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范文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发展，在我国职业院校中开设的有关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方法以及在这种教学方法下的教学质量，逐渐受到现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
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教学方法
近几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我国考古活动也不断取得突出的成就。在我国现今发展阶段，在高职院校内设立的考古专业课程中，有关考古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方式方法的研究逐渐受到我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如何才能更好的完善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方式，本文经过研究，特得出以下结论。
一、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现状及成因
1、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现状
在我国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新时期发展的潮流和需求，我国各大职业院校开始选择在本校内开办和设立有关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的相关课程内容。但由于我国各大职业院校在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知识的课程教学上，没有足够的教学经验和良好的教学理论做支持，导致我国现今阶段各大职业院校，无论是在有关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的教学方式、教学师资还是办学理念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和不足。
2、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现状的成因
我国的职业院校的办学理念不同于本科院校，在注重理论知识教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于学生相关专业知识在综合实践能力上的培养，是我国职业院校最为显著的办学和教学特点。但现今阶段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在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知识课程的教学过程之中，大部分依然采用中国传统的专业知识教学方式，对于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理论知识上的侧重程度较深，普遍忽视了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实践教学，即对学生考古文物保护技巧的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上重视力度严重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课程知识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1]。除此之外，在我国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全国范围内的职业院校中负责考古相关专业的授课教师，在考古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教师教学经验的不足以及相关专业知识水平低下等方面的内容，是直接导致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中对学生文物保护技术相关知识内容的教学效果不能很好的达到授课教师最初的心理预期的主要前提原因之一。
二、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1、建立文物保护技术培训实验基地，提高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国全国范围内的各大职业院校为了更好的适应时展的需要，更多的选择在学校内的考古专业课程安排中引入和设立有关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相关专业知识的授课课程。但由于我国的职业院校在有关考古专业的办学经验方面还比较薄弱，在大多数时候，对于学校考古专业的学生，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方面知识的教学过程中会选择参照或者沿用本科院校中相关专业课程内容的教学方式，而本科院校传统的专业知识授课方式更多的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特点严重违背了职业院校旨在培养实践能力较强的综合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理念，最终导致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方面专业知识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严重低下。想要更好的解决这一教学弊端现象的出现，我国的职业院校就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培训机制，建立与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课程知识相匹配的实验培训基地等一系列的硬件设施。在有效保证学生对于相关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综合应用实践机会，为最终培养出更加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综合应用型人才提供坚实的客观保障条件。
2、回聘退休考古专业文物保护专家，提高教学质量
在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受到我国国家教育局以及相关部门有关指导政策和工作精神的影响，职业院校的专业在职授课教师与本科院校相关专业的授课教师在相关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水平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职业院校考古专业负责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知识的在职授课教师，普遍存在因考古专业相关知识掌握程度不够深入而最终导致教师的授课质量低下，学生学习效果不能达到社会对于相关考古专业人才在专业知识水平高度上的需求，严重影响了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的教学发展进程。我国的职业院校如果想要更好的改善考古专业在对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知识的教学现状，可以将已经退休的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和资深学者回聘到学校之中。在不影响学生对于相关专业课程知识学习的课程安排的基础之上，适当的举办专家讲座或者专家亲临授课相关方面形式的教学活动。在更好的为学生拓宽有关考古专业在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的知识面广度的同时，通过一系列的讲座和培训安排，更好的提升学校考古专业相关在职授课教师对考古专业知识的掌握水平，最大限度的改善教师专业知识掌握不够全面的教学现状。
3、改善教学方式，灵活教学方法
虽然在我国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在职业院校考古专业之中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方面的课程，是在参照和效仿本科院校授课过程的基础上设立的，但为社会培养具有更高水平综合应用实践能力的新型就业人才是我国职业院校的办学宗旨。传统本科院校过于注重理论知识教学的教学方式不能更好的适应职业院校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需求，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受到严重阻碍。我国的职业院校如果想要更好的完善和改革校内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相关知识的专业教学实践效果，就必须及时有效的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改变传统古板理论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合理有效的应用更加灵活的教学方法。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最大限度的提升学生对于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积极性，有效的激发学生对于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潜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最终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2]。
三、结论
总而言之，在考古学专业中，有关对于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相关知识的学习，是对学生科学理论知识的掌握能力以及综合实践的应用能力的综合考察。只有我国现今阶段开设考古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有效的摆脱学校传统的专业知识教学方式，更好的掌握灵活、科学的教学方法，才能够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综合应用型考古人才，相关授课教师的教学才能取得预期的理想效果。
