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专业发展公共管理变革研究

学科专业发展公共管理变革研究

摘要:

上世纪末期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革催生了新的公共事务管理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和公共管理学科。形成和建构中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学科需要展开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培养专业人才,给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要求与可能。作为全新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基本依托的教材建设,是契合当代世界公共管理发展大势,结合中国公共管理实践,能深入浅出的公共管理教材建设,是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

公共管理模式;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教材建设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场在西方肇始,继之波及全世界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即新公共管理运动。至今,在世界范围内阶级矛盾总体走向缓和,传统的阶级统治走向常态的政治管理,并最终落脚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态势下,各个国家依据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尤其是自身的政治与公共管理体制,以改革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基本内容以回应公众需求为总体目标,不断探索,从而使得这一场波及世界的政府管理改革运动步步走向深入,方兴未艾。从人类社会对公共事务的认识和处置来看,这一场政府管理改革即新公共管理运动,归根到底就是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所谓公共管理模式,就是在处置公共事务即公共管理过程中,各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功能定位、参与程度和参与方法基本要素构成及组合方式。公共管理模式本质上是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或可供选择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分工方式。在人类已有的公共管理实践中,主要出现过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政府为主并有限投入的公共管理保护模式、政府全面负责乃至完全垄断的干预模式,以及前正在形成发展的政府与社会和市场合作的市场模式。①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对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是对曾经最具影响的公共管理干预模式的变革。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认识到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并不能解决经济尤其是社会中的一切问题后,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干预为起点和标志,人们开始认识并重视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随着政府的组织化程度的提升和财政能力的增强,政府(行政机关)开始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全面主导,行政国家逐步形成。行政国家的公共管理,就是政府通过财政支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政府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唯一主体,行政权力行使单向度,行政权力无所不包、行政权力无所不在。虽然行政国家塑造了自己的辉煌,即西方的高福利与东方国家通过计划经济获得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在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民主浪潮高起的态势下,行政国家的公共管理模式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公共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政府财政和能力有限的矛盾。循此视角,不难发现,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滞胀和政府失败,相当程度上就是政府公共管理方式的失败。同时,也决定了政府管理变革,从内容上说主要就是要对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改革,改革要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明确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政府管什么以及如何管,最大限度地运用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资源配置机制,整合资源,做好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以回应公众的需求①。从政府管理的角度看,这场政府改革运动与传统上的政府改革最大的不同,不仅仅在于基于现实条件下更加深入地认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确定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即解决政府干什么的问题,更在于在行政职能的输出方式,即政府的行政方式上进行探索,着重解决政府如何干的问题。这一场政府改革中解决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职能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整个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和重大突破,其基本逻辑,是在强调政府管理的目标与价值的基础上,加强对公共产品属性认识,确认了私人和市场参与公共产品生产和提供的必要与可能,进而创新了政府管理的方法与技术,在现实中整合社会资源以满足公共需求②,从而回应了公众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治理了传统的政府难以应对的问题,即政府机构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政府存在的基本要求,就是处置公共事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促进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这一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于现实对公共事务管理方式提出新的需求和挑战,而现实的改变和理论的研究,迟早会促进思想与观念的转变,进而推动实践中公共事务管理方式的变革,并逐步形成与这一变革相应适应并促进变革走向深入的理论。人类对公共事务专业化的管理,是19世纪末期开始的,其标志就是基于政治与行政二分、科学管理、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和英国文官制度而构建的现代科层制政府,同时,随着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也形成了相应的公共事务管理理论———公共行政理论。由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政府管理改革或者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展开,基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针对公共管理市场模式的出现和逐步走向成熟,相应的公共事务管理理论业已出现一个新的注重以政府为核心,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协力做好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当然,对当前是否已有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论人们仍然有不同的观点,但如果我们从托马斯•库恩关于一个新的学科模式出现的基本要素,即范式的承载主体———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community)、范式的本质内容———如何看待世界的信念、范式的运动方式———轨迹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公共管理至少已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新的研究范式。这一点,在我国,从1990年代中期教育部规定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以及近期社会科学研究及管理部门的及时调整,也足以说明。在当代中国,自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展开以来,可以说正是得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已成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概言之,这一客观进程的内在逻辑是,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导致了公共需求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正是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使作为公共管理模式从干预走向市场的重要因素———以民间组织或非盈利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社会(公民社会),相当程度上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而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地认识了当代中国的公共需求的发展变化,把握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内在逻辑,因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提出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来确定政府职能,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民间组织发展的方针和政策,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出要努力提高干部和公务员的现代公共管理素质,建立一个既与当代公共管理发展总体趋势相一致,又符合中国特点的新型公共管理体制。一句话,当今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应该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在实践上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或说公共管理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进行重大变革,进而形成“新公共管理理论”①,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作为一种在中国出现的客观现实,一种在中国未曾有过新的公共管理实践,它为能够对这一实践做出解释并做出进一步改革导引的理论的构建提出了要求。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公共管理研究已成为一个理论热点,一个正在探索的理论面向现实的重要领域。

