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众筹模式

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众筹模式

互联网思维正在逐步推进人际交往、商业生态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众筹模式在互联网思维的孕育中正在改变和挑战着各种传统的思维定式。众筹模式自从诞生以来发展迅猛,得到了各行各业的高度关注,在出版领域也有不少项目通过众筹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是,众筹模式如何有效地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相融合,目前还未见到成功的范例。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的寡头垄断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发展,急需通过众筹模式等新的思维和方式,催生越来越多的数字出版平台,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有序运营和良性发展。笔者从回顾众筹思想的源起与演化入手,分析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众筹模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最后提出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众筹模式的宏观思路和实现路径。

一、众筹思想的源起与演化

众筹思想的基本诉求就是通过大众进行筹集,包括资金以及各种资源,从原始社会的集体围猎到现代社会的金融系统,可以说众筹是自古就有的资源整合思想。追溯现代众筹思想的起源至少要把目光拉回到12世纪的法国,当时通过银行的证券交易就已经发生。通过公司发行股份的做法最早从意大利传到英国,从而催生了当下全球性的股票市场。众筹思想可以通过很多形式来实现,世界各地的合作社、各种各样的金融行为、五花八门的公益行动、公共财政的购买和补贴等都可以理解为众筹思想的落地途径,只是随着不同领域的专业化管理和规制策略的不同而衍生出不同的具体行业。时下谈及的众筹实际上是历史久远的众筹思想与互联网思维的融合,剥离掉已经成型的许多原本属于众筹思想实现路径的具体行业,把关注点聚焦于通过互联网社交化的大众筹资行为,从而使众筹思想在互联网技术的保障下更加彻底和全面地落地生根。众筹思想的本质内涵是融资,而融资的本质内涵是助推,助推的目的是使想法和创意变成现实。自从第一个众筹平台ArtistShare上线以来,定位于垂直型或者综合型的众筹平台纷纷出现,其中Kickstarter和IndieGoGo是两个最成功的综合型众筹平台。从整体上来看,垂直型和综合型众筹平台各有优缺点,应该理解为成熟的众筹市场所必需的。从众筹的类型来看,主要有回报型众筹、募捐型众筹、债权型众筹和股权型众筹等。自从美国国会批准了JOBS法案,股权型众筹在美国获得了合法的身份,而债权型众筹和股权型众筹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但是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的推进,各种众筹形式应该成为降低创业门槛的有效制度安排。中国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和熟人文化,使众筹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社会有许多不同,中国人的圈子文化与互联网社交网络的叠加对于众筹的发展可能如虎添翼,血缘关系可能通过众筹植入经济体,经济体通过产权关系进一步演化出类血缘关系,从而循环递进推动众筹在中国稳健发展。中产阶级和消费社会也为众筹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众筹也会逐步改变组织模式、商业模式、融资模式和商业生态,满足人们多元化的社交需求,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促进自由人进行自由联合。

二、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众筹模式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随着众筹向专业化发展,出版项目除了依托综合型众筹平台以外,能够提供出版领域差异化服务的垂直型出版众筹平台逐渐产生,如Unbound、TenPages、FundI/O等。自从2011年众筹进入中国以来,有不少出版项目通过综合型众筹平台进行了众筹,其中也有极少数的学术期刊出版项目,如《清华金融评论》等。但是,对于传统的学术期刊出版项目来说,与众筹模式的有效融合还存在很多障碍。首先,严格的准入审批使学术期刊难以自由创办,对现有学术期刊的众筹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其次,公共财政供养的学术期刊从业者难以具有参与众筹的积极性,体制性的因素会把众筹的梦想扼杀在摇篮之中;再次,学术期刊连续性出版的特质很难像图书出版一样提供有吸引力的话题,学术期刊的学术性也缩小了社交网络社群的参与范围;最后,个人和民营企业不允许创办学术期刊,使有众筹愿望和积极性的出版主体无缘于学术期刊出版。相比之下,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没有太多的准入限制,民营企业可以涉足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使众筹模式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融合有了体制性的基本保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大数据技术、云出版技术、语义出版技术等相关技术逐步成熟,进一步使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和运营也逐步规范化,从而通过众筹模式实现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具备了可行性。国际上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有很多成功的运营模式,而且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技术也逐步变成常规技术,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成本下降速度很快,能够完成数字出版平台建设的市场主体越来越多,通过外包模式实现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建设的成本可控性和可行性已经凸显。虽然,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建设完成后需要可持续地运营,但是数字出版平台可以分期建设逐步实施,每期建设都可以通过众筹来筹集资金,从而降低众筹的难度,提升众筹成功的概率。例如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一期工程可以先满足常规数字出版的需求,二期工程实现数字出版平台的社交化,三期工程实现数字出版平台的进一步升级等。目前,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商业模式单一,从而使寡头垄断成为数字出版领域的结构性特征,导致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打破学术期刊数字出版领域的市场垄断,催生不同商业模式的数字出版平台,从而使数字出版领域实现有效的市场竞争,这是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众筹模式的内生条件和现实必要性所在。