作者：姬颖 单位：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文物考古范文2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围绕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坚持文物保护利用改革，以文物保护科技赋能为动力，全面提升我省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水平。
到2025年，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文物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文物安全状况明显改善，文物科技赋能水平取得新突破，文物保护机构队伍力量明显增强，文物活化利用不断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文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
展望2035年，我省将建成与创新型文化和旅游强省建设目标相适应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体系，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有力支撑文物保护研究利用，考古成果、博物馆事业、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取得明显成效，文物助力彰显徽风皖韵独特魅力明显提升，文化归属感显著增强。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文物资源和文物安全管理。制定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办法，适时公布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面摸清全省文物底数，推动省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公布和实施，将文物资源空间信息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统筹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地下文物埋藏区、水下文物保护区等，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两线”纳入率达100%。研究制定出土文物移交管理制度。加强对红色资源、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遗产、科技遗产等调查和保护。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保护机制。将文物安全工作全面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实施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建立“一单四制”，深入开展文物火灾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动（2020—2022年），持续举办文物建筑博物馆消防队伍“大比武”竞赛活动。加快文物“三防”项目建设，到2025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一级风险单位防火防盗安全设施建设率达到100%。推动市、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落实文物行政执法责任。（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分别牵头，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消防救援总队、合肥海关、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推动文物科技创新。深化基础研究，面向文物保护利用基础理论需求、关键科学问题，促进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同文物保护深度融合，提高省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对跨学科研究的支持力度。聚焦文物断代、病害形成及发展等关键科学问题，开展考古溯源与断代新技术、有机质文物材质工艺识别、劣化程度评估与保护技术、文物考古材料组成分析等基础研究。积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展览、文物资源管理等领域的运用，力争在智能考古勘探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突破。推动文物专有设备研制升级，建设区域考古研究标本库和考古实验室。支持博物院申报油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加强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科研工作站和科技创新联席机制。（省科技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数据资源局、省社科院、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全面提升考古研究水平。加强含山凌家滩遗址、蚌埠禹会村遗址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国家重大考古研究课题我省项目研究；开展繁昌人字洞遗址、东至华龙洞遗址、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等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组织重要考古新发现评选公布。推动凌家滩遗址、双墩遗址、禹会村遗址、寿春城遗址、大工山—凤凰山铜矿遗址、明中都遗址、柳孜遗址等“十四五”国家大遗址考古研究、保护管理和开放展示。支持建设省楚文化考古研究基地。强化城乡建设、县城绿色发展等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展全省各级开发区文物保护评价，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原则上不予收储入库或出让。做好引江济淮、铁路、公路、机场等重点工程建设考古工作。持续开展考古工地检查，规范考古发掘行为，组织优秀考古工地评选。（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省社科院、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强化文物古迹保护。推进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实施西递、宏村、查济、南屏古建筑群等文物修缮工程，改善文物保存状况及周边环境。加强石窟寺资源调查，开展黄山摩崖石刻、枞阳浮山摩崖石刻群前期勘察研究等一批石窟寺专项保护项目。开展长江文物资源调查和保护研究。加强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审批管理，强化文物本体保护和风貌管控。加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利用力度，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相协调。推动低级别文物挂牌保护。加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文物保护工程业务监管，落实文物保护工程资质审批改革。支持凤阳明中都皇城城墙、寿县古城墙、歙县古徽州城墙等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推动黄山市祁门申报列入“万里茶道”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林业局、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强化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利用。贯彻落实《省红色资源保护和传承条例》，开展红色资源普查和认定工作。推进鄂豫皖、闽浙赣和淮北、淮南、皖中、苏南等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整体规划、连片保护、统筹展示，实施独山和金寨革命旧址群、凤阳小岗村旧址等100个革命文物修缮修复工程。开展侵华日军淮南罪证遗址等一批革命博物馆、烈士事迹陈列馆、纪念馆展陈提升项目。认真总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革命文物陈列展览成功经验，结合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和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策划推出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精品。出版《革命文物通览》《革命文物故事》等书籍，弘扬大别山精神、新四军精神、渡江精神等伟大精神。支持渡江战役纪念馆、金寨红军广场、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推出系列主题产品，建设红色旅游融合示范区。统筹推进革命文物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开展青少年教育活动。推动革命文物学习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内容。（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退役军人厅、省社科院、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推动博物馆和社会文物管理高质量发展。推进楚文化博物馆、阜阳博物馆等市县博物馆开馆，支持合肥、长丰等市县博物馆建设，指导建设凌家滩遗址、蚌埠禹会村和双墩等一批遗址博物馆和专题博物馆。实施90个馆藏文物修复、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项目。