐，而不管众多难民的死活。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天灾虽多，但是人民疾苦的生活也有一部分是人为因素所致，这种情况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
作者：秦静 单位：广东省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九）
一、电子媒介时代现代文学经典传播过程回顾
（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自改革开放后，文艺界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借着1981年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一契机，影视界开始了“现代文学经典改编热潮”，鲁迅的三部作品《阿Q正传》、《伤逝》和《药》都被搬上了大荧幕。再到1986年这短短6年间，就有14部现代文学经典被改编成电影，并且所改编的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名著和著名作家的代表之作。从1987到2000年间，虽然现代文学作品改编风潮不如之前强盛，但也有近10部作品以电影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除此之外，电视界也后来居上，1985年，北京电视台拍摄的《四世同堂》的播出在当时轰动了全中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肯定。此后从1987到2001年间，根据中国现代文学改编的电视剧共有38部，其中根据现代文学经典名著改编而成的长篇电视剧不断涌现，在观众中造成了较大的反响。其中，最具有典型性是1990年上海电视台播出的《围城》，其播出引发了万人空巷的场面，将钱钟书这一处于边缘的文学作品带到了焦点中心，确立了其经典地位。从这一阶段现代文学经典“触电”的过程可以看出，电影依旧是经典传播的主要选择，但多少有一种曲高和寡之感，反而是电视剧这一大众传播形式，带着众多的现代文学经典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二）新世纪以来
相较于前两个阶段电影的繁荣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传统的现代文学经典改编而成的影片几乎寥寥无几，即使是在电影技术飞速发展、单部影片不断创造“票房神话”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由现代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片也只有几部，且多为从通俗作家如张恨水、张爱玲的作品改编而来，主流的现代文学经典已很难觅得其影像化的踪迹。而电视剧方面也不尽如人意，除了2001年的《我这一辈子》、2008年的《子夜》和2009年的《四世同堂》，观众们也很难看到传统现代经典作家的作品走上荧幕，只剩下“二张”的作品能在电视剧市场中分得一杯羹。如果从纵向比较上来看，可以说到了新世纪，现代文学经典改编潮流正在逐渐变冷，已不复出现之前的繁荣局面。
二、现代文学经典传播“遇冷”原因
传统现代文学经典与电子媒介的互动正在逐渐变冷这已成为事实，这让人不得不反思，如今电子媒介的发展如此之快，受众范围如此之广，但为何不能在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是主客观因素共同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作品本身：经典特质不容挑战
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于一个思想多元、文化繁荣的时期，许多作品本身带有较为浓厚的思想启蒙性质，尤其是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作品，更是具有强烈的经典特质。
1.是否忠实于原著
在传统文学史对现代作家所排定的顺序中，“鲁、郭、茅、巴、老、曹”占据了前六位，其中除了郭沫若的作品因体裁等方面的原因不适宜改编为影视作品外，其它几位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被转换为了影视作品，而人们在评价被改编的作品是否成功时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影视作品是否忠实于文学原著。以鲁迅的作品为例，鲁迅自己曾说过“《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几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荧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也无聊，不如不做也。”[1]在他看来，《阿Q正传》并不适宜改编，甚至担心阿Q走上荧幕之后只剩下滑稽可笑。但到了1981年，这一部作品还是由陈白尘编剧，将其搬上了电影荧幕，所幸的是，改编而来的电影作品基本上忠实于原著，又有所创新，并保持了严肃而深沉的风格，因而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肯定。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部作品《药》，由于原著只有五千多字，因而改编的影片对故事的情节进行了适当的添加和发展，但观众对这种丰富和发展并不认可，相反认为这些情节的添加反而失去了原作的风格。现代文学作家的经典作品一般影响都很大，正如“一千个观众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样，观众们心中也有着自己对于人物形象的预设，如果影片中的形象不符合这一预设，那影片很有可能失败。当然，在当下的影视环境里，是否忠于原著已不再是惟一标准，甚至有时改编反其道而行之，进行彻底颠覆，因而能否忠实于原著、是否有必要忠实于原著都是当下现代文学经典改编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这对于很多有志于经典改编的导演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经典影片难以超越
