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化学农业的发展，农药、化肥的的滥用，造成农产品品质严重下降。社区支持农业（CSA）被视为完美解决无公害新鲜食材供应的方案，被引入国内，但由于消费者CSA理念认识不足，生产者缺乏技术积累，造成生产成本过高；规模不经济，农场发展状况欠佳，而其中过高的农产品价格成为阻碍CSA理念扩大影响的主要原因。本文借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对CSA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展开研究，分析了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关键词：社区支持农业；价格形成机制；价格管控
0引言
在我国城市居民对生态、新鲜食材迫切需求的的背景下，社区支持农业（CSA）应运而生。在欧美和日本，CSA模式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培育了相当规模的受众群体。在国内，CSA由于出现时间短，所产生的影响相较下就小得多。自从第一家CSA农场“小毛驴”于2004年诞生开始，采用该模式的农场就主要集中于一线城市的周围，生产的新鲜农产品也仅仅只够供应大城市中的一些中高收入家庭。在中小城市，大部分市民都没有听说过CSA，不知道它究竟为何物，因此，其受众群体相对小众。在欧美国家，CSA主要分布在中小城市周围。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居民成为CSA的消费者。目前，由于国内绝大部分居民对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了解度不足，参与积极性不高，CSA推广和吸纳新成员的阻力不小。这其中是CSA农产品的价格较高。本文拟对CSA农产品的价格进行分析和解释。
1CSA在国内的发展现状
2005年附近，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发生频率较高，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从瘦肉精到地沟油，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由于居民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一些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城市收入较高的群体，对于生活品质的重视度不断提升，更多的人不再满足于被称为“石油化学农业”模式生产出的农产品的品质，将更多的目光转向采用生态种植的高品质农产品。商业化有机认证费用高昂，中小农户无法承受。加上国内2005年左右时，商业有机认证管理不甚严格，消费者对它们的信任度并不高。CSA无需商业有机认证，农场主承诺依据绿色有机标准进行生产，消费者选择相信农场主的产品符合绿色有机生产标准。生产者与消费者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知识共享是CSA赖以生存的基础。2005年创建于广西柳州市的“土生良品展览馆”，2006年由温铁军、何慧丽等学者发起的在河南的“购米包地”，以及2007年发起的北京“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都是我国CSA的雏形。随后，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石嫣博士创立了中国第一个CSA农场———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招聘培养了很多CSA的实习生，自此，中国CSA有了较快的发展。截至2016年，中国CSA项目已有500多个，分布在全国各个省份，呈现出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快速推进的良好势头。按发起者身份进行分类，可分把CSA分为如下几类：①由小农及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CSA。如国仁绿色联盟、河北安金磊、成都郫县安龙村、北京大兴活力有机菜园、山东济南我家菜园、河南兰考南马庄、贵州流芳村、广西横县陈塘合作社与三叉合作社，小农发起CSA模式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过高的劳动力成本而实现低成本的有机农业，劣势在于缺乏资金及社会资本，不利于构建城市直销渠道。②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CSA。如重庆合初人、芳嘉园、北京天福园、德润屋、圣林、厦门土笆笆等，在全国诸多CSA农场中占的比例最高，主要集中在一、二线等经济发达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市民凭借较为丰富的城市社会资本去构建CSA关系，投资生态农业，从实践看推动了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③由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或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发起，带有试验性质的CSA。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与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尽管数量较少，但是借助名人或名校的社会资源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通过媒体、培训班、会议等形式，在全社会推广了CSA。④由NGO发起的CSA。如上海生耕农社，虽然完全由NGO发起并操作的CSA农庄还不多见，但是NGO在CSA发起和运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却较多。如PCD参与包括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内的广东、广西的CSA，自然之友河南小组参与河南郑州大草帽市民农园，成都河流研究会参与安龙村CSA，NGO的经费和社会资本都对CSA运作起到积极作用。⑤由餐厅与有机小农或农场直接对接的CSA。如杭州龙井草堂、北京“吃素的”餐厅、柳州爱农会等，餐厅凭借强大的购买力支持了有机小农户和农场的生产，一些树立品牌效果较好的农场也择机参与了有机餐厅运作。⑥由政府发起的CSA。如浙江丽水市和遂昌县在本地范围内发起的，由市民和小农户直接对接的CSA，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的替代性农业与食物网络。