围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推出100个大中型原创性主题展览。持续开展“百万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系列活动，完善大中小学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教育教学长效机制。推进博物馆理事会建设，发挥行业协会咨询和纽带作用，完善博物馆绩效评估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博物馆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加强对民间收藏文物的指导、管理和服务，开展文物流通领域登记交易，鼓励支持合法规范收藏民间文物。支持省文物总店举办文物艺术品交流会和展销会，培育现代文物市场。继续开展“鉴宝江淮行”等公益性文物鉴定服务活动。（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合肥海关、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大力推进让文物活起来。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编制大运河（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文旅融合发展规划，推进柳孜运河遗址环境综合整治，实施大运河通济渠泗县段保护展示工程。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有序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我省的任务。深入挖掘地域文化价值内涵，研究建立徽文化（新安江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红色文化等地域文化标识体系。提升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营服务水平，力争凌家滩遗址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牌运营。启动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加大文物建筑开放利用力度，开展全省文物建筑活化利用优秀案例评选推介。推出文物体验、研学、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支持黄山古村落研学旅行等文物旅游探索。创新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等活动。建立健全促进文博创意产品开发激励体制机制，支持博物院发挥国家文创试点作用，打造文化创意品牌。支持黄山、金寨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加大对皖北、大别山革命老区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等支持力度。推进长三角文博区域合作项目，开展长三角等地区联合考古研究等学术和项目交流，加快与沪苏浙博物馆资源、服务、运营一体化发展。（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外办、省广电局、省社科院、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壮大文物人才队伍。推动考古相关学科专业建设，鼓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积极引进科技考古等方向人才，适当扩大相关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加强省社科基金、自然基金等对文物保护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发展文物修复与保护、考古技术、展示利用、徽派古建筑营造技艺等职业教育，开展文物领域大师、名师、匠人进校园参与教育教学活动。培育文物领军人才、中青年创新骨干和技能人才等多层次文物人才队伍。举办文物建筑修复、考古勘探等文物职业技能大赛。推进文博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学和蚌埠、六安市等有条件的单位和地区申报考古发掘资质。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实施保护项目与人才培养联动战略，强化文物保护、展陈提升等紧缺人才培养。落实中央及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机构编制保障有关要求，各市、县（市、区）文化和旅游部门统一加挂文物局牌子，完善内设机构设置，切实加强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力量。文物资源富集、工作任务重的市、县（市、区）可在机构限额内单独设置文物局。（省委组织部、省委编办、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保障措施
（九）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将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目标任务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细化任务、合力推进。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做好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保障。省文化和旅游厅加强对方案实施的组织协调。（省文化和旅游厅、各市人民政府牵头）
（十）强化法治保障。适时推动修订《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省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规定》等法规规章，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加强《省红色资源保护和传承条例》等宣传，切实营造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的良好法治氛围。（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省教育厅、省司法厅、省检察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文物考古范文3
作者:邹维一 曾维华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在内蒙古包头市春秋墓葬M5出土一件小型铜带钩，长3厘米，宽2.4厘米，带钩整体呈蛇形，有T型纽（参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西园春秋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内蒙古凉城饮牛沟的战国墓出土有三件铜带钩和一件铁带钩，三件铜带钩均为琵琶型，铁带钩尾端近圆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总第3期）。四川战国墓葬中亦出土多件铜带钩，位置均在墓主骨架的腰际，有的与剑伴出（参冯汉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不仅男子装束使用带钩，女子也同样使用。在山东临淄郎家庄东周时期女性陪葬墓中，随佩饰而出多件带钩，应是用于悬挂饰物之用（参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考古还经常在墓葬中发现不同长度的带钩，长的有7-18厘米左右，短的仅长2-3厘米。如在内蒙古凉城饮牛沟墓葬群发掘中，于M8墓主右肩上方发现一件青铜带钩，长9.4厘米，宽1.8厘米，当是连接肩侧衣襟之用。于M9墓主尸骨左侧腰部发现一铜带钩，长12.2厘米，宽1厘米，应是腰部束带之用（参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总第3期）。内蒙古丰镇市十一窑子战国墓M7墓主尸骨的右肩处发现一枚曲棒形（亦可称棒槌形）铜带钩，长15.6厘米，当是连接肩侧衣襟之用（参乌兰察布盟博物馆《内蒙古丰镇市十一窑子战国墓》，《考古》2003年第1期）。在重庆万州大坪墓地战国早期墓葬的M136中，墓主腰右侧位置有铜带钩连接的链饰，显然是腰间悬挂饰物之用。在M59出土的铜带钩则直接横于墓主盆骨上，明显是腰间束带之用（图3。参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万州大坪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河南信阳战国楚简中有“一组图2战国楚墓出土的两件木俑带，一革皆又钩”等文字（参熙、裘锡圭《信阳楚简考释（五篇）》，《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亦表明了带钩与革带的关系。战国时期的带钩还有与铜环和玛瑙环伴出的情况，应是配套使用的，即将带钩和环分别固定在腰带的两端，将二者扣起来即可束紧腰带（参邵国田《敖汉旗乌兰宝拉格战国墓地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Z1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带钩，有的没有钩纽。如在洛阳市战国晚期墓中发现的一件嵌银龙首金带钩，制作十分精致，但没有钩纽（图4。参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著《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 秦汉时期为大一统社会，特别是汉代，社会经济有了快速发展。秦汉时期，特别是秦朝和西汉初期，基本沿袭了战国时期流行的齐膝上衣和长?的装束，带钩使用愈加普遍，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用之物。《淮南子•说林训》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在援引管仲射中齐桓公带钩资料时，将“钩”直接称为“带钩”，其云：“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秦汉时期的带钩实物，考古出土很多，且地域分布很广，东至沿海，西至新疆东部，南至广东、云南，北至内蒙古、吉林地区等均有发现。 