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介绍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框架下的实践活动不同于马克思常用的实践，是包括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活动在内的人类实际活动，三个重要的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相连，分别是场域、资本和惯习。场域表示行动者从事实践的空间，表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社会是由相对自主的场域组成，每个场域具备各自的运作逻辑。布迪厄强调场域内部的关系性和冲突性。场域之内的行动者处于各种动态关系之中，利用各自所掌握的资本依靠行动者的惯习在场域内进行斗争。资本是行动者实践活动的工具。资本需要在场域中体现价值，既是行动者争斗的工具，同时又是争斗的对象。当资本被个体或群体作为私有财产占有时，就表示资本占有者占用了社会资源。资本可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经济资本是最根本的资本形式，可以直接转化为金钱;社会资本由各种社会关系组成，行动者可以凭借这种关系网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即身体化形式、物体化形式和体制化形式。身体化资本是指行动者在实践活动中内化的社会世界的实践逻辑，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包括行动者气质、秉性、习惯等，根本上来说是行动者的文化价值观念;物体化资本表现为各种文化产品，如图书、工具、艺术品等;体制化资本是得到国家制度保障的文化资本，并不是以客观有形的形式存在，而是超越了具体化形式，使特定行动者占有的资本得到制度上的认可。惯习可以了解为行动者实践的逻辑，即行动者如何实践。惯习产生于长期的实践活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累积，实践经验内化为行动者的意识，进而引导行动者的行为，体现为行动者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策略等。惯习一方面会组构并影响行动者的社会实践，是“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struc-turingstructure)，同时，也是行动者先前社会实践的烙印，是“被结构的结构”(structuredstructure)。对于场域、资本和惯习的关系，布迪厄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可以理解为行动者凭借惯习和掌握的资本，在某一场域中做斗争，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一公式投射到翻译研究，则可阐释为译者依靠惯习和资本，在某一场域作斗争，进而形成翻译场域。
二、布迪厄社会实践一般研究方法及其在小说翻译活动中的应用
布迪厄提出了研究人文与艺术领域的三步骤:第一，对特定场域的研究应与更大的权力场域的研究结合。这体现了社会等级与权力在布迪厄社会学框架中至高的地位。在人文艺术领域，文学场域镶嵌在权力场域之中。第二，应该辨别个人或群体在争夺知识或艺术的合法化中所占据的对抗性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特定场域中的经济和文化资本是什么?资本如何分配?场域中行动者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如何?第三，要分析行动者的阶级关系以及在斗争场域中的地位和社会轨迹。这一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小说翻译实践活动，在此观照下，可按照以下步骤分析小说翻译实践活动。第一，对小说翻译活动的研究要放在更大的权力场域—翻译场域中，翻译场域同时又置身于文化场域这一更大的权力场域中，所以，要考查特定历史时期的小说翻译活动，必须首先考查翻译和文化活动中的权力斗争。第二，研究译者在争夺资本过程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分析译者所掌握的资本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资本之间的转化改变所处客观关系结构。第三，分析译者的惯习。当然，译者的惯习不仅是个体的秉性和社会轨迹的表征，也体现了社会群体在个体译者身上打下的烙印。
三、晚清小说翻译活动的社会学解读
1．场域斗争分析。
晚清的小说翻译活动要放置在翻译场域和文化场域中进行考查。文中所指的晚清翻译场域时间段为1894年甲午战争起至1916年，这是中国近代翻译场域的时间段。甲午战争后翻译的方式、数量等与之前大不相同，而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开始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在这一过渡转型阶段，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包括翻译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都体现了极其复杂的矛盾与斗争。在文化和翻译场域中，如果从宏观向微观挪移，主要存在以下斗争:华夏文明与外夷文明、小说与其他文类、翻译与创作。中国自古就存在华夷之辨，中华文明与外夷文明之间斗争随着甲午战败而愈演愈烈。甲午之前，西方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有所转变。但是作为向西方学习的官方代表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中国文明的居高地位。把西人比作蛮夷，自然西方文明在国内仍受贬斥。而甲午战败的耻辱，使国内士大夫阶层认识到，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日本真正让国人感到民族危机和亡国之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国人的夜郎自大，不得不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自古被认为的西夷蛮邦，其文明程度不亚于中华。在中外文明到底孰优孰劣的斗争中，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不断提升地位的西方文明，他们声称，西方世界取得的巨大文明，小说功不可没。严复和夏曾佑在1897年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阐明了小说价值所在:“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翻译西洋小说随之成为学习西方文明见效最快的办法。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相对于其他文类，小说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是“小道”，鲁讯感叹过“在中国，小说向来不算文学家的”。班固在《汉书•文志志》里把诸子之书归纳为九流十家，小说不入九流，十家之中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小说虽列十家之中，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由此得出，小说不仅不入九流，而且被排斥在十家之外，仅为“道听途说，街谈巷语”。而在晚晴的翻译场域中，却产生了小说界革命。