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作品是作者和编辑建立联系的平台和纽带，编辑和作者犹如共同推动学术出版和知识传播的“双子星座”，二者处于“高度配对”的互动关系之中。一方面，高水平论文作者凭借知识产出的主体位序引领话语权的发展走向，而编辑则凭借自身的编校技能探寻知识产品的最高效传播。诚然，作者与编辑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编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有研究者将编辑学定义为“研究编辑活动的性质和社会功能以及编者、作者、读者相互关系的学科”。对于学术期刊，尤其是专业性学术期刊而言，作者和读者不仅相对固定，而且在不同时空下角色可以相互转换，即在很大程度上，读者就是作者（或潜在作者），因此，“编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与作者的关系中”。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不仅是建构编辑学的基石，也是编辑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平台。厘清作者与期刊编辑的关系，有利于作者和编辑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构建健康有序的学术共同体，进而提升社会科学和文化成果的传播效率。纵观既有研究，关于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基本体现在“编辑为作者作嫁衣以及如何更好地为作者作好嫁衣的举措方面”。诚然，“为他人作嫁衣”的认知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辑为作者提供编校服务的角色定位，但亦存在特定的局限性。在学术期刊评价竞争日趋激烈的外部环境下，编辑人员的素养与编校质量显得愈发重要，亟待重新对编辑与作者进行定位。本文以“嫁女”与“选媳”来诠释编辑与作者的互动关系，拓展了编辑与作者角色的全新认知空间。
一、“为他人作嫁衣”：编辑角色定位的单向度互动
（一）编辑“为他人作嫁衣”的合理性
在出版编辑界，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常被戏谑为“（编辑）为他人作嫁衣”。“为他人作嫁衣”出自唐代诗人秦韬玉的《贫女》一诗，“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裳”。此诗语意双关、含蕴丰富，通过一个待嫁的贫穷绣女倾诉其抑郁惆怅心情的独白，表达诗人怀才不遇、寄人篱下的感恨。而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比喻为“为他人作嫁衣”，意指在期刊的生产过程中，编辑基于作者的稿件，进行纯粹地文字和技术加工；然而作品出版后，作者独享论文的署名权、修改权等著作权（含人身权与财产权），而编辑却常常隐身于后，他们在论文出版过程中付出的辛劳和发挥的作用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与贫女常为他人作嫁衣而自己却无缘穿上，确有相似之处。有研究者曾调查了国内公开发行的440种科技期刊的编辑署名情况，其中，有244种未注明编辑，169种只在封面或目次页上笼统地标注编辑或当期执行编辑，仅有27种期刊的每篇文章注有责任编辑。毋庸置疑，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概括为“为他人作嫁衣”有其合理性。首先，它体现了期刊出版以作者为中心的观点，彰显了作者的主体性地位。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建立在作者为编辑供文、而编辑为作者提供编校服务的基础之上。诚然，没有作者提供作品，即便是编研一体的编辑，也会遭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如果没有作者供稿，学术期刊便没有了学术生命力，编辑便失去用武之地；其次，体现了编辑为作者服务的一面。服务意识是学术期刊编辑应具备的基本职业素质，是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编辑个人社会价值的体现。编辑只有心系作者、作品，倾心于“为他人作嫁衣”，才可能编出高质量的刊物。正因为其合理性，有人认为，“为他人作嫁衣”应该是编辑修养的永恒主题。一代又一代的编辑人执念于此、隐于幕后、甘为人梯、无私奉献。
（二）“为他人作嫁衣”的局限性