秦汉时期带钩的使用方法与春秋战国时期相似。洛阳西郊汉墓出土带钩位置多在墓主的腰际或腹上（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甘肃环县曲子汉墓发现的铜带钩，铜锈上有明显的粗布纹，出土位置在墓主骨架肩部，当是连接衣襟之用（参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环县曲子汉墓清理记》，《考古》1986年第10期）。秦始皇陵兵马俑基本是采用写实的艺术风格，清晰地再现了当时带钩的使用方法。 即将带钩的纽固定于革带一端，革带另一端则钻有小孔，带钩的钩首穿过革带孔，从而束紧革带（图5）。兵马俑一号坑的武士俑，不少腰部塑有带钩束紧革带的形象。 秦汉时期带钩的材质很多，有金、银、铜、铁、玉等，有的还用多种材料进行装饰，如鎏金、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等。其中以金带钩、铜带钩和玉带钩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少量石质带钩。 如在长沙新莽时期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银带钩（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3期）。山西省孝义张家庄汉墓出土两件铁带钩，在M14男性墓主腰部有石带钩（参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第7期）。在长沙西汉墓出土六件用滑石制作的带钩，当属随葬用的明器（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砂子塘汉墓》，《考古》1965年第3期）。江苏涟水县三里墩西汉墓中发现有两件金带钩，其中一件含金量达95%左右，重257克，钩首为兽首，钩体正面呈琵琶形，浮雕精美花纹，钩体浮雕一巨目怪兽，长耳双角，面目狰狞，钩尾处浮雕两条盘绕的小蛇。这件带钩线条流畅，做工精致细腻，怪兽形象奇特逼真，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图7。参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一件兽形金带钩，钩钮甚大，钩体为一盘卧的怪兽，钩首似鱼头，双目镶嵌绿玉，钩身镶嵌有一硕大的螺状绿松石，钩身侧边镶嵌有曲尺形绿玉，口中吐出弯曲的钩首，造型独特精巧，为带钩中的精品。 汉代玉制带钩考古出土数量很多。 当时用玉之风盛行，玉雕技术精湛，是我国玉器制品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因此，玉带钩也普遍制作精美。 在广州市象岗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一件玉龙虎并体带钩，钩首雕作虎头，钩尾雕作龙首，龙虎连体，龙回首张口，衔一圆环，虎亦一爪夺环，钩体遍刻卷云纹，设计巧妙（图9）。同墓还出土一件龙首玉带钩，钩首为龙首，昂首挺胸，钩体圆雕龙爪，钩身有八节，中间六节用一根铁条贯穿，别具一格（图10。参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一件白玉带钩，钩首为龙头，钩尾为虎头，钩体线刻卷云纹，钩背两端线刻四叶纹，纹饰简洁细腻（参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p#分页标题#e# 江苏盱眙县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玉带钩，用白色半透明的玉制作而成，为长颈水禽造型，水禽双翅收拢，曲颈成钩首，腹部两侧分别刻有水波纹，雕刻十分细致（参朱安成《江苏盱眙县出土西汉玉带钩》，《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一件青玉带钩，钩首为鸭首且长过钩体，钩颈刻卷云纹，钩身刻有弧形纹，精巧别致（图11。参王恺之、葛明宇《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三联书店，2005）。河北满城汉刘胜和其妻窦绾墓出土有五件小型带钩，用白玉雕琢而成，长度均不超过6厘米。刘胜墓出土的三件，玉质油润，白如羊脂。其中一件为秦汉时期典型的曲棒形（棒槌形）带钩（图12左）；另一件钩尾似为牛角，上刻兽面纹，钩体弯曲，玉料有黑色杂质（图12中）；还有一件为琵琶形，长5.8厘米，厚1.8厘米，钩首为龙首，龙角凸起，龙眼圆睁，钩体浮雕一蛇状兽，兽身周围刻卷云纹，该带钩整体造型别致，纹饰复杂，雕工精湛，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玉雕工艺水平（图12右。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安徽巢湖放王岗一号墓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青玉带钩，长12厘米，钩体有灰褐色玉斑，钩首为龙首，纹饰简洁，仅在中脊刻有两条凸棱线条（图13）。安徽巢湖北头山一号西汉初年墓出土的两件龙形青白玉带钩，其中一件长14.6厘米，宽3.5厘米，厚0.9厘米，整体呈龙形，钩体扁平略作长方形，采用透雕和浅浮雕相结合的制作工艺，钩首雕作龙首，钩体雕有六组变形蚕纹，左右两侧各透雕一只螭虎，虎头相对，左侧螭虎一后足与钩纽相连。 钩背光滑无纹饰。钩纽呈长方形，上刻有“中二”两字（图14）。同座墓中还出土一件青玉带钩，色偏黄，长17.8厘米，宽1.4厘米，厚0.9厘米，钩首作龙首，钩身为龙形。正面通体为浅浮雕蚕纹，钩体两侧线刻S型纹，钩背中间有一长方形纽，线刻变形云纹（图15、16。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处《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2007）。这两件带钩造型优美，雕工精湛，均为汉代玉带钩中的精华。 秦汉时期的带钩造型种类丰富，题材广泛，有琵琶形、曲棒形（棒槌形）、鸭嘴形、兽面形、鱼形、贝壳形、圆钮形、龙形、牛头形、犀牛形等。无论什么造型，钩首一般都作动物首，如龙首、螭首、鸟首、鸭首等，其中大多制作精美。 在贵州威宁出土三件牛头形带钩，牛头形象逼真，同地又出土一件鲵形带钩，长10厘米，宽3.5厘米，整体造型为一游动的鲵形，头部及身体肥大，身有四足，四足正反面均有阴刻纹饰，线条朴拙随意，钩纽位于胸下，尾部渐细弯折向上为钩首，身体一侧阴刻隶书“日利八千万”五字。该带钩整体设计别致，刻画细腻（参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湖北省巴东县孔包汉墓一号墓出土一件鸭形铜带钩，钩首为鸭首，钩体为鸭身，鸭首扭颈回望，钩纽较大，呈喇叭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湖北省文物局三峡办《湖北省巴东县孔包汉墓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四川宝轮院汉代墓葬中出土两件错银犀牛形带钩，犀牛形态生动，制作精细（参冯汉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一件圆钮型铜带钩，钩纽位于钩身末端，钩尾为圆钮形，上铸有两圈阳纹，阳纹中间夹有一圈棱型纹，钩首弧度较大，带钩整体设计简朴大方（图17。参《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河南省南阳牛王庙汉墓M92出土一件铜带钩，钩尾分为双叉，酷似兔耳，十分奇特（图18。参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南阳牛王庙汉墓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中一武士俑身上所塑的带钩，钩首为兽首，张口呲目，钩尾塑一人，手持长棍形钩身，人物表情生动逗趣，动作活灵活现，似乎正在兴高采烈地奔跑中。整个带钩形象构思巧妙，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图19）。另一武士俑身上所塑的贝壳状带钩，钩尾作扇形贝壳状，并刻有棱纹和点状纹，较为少见（图20。参袁仲一主编《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出版社，1999）。秦兵马俑具有很强的写实性，所塑带钩形象应是现实生活的体现。 秦汉时期带钩的普遍使用，也促进了带钩制作工艺的进步。除了继承先秦时期铸造、镶嵌、浮雕、錾刻等技艺外，还大量使用错金银、鎏金银等工艺进行装饰。 错金银，主要是用于青铜器的装饰，即在铜器上铸或凿出所需纹样的凹槽，将金银丝或金银片嵌入凹槽内，然后锤实、错平，再进行抛光，使之浑为一体。错金银工艺，在我国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流行，秦汉时期则更为成熟。河北满城县北庄东汉墓出土一件错金银神人抱鱼带钩，钩体呈曲棒形（棒槌形），钩首为鸟首，钩尾作花朵状。鸟口衔一宝珠，怒目蹙眉，形象生动。钩身浮雕一鸟首人身的神人手抱鱼形象，神人长耳直竖，背有双翅，双臂抱鱼，口衔鱼吻，足踩蟾蜍，神人长冠顶端弯曲成为钩尾花朵的花瓣。带钩通体饰有错金银云纹、漩涡纹等，甚是华美。钩背有错银隶书文字“丙午钩口衔珠手抱鱼”（孔玉倩《错金银抱鱼带钩》，《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神人手抱鱼形象，在汉代当有祈求长生、羽化升仙之意。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一件银地错金铜带钩，长11.9厘米，有铭文“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钩”（镇江市博物馆、丹阳县文化馆《江苏省丹阳东汉墓》，《考古》1978年第3期）。江苏泰州新庄汉墓M3出土两件铜带钩，其中一件钩首为螭首，钩体遍布错金银纹饰，钩纽有仙鹤图纹，仙鹤振翅欲飞，栩栩如生，钩体有卷云纹，钩背有龙纹，且有嵌金铭文“五月丙午钩”，纹饰金银交错，精致华丽（参江苏省博物馆、泰州县博物馆《江苏泰州新庄汉墓》，《考古》1962年第10期）。带钩上“五月丙午”铭文，并非实际具体制造时间，或为当时一种祈求吉祥的套语（参庞朴《“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文物》1979年第6期）。 鎏金是一种金属装饰工艺，即将金与水银的混合剂涂在铜器表面，随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了铜器的表面。我国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掌握了这一技术，到秦汉时期使用相当普及，不少带钩用鎏金技术进行装饰。