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国的农业环境相当脆弱，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属于一种弱质性产业，具有较高的风险。作为现代农业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农业保险在提高农业经营户在灾害条件下的持续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步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农业保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章从农业保险的业务需求、产品创新、市场失灵、模式选择等四个角度来进行理论综述，以便为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创新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农业保险；理论研究；述评
作为一种弱质性产业，农业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生产者往往不得不面对由于各种各样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所造成的损失（特别是经济损失）。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建立在“大数定律”基础之上、用以分散农业风险的经济手段，能够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有效的风险补偿，在提高农业经营户在灾害条件下的持续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即便我国的农业保险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依旧还是处在初级阶段，且发展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业务需求、产品创新、市场失灵、模式选择等四个方面对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进行理论综述，以便为我国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的创新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一、关于业务需求的研究
1947年，Neumann&Morgenstem在其出版的著作《博弈理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了期望效用理论，这一理论也成为了国外众学者进行农户保险需求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Arrow（1963）正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对风险规避型消费者购买保险的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他发现，当且仅当购买保险所带来的效用水平明显超过不购买保险时，此类消费者才会选择去购买保险；而过高的保费又会使得期望提升效用效应荡然无存，消费者也就不会再去购买保险①。Arrow的这一研究结论很好地解释了保险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这也为后期学者研究农业保险需求不足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Hazellet.a（l1986）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期望获得的收入总额及其变动情况、风险承受程度等因素都会对农户的农业保险需求量产生重大影响②。Markki&Somwam（1991）指出，政府应该从多个角度、采取不同的措施以增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量；一方面，通过建立税收延迟储蓄账户的方式，充分发挥税负的优势以对农户购买农业保险产生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采用更先进、更科学的风险评估方法，来合理评估农户面临的风险及风险带来的损失，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适的保险费率，从而增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Goodwin&Smith（1995）的研究发现，美国农户对联邦农业保险的需求弹性介于（-0.92，-0.2）的范围之内，即农业保险需求缺乏弹性，致使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相对较低，农户自愿投保率也明显偏低①。Calvin&Quiggin（1999）研究分析年影响美国农业保险的购买状况的因素后指出，“农户是否获得政府补贴”已然成为了对农户购买意愿最具影响力的因素。Coble、Knight（2002）和Babcock（2011）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Calvin&Quiggin（1999）的研究结论，指出农业保险补贴能够极大地提升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但是，Skees（2000）研究却发现保费补贴并不总是有利的，它会对农业保险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Serra&Goodwin等（2003）认为，农户财富与其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将随其财富总额的增加而不断下降。Goodwin和Rejesus（2008）指出，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即便灾害救济和农业保险都会使农户获得灾害损失补偿，但是农户会更偏向于获得特别灾害救济计划的补偿金，而不会选择去购买还需自己支付保费的农作物保险，这就降低了农作物保险的总需求量。Enjolrasetal（2009）利用多元线性可加模型评估了法国农场主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情况，结果发现，多样化生产方式的使用能够有效降低产量波动风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户对农作物保险的需求，这时只有政府给予高额补贴农户才会选择投保。Helmessy（2009）的定量研究发现，美国的土地使用因为联邦农作物保险补贴计划的实施而呈现出了一种不正常的状况。不难发现，无论国外学者从哪方面入手研究，都没有办法准确界定各种类型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但可以明确的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政策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政府的灾害救济计划与农业保险需求存在负相关关系。在国内，学者们或是从理论角度、或是从实证角度深入探究农业保险的需求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庹国柱等（2002）、冯文丽等（2003）、费友海（2005）等学者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从农业保险属性着手研究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问题，结果均发现，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的农业保险，由于其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农户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往往低于正常水平；张伟（2013）、夏云（2015）、郑军等（2015）以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状况为出发点，综合考虑了农民收入情况、农业风险演变程度、农村土地流转状况、农业产业化进程、地区差异表现等多种影响农业保险需求的因素，结果发现这些因素的变化都会显著地影响农户愿意购买农业保险的数量。