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迫切需要理论和指导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在主政浙江期间，同志从落实中央对浙江提出的“走在前列”总体要求出发，担负起了为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先行探索的重大责任，在率领全省干部群众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实践过程中，对于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战略思考。同志不仅深刻地阐述了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功能和地位，而且深刻地阐述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分类发展的战略思想，为加快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公益性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曾经全部或几乎全部被纳入到传统“文化事业”发展模式之中，以政府“大包大揽”的方式提供，文化服务职能主要由“文化事业”单位来实现，不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浙江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转换。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必然对传统“大包大揽”的文化发展模式产生冲击。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先发的省份，浙江不仅先于全国多数省份遇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模式的重构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不少先于全国其他多数省份打破传统“大包大揽”文化发展模式的特殊机遇。在世纪之交，随着建设文化大省战略的实施，浙江率先于全国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从传统“文化事业”发展模式中剥离出来，并实行分类指导、分类发展的原则。然而，这仅仅意味着文化发展模式的创新开始破题。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文化发展模式实践上的重构，迫切需要理论和指导思想上有更进一步的重大突破。在主政浙江期间，同志从落实中央对浙江提出的“走在前列”总体要求出发，担负起了为中国先进文化建设先行探索的重大责任，在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实践过程中，对于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战略思考。
一、关于完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体制的战略思想
加快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首先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主政浙江期间，同志从浙江的实践出发，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为契机，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对文化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提出了系统的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率领全省干部群众在破除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体制障碍的实践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同志主政浙江的第二年，即2003年上半年，浙江和广东一起，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综合试点省的确立，标志着浙江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意义更加突显。正如同志在2004年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决定》的重要内容，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当务之急。”自综合试点省确立以来，同志高度重视，将之作为一项战略性、全局性工作，亲自主持调研，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狠抓落实。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全省11个市及各县（市、区）主要领导，也广泛开展了本地区文化体制改革调研，制定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推进落实。2003年7月，时任省委书记同志亲自主持拟定了《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总体方案》，全方位、多层次地阐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方案》将宏观文化体制改革目标定位为：“积极探索形成新形势下保证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格局，初步建立调控适度、运行有序、促进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方案》明确微观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培育一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文化需求、具有较强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主体，初步建立保证正确导向、富有经营活力的微观运行机制。”《方案》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目标，还包括“制定和完善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及地方性文化法规，初步建立体现宣传文化特点，适应法制建设总体要求的政策法规体系”；“形成适应文化市场需求的现代流通组织和营销体系，初步建立传播健康精神文化产品，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形成以若干大型文化集团为龙头、中小型文化企业为主体、文化市场为纽带的文化产业组织体系，初步建立国有文化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文化企业共同发展的开放格局”。《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浙江省对文化体制改革目标和任务的一次比较完整的定位。
2003年8月，《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总体方案》上报中央审批，得到中央批复同意后，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迅速批复了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局、省广播电视局、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广播电视集团6个省级试点部门和杭州、宁波两市的试点方案，浙江省的试点工作开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全面启动。2005年浙江文化体制改革由省本级和杭州、宁波两市扩大到全省11个市，省级试点从30个单位扩大到80至100个重点单位。在主政浙江期间，尤其是在领导全省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同志肩负着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行探索的重大责任，以一种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立足浙江、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从宏观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和微观文化主体改革两个层面，系统地提出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构想，为完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指明了方向。
第一，同志深刻地阐述了关于抓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思想。2003年7月，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同志明确地指出，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因此，“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着眼于管住方向，管活机制，管出效益，管好质量。”他强调，要把管理重心放在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上，管导向、管原则，管规划、管布局，管市场、管秩序，重点做好规划、协调、服务、监督和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工作。他要求，文化主管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正确处理“有为”和“无为”的关系，不断改进、完善领导方法和管理方式，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调动积极因素、调节利益关系、调整行为规范上来，“逐步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由主要面向直属单位转为面向全社会，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发挥经济政策杠杆作用，改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建立党委领导、调控适度、运行有序、促进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①这就明确了宏观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基本思路和目标，即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行”的新模式，也明确了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市场能做的，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失灵的领域，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同志深入全面地阐述了关于抓好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思想。