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料中网络资源论文

现代文学史料中网络资源论文

一、网络资源中现代文学史料的应用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史料随着时代记载历史手段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改变。从早期的甲骨文、竹帛、纸张到图片、影像以至于今天的电脑网络时代,记录手段的不断更新,也丰富和拓展了史料的概念及范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谈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对于当下的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大量现代文学史料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则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新问题。对此,我们如何去认识和利用,目前似乎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正在起着补充和替代传统图书馆的作用。一方面有大量已出版的图书资料通过影印扫描形成电子文本的方式置于网上供研究者在线浏览阅读,一方面大量数据库的出现囊括了以往研究的大部分论文,通过上网检索便能轻易获得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有一些史料不经纸媒出版而直接发表在网络上。

随着网络资源中现代文学史料的大量出现,逐步减少了以往研究者对现代文学史料应用、普及方面的一些顾虑。如马良春先生早在80年代就意识到因资料的“抢救”、影印工作的落后,而给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带来无法接触到原始书刊的苦处;也有学者认为“文献管理体制的落后以及传统文献整理、研究方法和手段无法适应现代文化变革需求”,是现代文学史料建设长期滞后的原因之一。而这些问题随着网络带来的便利,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部分的缓解和弥补。通过互联网,研究者就如同找到了一个“流动的图书馆”,它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学术资源,而且还具有查阅的快速、便捷、省时和超大容量的存储功能等优点。尤其是现代文学史料的境况又异于古代文学史料,在现代科技的影响下,现代文学史料借助录音、摄像、摄影等技术还保存下诸多影音史料,这类史料的保存和传播更需要依赖于网络。在2008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有学者就呼吁“以现代数据库管理方式建立现代文学学科的资源库,并且从数据处理、资料归类的技术视角阐述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网络已经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作为现代文学史料新载体的出现,正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以说随着网络的发达,网络资源中的现代文学史料已经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因此,借助网络资源进行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已经成为研究者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网络学术资源对学术研究带来的便利,也已经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认可。一篇学术论文从构思到资料搜集再到行文发表,都会同网络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尤其在史料搜集方面。一位研究者说:“身处e时代的人文学者,在史料搜集上,除借助工具书之外,又多了一个选择,那就是电子数据库。台湾学者黄一农在其著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引用文献1099种,正是得益于数据库的方便快捷。”网络资源的重要性在笔者所写《抗战初期〈风雨〉周刊研究》一文的过程中也深有体会。《风雨》周刊系抗战爆发后创刊较早的几个重要文学刊物之一,它于1937年9月由嵇文甫、姚雪垠、王阑西等在河南开封创办,前后共出版了二十七期,对于推动抗战文艺运动的开展,鼓舞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份刊物虽是地方性期刊,但影响所及甚广,其范围不仅限于河南,还波及武汉、西安、苏北、山西、兰州、重庆、延安等地,是当时推动抗日救亡文艺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这样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期刊,在包括当时创刊地开封的河南大学图书馆也不见踪迹,这就严重影响了学界对她的关注和研究。但这份重要的期刊却通过网络,在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民国期刊”一栏找到了第3到27期,且能够全文浏览。通过阅读笔者发现了这份刊物刊发了一大批来自平津沪等地的流亡作家的创作,他们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救亡文化活动,唱响了中原地区抗日救亡的洪大歌声,为河南也为全国抗战初期文艺运动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再举一例,日本学者岩崎菜子也通过网络检索美国马里兰大学普兰格文库,发现了十多篇冰心的佚文,写出《冰心旅居日本期间的佚文的发现与美军“占领期”的审查》一文刊发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1期。