河北蔚县张南堡西汉墓出土有两件鎏龙首铜带钩，其中一件钩首钩尾俱为龙首，钩身有四个镶嵌坑，惜所镶嵌之物已佚；另一件鎏金龙首铜带钩，钩身阴刻龙首纹饰（参张家口市博物馆《河北蔚县张南堡西汉墓》，《文物春秋》2008年第3期）。#p#分页标题#e# 秦汉时期的带钩，往往饰有龙纹、云纹、四叶纹、缠枝纹、漩涡纹、蟠螭纹、龙首纹等。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有一件鎏金铜带钩，钩首为龙首，钩身阴刻云龙纹（参《江苏省丹阳东汉墓》）。长沙新莽墓出土的一件铜带钩，钩身遍刻缠枝纹（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3期）。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出土两件带钩，其中一件为漩涡纹错金铜带钩，一件为龙首纹铜带钩（参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第7期）。河南省南阳牛王庙汉墓M22出土一件铜带钩，钩首蛇首，钩体为琵琶形，饰有漩涡纹（图21。参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南阳牛王庙汉墓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 带钩的创制、演变与服饰的变化直接相关。秦汉时期基本沿袭了战国的装束，带钩使用颇为盛行。秦汉时期带钩的造型设计、制作工艺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东汉以后带钩的使用逐渐减少，制作工艺水准也有所下降。秦汉时期的带钩体现了当时金属制作、玉石雕刻的工艺水平和人们的审美情趣等，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国古代服饰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文物考古范文4
在此基础上，以敦煌研究院为主体，联合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文物研究机构的研究团队继续开展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应用支撑研究，通过对我国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的10处考古发掘现场的技术支撑和示范研究，不断优化和完善移动实验室相关技术单元，建立和完善了移动实验室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模式，从技术和应用层面上实现了针对考古发掘现场的五个单元技术体系的构建，即发掘现场空间信息提取技术、发掘现场环境动态监测技术、文物出土状况和评估调查分析技术、发掘现场脆弱质文物和遗迹现场提取与保护技术、考古预探测技术。应用研究证明，基于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平台构建的技术体系和应用方法，对解决我国田野考古发掘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升考古发掘工作的科技水平、文物保护研究、揭示相关考古学问题等方面有较好的技术支撑作用。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评估技术是移动实验室整个技术体系中重要的技术单元，涉及了多种分析方法的应用，本文就该单元分析体系的构建进行详细的阐述。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分析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考古发掘出土文物长期处于封闭的埋藏环境中，在一定的时期内，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文物处在一种腐蚀和劣化的过程中，腐蚀和劣化的程度因文物和埋藏环境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埋藏环境逐步稳定，导致文物腐蚀和劣化的因素得到抑制，反应速度缓慢甚至停止，埋藏文物与引起腐蚀及劣化的因素处于脆弱的平衡之中。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埋藏环境的骤变打破了文物保存相对的平衡状态，由此造成许多文物不可逆转的损失。由于文物出土时的状态最接近埋藏中的状态，这一时刻也是新环境下劣化的初始阶段，时效性较强的分析调查对于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评估至关重要，移动实验室现场的实时分析体系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长期以来，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多数是在文物出土很长时间后在文物库房或实验室进行的，这种习惯模式忽略了最佳研究时机，造成了大量文物信息的缺失，也割裂了文物本体和埋藏环境之间的联系。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出土文物现状和评估技术结合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文物保护研究的客观规律，将文物埋藏环境研究和文物本体现状、病害调查方法研究作为本技术单元的研究方向，通过两个方面的调查分析结果综合评价文物的保存状况和病害成因。
埋藏环境的现场分析包括：针对文化层土壤的分析，确定主要调查指标为土壤的含水率、酸碱度、可溶盐含量以及粒度；发掘过程中如存在水，对其酸碱度和可溶盐进行分析；空气及埋藏环境中微生物的培养和初步鉴定。埋藏环境的调查和分析不涉及文物本体，均采用现场取样、即时分析的方式进行。
针对文物本体现状和病害的调查分析涵盖了文物表面形貌、元素组成、物相以及文物本体的组成结构和探伤，采用的分析手段为显微分析、X荧光分析、各种光谱分析以及X光探伤调查。常规情况下均采用无损的分析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在发掘现场或移动实验室内开展相关调查和分析。出土文物现状和病害评估的分析方法是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构建的，多数相关分析紧密围绕考古现场即时进行，立足于快速分析。对于一些复杂问题和特殊需求，如有机质分析、年代测定、土壤的物相分析、稀有元素分析等，在不影响文物本体、对分析的时效性要求不高、能够获得分析样品的情况下，可在专业实验室进行延伸分析和深入研究，更好地为考古发掘提供技术支撑。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分析体系的构建
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文物病害分析体系构建为两个方面，即和文物埋藏环境相关的土壤、水、微生物的取样分析，文物本体的原位无损分析。两个方面在分析手段上虽然不同，但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文物的出土状况和病害分析体系。
1.仪器及性能
（1）埋藏环境分析仪器
含水率测定采用日本KettFD-720型红外水分测定仪，量程35g；可读性0.01％；传感器精度1mg；重复性初始样品重量≥1g时±0.2％，初始样品重量≥5g时±0.05％；红外暗场热管（金属加热器）加热源，全自动分析模式。酸碱度测定采用雷磁PHSJ-5型pH计，仪器级别为0.001级，温度补偿。可溶盐分析采用戴安ICS-2500研究型离子色谱仪，阳离子分析条件:分析柱CS12A，淋洗液20mmMSA(甲烷磺酸)，淋洗液流速1.0ml/min，系统压力1320psi，抑制器电流65mA；阴离子分析条件分析柱AS14，淋洗液Na2CO3(3.5mm)/NaHCO3(1.0mm)，淋洗液流速1.2ml/min，系统压力1219psi，抑制器电流24mA。粒度分析采用微纳Winner2308A型激光粒度仪，可对小于2mm直径的土壤进行分析，可进行干湿一体全量程测量，干法测量范围为1-2000μm，湿法测量范围为0.05-2000μm，准确性/重复性小于3%，激光波长为632.8nm。微生物鉴定采用常规的实体显微镜。
（2）便携式原位无损分析仪器
便携式数码显微镜为KEYENCEVHX-600K数码显微镜，配备可拆卸式镜头和长距离延长线缆，放大倍率十至五千倍。便携式X射线荧光仪为NitonXL3t型手持式荧光仪，金阳极射线管激发源，最大50kV，50μA，Peltier半导体致冷高分辨率SI-PINX射线检测器，分辨率195eV，带高性能6滤光片系统。便携式拉曼光谱仪采用OceanOpticsQE65000科研性光谱仪，量子效率90％，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和快速的信号处理能力，附带的RIP-PA-SH型探头可以滤掉瑞利线。便携式近红外光谱仪采用LabSpec5000光谱仪，在50nm-2500nm的可见光和近红外光谱范围内对样品进行无损分析，秒扫描时间0.1秒的快速分析接近于实时监测。便携式可见光谱分析采用荷兰AvaSpec2048FT光谱仪，该仪器配置有300线/mm光栅，可测光谱范围200-1100nm，分辨率4.3nm，对称式光学平台设计，配置光电二极管阵列探测器，可以对整个光谱进行快速扫描而不必移动光栅。X光探伤采用德国K-200型便携X射线探伤及数字扫描系统，可对不同材质文物的内部结构，腐蚀及保存状况进行调查。多光谱摄影系统和OURSTEX100FA型高性能便携式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分析系统为研究团队搭建的系统。#p#分页标题#e#
2.分析功能的实现
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分析涉及多种方法和设备，将这些设备和方法应用于复杂的发掘现场面临较多问题，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应用支撑研究通过大量的方法研究、应用实践、方法调整和完善，逐步实现了各种分析方法的功能。
首先，通过前期大量的实验室工作，全面了解各种设备，确定最佳的分析条件，在此基础上开展对样品和器物的分析，积累经验，提高复杂条件下的分析能力。通过应用研究和方法归纳，编写了各种分析设备的操作手册。其次，通过大量的应用实践，深入了解考古发掘现场对各种分析方法的需求，将多种分析方法进行集成，确定了相对合理的工作模式和分析流程（图1、图2，图略），科学、合理地解决发掘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最后，归纳和整合分析结果和数据，全面解读各种分析方法获得的信息，揭示埋藏环境与文物保存现状和病害之间的关系，同时解释相关的考古学现象和问题。
3.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分析体系的构建