2003年7月，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同志围绕“不断增强活力”这一目标，从“增加投入”、“转换机制”、“改善服务”三个方面阐述了公益性文化事业改革的重点。增加投入，就是以各级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捐助，增加对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对社区和居民小区配套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加对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等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的投入。同时要重视重大文化设施建设的布局规划，注意不要过度超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转换机制，就是通过深化文化单位内部干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抓紧形成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增强发展活力。改善服务，就是要引导和鼓励文化事业单位采取多种形式面向群众、面向市场，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水平。②这就为公益性文化事业改革明确了方向、任务和途径。
第三，同志深入全面地阐述了关于抓好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思想。2003年7月，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同志从“加快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和“文化市场体系”两方面明确了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目标。同志强调，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互为依存，不可分割。没有数量众多、发育充分的市场主体，市场体系难以为体系；没有健全、完善的市场体系，市场主体也就难以在市场中生存。”③因此，两者在改革中同等重要。同志把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重塑一批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发挥浙江民营经济优势，发展一批民营文化企业；充分利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利条件，引进一批外资或合资文化企业，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同志还从浙江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培育文化市场主体的难点和突破点以及亮点，指出“难点和突破点在于国有文化单位改革，亮点在于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①。关于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体系，同志指出，关键是要打破文化产业发展的行业垄断和条块分割。必须把文化体制改革与世贸组织的贸易规则衔接起来，与国家现行法律衔接起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他还明确了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体系的目标任务，即“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展现代流通方式，促进文化商品和生产要素在统一市场中合理流动”②。2005年7月底，浙江省委第十一届八次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在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思路的叙述上显得更加严密、深刻和全面。《决定》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三个着力点之一，即“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主要内容，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文化理念创新、内容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坚决冲破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营造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要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发展，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多出效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促进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不仅如此，《决定》还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以及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保障措施来强调，并指出，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积极发挥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革命文化、区域文化的优势，为增强中华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作贡献。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为契机，在全省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演艺领域，扩大改革范围，增加改革试点，拓展改革内容，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深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建立调控适度、运行有序、促进发展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初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格局。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逐步实现政企、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健全法规体系，依法加强文化市场的建设和管理。坚持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相结合，建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新制度。积极发展文化行业组织。深化微观运行机制改革，加快培育市场主体，建立保证正确导向、适应市场经济、富有活力的微观运行机制。改革和创新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管理和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积极推进经营性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集团化建设。规范市场准入，完善扶持政策，优化发展环境，充分调动多种所有制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大力发展民营文化企业。”
在同志主政浙江期间，尤其是被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以来，浙江省紧紧围绕以改革促发展这一主题，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积极稳妥、扎实有序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浙江文化体制改革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逐步打破了束缚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宏观层面，“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宏观管理体制日益完善，政府职能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步伐进一步加快。在微观层面，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深化，用人、分配、社会保障等内部体制不断健全，机构活力、服务水平明显提高；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稳步推进；对新闻媒体、出版单位进行制播分离、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等改革；对文体场馆实行企业化运作、转企改制、委托管理等改革。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不仅解放和发展了我省的文化生产力，释放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的活力，而且也为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的全面铺开，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智慧。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标志着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从“目标和道路的探索阶段”进入到了“深化和拓展的阶段”，从“试点阶段”进入到了“全面‘攻坚战’阶段”。《意见》不仅全面地阐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而且也对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尤其是对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化文化企业改革，加快文化领域结构调整，作了全面的布局和部署。这其中当然离不开同志主政的浙江这个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贡献。