2CSA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1公众对CSA理念认识度不足，不少消费者抱有排斥心理
目前，国内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生产模式的农场为了扩大CSA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接纳CSA这种模式，主要的手段有三种：①凭借新媒体，如通过开设微信等网络公众号，定期推送一些介绍社区支持农业的文章，吸引人们关注CSA，提高对于CSA的认识程度。另外，公众号还会实时公布农场生产的具体情况，使消费者对于农作物的长势和成熟度能够通过文字和图片了熟于心，让已经成为农场会员的消费者做到放心。②开展线下的推广活动。很多地方都通过开办“农夫市集”，农场主带着自家产出的新鲜蔬菜和简单加工过的食品到大的居民区附近，以面对面交流和现场制作的方式，让近距离接触CSA产出的蔬菜和其他农产品。但只有个别城市效果较好，如北京。从武汉、郑州等多地实际效果来看，情况不太乐观。这首先是由于蔬菜的静态展示，缺乏有效的有机认证证书对蔬菜的生长环境作保证和解释；再者是多数消费者对较高的价格普遍持有怀疑态度，愿意购买回去的较少。③借助一些已成为CSA农场成员，且比较热心的消费者向其周边的朋友、同事推荐。一般来讲，这种熟人之间的交流和推荐，比陌生人之间的网上推广和线下展示更具说服力。根据调查，相当一部分农场主表示，自己农场的新成员就是在亲戚、朋友的带领下，自己亲身到农场体验，了解当时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农场的环境之后选择接受的。这符合中国当下的信任现状，即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低下，对熟人的信任度相对较高。一般而言，消费者对于陌生的CSA模式的农场要完全认可，对农场主的较为信任，都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见效时间较长。所以当下对于大多数农场来言，CSA理念的推广工作仍以线上宣传和线下活动为主，并辅以朋友间推荐。由于宣传不足，多数消费者对于CSA理念认识不够，面对远远高于普通农产品的价格，往往会抱有怀疑态度。
2.2普遍存在规模不经济，农场运营多数举步维艰
虽然CSA在欧美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拥有较为庞大的受众群体。但在国内它仍属于新生事物，我国城市居民对此生产模式的认知和认可程度还不够深，不够广，造成较多的CSA农场难以吸纳到足够多的家庭来维持其农场的正常运行。规模经济一般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等原因，使企业产品的单位成本下降，从而形成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的经济现象。而国内CSA发展只有约10年的时间，农场的专业化产出水平还不太高，规模较小，劳动的效率和质量都有待提升，很多农场的产品产量也难以得到有效保证。而要支撑一个农场的正常运转，每年都需要庞大的开支，农产品的产量不足，农场主就会将这方面的开支分摊到售价中，这样一来，农产品的价格自然高了。
2.3生产品种相对较少，难以满足城市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出于原则和理念，CSA农场承诺原生态种植，食在当季，就意味着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使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不能用转基因种植，又要像一般的土地那样收获。一般地，CSA农场的农民会在种植前，先让选定的土地进行为期数年的休耕，以恢复土地肥力和生物多样性。在土地达到满足绿色有机的种植条件后，进行播种。田地中有了害虫，主要采用物理方法灭虫。采用这种种植方式，在最开始的产量自然不会太高，而为了满足需要，农场将选择放弃多品种种植，大面积种植一两种主要作物。这样一来，消费者就将缺乏更多选择，只能被动接受固定单一的作物供给。
2.4信任不足，导致影响消费者持续购买的积极性
信任是CSA模式得以生存的基石，没有农场主与消费者的彼此信任，农场的存在将不再可能。因此CSA不依赖于商业化的有机认证，而是依靠人际间的信任。消费者是否相信农场会完全按照原生态绿色种植，是否确信农场供应的农产品百分百产自CSA农场，而非外购有一般的蔬菜和食材。媒体时不时曝出一些有机农场不实的消息，会加剧消费者的这些担心。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消费者对农场的生产状况无法全面了解，农场主对消费者的满意状况捉摸不透，长此以往，信任危机必然产生。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双方都承认的交流互动平台或途径，增进彼此间的联系，使农场和消费者从简单的商业往来，演进成一种共生的朋友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