基于对各种分析方法、分析仪器的研究，结合不同考古发掘现场的应用实践，完成和优化了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分析工作的流程和工作模式，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文物现状和病害评估的分析体系（图3，图略）。
结语
基于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平台、针对考古发掘现场埋藏环境和文物本体调查的分析方法，经过不断改进、优化和完善，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分析体系，该分析体系能够为考古发掘现场相关研究和文物保护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通过体系构建和应用支撑研究确立的移动实验室分析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该分析体系集成和优化了多种分析方法，并建立了合理的工作模式，能为文物病害评估和研究、埋藏环境调查、考古现象的解释及其他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2）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构建的分析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应根据区域差异、发掘现场的特点、相关研究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架构；同时也要结合相关技术的发展，引进新的方法和手段，提升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
文物考古范文5
聚落考古的研究观点、方法与理论对于国内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聚落考古的综合性和全面性来获取最大量的信息，从而认识或复现考古时期的景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聚落考古遗址的复原或展示提供科学的依据，甚至在遗址的景观小品设计上提供创作灵感，都是一个专业的遗址复原人员和展示设计人员需要学习深入了解的。根据目前国内关于聚落考古学的相关文献阐述，笔者以文献法查阅了部分遗址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尝试提出这一问题，以便对遗址博物馆的建设总结出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
中国目前通行的遗址保护有两种模式，一种为遗址公园模式，如秦陵公园、唐乾陵，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值得一提，据称这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国家文化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高达5．2亿元人民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1）由政府出资，一次保护性统征秦始皇陵园（即“外城”）之内193．47公顷土地，将其中的企事业单位和居民整体搬迁。
（2）对陵区实施绿化工程。利用国家相关政策，参照退耕还林、还草办法，将文物遗址区及周边地区3．2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绿化，从而改善秦始皇陵遗址所在地生态环境。
（3）新建两座博物馆。另一种则为遗址博物馆，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汉阳陵帝陵博物馆、半坡博物馆及众多的帝王陵博物馆等，如号称我国第一座全地下的现代化遗址博物馆———汉阳陵帝陵博物馆展厅“总建筑面积为7850平方米，总投资约为1亿元，由于外藏坑原址紧邻帝陵封土，属于陵园内最为重要和敏感的保护范围”。
因此，为了切实保护好遗址本体及其环境风貌，这一建筑设计为全地下建筑，采用大跨度预应力梁门式跨内吊装方案，而建筑顶部则覆土植草种树，保护陵园原有的历史环境风貌和自然景观。整个建筑覆盖保护的遗址区面积为3200平方米。当然，这两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而且常常互相转化，遗址公园内建设博物馆十分常见，遗址博物馆内设计有诸多建筑小品也比比皆是。此外，还有综合上述两种模式的混合模式，如殷墟的保护和展示，以及未来的良渚遗址。这里主要的分类依据是遗址（全部或部分）是回填还是展示。回填模式则是考古发掘完毕后，将遗物清理完毕，做完考古记录后埋土回填，这种模式还包括已经确定遗址埋藏地但短期不做挖掘而建立公园以加保护。
前者如：“2006年考古十大发现”的南汉帝陵，后者如秦陵、唐乾陵等，因为考古发掘没有完全展开，故保持原有地貌格局并围墙建园，配有一定的导览和展示，但观众并不能参观到遗址。由于文化遗产的公共性特征，著名的考古遗址在耗费巨大的考古发掘（常常伴随着巨额的拆迁费用）后，“地方政府一般都有强烈的将遗址展示给公众的倾向，这就为考古遗址的展示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舞台”。而遗址博物馆由于遗址分布的不均匀、不规则决定了遗址博物馆的布局只能是因地制宜，造成遗址博物馆不规则分布的原因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自然和人为破坏的，使原本分布还算规律的遗址遭到破坏。但是遗址的不规则现状为建筑设计师们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遗址的展示大致包括两种模式，开放式和封闭式开放，前者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一号坑、二号坑、将军坑，三个坑的总面积为22780平方米，都是室内展示，观众可以入室沿围廊参观遗址，观众与遗址在空间上并无阻隔，这种模式较多，国内大多数博物馆均是如此；封闭式模式如汉阳陵帝陵外藏坑博物馆以及2007年新开放的南越国水闸遗址陈列馆，遗址为玻璃式全封闭状况，观众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遗址原状。
从遗址博物馆特性中，不难看出影响遗址博物馆建筑的因素首先是遗址所反映的人文历史方面的内容。展示设计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使设计与遗址内容相协调，即如何使遗址博物馆的整体布局和建筑形式巧妙恰当地反映出遗址中的历史信息，或者说是体现出遗址特有的某种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越追求形式上的古远设计就越有历史感。相反，如果缺乏时代气息，其生命力将不会持久。理想的做法应是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追求和谐与统一。大致说来，“对于中国遗址展示的探索，汉阳陵是个分水岭，汉阳陵以前，遗址展示多为裸露展示，观众和遗址之间缺乏必要的隔离”。汉阳陵以后，考虑到遗址的保护永久性，采取了高科技手段，同时为了满足观众的参观需要，多为玻璃隔离方式，汉阳陵帝陵是典型的代表，并由于其技术方面的先进性，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下面让我们对陕西汉阳陵帝陵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根据文物保护实践，对于陕西汉阳陵帝陵外藏坑文物，威胁文物生存的主要原因由于环境、温度、湿度的剧烈变化，造成文物失水干燥，产生风化。
其次，由于游客进入，带来的二氧化碳及尘土等有害物质，造成文物霉变。为更好地保护文物，设计人员改变了秦兵马俑博物馆文物与游客共处同一空间的模式，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在建筑设计上，它全埋于地下，几乎没有任何地面建筑形象，地下展厅创造性地采用特种玻璃隔场，以隔离遗址环境和参观环境，遗址环境通过应用斯洛文尼亚自适应特种技术，用少能耗控制遗址区内温湿度，达到文物保护所偏要的适宜区间，创造文物保护的良好环境。在这里，玻璃成为主要材料。整个保护大厅覆罩在10座外藏坑上，其中8座坑被这种特殊的玻璃合围起来，用于封闭结构的玻璃达到1900余平方米。立面玻璃通过金属结构与建筑的底部和顶部相连，使得遗址区域与外界环境隔绝，按照设定的技术参数创造最适宜文物遗址保存的环境提供了空间条件。而为了增强观赏效果，一条宽3米、长60余米的悬空的U形玻璃通道南北向延伸，横跨在一条条俑坑之上。陕西汉阳陵保护展示厅的这种做法意义重大：
（1）展示设计较好地解决了历史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文物考古研究和文物展示的矛盾，体现了保护文物及其历史环境完整性和原真性的国际先进理念，开创了中国新一代的遗址博物馆模式。与常见的玻璃隔离的陈列保护方式不同，在这里，遗址被玻璃围合起来，观众则处在空间相对较小的玻璃长廊内，文物遗址和观众分别处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中，二者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离，既能保持出土物原来的面貌，更好地保护文物，又让观众有置身其中之感，更能感受遗址地的壮观和文物发掘的情境感和现场感。因此，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佩赛特先生的题词是：“祝贺，这是一项杰出的成就，是其他古遗址的楷模。”著名文物保护专家郑孝燮先生评价是：“国宝保护与现代展览技术结合，历史文化风貌和谐。”#p#分页标题#e#
（2）展示体现了单体聚落布局和功能分区的研究思想。一来可以全面展示该遗址的整体布局和功能分区，二来便于观众了解遗址内各种遗迹尤其重要遗迹的形态。如城址、宫殿区、作坊区、贮藏区、墓葬区（墓地）或公共活动广场等，以及它们的形态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也可以展示具体的遗迹，如房址的规模差别、排列方式、内部结构等。
文物考古范文6
关键词：文物学；本科教学；教学改革
前言