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历过了“名著改编热”，许多作品已有了电影或电视的视觉呈现，大部分改编相对来说都较为成功，如影片《阿Q正传》、《伤逝》、《祝福》、《早春二月》、《家》、《雷雨》、《林家铺子》，电视剧《四世同堂》、《围城》、《南行记》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在艺术质量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较为接近小说原作，也普遍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在中国的电影史上或电视剧上也都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因而，如果现在要对某一现代文学经典进行视觉转换，挑战的不仅仅是文学原著本身，也需要挑战之前的影视作品，这对如今的影视创作者来说，不仅仅是对其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其勇气的考验。
（二）媒介环境：引发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
1.消费文化来袭
随着电子媒介的盛行和媒介全球化的来临，新世纪以来的媒介环境发生了迅猛的变化。网络使麦克卢汉预言的“地球村”得以真正实现，它在拉近人们之间距离的同时，也在消弭着文化之间的差距，它将文字、声音、视频结合在一起的传播方式，让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更为丰富多彩。而智能手机的出现则是将人们与信息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让人感觉“世界尽在掌握”。媒介变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媒介文本表现形式的变化，也在于其所引发的媒介环境的变化。西方的消费主义意识也随着媒介全球化的步伐逐渐深入人心，当传播视域—文学与传播117消费主义由物质消费渗透到文化领域时，人们的消费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在消费文化时代，大众媒体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迈克•费瑟斯通指出：“媒体通过制造无穷无尽的、稍纵即逝的影响与时尚，来赋予影像以全新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品位，全面激发大众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消费欲望，并鼓励大众用充满文化意义的影响与时尚来显示自己的个性。”作为大众媒体的代表，电视和电影作品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也走上了一条与之前相悖的道路，并波及到文学作品的影像化呈现。在新世纪消费文化泛滥的时代，影视作品大多以娱乐为导向，为博得收视率而用尽噱头，可以说这种娱乐风潮的风行正消解着民族文化精神内在的坚韧与厚重，也消解了人们对于纯文学的渴求和期待，尼尔•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中表示出他的担忧，“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恐怕艺术也不例外，这种担忧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当下大众审美趣味已经发生了转向，那些表现世俗情感纠葛的通俗小说比起主流文学更能满足人们的期待，因而，到了新世纪，我们能看到的由主流现代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影视作品少之又少，反倒是根据现代通俗文学改编而来的作品火爆异常。
2.受众诉求变化
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受众的收视倾向成为了影视制作者们创作的导向，在这个靠“收视率”说话的时代，受众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媒介环境下，受众的收视趣味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1）对视觉奇观的追求
电子媒介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视觉化，这不同于印刷时代单一的视觉阅读模式，电子媒介将视觉、听觉、触觉等融为一体，形成新的感知奇观。视觉文化的传播让栩栩如生的影像直接面对人的眼睛，让人的身体和感觉通过“看”卷入其中，这不同于文学文本偏重于阅读和内心联想的机制，而是让受众的身体时时与荧幕上的影像同在。在许多注重于视觉刺激的好莱坞大片的培育下，越来越多的受众不再关注一部影视作品讲了什么，而是看中其形式，关注其是否有熟悉的明星，画面够不够宏大或精致，特效够不够震撼，有没有猎奇的体验或场景等。在这样一种生产机制的作用下，现代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越来越显得步履维艰。