然而，尽管“为他人作嫁衣”能解释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有其合理性，但它越来越多地被这一关系中的重要一方———编辑，尤其是新一代编辑所诟病。第一，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不同于贫女和富家女的关系。前者属于精神产品生产过程中上下工序的协作关系，是社会分工的结果，无高低贵贱之分；而在“为他人作嫁衣”中，贫女和富女间是基于雇佣劳动的受雇者与雇主关系，且隐藏于其后的，是阶级社会里由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等级制度和阶级对立关系，存在着高低贵贱之分。第二，“为他人作嫁衣”所体现的编辑与作者的地位并不平等。“为他人作嫁衣”过于突出作者的主体性，而将编辑刻意地置于从属、辅助性的地位，编辑似乎仅仅是被动地为作者提供服务。实际上，在双方关系中，编辑也是“主体”，同样具有主体性。“嫁衣”做得好坏，建基于编辑经验的丰富性、学术视角的敏锐性、学术功底的扎实性以及工作态度的严谨性。只不过，相对于作者的主体性，编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常常显得相对滞后一些。换言之，作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投稿前的准备及创作过程，而期刊编辑主体性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作者投稿后对稿件的选择、修缮过程。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编辑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学科发展情况进行年度或刊期选题策划，继而有目的性地向作者约稿、征稿，引导作者向其选题策划靠近，这是编辑主体性先于作者主体性的一种表现。此外，尽管编辑劳动具有很强的“隐匿性”，但无论古今中外，一个优秀的编辑是介入到作者的创造性劳动过程中的。“在此过程中，编辑主体不是简单地处理稿件，不是原原本本地传递作者的价值观，而是动态地缔造自我价值，并通过融入自身的价值评价，完成文化传播的使命”。可见，编辑工作已实现由传统的以文字加工为主向参与性创作为主的转型。正源于此，有研究者认为，“为他人作嫁衣”体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编辑所处的地位，是传统编辑价值观的体现。随着编辑出版业的改革发展，随着专业期刊编辑学术素养的提升及日渐专业化，期刊编辑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编辑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编辑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积极地发现、挖掘、培养一批有潜能的作者，和作者共同创作出更好的满足读者需求、且得以更好传播的优秀作品，甚至利用学术期刊平台直接培养学术新人，服务学科发展。因此，需要重新审视“为他人作嫁衣”这一传统的期刊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构建新时期反映新特征新形势的编辑与作者的新关系。第三，“为他人作嫁衣”过于强调“作嫁衣”的结果，而对“作嫁衣”的过程关注不够，对“来料”（作品）本身的质量更是重视不够。一方面，在为他人作嫁衣的过程中，编辑实际上付出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为他人作嫁衣”仅强调了“作嫁衣”这种功能（最突出的体现在文章的发表方面），而对于嫁衣做得好坏，是“量体裁衣”还是“削足适履”，并未给予过多关注。另一方面，“嫁衣”是否合体，除了有赖于编辑的“裁衣”技术外，更取决于“来料”本身的特性及可塑程度。“来料”是一块价值不菲的丝绸，还是一块粗烂不堪的破布，因来料质量的差异可能导致“嫁衣”成品质量的差异，而“为人作嫁衣”的观点片面强调了编辑的加工技巧，而将来料的质量置于不顾。第四，“为他人作嫁衣”的价值观，更多地传递的是编辑在编辑加工环节中的奉献精神。编辑长期为他人加工编稿，付出艰辛劳动，用“作嫁衣”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来称颂其职业道德，赞扬其甘作“人梯”、甘当配角的敬业奉献精神，需要肯定，且至今也不该加以否定。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滥用“作嫁衣”的比喻，无形中构成了对编辑的道德绑架，因为它过于强调编辑的牺牲和奉献，使编辑职业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这可能会削弱编辑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压制编辑人员的创造性。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并不能很好地概括作者和编辑之间的选择、合作与共赢的关系，因此，重新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它关系到作者与编辑主体作用的发挥和学术期刊及学术作品的良性发展，而“嫁女”与“选媳”是对编辑与作者关系的一种新的诠释。因为，编辑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作者服务，他同时也处在对作者及作品的持续选择之中，并接受着作者的选择。