文物与博物馆学是文理交叉型专业，所学知识涉及历史、文物、博物馆、考古、文物保护、科技考古等内容。文物学概论是其基础核心课程之一，为必修课程。笔者自担任这门课程的教学后，深感教学存在一定难度。该课程的教材比较匮乏。目前，常见的教材主要有两本。一本是李晓东编著的《文物学》；一本是吴诗池编著的《文物学概论》。前者教材内容章节较多，涵盖面较广，但书中只有文字，没有图片，对我国丰富的馆藏文物很难一睹真容。因为，该教材编写较早，部分内容陈旧；后者书中有文物图片，章节较前者少，课程内容科普性更强，专业性略显不足。因此，我国还没有一本图文并茂、内容新颖，兼专业性与趣味性的文物学概论教材。文物学概论课程内容比较庞杂，几乎涉及本专业课程的所有内容。如，文物管理与法规，古代玉器、青铜器、瓷器等可移动文物；遗址、墓葬、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近、现代文物等。这些内容都是后续相关的专业方向课。该门课程的内容如何构架，使之更为有效，既为学生打下基础，又能避免内容重叠，是值得教师探索的问题。笔者基于多年的教学经历，对文物学概论课程内容的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探究。
一、课程内容
我校文物学概论课程选用的教材是2005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李晓东编著的《文物学》一书。该书是目前文物学概论课程最常见的教材书。该书的主要弊端是课本中均为文字描述，没有实图，使文物学教学显得单调了很多。我校文物学概论课程在综合该教材及教学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结合本专业其他课程内容，避免课程内容重复和增加学生的兴趣，而考虑设置了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课程内容以课堂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共分九章。第一章是绪论。包括：文物学的定义、教学方法、价值等内容；第二章是文物定名与分类。有两部分内容，主要是理论性的知识；第三章是文物鉴定与定级，也有两部分内容。这两部分都是大内容，文物鉴定都可以单独开设一门课程；第四章是文物价值与作用，也是理论性的知识；第五章是古器物。主要包括：青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等。这章内容的教学安排主要根据古器物的六大要素进行；第六章是古书画。包括：书法和绘画两部分；第七章为古文献。包括：甲骨文、简牍、金文等；第八章是古遗迹，为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第九章是近现代文物。包括：近代和现代，民族和民俗文物。课程内容设置删除了教材中原有的文物管理法规和文物保护技术两章内容。这两章内容是单独开设的课程，内容主要是系统的基础课程。因此，文物学概论课程将不再纳入该部分课程内容。近现代文物在后续教学课程中很少涉及，而学生培养方案和知识体系很重要。文物学概论课程增加了第九章的近现代文物课时。从近现代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民族文物和民俗文物四个方面展开，让学生对近现代文物知识有清晰的认识，有助于拓宽学生的学习视野。经过教学实践，课程内容现已基本固定下来。但每年都会发现新的文物，教学内容应及时更新。
二、教学方法
文物学概论课程上课形式分为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教学方式以注重师生互动为主。课堂教学时，教师用多媒体展示文物实物图片为主，课堂时间安排是40分钟讲解，5分钟提问，并回答学生的问题。1.师生互动。第五章古器物一章，教师以石器为列，从古器物研究的六个要素：年代、材质、形制、装饰、制作工艺、用途出发。每讲解一例，每位同学选择一类古器物，并制作PPT，上台讲解8～10分钟，加上点评，总时间控制在每人15分钟以内。此互动能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能让学生对不同古器物有更深入认识，互动中还增加了选择相同器物的学生互相点评的环节。2.博物馆现场课。教师可以利用重庆师范大学博物馆进行现场教学。重庆师范大学博物馆分三峡文明、凝古之史、艺术之韵、民俗文化、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六个展厅，面积逾3000平方米，是高校博物馆中较大的博物馆。因此，要充分利用好这一宝贵教学资源。以三峡文明为主的文化发展演变史，让学生体会本地区考古学文化和人类发展历程。凝古之史是把全国范围考古中主要发现的遗存进行展示。虽然，该展厅多为文物的复制品，但不妨碍进行教学。艺术之韵主要是展示古代的造物。如，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钱币、书画等。这些内容与课程的古器物吻合，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课堂知识学习与实物观察相结合，以了解古代可移动文物。民俗文物是近现代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传统技艺和生活的重要实物，也是了解古代文物的重要参照物。该展厅搜集了川渝地区百余块匾额、床及生活用品。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展厅主要陈展的是我校在这两方面取得的成果。通过博物馆现场观摩学习，让学生更深入了解现代科技在考古、文物研究中的应用。
三、结束语
文物考古范文7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现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但是在甘肃地区，这门学科的实验教学正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以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为研究对象，结合四川大学考古实验室实地调研情况，从实验室教学建设方面、实验室管理方面提出初步构想，以促进实验室建设。
关键词：
“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实验教学；管理模式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博物馆的关注不断提升，物质投入逐年增加，但博物馆的专业人才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需求，2008年，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2012年增设了文物保护学专业。经过4年的建设，已经建成了“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对于实验课课程的设置与教学还处于摸索阶段，还需借鉴其它大学同类实验室的成功经验，提出适合自身实验室建设及实验教学的思路。
一“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实验教学的调研
四川大学在实验室建设方面走在了前面，有着十分丰富的资源和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为此，2012年7月赴四川大学及周边地区就博物馆和文物保护专业实验教学进行了深入调研。四川大学考古实验教学最早成立于1970年。其前身为考古技术实验室，被列入211和四川大学“523实验室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下设考古技术、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微痕分析、动物考古、成分分析、体质人类学等7个实验室。另有中心专业图书资料室、文物标本室各1个。多年来，该中心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尤其是在金沙遗址考古、三峡考古、西藏考古等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其采用的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考古实验教学，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形成了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特色鲜明，在中国西南乃至整个南方地区都有重要影响和示范作用的考古实验教学中心。博物馆学实验室：2006年，四川大学考古教学实验中心正式依托四川大学博物馆成立博物馆学实验室，开设“博物馆藏品管理”、“博物馆陈列设计”、“博物馆观众研究”等3门试验课。文物保护实验室：成立于1989年，分为“有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和“无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两部分，现配备有金相显微镜、大气品质测量仪、恒温恒湿箱、电脑测控耐折度仪、台式放大镜、电脑三目体视显微镜、电导率仪、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高分辨率X射线衍射仪等分析、检测实验仪器等多种实验设备，既可保证文物保护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基础实验教学需要，亦能支持专业师生在文物保护材料、保护技术、保护理论等方面开展研究实践。动物考古实验室：2005年，川大考古实验教学中心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组建了动物考古实验室，依托于拥有60万件动植物标本的四川大学自然博物馆和考古专业多年发掘积累的动物标本及考古教学中心购买的大量动物标本，面向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动物考古学》课程和动物骨骼种属鉴定、年代测定、动物食性测试、脂肪酸测试、动物古DNA分析等实验。
二对西北民族大学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课程设置的思考
根据对川大考古实验室的调研情况，初步有以下构想：
（一）博物馆实验课程的设置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物馆专业的实验课，目前仅有摄影、文物保护、绘图方面的课程，从实验器材上看，我院与川大的差距并不大，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可开设一些具有多元化的实验课，将教学与博物馆、文物保护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重点培养学生多元化的研究和实践视角，联系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通过试验培养博物馆学的知识体系、强化实践操作能力。[1]
1.“博物馆藏品管理”实验课实验包括：
