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新医学模式的内涵

阐释新医学模式的内涵

作者:曹骥 谭晓红 容敏华 单位: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医学是“以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其载体是人的生命,其目的是无限地接近人类生命过程的真理。医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人类的生命过程,并且医生依靠自己掌握的知识与经验来保护人们的健康,消除他们的疾苦。医生赖以进行工作的基础是医学科学技术,但由于他的工作对象是人,而人是自然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因此医学不是一种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高度结合体。

1医学的属性

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十分显著,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自然属性。其次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内涵,都必须坚持“客观性的原则,坚持可检验性、可证实性、可重复性的原则”。在临床实践中,医学的自然科学精神以求真、求实和推崇理性为特点,强调尊重临床客观事实、尊重医学规律、遵循实证方法和规范的程序;强调临床发现的客观性、精确性和效用性;强调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作用。同时,医学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人文属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动、能够能动地改造环境;人以社会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仅要与外界交换物质,而且要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人的健康状况与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动、与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医学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对人与社会的联系的基础之上。其次,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还突出地表现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是以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关爱为基础的,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远是医学的永恒目标,是医务工作者不懈的追求。

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世界卫生组织(WHO)在阿拉木图宣言中对健康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健康不仅是人体的生理健康,而且还包含个体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健康等于身体、智慧与心灵的和谐统一。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为患者的疾病痊愈提供物质保证,躯体的健康是一个人整体健康的物质基础,没有躯体的健康,心理和社会的完满状态无从谈起。医学仅仅解决患者躯体病痛是远远不够的,而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为患者的身心康复提供精神支持。人是躯体和心理的统一体,疾病过程同时体现在躯体和心理两个方面。在躯体受到侵害的同时,心理也遭受到恶性刺激,而心理状态的好坏又会直接影响疾病的转归和预后。在不同的疾病过程中,心理疾患和躯体疾患的关系可能有主次地位的互换,但不可能是有无状态的取舍。患者心理问题处理是否成功,直接关系着对患者躯体问题的处理结果。医学技术手段解决的是患者的生理痛苦,医学人文方法安抚的是患者的心理冲突,医学科学将患者从病魔的阴影下挽救出来,将活着的希望带给患者,使患者获得有限的具体的满足;医学人文精神将患者从心灵的煎熬中解放出来,将生命的价值赋予患者,使患者获得无限的永恒的生活激情。

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后,自然科学各领域的成就在医学领域高度渗透,使医学获得了长足进步,从而形成了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持续了大约400年,从生物学角度真正科学地认识、诊断和治疗疾病。应该承认生物医学模式在人类发展史上功不可没,在人类对抗疾病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不过,生物医学模式主要是从人的自然属性看问题,往往忽略人的社会属性,追求的是疾病与治疗的线性因果关系。生物医学模式是将疾病从人体中分离出来,作为自然界的一种实体来研究的。对于疾病机械性的认识导致了医疗服务的“机械化”,对疾病的诊疗亦进入了流水线式的作业程式。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医务人员形成了“以疾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往往把患者的躯体从生命的整体中剥离出来,医生眼睛里只有病原体、症状、病灶……活生生的、整体的患者渐渐地从医生的视野中淡出;医生更多地是关心这个病是否可治、能治,关注检验报告上的客观数据,而不是这个人的主观感受和生命的价值体现。

2新医学模式的内涵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以及疾病谱的变化,生物医学模式和“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不适应性,1977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内科学教授恩格尔首先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由生物层次探究到社会层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重视生物因素,也同样高度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疾病与健康的影响。它认为人类健康的维护取决于医疗技术、生态环境、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卫生保健政策、经济发展等因素,也起着某种程度的决定性作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人的属性的认识,包括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医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机统一体。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临床诊疗模式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要求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全面接触患者,要在情感上和实践上体现出对患者整体人的理解。不仅要对患者的生理机能完全掌握,而且必须深入了解患者的非医学问题,如心理问题和社会处境等,并作出充分反应,综合分析,从而提高医疗效率,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3新医学模式下青年医生的培养对策

在5年的大学本科学习过程中,《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等医学人文课程给学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就是“现代医学模式已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印象深刻的原因主要是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很难理解,医学是一门很客观实在的学科,而这句话让人感觉“看不见,摸不着”,不象解剖学、生理学等课程,每一个理论都有实在的物或者是实验结果证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以后,才逐渐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而工作时间越长,对这句话的理解就越深。例如,一个患者从住院治疗开始,作为主管医生就得要开始询问患者病史、做体格检查、开各种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然后综合这些结果做出临床诊断,拟定治疗方案,进行对因及对症治疗。这些医疗行为的目的主要是运用目前已知的检查治疗手段来尽可能的发现患者的病因、恢复患者的躯体健康,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生物部分”。在治疗的过程中,无论你是主动还是被动,作为医生都会或多或少地接触到患者对疾病的焦虑、恐惧,对治疗的意愿、信心、态度,患者的文化修养,患者的性格等个人人格特点,同时患者的家庭状况、经济状况、社会关系等等都会介入到治疗过程中。这些工作可以被称之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心理—社会医学部分”,尤其在肿瘤临床工作中,这些因素尤其突出。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入院时都已不能治愈,而只能是通过药物治疗尽量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因为癌症在公众心目中的整体印象仍是“不治之症”,因此许多患者及其家属对病情都有一个从难以接受到逐渐接受的过程,治疗过程中假如治疗效果不好,怎样帮助患者及其家属正确接受病情、积极乐观地接受治疗是内科治疗的重要部分。这时候单纯依靠症状、体征、实验室及器械检查结果都已无能为力,只能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间建立互信的基础上,依靠医生对患者心理的掌握、性格的了解,采取患者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谈话,才能让患者从容地接受病情及治疗效果,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进行治疗,才能尽量避免患者产生消极悲观甚至轻生的念头,从而有利于下一步治疗计划的实施。无视患者的人格特征及心理特点,粗暴的谈话方式只能适得其反,对治疗产生不良后果。#p#分页标题#e#