二、“嫁女”与“选媳”：作者与编辑的多向度互动
（一）“女儿”（作品）———架起作者与编辑的桥梁
当作者将作品交与编辑，就如同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对方。此时，作者创作的作品就像一座桥梁，把编辑和作者牢牢连接到了一起。投向学术期刊的文章犹如作者的“女儿”，而作者更像是培养“女儿”长大的“家长”。待“女儿”长大成熟，家长就要为女择婿（寻觅合适的期刊发表），没有几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女儿成为“剩女”。一方面，女大当嫁，为适龄女儿寻觅佳婿是“家长”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家长”每年或每几年要接受其“东家”的科研任务考核。在主客观条件的促使下，为“女儿”寻找一个“好人家”，是每一个家长的愿望和追求。只有找到了“婆家”，“女儿”才算有了正经归宿，“因为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儿在娘家是没有合乎社会文化之法的地位的”。人如此，文亦如此。一篇稿件，从前期的选题、文献搜集、到实地调研，再到落实于笔端，最后呈现在期刊编辑的眼前，这一过程可谓筚路蓝缕、殚精竭虑。所以，无论他人如何评价，这个“女儿”在家长眼中无可挑剔，视如掌上明珠。实际上，在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家长拥有关于其“女儿”的绝对的信息优势。对于“家长”而言，在培养“女儿”的过程中是否用心，培养的“女儿”是其貌不扬、庸脂俗粉，还是才貌双全、秀外惠中，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然而，出于对“女儿”的负责，更为了能借“女儿的婚姻”提升自身及家族的影响，给自己带来利益，绝大多数家长在将“女儿”自荐给学术期刊之前，会对对方的出身、地位等进行详尽地了解，唯有如此，才可放心地将“女儿”交付给对方。当然，其中也不乏有“攀高枝”者和“乱点鸳鸯谱者”。在为“女儿”择婿的事情上，除了有“媒人”介绍这种捷径外（成功的几率依旧模棱两可），绝大多数情况下，“家长”会主动将其“女儿”自荐给精心选择的对象，即直接向期刊编辑部投稿，从而与原本素昧平生的编辑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不过，有时期刊编辑也会主动向有名望的学者约稿，希望学者能够将其某个“女儿”（如果是学者最喜欢的“女儿”，那更是求之不得）嫁给自己。可见，无论是“媒人”介绍、家长自荐还是期刊主动要约，“女儿”（作品）均成为架起“家长”与期刊编辑的桥梁。嫁与娶都很重要。对女方（作者）而言，嫁的人是谁，关系到“女儿”的生活品质和娘家的荣辱；对男方（期刊）而言，娶的人是谁，决定着男儿的层次和高度。所以，无论是“嫁女儿”的作者，还是为期刊“选媳妇”的编辑，对于婚嫁都极为慎重，高层次的作者和优质期刊的编辑尤为甚。
（二）“女儿”成为“媳妇”的可能性
“女儿”是连接起作者与编辑的媒介，且家长迫切希望将“女儿”嫁给心仪的期刊，但是否能成功联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儿”本身是否优秀，只有少数大家闺秀因出身高贵而“一女百家求”；而绝大多数平常人家的小家碧玉待字闺中，能否成为所心仪的期刊的“媳妇”，还必须得经受住一番考验。在此过程中，期刊编辑根据期刊的刊文标准、日积月累的编辑经验为期刊选择合适的“媳妇儿”，具有主导性作用。首先，家长（及其“女儿”）与学术期刊是否“门当户对”。“女儿”作为桥梁建构了家长和期刊编辑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是阶序性的，门当户对则是阶序性的重要表征。“门当户对”，旧时指在男女双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情况相当的情形下，最适合结亲，它是青年男女婚配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至今仍有深远影响。作者（及其“女儿”）和期刊是否门当户对，一方面是指作品的选题是否符合期刊的选题要求，另一方面，在期刊尤其是优质期刊独大的情况下，门当户对也潜在地指作者的出身（学历、毕业院校、师从何人等）是否能达到期刊的最低准入标准。越是优质的期刊，可能对门当户对的标准要求越高。