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不少研究关注到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合作动因，大部分只是关注某个因素对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合作的影响，未分析各种因素的组合对于合作的影响，忽视了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合作往往是不同维度组合通过多种因果路径等效作用的结果。文章以上汽集团作为研究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动因的代表性本土企业，分析知识势差、综合实力差异、相互依赖程度和往年合作关系等因素对合作的交互作用,识别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的路径。
【关键词】跨国公司；本土企业；合作；定性比较分析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起，企业的生产体系逐步向区域化和全球化发展，其中最为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战略合作[1]。中国和跨国公司双方受益于国际经济合作，未来中国对跨国公司仍将是最具吸引力的区域。一方面，跨国公司来中国建立合资公司，设立研发机构，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2]；另外一方面，客观上也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合作产生了巨大的技术促进作用[3]，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汽车行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重大，发展相对成熟[3]。上汽集团作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利用改革开放的先机，与大众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合资建立了两个强大的合资企业，创建了强大的零部件配套体系，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基本完美[4]。探寻上汽集团与跨国公司合作的路径，分析对于厘清本土企业的发展路径，加快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合作，促进本土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动因的研究有很多很多，但大部分研究的关注点分散，只关注于某一特定因素，或只是对因素进行简单的罗列。研究忽视了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合作往往是不同维度组合通过多种因果路径等效作用的结果。鉴于此，本文以在中国境内成立合资公司的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影响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合作因素的组合，识别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的不同路径。
二、文献综述
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合作动因进行了分析，涉及的理论主要包括资源基础观、共同演化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等。路跃兵等通过分析中国汽车产业的成长战略，认为本土企业为了获得先进的制造、研发和管理技术经验，会积极和跨国公司合作[5]。两者间的知识势差驱动了合作。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从知识主体之外获得的知识，合作是获得知识的一种方式[6]。共同演化理论还认为由于内外互动模式的差异，导致跨国公司与不同的本土企业的相互依赖程度不一样。这种依赖程度也会决定它们的信任关系、承诺和契约程度，从而影响它们是否会建立合作关系[7]。共同演化理论从企业内部需求和外部环境分别抽象出了影响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合作的因素。张贵群等认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面临着路径依赖，在获得初始优势后，会沿着既定的路径演进[8]。李海东等认为战略行为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路径依赖广泛存在[9]。而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合作行为作为企业的战略之一，也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曾经的合作关系使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交流平台，资源充分共享，信任程度更强，搜索成本更低。路径依赖理论从企业发展这一角度认为往年合作关系也是影响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的因素。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之间的综合实力差异也是其合作的影响因素。资源基础观认为：综合实力不同的企业，其占有的资源不一样。企业创新过程中所需的许多资源存在于外部的其他组织中，只有通过合作的方式才能获得[10]。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知识势差、相互依赖程度、往年合作关系和综合实力差异作为影响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合作路径的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要揭示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的路径，QCA方法有助于从整体关系上揭示待研究众多因素间的作用。该方法并不将各影响因素视为独立作用于因变量的自变量，而是专注于挖掘对被解释结果有解释力、由大量前因要素组成的相似或相异类型[11]。其次，由于研究的样本量较少，无法对众多的因素做有效的跨层次处理，通常采用的统计方法很难操作。若用案例研究方法，设计的样本太多，无法总结出规律。QCA方法则介于二者之间，分析结果稳健性不取决于样本大小，只取决于样本是否涵盖了代表性个体，而且能将统计方法的系统性量化分析与定性研究方法对实际现象的深入了解结合起来[12]。综合上述考虑，本文选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主体间如果合作，则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在中国境内成立合资公司的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为研究对象，选择上汽集团作为研究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影响因素的代表性本土企业。1995年中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正式实施，国家明确将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年，上汽成立了的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标志着上汽走向快速发展的道路。2000年之后，上汽进入全面扩张阶段。为了分析在不同阶段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合作路径，本文选取了1995年和2000年两个时间节点，在通过搜集、整理、校对得到1995—2016年中国本土汽车企业与跨国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的数据后，将时间区间分为2个阶段：1995—2000年，2001—2016年。本文将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间的合作定义为包括但不限于签订战略联盟、项目合作、技术交流、成立合资公司等多种形式。