二、关于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方式
实施“八八战略”以来，浙江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4年浙江成为全国第4个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的省份。2005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6294元和6660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5倍和2倍。同年，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省区，以这一指标衡量，浙江经济发展进程大约比全国超前1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浙江省先于全国加快形成城乡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体化格局，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和管理模式，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方式，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全面改善城乡“文化民生”，实现“文化惠民”。加快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迫切需要理论和指导思想上有更重大的突破。在领导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工作过程中，时任省委书记的同志深入全面地阐述了关于加快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战略思想，为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的行动指南。首先，明确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的根本目的。同志指出，“我们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实现好人民群众文化权利。在打造文化精品的同时，要更加重视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服务，努力建立健全公益性文化事业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真正落到实处。”①人民群众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成果的享受者。文化创造和发展最深刻的根源，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作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理所当然地应当享用这种创造的成果和利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当然也包括为人民群众谋精神文化的利益。因此，加快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必须着力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群众享受充分的文化权利和文化利益，即参与文化创造、享受文化成果、表达文化主张、其文化创造成果得到应有保护等方面的权利，实现文化惠民。正是从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这一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高度出发，在同志主政浙江期间，公益性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被提升到了关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全局的地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05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地用“社会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新的关键词，来建构有关“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叙述框架“，提高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与“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一起，被作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三个着力点之一。在《决定》有关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八项工程”中，除了“文化产业促进工程”外，其他七项工程，即“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都可以被归入“公益性文化事业”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范畴。在这个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纲领性文件中，浙江省“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蓝图首次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呈现。其次，明确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重点和着力点。同志指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着力点要放在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上，放在基层特别是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上。”
①从理论上分析，公益性文化事业或公共文化服务必须惠及全民，即全体居民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有机会、有权利、有能力享有与公民基本权利有关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其因收入差距无机会支付或付不起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使用费的情形大体上得以消除，无论对象为何人，均有权享受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然而，从现实需求分析，公益性文化事业服务的重点对象是困难社会群体或弱势社会群体。同志强调，基层和农村仍然是浙江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的“短板”，“我省城乡文化发展还不平衡，多数文化活动场所集中在县级以上城市，不少农村文化阵地存在缺设施、缺经费、缺人才、缺内容的情况，一些偏远农村至今无法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文化产品供给的有效性不高，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②因此“，我们要充分体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要求，更多地考虑城乡协调发展，无论是在文化设施布局、文化经费投向，还是文化生活安排、文化产品生产等方面，都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努力使农村的文化环境有较大改善。”③基层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了，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也提升了。基层和农村社会群体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状况，既是衡量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和全社会文化福利整体水平的重要标尺，也是衡量公共文化服务公平正义和权益保障程度的重要尺度。再次，明确了必须加大政府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相当一段时期，一些地方和部门曾不加区分地把所有文化单位推向市场，通过“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等途径，开展“生产自救”。这些做法虽然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也为那些具有经营性质的国有文化机构面向市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机遇，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由于不加区分地鼓励所有文化机构实行有偿服务，使像图书馆、博物馆这样的许多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虽然体制上仍然按公共服务机构管理，所提供的产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公益和公共性质，从而难以有效地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真正落到实处”。针对这些现象，同志在2003年7月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投入。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文化，绝不是简单地理解为政府‘卸包袱’和经济上‘断奶’。总的原则是，政府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④2005年11月在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同志进一步强调，“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①这就明确了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不能把公益性文化机构推向市场，一推了之，政府承担必须责任，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在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浙江省各级财政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从2001年的5.93亿元、2002年的8.48亿元，到2003年的8.92亿元、2004年的12.4亿元、2005年的14.88亿元，到2006年的17.26亿元，平均每年以23.82%的速度增长。