在实证研究方面，宁满秀（2005）、张跃华（2007）、候玲玲等（2010）、聂荣（2013）等学者从农户走访调研获得的数据着手，力求找出致使农业保险市场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但在实际上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却是表现不一，因而无法达成一致结论。那么，另一部分学者就思考是否通过拓宽研究视角，能够更好地探究农业保险有效需求问题。刘冬姣和张旭升（2011）着重研究了我国开展农业保险补贴前后农业保险需求变动情况，结果发现，农户会因为能够获得农业保险补贴而增加农业保险的购买量；谷政等（2012）在对江苏淮安市农业保险运行情况进行分析时发现，由于当地种植农业保险保障力度不足，致使农户参保积极性明显不高；赵君彦等（2013）的研究发现，家庭中从事非农业劳动力人数、土地规模、政策宣传力度和农户对农险的认知等因素，都会显著的影响农户的农业保险需求量；赵桂玲等（2014）认为，农业保险需求会因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有所提升，但是不合理的前期赔付率却会损耗掉人均GDP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量；唐德祥等（2015）指出，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农业保险需求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成灾率的提高对农业保险需求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实施并未达到提升农业保险需求的目标。
二、关于产品创新的研究
从国外理论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将农业保险产品视为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具有正外部性的物品，商业性保险在农业保险领域不太适合，商业性保险公司大部分退出农业保险市场，导致农业保险供给不足。Gardner等（1986）、Nelson等（1987）、Miranda（1991）、Goodwin&Ker（1998）、Glauber&Collins（2002）等学者对于农业保险不适合商业化经营做出了各种解释，他们指出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农业系统性风险等因素都会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出现“市场失灵”状况。Tovar（2005）以拉美国家的保险公司为对象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超过三成的保险公司强调应该发展农业保险，近半数的保险公司更是认为拉美的农业保险将会以超高的速度发展。近年来，在农业保险从多方面得到了创新发展，尤其是天气指数保险的创建，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Muller&Grand（i2000）指出，对于农作物产量无序变动与天气存在一定相关的部门，天气指数保险能够为其风险管理提供有力支撑。Turvey，Hoy&Islam（2002）认为，与传统农业保险相比，天气指数保险有其特有的优势，也即：保险公司进行灾害损失理赔时，所依据的客观存在的、准确测量出来的天气数据，而不是作物受损程度，且保险赔付和被保险人生产行为相互独立，从而有效降低了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Gine，Townsend&Vickery（2006）从天气信息获取的客观性分析了天气指数保险能够有效避免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的原因所在②。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天气指数保险的运行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应该如何界定天气事件、应该采取何种定价机制为天气指数保险产品的定价（Richardsetal，2004）。Syroka（2007）更是对历史气象数据的完整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不完整的气象数据将难以保证天气指数保险的科学性、合理性①。国内学者多是从保险供给方面探索造成农业保险商业供给不足的原因，研究主要集中于制约农业保险供给的因素，如：农业保险经营成本过高、农业风险的系统性、道德选择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王艳平（1994）指出，过高的赔付率已然成为了制约农业保险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除此之外，郭颂平（2009）的研究还发现，居高不下的经营成本使得保险人不愿意提供过多的农业保险，从而造成农业保险有效供给明细不足。程梓华（1994）认为，偏低的保险费率会拉低保险公司效益，削弱其供给农业保险的动力。赵莹（2005）指出，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农业保险，在系统性农业风险变大时，道德风险问题的影响尤为凸显。叶晓凌（2007）的研究发现，正是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的存在，造成了我国农业保险供给不足的局面。姜岩和褚保金（2010）指出，过高的交易成本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进程。
三、关于市场失灵的研究
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现象一直伴随在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中，同时也成为了众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和解决的领域。Kramer（1983）指出，美国在1938年以前开办的农作物保险均告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作物保险完全遵循市场化运作，缺失政府主体的干预（如，政府补贴）。Ramaswami（1993）认为，农业保险虽能有效降低农业风险，但是由于农业的风险偏好程度不同、保险合同的参数设计不尽合理等使得道德风险也随之增加。Quiggin（1994）、Cobleetal（1997）、Miranda（1991）、Mahul（1999）等学者研究发现，引起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3个：即感知失灵、系统性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感知失灵”往往致使广大农户产生类似的想法：“那些事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他们往往不愿意考虑像巨灾一类的低概率事件，这就可能导致农户的保险需求降低。另外，农业保险面临的更多的是系统性风险，一旦系统性风险发生，大数定律往往会失去作用②，投保产品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而且这种风险却难以实现空间上的分散。Wenner&Arias（2003）明确提出，相对于普通人身意外险、车险等险种，农业保险合同需要承担的风险竟然高出20倍有余，如此的高风险使得保险人不愿意过多参与农业保险市场。最后，信息不对称的两种主要形式———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于农业保险市场之中。逆向选择问题出现在投保人投保时故意并未全部阐述自己的风险信息，保险人按照平均风险情况制定出的保险价格会导致高风险的投保人拥有更高的购买意愿，而低风险的投保人却因保险费率过高而被“排挤出”农业保险市场。