对社会科学而言,现实变革推动和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决定了一个学科形成后,必然是深入地展开学科理论研究和培养学科专业人才,而且,理论研究同时也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和保证。如何进行理论研究?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就此而论,公共管理的共通的、是普适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无不是在自己历史发展和现实条件,尤其是在自己的政治和公共管理制度下展开的,从而有自己的特点,回应自己国家特定的需求。在当代中国,对公共管理理论的探索,我们认为基本目标有二:第一,总结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变革和理论发展。具体言之,即审视当代世纪范围内,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政府管理改革先行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研究其新公共管理理论之所以产生的动因、理论发展的脉落,如从管理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再到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内在的发展逻辑与现实影响因素。在把握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变革的基本趋势,追踪理论发展前沿的基础上,探求公共管理中具有普适性的因素,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促进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变革及理论的发展。第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能对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有解释、说明和预测的公共管理理论。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是对当代中国公共事务进行协调和控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在当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的,是公共管理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管理模式。因此,对当代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理论的追踪和研究,归根到底,就是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尤其是要通过这一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而持续地增长,社会稳定,民主进步,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公众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这一“中国模式”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基于公共管理做出有价值的参考的预测。如何展开这一探索,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最基本的就是要基于学科综合的基础上来进行。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正如人们说公认的,当代正在成长的公共管理理论,它的关注焦点由“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结果与绩效的研究,从而使战略管理、管理的政治环境、项目执行、绩效评估、公共责任及公共管理伦理成为核心问题;它倡导的管理理念,其中心问题是“如何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务”。它提供的一整套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则是十分注重在处理公共管理问题,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企业与社会关系时,提供一整套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新思路与新方法。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一种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则是由于它的知识基础,即公共管理学作为一种广泛和综合的知识框架,把当代经济学、管理学、政策分析、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融合到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研究中。因此,要追踪研究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知识,尤其是要建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必须走一条基于以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又不局限于政府,以公共行政学为基本视野,但又必须同时关注相关的多学科,即基于以公共事务管理为核心,基于公共管理又必须逸出公共管理,逸出公共管理又必须回归公共管理的多学科研究路径。

学科理论的研究,是专业人才的培养的先导。所谓专业,是社会分工、学科知识和教育结构三位一体的组织形态。其中,社会分工是专业存在的基础,学科知识是专业的内核,教育结构是专业表现形式。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高校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专业教育过程,是一个确立人才样式并表述了培养目标,明确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并落实到课程与教材,而教材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基本因素。在我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公共管理学科的确立和公共管理专业的建立①,在全国公共管理学者和教师的努力下,从“八五”到“十二五”,系统地在不同层面展开了公共管理类专业教材的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应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需求。“十三五”展开在即,随着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并走向完善,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变革需求,如何在以往教材建设的基础上展开新一轮的教材建设以回应改革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成为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中一项新的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高等教育出版社是率先展开这一工作的出版社之一。2013年开始,时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经济管理分社社长的张冬梅同志和编辑刘杰同志向公共管理学界征询公共管理新一轮教材建设的方案。2014年初,云南大学崔运武提出的公共管理类专业教材建设方案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基本认可。以此为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了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和云南大学,组成了编写委员会。2014年4月19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牵头,在云南大学召开了第一次编写会议,讨论了教育体系和书目,以及基本分工和要求。2014年9月20日,在四川大学召开了第二次编写会议,重点讨论了教材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展开了编写工作。我们形成的教材的基本编写主要原则或要求,一是尽可能吸纳当代国内外公共管理研究中得到学界公认的成果(这是教材编写的基本要求),同时,尽可能结合中国公共管理的现实和制度要求,写出中国的特色,回应中国公共管理者培养的要求。二是在教材的表达上,力求简洁、清楚,并尽可能吸引当前教材建设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同时,通过教材的引导,拓展学习范围,让使用者喜欢用、能够用、便于用。教材的编写实际上是一项十分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要求编写者不仅要有相应的理论研究或理论准备,以便准确地把握当前理论的成果与前沿,同时还要用深入浅出,在有限的教材篇幅中将学科理论精华向学习者讲清楚并让学习者认同乃至喜欢。就此而论,尽管当今世界已是一个信息社会,资讯的传递和使用已非传统社会可比,但由于编写者或编著得原有的学科基础,以及各自的地域等条件所限,使得我们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追寻和探索,以及教材的编写和表达,难免前瞻与后顾并存、深刻与肤浅共融。但我们以为,一方面,对在一个诱人的,但实际上又充满艰难、困惑,迷宫般的思想殿堂里的探索者而言,或许同样重要的,不仅仅在于所得,还在于有一种为理想而追求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一种为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和人才培养贡献一得之愚而带来的创造的欢乐。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者广大公共管理学者、从事公共管理教学的教师和同学,以及相关学科和专业的教师和同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不断的努力和进步。

作者:崔运武 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