“十五”期间，全省各级财政投入农村文化建设11.23亿元，居全国各省区第二位，人均文化经费7.8元，居全国各省区首位。进入“十一五”时期以来，浙江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2006年省级专项资金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达到8200万元，比“十五”期间每年投入的1500万元增加了4.5倍。从2007年起，省级专项资金对全省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增加到每年10900万元，其投入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可谓前所未有。其中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即“两馆一站”建设专项资金达到了每年3800万元，主要用于全省欠发达地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大力度的投入，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浙江全省逐步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省、市、县三级（公益性）文化设施网络体系。至2006年年底，全省建有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92个，建筑面积45.3万平方米；群艺馆12个、县级文化馆87个，建筑面积26.6万平方米。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覆盖率分别达97%和87%。全省1525个乡镇中，有文化站建制的达1493个，覆盖率为97.9%；其中837个建有站舍，占有文化站建制的56%，439个乡镇（街道）创建了省级“浙江东海文化明珠”，占全部乡镇（街道）的29.34%。全省35061个行政村，建有村文化活动室的有19072个，覆盖率达到56%。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浙江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水平，无疑已经名列全国前茅。最后，深刻地阐述了创新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的全新理念和全新方式。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从传统“文化事业”模式中剥离出来，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在采取区分不同文化类型并实行分类指导原则以后，许多人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存在着一种错觉，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发展任务应由企业和市场承担，而计划经济模式会在某些文化领域保留下来，公益性文化事业仍然应当一如既往地由政府“大包大揽”，直接由政府生产并提供。然而，实践已经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文化领域那种“甩包袱”的做法，会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生产的萎缩和供给的不足，而且即使由政府部门直接生产和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也同样无法解决“效率”问题。因此，在把“公益性文化事业”从传统的、政府“大包大揽”的“文化事业”中剥离出来以后，还需要实施进一步的“剥离”，即需要把“公益性文化事业”从仍然带有计划经济剩余的内涵中“剥离”出来，并充入市场经济的内涵。显然，经过进一步“剥离”和“充入”以后，将更加突出在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过程中，加强政府和民间合作，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在主政浙江期间，作为一个全国市场经济先发省份、民营经济大省的省委书记，同志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今天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不能背离市场经济大背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模式必然不同于计划经济下政府大包大揽的“文化事业”模式，在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引入市场机制、社会力量，尽量借助一些被实践证明是灵验的市场手段，实现政府与市场、社会的互动互补，以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同志指出，在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上，虽然政府必须加大投入力度，但“要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运用市场机制，强化资本运作，充分发挥财政投入的导向和带动作用，推行扶持文化项目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文化产品、服务的政府采购制度，逐步从对文化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一般性投入转为对文化项目的投入，实现由‘养人头’向‘干事业’转变。”
①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的“全新理念”，在同志主政浙江期间制定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这份指导全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纲领性文件指出，要“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支撑作用，探索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公共事业发展新格局。”同志的论述深刻地表明，当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经济制度时，不仅经营性文化产业必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得以发展并围绕市场经济的优势和缺陷发挥自身的功能，而且公益性公共文化事业也必须借助市场经济手段以提高自身的效率并围绕市场经济的优势和缺陷发挥自身的功能。与此同时，伴随着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政府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继续统包统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事务，公共文化事业也必须围绕政府的优势和缺陷发挥自身的功能。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政府职能转变要求的全新理念和全新方式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是要改变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质以及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权益这一根本宗旨，而是要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的微观主体，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不足或功能缺陷，把政府权威与市场交换的功能优势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实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从传统的单中心提供模式向多中心、多层次、协同合作的提供模式转变，以解决政府在公共文化领域投入不足、管理不善、资源浪费、效益低下等问题，形成更优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加快发展步伐，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当时，浙江不仅普遍地加大了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而且在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结构，尤其是在促进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借助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力量，实现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多元合作、互动互补等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积累了不少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政府转换职能要求的转变公共文化领域投入方式、创新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管理和运作机制的经验。同时，一些地方还从整合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完善服务网络、创新服务机制、增加服务手段、丰富活动形式等方面入手，积极尝试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方式，建立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优质高效、普遍均等的新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形成城乡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超市式”供给、“菜单化”服务的模式，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这些做法和经验，预示了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中国公共文化发展方向，对于浙江全省乃至全国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律，破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文化发展难题，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社会力量参与”的更优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结构和公共文化发展模式，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效率，更有效地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