此外,网络对域外史料的收集也带来便利。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港台及海外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在查阅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时,眼光就不能仅局限于大陆,而是要将其伸展到港台、海外。鉴于特殊的地域原因,在一段时间内,部分国内研究者对大陆之外的学术资源接触较少,而通过网络则可以部分地弥补这一缺憾。台湾“国家图书馆•台湾广域数位图书馆”、“台湾博硕士论文资讯网”、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等网络资源建设工作都做得比较好,已成为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参考。譬如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已经把诸多在香港出版的现代文学的重要报纸期刊影印版传到网络上,方便读者浏览下载。其中包括《人人文学》《八方文艺丛刊》《大众文艺丛刊》《香港文学》及《大公报》《文汇报》《华侨日报》《星岛日报》的文艺副刊等。笔者在这一网络资源中查阅时,就无意中收获了师陀的两篇文章《再谈风格》和《一仆几主?》。这两篇文章对于认识师陀晚年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再谈风格》发表于《香港文学》1986年第13期,在《师陀全集》中未见收录。通过仔细查阅比照,笔者发现它和《全集》中的《我的风格》一文有部分内容重合,但也有不少增删,两篇文章标注的写作日期又都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三十日”,由此可推测该文是《我的风格》一文的另一版本。《一仆几主?》发表于《香港文学》1985年第7期,无疑是篇讽刺当时中国内地官僚体制的小文,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以汪长统(与师陀的原名王长简颇似)与友人章寄飘的对谈为主,全文充满了无奈之情。文章一方面讽刺上海的市政建设,“他在这里居住了三十一年,只见马路扒了铺,铺了扒;扒了再铺,刚铺好再扒。如此下来,每日扒铺不止,大有‘愚公移山’精神”;另一方面对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做了剖析,“任何政府都有衙门,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应该有衙门;只是衙门泛滥成灾,坐在衙门里自称‘人民公仆’的老爷们泛滥成灾,好的坐在衙门只管划圈圈,白拿薪水不办事;坏的只会结党营私,逢迎拍马,相互排挤,为的是升官爬上去,他们做尽了坏事”。此文在艺术上虽未有多少闪亮之处,却写出了“”结束后中国的另外一种真实状况,传达出作者的某种焦虑感。除了师陀之外,还有很多作家在香港等域外发表了大量文字,研究者通过网络可以足不出户就获取到相关史料。

二、网络资源中现代文学史料的鉴别

网络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发掘新材料提供了可能,但我们也应认识到网络资源中各种史料在大量涌现的同时也可能是泥沙俱下。网络这一新载体的出现,在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随之衍生的问题也不少。

1.史料本身的可信度问题。

在网络这样一个虚拟空间中,呈现出的史料是否真实、来源是否可靠等问题,既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也同将史料电子化、网络化的主体的素质学养密切相关,我们应该根据网络资源中出现的不同类型的现代文学史料予以区分。其一,是以数字化技术扫描、影印后的电子版形式出现的传统纸媒史料的网络化。这类史料基本上不会发生重大错误,它为研究带来的便捷也是有目共睹的。但经数字化处理过的电子文本面临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即网络资源中部分经过扫描影印的史料在人为处理的过程中,或许并不是按原版扫描,或者即使是按原版扫描,在此过程中也会发生错排、遗漏等种种意外,使处理过的电子版本依然存在问题。如解志熙在《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一文中,提及“需要格外注意的倒是一些原本不错的现代文献在被处理成电子版时会造成新的错版”。他以阅读电子版冯亦代的《哑剧的试验——〈民族魂鲁迅〉》(1940年8月11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901期)一文为例,提醒研究者在阅读电子文献时,需格外留心此类新情况的出现。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本着严肃负责的态度来看待网络资源中的现代文学史料,不妨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网络资源与纸质文献或缩微胶片等资源相对照,以提高史料运用方面的精确性。其二,是网络自身生成的文字史料。这些史料其中有些是经过重新排版过的作家文集等电子书,这些电子文本多存在着较大问题,如笔者将网络版《沈从文作品集》(52ebook原创电子书)中收录的沈从文早期作品《雨》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沈从文全集》中的同篇作品进行对比,发现这篇仅1100字的小说竟有错误17处之多,有错字(如“叮叮当当”误为“丁丁当当”,“黄水汁”误为“黄水水”;“空闲”误为“空间”等)、漏字、标点符号错误(如把“;”用做“,”)、段落错排等问题。可以看出,网络版的各类现代作家文集的电子书,其目的只是供一般读者阅读欣赏用,而不能用来做学术研究的参考资料。还有一类是当代学者在网络发表的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史料的文字。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诸多学者选择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史料中有一部分对于还原和再现文学史真相起到一定的作用,为现代文学史料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也有一部分学术质量不高,可信度较差。如2000年前后关于鲁迅的网络论争即为一例。《走不近的鲁迅》《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等“贬鲁”文章,首发于网络后引起了较大争议,随后由网络波及整个学术界。现在回过头来检视这些观点,可发现他们的文章在体现出较大自由度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情绪化,显得较为偏激。网络期刊《新语丝》2010年第11期发表署名“庶人”的《〈子夜〉是一部仿造的作品》一文同样具有上述特征。这和网络这一虚拟空间营造出的松散随意、缺少权威紧密相关。与严谨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其观点的合理性往往大打折扣,很难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甚至不乏利益驱动背后炒作的动机。所以网络资源中直接生成的这部分史料,研究者还要慎重对待。