（2）消解崇高的需要随着全球化的步伐深入到各个领域，就新世纪以来的文化环境而言，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或者商品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距离正在消失，颠覆
和反叛成为了主题。这种颠覆和反叛并不仅仅体现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之中，也体现在现代文学的传播过程中。从“消费经典”的浪潮，到“大话文艺”，再到风靡一时的“Q版”语文和如今的“恶搞”文化，许多的传统文学经典遭到了颠覆和戏弄，现代文学经典也不例外，这种颠覆不仅出现在文学领域，在影视剧领域也频频现身。但大众对这些具有强烈拼贴和反叛性质的作品呈现的是一种欢迎的态度，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好奇和新鲜，而是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正在转型的时代，受众们需要一个释放压力、反叛现实、消解崇高的渠道，而影视剧则是这一渠道的最好选择。
（3）人文情怀的缺失
费瑟斯通认为：“在消费文化影像中，以及在独特的、直接产生广泛的身体刺激与审美快感的消费场所中，情感快乐与梦想、欲望都是大受欢迎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荧幕上，许多的文学经典被推到了消费主义的漩涡中，原本严肃的主题遭遇删减或扭曲，最终使其成为一道文化快餐。在这个追求快速消费的时代，要慢下来去静心感悟一部文学作品的启蒙精神和人生意义，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制作者们完全摒除商业因素的干扰，精心雕琢出一部能保持深刻思想底蕴的影视作品，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人心愈加浮躁，商业模式大行其道，而人内心的坚守变得越来越虚弱，对于人文精神的追求也逐渐开始动摇。总之，虽然许多现代文学经典还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我们也期待看到运用更新的技术创作出来的以其改编的影视作品，但不容忽视的是，当下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已不同于现代文学发生与启蒙的时代，受众的审美趣味与收视诉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偏差，而对于影视创作者来说，如果只是单纯地讲好一个大家已经熟悉的故事，或许他们可以做到，但如果要求传达出原作的思想主旨和文化底蕴，并能得到受众的认可与欢迎，却有一定的难度。因而从进入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有其现实的困境和桎梏因素，这也是其传播遇冷的主要原因，但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它的诞生和传播自始至终都与现代媒介有着紧密的联系，相信在电子媒介时期，它也能找寻到一条与媒介的互动共生之道，从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作者：黎妮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十）
一、历史上的“典妻”与其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发生
从元代开始，国家法律就开始对之予以明令禁止：明清之际，统治者对典婚恶俗在法律上的规定和处罚更加具体和严厉，但仍不能对之予以根绝。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大总统颁行的现行律中，也有“禁止典雇妻女”的条文。可以说，典妻的风俗从元代开始就越来越受到法律的严厉禁止。但是事实上，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典籍看，这一风俗却是屡禁不绝，明•冯梦龙的《寿宁待志》、归有光的《遗王都御史书》、清•赵翼《檐曝杂记•甘省陋俗》、清人徐珂的《清稗类钞》等文献中都有对此的记载。民国时期，根据1930年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民事习惯调查（后汇编成《浙江民商事习惯调查会报告》），当时的宁波、绍兴、金华、温州等地都有典妻习俗存在，在福建福安、古田等地也都盛行。不仅如此，典妻的陋俗还从南方一直蔓延到北方各省，如辽宁当地所谓的“搭伙”和甘肃的“僦妻”其实也都是类似于“典妻”的地方习俗。可见女性的权利及地位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层面和社会实际生活层面有着较大差距，国家法律虽然严禁将女性作为商品典卖他人，但是典妻习俗却仍然屡禁不止，这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原因。一方面典妻多发生在灾害频发或战乱频仍的时期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为贫困所迫的家庭无力维生，只好靠典卖妻女来获得经济来源。