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1、发展阶段
北洋政府时期(1911－1927年)。这一时期，从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到1922年壬戌学制，都颁布了相关医学教育的学制、章程等，主要借鉴国外尤其是日本学制，并根据中国国情加以修订。从此，我国的医学教育开始纳入正式的教育体系。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在高等教育阶 段不分级，设立大学。大学实际分为预科、本科、大学院3个层次。其中预科3年;本科3－4年，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本科之后设大学院，不定年限。另外，还设有与大学平行的专门学校，包括医学、药学。医学51门，药学52门。后又颁布了专门学校规程，医学48门，药学31门。1922年壬戌学制把大学分为4个层次:①大学。可设单科或多科，取消大学预科，学制4－6年，医科规定至少5年。②专科学校。学制3年，如超过3年，与大学待遇同。③大学、专科学校。可设立专修科，年限不定。④大学院。招收大学学院本科毕业生，年限不定。1926年，教育部为了统一全国医校课程，更定新制，废去在大学2年的预科。将原定5年的医学课程改为6年。
2、完善阶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年)。其标志为1929年12月教育部与卫生部鉴于“医学教育之重要，久为世人所公认。关系于民族之强弱，国家之盛衰至深且巨”，“特设医学教育委员会以司其事”。医学教育委员会下设常务委员会，分设助产、护士、药学、牙医、中小学卫生、中医、编审等教育专门委员会。随着卫生行政与医学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健全，教育体制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各式新型医学校涌现，培养了大批人才。1928－1947年20年中，仅有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9000人。在40年里就培养出20000名正式医生，300名牙科医生，2000名药剂师，13000多名护士和10000多名助产士。
二、近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特征
1、多元化
从办学主体来看，存在着公立私立并存、中西医并立等多种办学模式。主要有4种:①教会医学校，如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等;②国家各级政府办医学校(含国立和省立)，如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上海医学院;③外国人办的学校，如北平协和医学院、上海同济医学院等;④国内私立医学院校，如东南医学院、同德医学院等。各种院校中，既有单设的专门医科院校，也有附设于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据1937年教育部医学教育调查统计，当时各类医学校总计33所。其中国立4所，省立7所，私立6所，教会办8所，外人办4所，军医学校2所，不详者2所。办学思路不一。教会及外国人所办学校由于经费充足，更注重质量与长远利益及影响，大多走精英教育路线，培养高级医疗人才，招生人数相对较少，多采取长学制模式(6－8年);相反，另外两种类型的医校为解决中国医疗人才匮乏现状，关注现实需要，大多走与国外办学互补的路线———大众教育路线，学制较短(4－5年)，招生人数较多。所以，修业年限4－8年，各不相同。教学流派不同。不同的办学主体出现了多种教学流派。当时就存在所谓德日派(如同济、中山、国立北平、同德等)、英美派(如北平协和、齐鲁、湘雅、圣约翰、华西等)和法比派(如震旦)的门户之争。培养方式不同。近代的中医发展由传统的以师带徒、父传子的培养方式开始转向院校教育。西医来华初期，教会医院以招收生徒的方式培训，后来基本为院校教育。但西医学院也大多兼收一两名学徒，教以浅近的医学知识，多培训为护理人员或传教师。传统的以师带徒教育与院校教育并存，互为补充发展，在近代医学教育史上仍占据一定位置。综而观之，各种办学模式的学校流派纷呈，相对自由的竞争环境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呈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2、科学化
树立民族本位的教育主导思想。我们要复兴民族，首先便要讲求民族健康。增进民族健康的主要途径是注重卫生建设，而医学教育即是卫生建设的原动力。所以，医学教育的良劣与民族前途息息相关。中国人须将一切外国文明比较研究，以考察其是否真能适应中国的需要，进而建造一种适宜与自主的国家教育制度，而不仅以从各处剽窃假借而来的制度，遽自以为满足，而应建立民族本位的医学教育体系。从最初的主要由教会办学到后来逐渐收归国有、国人自办医学校等一系列过程实现了教育的自主化，最终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爱国而不排外，“设学堂而造士，兼附设医院，兼聘西医，具融会中西之愿”。正值此时，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罗氏基金会)介入中国的医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不仅“引进来”，并派遣留学生“走出去”。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开始向国外派遣官费留学生，黄宽是第一个中国留学欧洲学医的学生。这些留学生学成归来，大多成为中国近代医学教育的改革先锋。坚持质量并重的教育标准。质与量问题是近代医学教育界的争论焦点，社会工作者以及政治家主张重量，而医学家或医学教育者则大多重质。后来，大多数人主张质量并重的制度，就是重量必须顾到最低限度的质，重量也要顾到相当限度的量。1928年教育部曾拟定10年的医学教育规划，其主要内容就是平衡二者关系。对于医学教育，采用两级制。一是大学内的医学院，6年毕业;一是医学专科学校，4年毕业。医学院是研医较高学理的，培植专门研究的人才;医学专科学校是造就普通医师的，培植实用医师和实用卫生的人才。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式。虽然近代医学教育仍是应试教育，评价体系单一，教育结构畸轻畸重，但大多学校教学模式基本上都采用基础、专业和实习三段式，主张前期基础医学和后期临床医学须经充分的实习，即“学验并重”。反对教学方法上强迫的“填鸭式”的灌输法。要求教师教学与科研并重，导师制、住院医师制度、进修制度、出国留学、客座教授制度等也逐渐施行。当时医学教育还主张造就一种专攻卫生行政的人才、造就一种治疗疾病的人才、培养一种关于医学的科学人才，即在培养大量的医疗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众多的卫生行政、医学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各级各类人才以服务社会，也为日后新中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人文化
重视医德教育。医学教育应该注重伦理教育、道德训练，才能接受医业神圣的付托，拯救人类。所以，要振兴医德，要养成学生为民众服务为科学研究之精神。有的主张医育中体育、德育并重，学生体格之注意，与德性之讲求，二者未能偏废。加强医学生人文教育。医学生不仅应有扎实的医学专业知识和实用的自然科学知识，还必须具备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近代中国医学院校一般除医学课程外，都安排党义和军训课，有时上点中文，内容也不外乎伦理、经训和古文之类。外国办院校一般都宣扬其本国的历史以进行奴化教育。当时很多学者鉴于此，呼吁“首宜改良普通教育，以植医学之基础，普通教育在医学上有根本之关系”，强调“改良现大学文理科之科学课程，以为改进医学之预备”。有的还希望增加心理学和社会学教育。在当时的协和已经开设了医学史、医界伦理学、裁判医学等。有的还研究法医学等，希望增加心理学和社会学教育。这些也类似于当下医界呼吁应开设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医学法学、医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提倡教育面向社会。“‘社会即学校’，‘社会即教育’，除了书本以外，有更现实的题材在我们的周围可供学习研究，我们必须扩大医学教育的领域，将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将书本和事实融合起来”。总之，通过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来打破学科隔阂，促进学科联系，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习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在旧中国，由于战乱频繁，缺少和平发展的环境，使得医学院校地域分布不均衡，多集中于东部沿海以及大城市，医学教育仍处于困境。但它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为新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作者：王广义 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