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识语》(1897)中借上海点石者之口，指出“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因为小说可以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输，当以小说输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清末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小说形式占绝大多数，翻译过来的散文仅有4篇，诗歌也屈指可数，而小说却有1000多种。士人通过论证小说在欧美国家的开化民智功能证明翻译小说的合理性。在小说地位被抬高到“文学之上乘”之时，按理说，小说的创作应该也是如火如荼的。但是翻译小说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创作小说的数量，1906－1908年为晚清小说翻译的高峰期，这三年分别有105、135、94种小说翻译，大致等于创作小说的两倍。翻译小说的广泛接受性也可以从假借译本之名而创作小说的现象中体现。从事小说翻译的文人及出版翻译小说的杂志更是数不胜数。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小说创作需要费时费力，而小说翻译却相对高效，同时想要实现向西人学习、改良群治的宣传效果，非翻译小说莫属。
2．译者资本占有及其争夺。
权力斗争是场域最鲜明的特点，而行动者赖以斗争的基础就是所占有的资本，通过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及象征资本的占有、争夺及转化，行动者掌握更多的社会权力，从而构建并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在小说翻译场域，不同的译者占据不同的资本，为了使小说翻译的社会学解读更加具体化，文章将选取晚晴典型的小说译者林纾为例，对其所占有的文化资本及其利用转化情况做以分析。文化资本包括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水平、品味与生活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文化能力、文化产品和文化体制。文化能力表现为行动者的身体或精神方面的持久性请，是后天习得的。文化产品包括图书、雕塑、绘画等客观存在的形式化实体，一旦被制造出来，就可以被更多的潜在主体占有;文化产品的有效性体现在作为投资形式参与文化生产斗争。文化体制以制度化形式存在，为行动者所掌握的文化资本合法化提供制度性保障。具体到作为小说译者的林纾，他所掌握的文化资本主要是其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并不是指林纾的外语表达能力，相反，林纾不懂外文。所以，这种语言能力是指林纾的古文修养。林纾的古文修养受到桐城派主将吴汝纶的赏识，称道其古文“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林纾在古文词方面确实颇有造诣，他于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周作人论其翻译时可以“笔墨腴润轻圆”，鲁迅也评论其“文章确实很好”，树珏认为林纾的译笔能够做到“高尚淡远”。林纾本人更是强调了古文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认为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吾中国百不如人，独文字一门，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辞尽夺其故，是并文字而亡矣。”基于对这种文化资本的占有与强化，可以得知林纾旨在维护自身的传统文化身份，其小说翻译目的并不是文学性的，而是社会性的。他的小说翻译也为其带来了大量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实现了文化资本向其他资本形式的转化。林纾的稿酬相对其他译者较为优厚，以每千字六圆计算，而包天笑译《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每千字两圆，共得稿酬一百圆，“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还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同时，林纾译稿的备受好评，也为其带来大量的社会和象征资本。林纾的翻译思想、翻译原则、对古文的推动作用以及所取得的“今世小说届之泰斗”的社会地位，可以说都根源于他的古文造诣。
3．译者惯习分析。
惯习是一种稳定的性情倾向体系，译者的惯习是译者在翻译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思维倾向，受到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是社会实践在译者意识结构中的内化，同时又指挥和调整译者的翻译实践，比如翻译选题、翻译策略等。文章仍以林纾为例，分析其惯习及其影响。林纾的古文翻译惯习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知识活动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林纾自称崇尚程朱理学，以“读书则生，不则入棺”为自励，自幼养成了用古文写作的习惯，古文已经成了林纾的思维模式，虽然一生翻译180余种作品，但毫不受到外文的影响。古文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在翻译中的词章句法，框架结构均遵循古文义法。传统的语言文字不仅影响了译作的措辞章法及其结构轮廓，更影响了译者对文学作品的态度。“文以载道”是自古以来士人的文学观和社会观，林纾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倾向同样体现了这一点。比如，翻译文本的选择格外体现了林纾的文学社会观。他每译一书，都要郑重其事，作序，跋尾，再三表明他希望人们学习西方、救国保种的良苦用心。翻译《黑奴吁天录》，正是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小说中美国黑奴的悲惨遭遇很容易使国人产生唇亡齿寒之心，激发国人救国保种之志。译者惯是与译者所拥有并争夺的资本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林纾的这种翻译惯习给他带来的成功是他始料未及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出版，则“书出而众哗悦”“一时洛阳纸贵”“不胫走万本”。可见特定的翻译惯习会带来的出乎意料的社会和符号资本，这也从侧面扩大了小说的社会改良和开启民智的作用，带来了了晚晴小说翻译的高潮。
四、结语
文章以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框架，分析了晚晴小说翻译的场域斗争、资本占有及争夺和译者惯习，再次证明了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翻译研究，不仅能从宏观社会历史背景的角度考查翻译活动的盛行，而且能从微观的译者特性层面解释译本的传播情况。在翻译场域进行的各种斗争、协商、妥协或胜出，充分体现了翻译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仅仅地描写翻译现象是不够的，对各类翻译现象的社会性解释研究才能真正推动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
作者：邹素 单位：许昌学院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