另一方面，是受传统宗法社会下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典妻的雇主大多是在无子的情况下租买人妻生子以传香火。但是，归根结底，典婚陋俗的存在还是因为中国女性地位低下所致。几千年的传统宗法社会里，女性没有独立的人格权，更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她们长期处于依附男性的地位，因而女性就像是男性的私有财产，可以当作商品一样被随意典卖。而且在这种习俗相沿多年的地区，人们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所以民不告，官亦不究。即便有民知道律例对此有所规定，但是因为种种现实原因，也会知情不报甚至互相隐瞒，官府对于这种“家务事”通常采取比较暧昧的态度，并不会真正严查，这是法律与风俗及社会现实生活的冲突，也使得女性法律权利和地位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和落实。而实际在这种陋俗下，被典的女性和原夫仍然保留夫妻关系，但却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子女，走入另一个家庭与别的男性同居生活，等到生子以后，“留子不留娘”的规定又使得身为母亲的她们不得不离开同样是自己亲生骨肉的孩子回到原来的家庭当中，可以说这种陋俗给女性肉体和精神带来巨大的双重伤害，但这种伤害却也因女性地位的低下而被无情地漠视了。“女人非人”的确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绝大部分女性命运的写照。关于典妻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发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到伴随着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女性权利地位低下的状态渐渐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思考。明末和清代都曾出现一大批同情女性的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甚至身体力行来表示对女性权利地位状态的不平和批判。在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曾经兴起过几次女权运动。那些妇女运动的先驱们兴办女学、戒除缠足、创办妇女报刊、争取女性参政权等等，无论是在理论宣传上还是社会实践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和进展。这些社会思潮的动向都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妇女问题成为反封建的重要主题之一。“五四”初期的报纸期刊大多具有强烈的精英启蒙意识，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强调对民众的启蒙，唤醒“人”的意识的觉醒。这种意识也很鲜明地反映到妇女解放问题上，如《新青年》就率先于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号开辟《女子问题》专栏，“五四”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晨报》也在1919年5月4日开辟“妇女问题”专栏，紧接着《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星期日》等也开设妇女问题专栏，还有《解放与改造》、《新潮》等刊物上也都刊登了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越来越多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报刊为阵地来进行思想传播和自我言说，对女性命运和地位进行关注和思考成为他们思想表达的重要部分；三是在前述整个社会思潮的推动下，伴随着现代作家们对女性题材和乡土题材文学创作的热衷，典妻这一陋俗的存在自然而然地走入了现代作家们的创作视野。有着不同成长环境和生活阅历以及不同写作立场的作家们分别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和视角来讲述这一历史，他们共同构成了关于典妻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写，也让我们得以从文学这架潜望镜后窥见历史真实的一个侧影。
二、关于“典妻”的中国现代文学书写
现代文学作品中，以典妻为题材的作品可谓不少，较为人知的有许杰的《赌徒吉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罗淑的《生人妻》，此外还有沈从文的《丈夫》、台静农的《蚯蚓们》、含沙的《租妻》、潘漠华的《冷泉岩》等作品也都涉及到典妻问题或类似于典妻的习俗。虽然作家们都把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但实际上他们进行创作的时间，创作时的立场以及作品的思想内蕴都各不相同，思考该问题的角度和表达的话语形态也各异，但是正是这些不同的作品带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入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场景”，也引发我们对这一陋俗所造成社会问题尤其是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多角度思考。