2.应充分认识网络资源中现代文学史料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

在现代科技背景下,很多研究者已经习惯利用网络来搜集文献资料,无疑这是一条重要的渠道,但同时也应注意到网络资源自身的局限性。网络开启了信息的无限性,但也带来了信息的不稳定性。网络资源中的现代文学史料虽包罗万象,但也存在更替频繁的问题,如不注意保护,会使很多史料消逝于无声无息之间。因此网络资源的征引就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论者引述的网页,可能过后会被删去或因技术原因无法打开,造成了网络征引的史料查无对证的情况时有发生。笔者通过翻阅近几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现,刊发文章中引用网络史料的情况已经出现,但所引用的部分网络数据也偶尔会出现上述情况。如发表于《丛刊》2010年第4期的文章《以译代作:早期中国新诗创作的特殊方式》一文,注释7所给出的网络地址publishblog.blogchina.com即无法打开。《丛刊》2009年第1期刊发的《冰心旅居日本期间的佚文的发现与美军“占领期”的审查》一文中,注释10给出的《占领期杂志目录数据库》网址www.prangedb.jp虽能打开,却是错误的。这就造成一方面是学术参考信息来源要求具有稳定性和可获得性,而另一方面却是网络学术信息广泛存在的网络链接失败造成的史料来源缺失现象。网络资源中现代文学史料的种种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也是今后史料工作所无法回避的,研究者在征引网络史料时要“多求原本,勤考史源”。再次,网络资源中的现代文学史料代替不了对传统原始期刊的阅读。网络以其开放性、高效性及自由互动性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资源之一,同时作为一个全民参与、空前开放的独特空间,也扩大了相关史料的搜索空间,尤其是大型史料数据库的建设,为史料的高效检索提供了便利。但和纸媒史料相比,被数字化的网络资源只占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诸多重要的文学期刊和报纸文艺副刊尚未形成电子版进入网络。此外,网络资源中报纸期刊的电子版也经常存在缺刊漏刊现象,如笔者在国家图书馆电子资源“民国期刊”数据库中查阅到的《风雨》周刊,就缺少了前两期,像已被研究者广泛使用的“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也存在这种情况。因此,学术研究如仅仅依赖网络资源,就会陷入一种不完整的状况。同时通过网络检索出的资料来源复杂,具有碎片化的特征,需要研究者仔细考辨,认真梳理,研究者如将网络当成现代文学史料的唯一来源,必然会存在丧失资料完整性的危险。面对浩瀚无边的网络资源,研究者一方面要学会利用便捷的网络检索来寻找对自己研究有益的史料,但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对网络资源的过度依赖,这样又可能会使网络成为桎梏研究视野的新锁链。从事学术研究必须具备独立的资料背景,仅凭网络关键词检索难免带来资源的“同质化”现象,对于同一研究课题,不同的研究者通过网络检索出的资料可能完全相同,这就很难区别出资料准备工作的独立性,研究者必须扎扎实实地从阅读原始报刊做起,而即便是阅读网络资源中的原始报刊也要尽可能地和纸质文本结合起来。如王风所指出的:“有没有独立的资料背景,这影响到个人的学术质量,资料必须是独立准备的,要不然都是在别人的眼光下看待问题。”

3.我们还要注意网络资源中的部分史料对学术研究带来的不良影响。

网络资源为研究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其自身的学术态度提出了道德方面的考量。少数研究者为图省时省力,在借助网络查找史料时,存在不注明出处随意撷取的状况,而更有把通过网络检索轻易得到的未经证实的引文,却生搬硬套说自己已查对原文的也不在少数。张桂兴在分析《老舍的沉浮人生》《老舍之谜》《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老舍卷》等著作中出现错误的原因时就指出,由于作者“未能认真地去筛选、鉴别和考证,就‘想当然’地直接使用了部分已经出版或发表的欠准确的资料,以至于造成以讹传讹”,并进一步强调“从网上‘搜巴’文献资料,必须认真核对。否则,不仅错误百出,而且会侵犯他人的著作权”。从严谨治学的角度来讲,网络作为现代文学史料来源的重要部分之一,应遵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惟有这样才不至于出现投机心理,并可以预防更多的学术腐败现象。网络带来了获取史料的便捷,但做学问却需要一种“‘慢而不息’的精神与意志”,朱金顺在《新文学史料学研究之回顾》中提倡用朴学精神治史料学,他从收集鲁迅佚文和史料开始,大约用十年时间辑录了《鲁迅演讲资料钩沉》一书。认为朴学家们治学讲究的“创新”、“博证”、“致用”传统应在新文学研究中继承。网络时代下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同样不可一味求快,否则“‘快速浏览’造成‘虚拟的博学’”,会“割裂了原先合二为一的获取知识与养成人格。其结果很可能是:‘博雅’(先不问真假)易得,而‘君子’(暂别定高低)难求”,这就要求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史料方面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这样才能拿得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术成果。

三、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是搜集、整理、运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学科,在搜集、整理的方式上,网络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但我们同样应该意识到,随着网络及数字技术的发展,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在方便学术研究的同时,也会带来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在对网络这一新载体的运用上要学会扬长避短,只有这样才能在深化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同时,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

作者:郝魁锋 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