三、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众筹模式的实现路径

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所传播的学术内容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完全由市场来支撑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运营是与学术内容的公共性背道而驰的,因此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应该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来共同分担相应的责任。在我国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实践中,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数字出版平台都曾经得到过政府部门的资助,只是没有足够的竞争,这些数字出版平台不会主动降低销售价格。市场、社会和政府这三大主体来协同共建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本身就是众筹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政府应该提供足够的公共财政补贴,社会组织应该发挥动员和引导社会公益力量的优势,积极组织公益捐赠,从而减少众筹所需筹集的资金数量,降低众筹的难度。在寡头垄断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每增加一个数字出版平台都是对数字出版市场结构的改良,对于整个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都提供了公益价值,因此政府对于新生数字出版平台的财政补贴可以改进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市场结构。在销售价格快速增长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每增加一个数字出版平台都会增加平台之间的竞争,从而降低学术内容的销售价格,提升学术内容的可获取性,对于整个学术交流体系的效率提高都提供了公益价值,因此政府对于新生数字出版平台的财政补贴可以改进学术交流体系的效率。在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众筹项目的具体操作中,项目发起人最好事先争取政府部门的公共财政补贴,并把政府财政补贴的资金公示出来,以提升众筹项目的公信力,从而减少众筹投资人的顾虑和怀疑;项目发起人最好由相关的社会组织来担任,同时明示负责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建设和运营的市场主体,因为社会组织往往相对于一个市场主体来说具有更大的号召力,有利于数字出版平台众筹项目获得成功。例如,在公路交通行业计划建设一个专业性、行业性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可以事先争取交通运输部等政府部门给予部分财政补贴,由中国公路学会等相关社会组织来担任项目发起人,同时公示交通运输部所给予财政补贴的金额以及负责具体建设和运营的市场主体的详细情况,包括注册资金、职员简历、公司业绩等。这样,众筹项目投资人就很容易判断数字出版平台项目得到政府部门资助的幅度以及还需要筹集的资金数额,从而容易做出投资的决策。众筹的本质要求是通过社交网络实现筹资,因此不论是作为数字出版平台项目发起人的相关社会组织还是负责建设和运营的市场主体都要充分发挥社交网络的作用,积极宣传和推销数字出版平台项目,尽可能发动圈子内的熟人关系首先带动投资,这对于众筹项目的成功是极其必要的。从Elsevier、Springer等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来看,这些数字出版平台所出版的学术期刊数量都没有超过3000种,而国内的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数字出版平台所出版的学术期刊都超过或者接近8000种,对于新生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来说,基本上是举步维艰,因此政府部门对于现有数字出版平台所出版的学术期刊数量进行规制是当务之急。

四、结语

众筹既可以满足人们的投资需求,又可以满足人们的社交需求。通过众筹模式来推进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可以聚合有志于出版行业以及梦想、愿景和价值取向相近的社会精英,不仅可以筹资,还可以筹人、筹智,甚至可以筹市场、筹口碑、筹势能。众筹模式如果能够在学术期刊数字出版领域得以成功运用,会极大地推动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产业的有序发展。当然,众筹模式还有许多值得规范的地方,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规范化发展都需要深入的实践,因此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众筹模式的有序开展同样可以为众筹模式的规范化提供实践基础。从众筹模式的实践来看,投资人往往不是仅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投资的份额也趋于均衡,因此众筹模式所产生的市场主体具有去中心化和社会企业的明显特征,这种市场主体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公益性特征非常吻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众筹模式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催生更多的数字出版平台,使数字出版市场有序竞争那么简单,这种模式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创造了适应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这样强公共性行业的市场主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