（一）“为人生”的社会揭露与批判
许杰的《赌徒吉顺》（1925年）是最早描写典妻的现代小说，是作者针对家乡浙江典妻陋俗盛行的现象而作。全篇并没有像后来几部描写典妻的小说一样重点刻画这一习俗下女性的行为和心理，而是通篇围绕丈夫吉顺典妻前后的心理活动而展开叙述：既有赌赢了时的自傲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也有赌输了时回到家面对妻儿时的忏悔以及最后将妻子典卖出去后深深地内疚与自责。作品虽然也有着对吉顺贪念纸醉金迷生活之心态的批判，但更多的却是对他被扭曲了的心灵和人生的同情。此外，小说对典妻中间人文辅的刻画非常深刻，他从一开始就极尽口舌之能撺掇吉顺典妻，到最后又是他到富绅陈哲生家去努力说合，可以说吉顺整个典妻的过程都是在他的“催促”下完成的，而文辅和哲生这两类人物都是旧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习俗下的产物，文辅也就是在典婚陋俗中所称的“中人”或“介绍人”。如果说作者的笔触对吉顺还带着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的话，那么对文辅和哲生这两类人物则是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小说中的吉顺妻是中国传统乡村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柔顺、隐忍，虽然作品对她进行直接描写的文字并不多，但是作为女性的卑下地位和悲惨遭遇都已经在吉顺的内疚和忏悔中以及文辅与哲生、吉顺的讨价还价中被鲜明地呈现了出来。《赌徒吉顺》的这种创作视角与作者本身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的身份紧密相关。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反对把文学作为消遣品和个人发牢骚的工具，主张文学应该“为人生”，反映社会现象，揭露和探讨社会问题，他们创作的文学也被称为“为人生”的文学，也正因此在新文学运动中有了一系列“问题小说”的出现，许杰的《赌徒吉顺》即属此列。在小说结尾，面对典妻的结局，吉顺的内心对妻升腾起一股因内疚自责而起的少有的温存，“他俩的心弦合奏了，他们的中间，虽然是隔着一条破棉被，但是他们觉得是胸贴着胸的，他们两颗颤跳的心房，相互的体贴着，简直比两颗红宝石，放在柔软的法兰绒上还要安适。他忘掉了一切的苦痛，一切的烦恼，一切的被人间所凌辱、讪笑、卑弃的愤恨。”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小说虽然也对吉顺本身性格含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味，但更多的则是对封建陋俗和整个黑暗社会的控诉。
（二）启蒙视角与阶级意识的合奏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创作于1930年，所写的也是他的家乡浙东地区的典妻风俗。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个农村妇女从被典前到被典三年中及被典后不同时期却同样悲惨的生活。她的丈夫“黄胖”原本是一个勤劳能干的人物，但是境况却总是不佳，债就慢慢多起来了。他也因此变成了一个抽烟、喝酒、赌钱样样俱全的“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他曾亲手溺杀了自己的女儿，在贫穷的逼迫下又典卖了自己的妻子。作为女性，面对丈夫的出典毫无办法。在地主家她受尽同是女性的地主婆的虐待和嘲讽。秀才地主为了要一个儿子对她还算是不坏，但等到儿子“秋宝”出世，三年典期既满，她也仍然逃脱不了被驱逐的命运。尽管这时她已经像当初舍不得春宝一样舍不得秋宝了，她甚至幻想着能把春宝接过来，永远在这新家住下去，但是这永远只能是一个梦，最后她甚至连做秋宝母亲的资格也被剥夺，只被允许叫“婶婶”。她再一次承受了骨肉分离的巨大痛苦回到已阔别了三年的家中，而此时，她那还和三年前一样瘦弱的儿子“春宝”却已认不出她来，等待她的仍然是无穷无尽的黑暗生活和对秋宝的无尽思念。小说深刻地写出了“典妻”这一野蛮陋俗对女性身心的摧残———它没有给这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带来更多经济上的改善，但却将女性推入一个身心俱裂的更加苦痛的深渊。在对女性主体心理活动及感受的描写方面，《为奴隶的母亲》毫无疑问比《赌徒吉顺》更进了一步，对“典妻”这一陋俗和几千年男权文化的批判也更加深刻。柔石曾参加过新文学运动，受过新文化的洗礼。1928年后受鲁迅影响开始译介一些国外的进步文学作品，再加上他本身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从《为奴隶的母亲》这部小说可以看出，作品中既有着作者对女性在男权社会里悲惨命运万分同情的启蒙主义视角的贯注，同时又带有一定阶级意识的色彩。在作品中，女性既是受男性压迫欺凌并被当作商品随意典卖的对象，同时又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压迫的最惨痛的承受者。
（三）女性主体意识的突显与阶级对抗的同构
女作家罗淑作于1936年的《生人妻》是另一部描写典妻陋俗的现代小说，与前两部小说不同的是，这于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30年代中后期，这就使得她的这篇作品有着更鲜明的阶级对立的色彩，小说中的胡大是“本乡本土人，自田自地人家”，相比于没有自己的土地，靠卖草为生的漂泊的夫妻俩，自然仍属于“有产阶级”。夫妻之间感情恩爱情节的设置甚至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男女对抗”的意味，而转为对“阶级对抗”的着重与强调。