道德风险是指农业保险契约对被保险人隐藏行为的影响，投保之后保险人可以赔偿差的产出损失，被保险人阻止损失发生的动机就会大大降低。可见，不管是逆向选择问题，还是道德风险问题，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都会降低保险人供给农业保险意愿，这将有损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Makki&Somwam（2001）、Mark（2005）等研究发现，高风险的农民更愿意购买收益保险和高保障责任保险，而低风险农民可能存在多交保费的嫌疑。Glauber（2007）认为，相比于其他的农业支持政策，农作物保险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效率低下。因此，针对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状况导致其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许多国家采取政府干预与市场运作并存的策略，通过补贴投保人保费支出、或直接补贴保险人、或创建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等方式，来不断提升农业保险的有效供给。国内学者也高度关注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现象。张跃华（2005）指出，当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时，他们对待农业风险的态度将会偏于中性，此时若没有政府补贴的激励，农民就不会选择以投保农业保险的方式转嫁、分散风险，这就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冯文丽（2003）、费友海（2004）认为，较高的赔付率和经营成本、以及外部风险的存在使得农业保险公司不愿提供、或者不愿过多提供与农业相关的保险产品，以致农业保险供给明显不足。冯文丽（2008）的研究发现，除非政府在农户投保农业保险提供保费支出补贴、给予农业保险公司税收优惠和管理费用补贴等，否则纯粹采取商业化模式来经营农业保险，将会出现保险人不愿供给农业保险，投保人也缺乏足够的热情去购买农业保险。冯登艳、张安忠和马文平（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正是由于农业保险存在系统性风险和较强的外部性，而且农业保险的可保性低、农民收入水平低但保险费率高，使得我国农业保险市场无法正常发挥其功能，从而出现了“市场失灵”现象。
四、关于模式选择的研究
关于农业保险的经营模式，Gardner（1986），Chambers&Miranda（1991）等多位学者均不赞成采取完全商业化的模式来经营农业保险。Mosley（1993）提出，在农业保险经营过程中，融入包括对农户和保险公司的财政补贴。Mishra（1996）的研究表明，农业保险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现象、保险的赔付率过高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保险人的经营成本。Skew认为，单纯的商业化经营模式无法有效降低农业保险经营成本，而过高的成本不利于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因而必须变单一市场化经营模式为政府与市场协同运作模式，推动政府风险基金的建立。基于上述学者的观点，很多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了在政府支持的商业化模式下农业保险产品保费率的设计问题。在农业保险费率厘定过程中，逆向选择问题往往要比道德风险更为严重一些。如果高风险农户购买保险的价格与低风险农户的价格相同，逆向选择问题就会产生，这也是为什么农业保险总是对那些高风险的农户特别有吸引力。如何区别这些农户，就成为农业保险精算师们在厘定费率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Skees&Reed，1986）。美国农业保险费率主要由农业风险管理处（Agriculture'sRiskManagementAgency，RMA）来主导、私人保险公司参与来共同制定，依据保险责任、地域差异、农作物种类等确定保险费率。Goodwin（1994）利用农户层面的产量数据来估计产量变化，发现平均产量和产量标准差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稳定的，这表明在厘定费率过程中只考虑平均产量是不恰当的，毕竟平均产量只是产量变化的一个并不完美的替代变量。Stephen，Kandice&Janles（2000）对这种费率结构重新进行了估计，他们发现现行费率对低预期产量农民收费过低，而对高预期产量农户收费过高，并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鼓励了逆向选择。鉴于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在经营模式的选择方面需要更多的理论做支撑，这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侧重点。度国柱等（2004）提出我国应该采取商业保险公司为主体、政府间接引导的经营模式。孙蓉（2004）认为，应该以商业化思维运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业务，开拓更多渠道、融入更多主体参与农业保险业务的发展，并加快农业再保险体系的建设。高彦彬（2006）和冯文丽（2008）着眼于农业保险经营体系建设，刘素春（2010）和刘菲菲（2011）着眼于农业保险组织体系的建立，均提出了应该采取多元化、多层次的方式进行。余琴（2014）的研究表明，相互保险制度保证了投保人和保险人的一致性，能够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其相对较低的经营成本正好与农民收入水平不高、购买保险能力有限的情况向吻合。姚飞和吴应珍（2015）认为，要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正常运行，有必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第一，当地政府应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动当地农业发展，拉动农民增收、创收，给予农户一定的金融优惠政策，不断增加试点地区，突出农业生产形成规模、特色优势产业；第二，保险公司应重点发展“低水平、广覆盖”的保险产品，在农户的支付能力范围内满足农户对农业保险的基本保障需求，在此基础上，保险公司应根据当地农业发展水平、生产布局，开发多样化的保险产品，使保险价格、保障层次适应不同生产规模、收入水平的农户需求。
五、简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农业保险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但我国对农业保险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大多还是进行定性分析，对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及绩效评价的定量研究仍显不足。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延长农产品加工产业链，这些都离不开农业保险的相应保障，对农业保险的研究有待不断深入。一是需要结合我国不同地区资源条件、文化习俗、人员素质等不尽相同的实际，因地制宜地发展多层次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二是需要结合我国农业经营相对分散的实际，创新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三是需要结合我国政府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实际，不断深化我国农业保险体制机制创新，在短期内应考虑以政策性保险为主、商业性保险为辅的模式，而远期内则应考虑以商业性保险为主、政策性保险为辅的模式。
作者：马子红 黄珊 马兴泉 单位：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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