所以，学术期刊编辑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判定来稿是否符合刊物的要求。当前的学术研究呈现两种趋势，一是科学研究分工越来越细化，二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日渐兴起。在这种背景下，判定来稿的选题是否符合刊物的要求，需要编辑具备深厚的学科素养和综合化的学术视域。如果作品的选题不符合期刊要求，作者出身也未能达到期刊要求的标准，那作者与期刊之间并不是门当户对的关系，即使作者（及其女儿）“芳心暗许”，但期刊未能“惜玉怜香”，这注定是一场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旅程；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期刊心仪某位出身高贵的人家“女儿”，想通过与之“联姻”，来提升期刊的影响力。这与古时“有儿欲娶妇，须择大家儿”如出一辙，理由在于，“纵使无姿首，终成有礼仪”。这里也存在门当户对的问题，即期刊能否入“贵族”之眼，如果不入眼，一样不会产生皆大欢喜的结果。而只有门当户对且双方一见倾心者，才有可能会成就一门好姻缘。所以，尽管“嫁入豪门”是绝大多数人的追求，但“豪门深似海”，唯有门当户对才是作者（女儿）与期刊能够继续交往的首要前提。在婚姻市场上，女性的地位要依靠出生家庭（甚至家族）的地位来体现；在学术界，亦是如此。如果“女儿”是因为第一种门当户对（即选题问题）而未被期刊选中，那是家长“选错了人”，被拒绝也是正当的，此时，重新选择合适的对象（期刊）即可；如果是因为第二种门当户对（即出身问题）而被拒绝，那是家长“看走了眼”，接下来，选择有眼光的对象即可。不过，随着期刊竞争日益激烈、期刊运行日渐规范，“内容为王，质量第一”是绝大多数学术期刊的选文标准，因出身引起的门不当户不对问题将日趋减少；如果是期刊主动登门拜访，希望家长能将“女儿”嫁过来，一般不会发生前两种门当户对的问题，倘若发生，可能是因为对方未能看上期刊。其次，“女儿”与学术期刊能否“情投意合”。“门当户对”是家长（及其女儿）与期刊能够继续交往的前提条件，但最终能否结为“秦晋之好”，还要看“女儿”和学术期刊是否情投意合。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不仅是家长及其女儿的追求，也是学术期刊的向往，可以高效地促成金玉良缘，又可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然而，这样的“天作之合”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家的“女儿”要成功地嫁出去，需要经历各种磨合。一方面，女儿是否“天生丽质”，在“形体”上（如字号、行距是否合适、排版是否具有美感、表述是否文从字顺等）是否有瑕疵？能否入得了期刊编辑之眼；另一方面，“女儿”在内涵上能否达到学术期刊的标准，且与外在形态相比（外在形态的不足可以通过后续的“整容”或“微整形”来弥补）相比，学术期刊编辑对未来“媳妇儿”的内涵更为关注。“女儿”如若能够溢于文辞，定会得到学术期刊编辑的爱慕。再次，编辑为期刊选“媳妇儿”如同选秀。对于学术期刊，尤其是优质期刊而言，选媳妇儿有严格的要求，如同清代选秀女入宫，设置了层层筛选程序。只有能让编辑怦然心动者，才会得到首次“留牌子”的机会①；如果“女儿”难以被编辑欣赏，这就意味着她被“撂牌子”，只能退出，另择佳婿了；被编辑留牌子的“女儿”要继续参加复选，她还要经历外部人———评审专家的把关，且把关人同样会做出留牌子或撂牌子的抉择，当然，无论是留牌子还是撂牌子，他都会给出翔实的理由。对某个女儿而言，如果送审的所有专家给出的均是“撂牌子”的决策，那么，该“女儿”在此遗憾出局。唯有被专家“留牌子”的，才有进一步前行的可能。接下来，编辑在审稿专家宏观的审稿评价基础上，结合期刊编辑规范，给作者提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修改意见，并限定期限，由家长对“女儿”的不完美之处进行调整，可能是微整形，也可能是伤筋动骨大变身。当然，家长如果对期刊编辑部的意见有异议，可以商榷，但商榷的能力既取决于家长的影响力，也取决于期刊的办刊包容性；家长也可以中止选秀的进程，但绝大多数家长不会这么做。只有双方达成共识且相互满意（尤其是期刊编辑部满意），才最终可以订立“婚约”（即编辑部开具用稿通知书）。然而，订立婚约并非意味着“女儿”能够顺顺利利地嫁人，这中间可能发生变故。比如，当编辑发现订婚对象被许配给多家（即一稿多投），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地即时终止婚约，而对于订婚对象的家长而言，哪怕以后他再有更优秀的“女儿”，期刊编辑部也可能因其诚信问题，不会予以考虑。当然，娘家人“悔婚”的情况也存在（比如因数据涉密不能公开等原因），除非其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不但会令准亲家恼羞成怒，更有甚者会影响其学术前途。