记录患者的病史及书写反映诊治过程情况的病程记录是临床医生日常工作的重要文书工作,医疗文书既是患者的治疗日讠志,同时也是发生医疗纠纷时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证据。病史记录包括现病史、过去史、个人史及婚育史、家族史等,现病史、过去史主要是着重于患者自身生理特点寻找疾病的线索;个人史及婚育史、家族史要求记录患者文化水平、性格特点、所从事的职业、社会活动范围、家庭状况、家庭成员患病情况等,这些无非都是希望从心理、社会方面能够提供患者发病的原因,诊治疾病的线索。病程记录不仅要记录患者病情的变化、诊治过程,而且也要记录治疗过程中患者出现的重大心理变化,与家属及其工作单位的重要谈话内容等。这些工作无一不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医疗实践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所以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经渗入到医生的日常工作中。深刻体会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不仅是人性化医疗的要求,同时也对防范医疗纠纷、规避医疗风险起着重要作用。

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高度结合体,可以把自然科学看作身体,而医学的人文科学特点给这个身体赋予了会思维的头脑。自然科学性质是医学的自然属性,人文科学性质是医学的社会属性,两者的结合赋予了医学鲜活的生命。动物和人都会生病,但只有人才会对疾病赋予某种意义。野生动物患病只有依靠身体的自然恢复力,而人患病,不管能否治疗,都需要情感关怀。医学的人文科学特点在医学临床实践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医护人员应该具备医学人文精神。热爱生命是医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救死扶伤,是医学人道主义的目的,关爱生命和维护生命的健康则是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人道主义的切实体现。医学的使命是消除人类的疾病及其痛苦。医务人员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活生生的人。这就决定了医疗技术和人文关怀是医疗服务的两个方面,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1]。

自古以来,东西方医学均赋予了医学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大凡思想圣洁、德高望重之医家,无不具有丰富的医学人文修养[2]。“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学给医学下的定义,医学不但是“救人生命、活人性命”的技术,还强调医者要有一颗同情患者、真诚地为患者解除痛苦的“仁爱”之心,尊重生命,关爱患者,充满人道主义,做到“仁心仁术”兼备。

可见,“医乃仁术”是医术与医德的统一,是医学职业精神的写照,要求医者必须具备医学人文精神。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誓词中具体明了地阐述了“仁爱”信念:“吾将竭尽吾之能力与智慧,以己之才帮助病患;戒用医术对任何人等以毒害与妄为……吾将以纯洁与神圣为怀,终生不渝……无论何时登堂入室,吾都将以患者安危为念,远避不善之举……”。热爱生命、关爱生命应当是一名医生应当具备的人文精神,也是医生职业道德的核心。

医患冲突和医疗纠纷与医学同在,并非当前所特有。医患纠纷成为目前公众的关注热点。应该说,以诉诸法律和舆论介入的形式解决医患纠纷,是患者自我保护意识的一种觉醒。但是,患者审视诊疗过程防备心理过度,信任态度不足,媒体关注“弱势群体”人为炒作的失实报道误导公众的现状,加剧了医患双方的戒备和对峙。尽管医患关系紧张不完全是医生的责任,但不可否认部分医生忽略医学人文素质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提高,忽视患者的人格和权利也是其中的原因。

医生应当以患者为本,以生命为本,呵护生命,远离利欲,尊重患者权利和人格。医生眼里的患者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人,是有尊严、自由、情感和需要的人。患者不仅需要客观检查和技术操作,更需要倾诉内心感受和获得精神抚慰。患者眼里的医生是一个友善的朋友,是有责任心、同情心、可以信赖的人,而不是无法接近或别有意图的人。医生的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知识和技术条件的支撑,更需要获得患者的认同。患者也应当配合和理解医生,支持医生和信任医生,尊重医学规律,尊重医生人格。大量的临床资料显示,良好的医患沟通和交谈,不仅可以促进患者的身心健康,而且还能增强临床防治效果。医患沟通有助于医生了解和判断患者面临的身心问题,同时向患者提供正确的信息,有助于治疗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良好的医患沟通也使得患者能够理解和配合医生进行检查和治疗,便于医生开展临床工作,使临床医生的工作获得患者的认同。以人为本的医患关系体现了医患双方的理解和尊重,而有了理解和尊重,争论就会减少,纠纷就会有比较通畅的解决途径。各种学问做到最后都是做人,即做人的胆识、风格、情操等。医生对患者服务的艺术以及医疗方法和流程的美学评价等,则必须用文化的视角去审视、剖析,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用心去积累,这是医生自觉成长,不断超越自己的最基本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