三、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思路的新思想
在领导全省干部群众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和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综合综合试点工作过程中，同志从党和国家大局出发，对加快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而且从时展的主线和主题、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战略思路的崭新思想。首先，同志从软实力、文化力、文化竞争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高度，对发展文化产业的意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2005年6月在省宣传文化系统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同志指出：“发展文化产业，首先是文化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代文化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产业的竞争，软实力、文化力必然通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来加以体现。”文化产业“既然是一个产业，就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发展，也就是说，只有把文化产品变成商品，变为广大群众的消费，才能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也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强化它的意识形态属性，达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目的”。
①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在当代社会，伴随着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兴起，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产业发展程度以及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流通率。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文化艺术产品占领世界文化市场而得以实现的。好莱坞不仅为美国赢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更重要的，是向全球传递了美国的文化、美国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好莱坞、迪士尼等文化产业集团是美国文化软实力向全球渗透最重要的渠道。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同志指出，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要讲好中国故事、阐发好中国精神、展现好中国风貌，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通过产业化市场化的途径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推动中国优秀文化艺术产品源源不断地占领世界文化市场，让国外民众在文化消费过程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从而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其次，同志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高度，深刻地阐述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2005年6月在省宣传文化系统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同志指出，发展文化产业，“具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他强调，文化产业既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门类，也是体现先进制造业水平的一个重要窗口。我们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最终的目的一个是为了更多地赚钱，如产业高端化等；一个是为了更少地消耗，建设节约型社会。“而文化产业就是高附加值的产业，就是极少消耗的绿色产业。因此，必须把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使文化产业成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支撑，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②这就把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同志主政浙江时期的这一重要思想，是从一个走在全国前列省份的实践中提炼的，对于全国具有普遍的意义。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党代会和全会历史上首次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上升到了我国发展战略的“主线”和“主题”，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的高度。再次，同志从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时展趋势的高度，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的战略思想。文化产业要真正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其本身就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在主政浙江期间，同志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创新。2005年6月在省宣传文化系统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同志强调：“要适应市场的需求，不断推进文化产业的创新。特别是面向高新技术，积极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不断提高技术含量，促进文化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从粗放型向质量型转变。”①同志从多方面角度阐述了发展高新技术文化产业的意义。他认为，高新技术文化产业“首先具有文化意义，它提供文化产品；第二具有科技意义，它是高新技术；第三具有经济意义，它能产生经济效益；第四具有政治意义，它能适应对广大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需要。”
②同志指出，从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必须重点扶持现代文化流通业、动漫游戏业、数字电视业等高新文化产业发展。他希望通过几年努力，使浙江省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和层次有明显提升，成为全国文化产品的重要制造基地。2005年7月，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对浙江省发展文化产业作了更全面、更周密的部署和布局。《决定》将对浙江发展文化产业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上升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的高度。并提出“要充分发挥地域文化资源和非公有制经济优势，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主体，形成产品丰富、要素完备、管理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形成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文化企业共同发展的开放格局。”《决定》根据实施建设文化大省战略以来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优势，把未来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调整为出版业、广播影视业、文化艺术服务业、会展业、动漫业、艺术品经营业、旅游文化服务业、文体用品设备制造业等八个行业，并强调，要“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产业，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快文化产业创新，培育一批民营龙头文化企业和特色文化企业，培育一批高新技术文化企业，积极培育文化产品专业市场和文化产业要素市场”。在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正是由于理论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浙江文化产业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几个主要统计指标上，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年营业收入、实现增加值和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浙江位次都名列全国前茅。在从业人员超过50万人的6个省市中，浙江位于广东之后，名列第2位；在年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6个省市中，浙江位于广东、上海、北京、山东、江苏之后，名列第6位；在实现增加值超过100亿元的9省市中，浙江位于广东、北京和山东之后，名列第4位。2007年，浙江全省文化产业总产出2123.44亿元，实现增加值595.93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8.5％和18.8％，增幅比上年同期上升6.2和5.4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3.2％。这就为“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浙江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作者：陈立旭 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