（三）“成婚”后的多方互动
订立“婚约”后，“娘家人”和“婆家人”即将成为一家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如何将“女儿”变为更完美的“媳妇儿”，这一过程由娘家人和婆家人合力完成，且以婆家人为主导，娘家人为主要参与者。比如责任编辑不遗余力地提出修改建议，让娘家人修改，而娘家人也会全力配合。作品的正式出版，宣告作者与期刊编辑部联姻成功。对于“女儿”而言，其不仅扩张了娘家的关系网络，而且对自身具有重要意义———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即在学术共同体的正式地位此后，“女儿”成为嫁女（出嫁女儿的简称），其“娘家”希望与“婆家”维持良好的姻亲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嫁女是其女儿，同时也因为联姻家族之间的阶序性关系能够给己方带来各种形式的补偿。比如，不菲的“彩礼”（稿酬）以及将家族的其他女儿源源不断地嫁过来的可能性。从表面上看，嫁女确实脱离了娘家，但其并未被娘家排斥、疏离出去，并未与娘家完全脱离了关系。相反，嫁女与娘家关系密切，并在制度性文化的许可范围之内发挥出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女儿”永远属于娘家，但其带给娘家的荣耀，要通过其婆家的地位（期刊的等级、排名、受众认可度等）予以体现。而对于期刊编辑部而言，经过精挑细选娶到的“媳妇儿”也可以为夫家争光，比如下载量、引用量，如果能够被其他文摘转载／摘，那更是锦上添花了。
三、从“为他人作嫁衣”到“嫁女”与“选媳”的扬弃
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从“编辑为他人作嫁衣”发展到“嫁女”与“选媳”，编辑几乎融入了身心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人格还是行为都显示出要求自身独立的意识和特征，自觉与自省成为一种常态。然而，在新形势下，当我们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诠释为“嫁女”与“选媳”时，并非完全否定“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而是对之进行的一种扬弃。首先，从目的来看，无论是“为他人作嫁衣”，还是“嫁女”与“选媳”，二者的最终追求具有一致性，其根本旨归是通过学术期刊这个平台，让“女儿”（媳妇）———学术论文得到最好的传播、推广，实现其学术价值的最大化。所不同的是，在“为他人作嫁衣”中，编辑的工作是锦上添花，而在“嫁女”与“选媳”中，编辑的工作是沙里淘金。其次，从过程来看，编辑惟有秉持“为他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以“人”为本，强化服务意识，以良好的服务态度、完善的服务内容和便捷的服务方式，为作者做好服务工作，才能大浪淘沙、沙里淘金、为期刊选到令人满意的“好媳妇”。然而，编辑在作嫁衣时，绝不是一人孤单独舞，而是与作者合跳双人舞；编辑绝不是仅在文字上、在编辑技术方面下功夫，而是在文章出版的多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主体性；编辑也绝不是不顾来料质量、为所有人（哪怕一无是处）作嫁衣，而是为经过层层挑选的秀外慧中的“女子”作嫁衣。再次，从结果来看，对期刊编辑而言，他是为期刊找到合适的“媳妇”并在找到后尽己所能地使之更为完美，所以，一方面，“嫁女”与“选媳”是同一过程，而作嫁衣是“选媳”的后续环节；另一方面，编辑即便是为人作嫁衣，他也不是为一般意义上的“他人”而做，而是为千挑万选的“自家媳妇”而做，属于家务事，不足为外人道也。唯有如此，才可能将强加于期刊编辑身上的道德标签撕去，将被逼走向道德制高点的编辑解放出来，使他们将编辑作为事业而主动追求，而非被动为之。编辑工作是以作者的精神产品为工作对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并正确诠释学术期刊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既是编辑学必须解决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培育更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的客观必然要求。笔者认为，较之传统的“为他人作嫁衣”，作者“嫁女”与编辑“选媳”的联姻关系，更符合学术成果向规范化的出版作品转化的现实过程，更体现作者与编辑基于不同角色的主体性地位和主观能动作用，更有利于构建地位平等、意思自治基础上的新型和谐的编辑与作者关系。因此，“嫁女”与“选媳”是对作者与编辑关系的一种准确的、合乎现实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