3CSA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3.1CSA农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3.1.1CSA农产品价格的“决定者”
谁是价格的“决定者”，谁就将在价格确定过程中占据主导权。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价格理论，价值决定价格，也就是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决定价格，具体的讲就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少在整个价格的决定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但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难具体表示，故此，我们借助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来重新分析“价格决定者”这个问题。均衡价格理论认为：市场价格是由供求双方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买方和卖方经理性考虑后，双方都将给出自己认为合适的价格，当双方的价格不一致时，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会迫使一方做出让步，直至双方的预期价格达到一致，即达到一种均衡。而此时，很难说谁能够完全掌握价格的话语权，“价格决定者”更多的是指，在价格的形成过程中，哪一方能够拥有更多的优势，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CSA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要两侧，即消费者群体和CSA农户各自的成本、购买能力、偏好，等等。
3.1.2CSA农产品价格的“监督者”
价格的“监督者”是在产品价格出现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国家强制力或社会道德舆论压力，对这些不合理现象加以管理和控制的部门或组织。地方政府中有专门管控价格的物价局，社会上也有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消费者协会，这些都是消费者在面临价格不公时，维护自己权益的有效途径。对于CSA农产品而言，虽然是市场定价，但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对交易的真实合理性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管理也是必要的。
3.2CSA农产品价格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2.1农场单方面定价，消费者处境被动
CSA引入中国至今，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培育的消费群体还很有限，而且各个消费家庭彼此独立，难以形成有效的力量与提供新鲜食蔬的农场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对于农场给出的价格，消费者也只能被动的接受。“价格决定权”实际上牢牢掌握在农场方面。
3.2.2价格变动不频繁，难以反映市场情况
CSA在国内，仍属于小众市场，生产者与消费者数量都还很有限，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环境。每个CSA农场也仅仅供给周边城市的家庭，不可避免地存在地域差异性对价格变动的影响。例如：假设两地有两家CSA农场，都采用原生态的绿色种植方法，其中一地的土壤适合苹果生长，按照CSA生产模式进行生产，仍然能够获得很高的产量；而另一地的土壤条件就没这么好，原生态种植会严重减产。那这时的苹果价格该如何确定，无论价高还是价低，对于双方的消费者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3.2.3价格缺乏有效管控，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目前，CSA模式中，农产品的价格还是在主管生产的农场和消费者之间产生的。CSA尚属新生事物，是独立存在于乡野间的小众经济，政府部门对此的监管还很有限。虽然，消费者现在还能够接受农场给出的价格，但缺乏强制力量的保护，仍然让部分消费者对于价格的变动缺乏信任度，更让有意尝试CSA模式的消费者心里没底。
3.3CSA农产品价格形成问题的对策
①政府负责，百姓才能放心。政府的相关部门要与时俱进，密切关注CSA的发展。针对CSA农产品价格，特别是农产品的品质，地方物价局和农业部门更要负起责任，实时监控价格走势，担起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任。政府的强制力始终是维护人民权益的坚固保障。②生产者要理性，有长远眼光。不能为了蝇头小利，坑害消费者利益。农场生存艰难仅仅是暂时的，当国内的CSA模式发展成熟，达到规模经济之时，CSA在中国的发展将大有可为。③消费者要包容。CSA这种农业生产模式，国内发展时间较短，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不够完善。消费者要用更大的包容性去理解CSA农场的处境，承认他们对于全新农业模式探索的勇气和贡献，还要尽可能去参与到这种生产模式对环境的保护方面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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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波 王开开 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贸学院 航空经济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