（四）城乡文明冲突的一幅小影
沈从文的《丈夫》描写的也是湘西地区类似于典妻的一种风俗。“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过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媳妇以后，把她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情。”沈从文淡然的笔墨写出了那地方上人精神的麻木，他们把这叫“生意”，并且认为这种工作和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冲突，也不违反健康。虽然有的女性做了“生意”就慢慢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但“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还依旧好好的保留着那乡村纯朴气质的妇人”，《丈夫》中描写的就是这么一位。丈夫去看妻子的时候，媳妇会往他嘴里塞上乡下人抽不上的“哈德门”香烟和他最喜欢吃的冰糖，于是他也就“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也仍然和平的睡觉了”。然而在探望媳妇期间亲历了两次媳妇在前舱接客，自己在后舱落泪的情形后，男子的内心起了变化，当媳妇把挣来的钱都交到他手中时，“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水保来船上请远客吃酒时，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问到时，才明白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可以说，沈从文的观照角度和立场与其他作家都是不同的，在这里，没有过多的对女性地位卑下状态的揭示，也没有对阶级对立立场的展现，更没有对女性主体意识的突显，更多的则是对城乡文化冲突和乡下人纯朴人性的描画和肯定。而女性充当男性玩物和泄欲工具的本质却都被淡化了，而这只能说是作为女性的另一种悲哀。此外，描写典妻的还有台静农的《蚯蚓们》和潘漠华的《冷泉岩》，前者写的是农民李小因为“年岁欠收，无钱使用”，遂将妻子和儿子卖与他人，小说也并未对李小妻在被卖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的态度和立场进行描写，女人对于自己和儿子同时被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不满与反抗，像那个年代中国的大部分乡村女性一样，对于这样的谬运她们只能默默地承受。小说中出现的另一个女性———李小的表舅母，就是她一再劝李小“心放宽些，年头变好，弄点钱还可娶一个”。同为女性，她对于女性被卖的命运却是麻木的。潘漠华的《冷泉岩》亦是描写了一个女性在各种生活境遇下被当作商品多次辗转卖与他人的悲惨遭际，面对这样的境遇，女性周遭的人及女性自己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而正是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女性地位卑下的积习深重以及民国时期乡土社会女性命运的悲惨。
三、结语
其实对典妻之俗进行表现的文学作品从元、明时期就有。但那些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蕴和现代文学作品有着很大不同。如关汉卿的杂剧《刘夫人庆赏五侯宴》中就有典卖女性的情节，在此剧中王屠夫的妻子王嫂在王屠夫死后，因自己无力殡葬丈夫、抚养儿子，但是又想保持“贞节”，有道是“一马不背两鞍，双轮岂碾四辙？烈女不嫁二夫”，于是她就将自己在一定时间内出典给了赵太公，得了些财物将丈夫埋殡了，然后带着儿子去了赵太公家。至于后来被赵太公私下将典身契换作了卖身契则是后话。在这里没有对这一陋俗的批判，正和“卖身丧父”颂扬的是女子的孝一样，这里的“典己葬夫”也有着一种女性自我牺牲的“崇高意味”。又如明朝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铁念三激怒诛淫妇》中所写的“我那营中，常有出汛的，出征的，竟有把妻子典与人用。或半年，或一载，或几月，凭你几时”，在这里同样也没有对典妻对女性造成戕害的描写，相反似乎透出一种对人性的“体恤”。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对“典妻”习俗进行的丰富而深刻的书写拥有着完全不同于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在品格，生动地呈现出民国时期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女性在一个“新法未昌，旧俗难移”的时代里婚姻权利的缺失和生存处境的艰难。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典妻陋俗及“典妻文学”都将成为历史，但其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状况和女性生存状态的“立此存照”，仍有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这对于当代社会女性的生存状态的观照也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作者：章敏 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