藏品清洁与消毒处理、藏品传拓、藏品装具制作、藏品编目与建档、藏品信息数据库建设、古代文献书画作品保护、民族与民俗文物保护。“博物馆陈列设计”实验课。实验包括：室内视觉环境计测试验、室内空间环境计测试验、室内物理环境计测试验、展陈工程制图、3D建模试验。
2.“博物馆观众研究”实验课。实验包括：
观众生理计测试验、观众心理计测试验、SPSS统计分析软件应用。
（二）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学专业实习课程增加
我院的这两门学科的实习课程太少，只有毕业实习一项，鉴于这两门学科都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可以在课程设置中增加实习课程的比例，如可增加“田野调查实习”、“博物馆实习”等课程。[2]
三对西北民族大学“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开放管理模式的思考
（一）管理现状
从2008年“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成立至今已经有4年的时间，还处于摸索阶段，实验室管理在开放时间、开放内容、实验设备管理及实验室财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开放实验内容单一
开放实验的内容单一，大多数实验室配合课程设置，依赖于课堂教学的理论，缺乏一定的创新性。操作性和验证性的实验占大多数，按照指导教师设计好的模式步骤进行，限制了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提高。
2.开放实验难度缺乏梯度
开放实验难度缺乏梯度，这与内容单一是相互关联的，正因为大多数实验是验证性，配合理论教学内容的，所以适用于大一、大二的学生。对于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实验操作技能的大三、大四的学生，这些实验难度显得简单，此阶段这些学生更需要的是设计型、综合型的实验项目。对于学院其他专业的学生，实验室开放项目就要更加注重学科知识的互补，实验难度应有所降低，才能适应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学生。
3.开放时间固定
实验室的开放时间固定，大多数学生上实验课时，课内时间有限，仅能够完成基本的实验内容，熟悉仪器的时间少，实验效果差。对于一些外聘教师的授课，也存在授课时间短，往往在一周内集中授课，可能与正常的课程有冲突。
4.开放实验室设备维护困难
开放实验室设备维护困难，开放时间的不确定性，实验员的缺乏，使开放期间设备的维护较为困难，实验设备没有得到及时的维护和修理，不仅影响到设备的使用，更给实验课程带来不便。
5.开放实验室财产容易丢失
目前开放实验室的易耗品的管理缺乏规划，小的实验材料没有准确的登记，容易丢失，缺乏有效的实验器材电子管理系统。
6.实验员、指导教师工作量
一些开放性实验是在业余时间开放，实验员及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增加，这就存在加班费问题。
（二）实验室进一步开放的功能定位
1.提供课前预习时间
大多数实验课时间安排紧凑，同一组同学数量又多，在有限的课内时间里，仅能够完成实验内容，对仪器熟悉时间少，对实验内容理解的也不够深刻，往往实验做完了，并不理解通过了哪些实验方法解决了哪些问题，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法，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仪器，一旦在实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也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原因和解决方法。学生缺乏对实验的理解、对仪器操作的时间。
2.提供课内实验没做完补充时间
由于近几年的扩招，实验室仪器的数量不能够满足学生都能操作的条件，特别是一些精密仪器，这就需要学生在课余时间将实验内容完成；还有一些学生由于实验设备故障或动手能力太差等原因没有完成实验内容，这些问题也需要实验室的开放来解决。
3.为外聘老师指导学生实验提供条件
文物保护分析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对于各种材质文物的分析、修复、保护，需要有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人员演示及讲解，而这些人员往往在博物馆、考古所等单位工作，就需要合理安排时间，集中时间对学生进行短期的培训和指导。
4.为学生自选实验项目提供条件
实验项目可分为必做实验和选做实验，必做实验由教师统一安排时间，而选作实验可由学生自主选择项目和时间，可由实验内容安排固定的指导教师，对于实验操作进行指导。
5.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设计提供条件
以往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设计都是综述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动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开放实验室可以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设计提供时间、设备和场地，使理论联系实际。
6.为大学生创新项目提供条件
为鼓励大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学校积极鼓励学生申报科技创新项目，由学校提供1000-10000元的资助，我院学生更是积极参与，实验室开放为这些课题的完成提供更好的选择方向，也为这些课题的完成提供良好的条件。
7.为实行导师制提供条件
我院实行导师制已经近4年时间，导师制是指一组学生在一个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的制度，由导师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专业学习、综合素质和个性发展进行个别指导，开放实验室为这一制度在我院的开展提供一个新的平台，使学生能够参与到导师的研究项目中，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质量。
综上所述，在对四川大学考古学实验中心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本院实验室建设的情况，从增设实验课程（实习）课程、实验室开放的管理提出了设想，实验室建设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随着工作的推进还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不断研究完善。
作者：于永平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文物考古范文8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体位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滋生于音乐学、考古学，也从人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来自古文字学、声学、冶金铸造学领域的学科需求和成果反馈，也会影响着音乐考古学的信息采集、整理、记述和解读；自然科学和新技术会开阔传统器物学的观察视野，深化对音乐遗存的认识程度和相关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学科成长的条件和背景，也是其新兴性、交叉性和边缘性的表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和实践的积累会逐渐明晰这一学科的架构体系，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会廓清这一学科的属性。不过，回顾音乐考古学的萌生，是考古学的启发、考古资料的吸引和刺激，促成了音乐学（主要是音乐史学）学者的进入；是音乐学与考古学的合谋催生了音乐考古学的建立；是两个学科突破认知局限的需求形成了学科交叉、渗透的新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考古学与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重叠，在研究方法上互为通用，在对象释读上互为补充。虽然还有其他更多学科在这个领域里交汇，从学科最基本的结构关系看，音乐考古学确实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学的双重性质，并更倚重于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在学科关系上存在着的上述现象，是音乐考古学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在成长中遇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音乐学家、考古学家更多地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了解对方的长处和局限，扬长避短，实现优势互补，在合谋与互动中共促学科发展。
当然，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在国家推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事业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之下，作者愿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音乐考古学科建设要与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以“文化遗产”的概念拓宽了“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标志着新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考古学定位为一级学科。音乐考古学科时逢成长的大好机遇。事业是学科的依托和动力，事业的发展需要队伍保障和政策支持，也会对相应学科提出刚性需求，并推动其发展。音乐考古学者应该在遵循学科成长规律的前提下，紧密与文化遗产事业相结合，力求进步，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