（三）变量测度
本文选取了知识势差、综合实力差异、相互依赖程度、往年合作关系等四个变量。
1.知识势差（knowledgepotentialdifference用KD表示）赋值说明。知识势差主要考察合作主体在合作领域知识位势的高低，即合作主体在合作领域掌握的知识结构、知识质量、知识存量存在的差别大小。处于高位势合作主体两者对知识的掌控能力相似多表现为多个合资主体在一个全新领域进行合作或者合资领域是两者都擅长的方面，知识势差小，赋值为“0”。一个处于高位势和一个处于低位势的合作主体对知识的掌控能力差异较大，多表现为合作领域是其中一方的主营业务而另一方未曾或者很少涉及，知识势差大，赋值为“1”。
2.综合实力差异（Comprehensivestrengthdiffer-ence用SD表示）赋值说明。本文以成立合资公司时合作主体排入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情况为标准，对比企业综合实力的差异。对于企业综合实力的体现较为全面。如果在成立合资公司时，合作主体双方都已跻身世界五百强排行榜，或者都未跻身世界五百强排行榜，则综合实力差异小，赋值为“0”。3.相互依赖程度（Degreeofinterdependence用DI表示）赋值说明。如果双方其他合作伙伴的数量多、质量高，说明双方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有更多的余地，对方并不一定是唯一的选择，在技术、人才等领域对对方的依赖性更小，即相互依赖程度低，赋值为“0”。如果一方主体的其他合作伙伴多，另一方其他合作伙伴少，相比前者，后者在合作领域技术经验、管理经验更为缺失，机会成本更高，因此后者对前者依赖程度高，赋值为“1”。如果双方其他合作伙伴的数量都较少，而又迫切需要开拓新的领域，那么双方依赖程度也较高，赋值为“1”。需要指出的是，相互依赖程度只涉及合作领域。4.往年合作关系（PreviousPatnerships用PP表示）赋值说明。赋值依据为合作主体企业间是否有过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包括上下游企业之间（如供货商）、战略项目合作等，存在合作关系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四、定性比较分析过程与结果
在第一阶段，上汽集团与5家跨国公司成立了7家合资公司，可用样本数为17。在第二阶段，上汽集团与8家跨国公司成立了17家合资公司，可用样本数为40。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数据整理成真值表（见表1）。本文的案例包括了没有形成合作关系的案例，并且把它作为分析的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选择性偏误，从而有助于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本文遵循其他的研究，重点分析中间解的内容。在第二阶段，两个条件组合的覆盖率分别是0.588235和0.352941，均高于临界值0.3，说明上述两个条件组合对结果的解释力度足够强。同时，吝啬解“存在往年合作关系”的覆盖率和一致性均为1，充分说明“存在往年合作关系”是导致结果为合作的充分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第一阶段，上汽快速发展。1995年，上汽成立了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但相对老牌的通用、大众等跨国公司来说，综合实力差异较大。经过合资发展，上汽逐渐发展起来。德国大众汽车为了牵制上汽的发展，没有帮助上汽引进新的车型。为了获得更多的当地资源支持，在1990年与一汽集团合资成立了一汽-大众汽车公司，从而形成合资企业之间的制衡。大众为了防止技术过快溢出，没有教给上汽太多技术。上汽集团对产品，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的技术开发能力几乎为零，它希望找到另外一家跨国公司，支持和帮助它建立产品开发能力，在产品上形成系列化；同时在战略上迫使德国大众引入新车型。此时通用是最好的选择。通用汽车公司则希望进入新兴的亚洲市场，并扩大规模，将中国市场引入未来的发展战略。因此，1997年上汽集团与美国通用公司建立上海通用合资公司。上海通用汽车的成立，使原有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市场垄断地位消失。尽管上汽集团在与通用汽车公司的谈判中，不让这两家合资公司引进同一档次车型竞争，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进入在客观上还是刺激了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新车型的引进和技术研发投入。在不同区域设立不同的合资企业可以使跨国公司离东道国不同的重点区域市场更近，以获得短渠道利益。1985年，上汽与大众成立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1996年，两者成立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广州增城分公司，2000年，上海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成立。这些都是建立在上汽与大众原有合作的基础上。第二阶段，随着上汽的快速扩张以及上汽集团跻身财富世界500强。和跨国公司的综合实力对比不再是上汽集团与跨国公司建立合作的必要条件了。上汽基本上以自身力量进行积累和滚动发展，以当地的合资点为基地，建立分公司，以快速提升生产能力。2013年，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成立；2014年，上海大众乌鲁木齐分公司成立，便于公司产品出口邻近的中亚市场。2013年以后，上汽与通用在山东、武汉也相继设立分厂。从战略上，新的合资公司基本并没有引进新的产品和技术，只是利用区位优势打开当地市场。此时，虽然市场上有其他可以选择的合作伙伴，选择新伙伴需要花费财力、物力，上汽与通用、大众会继续新的合作关系。验证了第三条路径，往年有合作关系时，往往能形成新的合作关系。为了扩大产品线，2002年，上汽、意大利纽荷兰公司成立了上海纽荷兰拖拉机公司。从产品技术来说，两者知识势差较大。意大利纽荷兰公司在欧洲市场上发展已经相对成熟，需求相对稳定。而亚洲市场需求增长性强。与上汽集团建立合作，不仅满足了国内的基本需要，也把其他国家纳入到业务范围。上汽集团也需要和意大利纽荷兰公司合作，扩展农机制造领域的市场。上汽集团和意大利纽荷兰之间的合作验证了第四条路径。
五、结论与讨论
探寻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合作的路径，对我国本土企业未来的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解释了跨国公司和上汽集团在知识势差、综合实力差异、相互依赖程度和往年合作关系的共同作用下的合作行为。在与跨国公司合作中本土企业发展壮大，却面临着许多问题。本土企业在成长初期，限于国内当时的产业能力，只能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来发展，与往年有合作关系或相互依赖程度高的跨国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利用合资关系，在防止合作伙伴成长为强大竞争对手的前提下扩大产品在中国的销售。而跨国公司极力控制技术扩散，在国内独立开展相关业务，对于某些关键领域进行独立自主或与当地其他伙伴合作。以至于，部分企业严重依赖跨国公司的技术。而如何摆脱这种技术依赖是本土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利益博弈决定了合作的成果。因此本土企业要形成核心竞争力，自主创新是最终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1]杨大楷，杨杰，2015.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创新合作的趋势及政策建议[J].财政研究（10）：100-106.
[2]王志乐，许丽丽，2011.2011跨国公司中国报告[J].中国投资（5）：32-40.
作者:杜伟锦 王桂 李靖 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