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在符号、图像、观念的组合与物理实体的建造之间存在着主观与客观的区别。前者仅仅是人类心智与想象力的运用；后者却在其本质上关联于人类的物质性身体与知觉。在哲学史上，笛卡尔式的身－心区分为前者作为高级文化的自我认同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后者的独立性质，在20世纪现象学哲学家梅洛－庞蒂对人作为“身心统一体”和“个体化的身体性存在”的思索中，才被提供了鲜明的理论基础［1］。然而，符号、图像、观念的构成与物理实体的建造之间的区分并不易分辨。在信息化和充斥图像媒体的环境中甚至有更加模糊的趋势。这种混淆，在现代建筑和风景园林设计的理论中造成了麻烦［2］。舞台布景的画面也能提供几近真实的知觉体验。然而，建筑和风景园林设计为人类提供的独有的环境体验，却是让人从现场感受到其建成环境的意义。建造产生出环境的艺术品质，这是它们最终区别于布景术和其它一切图像艺术的关键。空间、体量、色彩、质感，以及材料、结构、构造、建造———无论建筑还是风景园林设计产品都涉及这些因素的选择、布置和操作，产品的美学品质从中产生。与第一代现代主义建筑师一样，早期现代风景园林设计师为先锋派美学的空间效果激动不已［4］；也曾深受后现代主义的符号学手法、地域主义的拼贴手法等“潮流”的影响。如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早已遭到普遍的怀疑和抛弃，然而它在现代中国的风景园林规划和设计中仍然大量存在。如今，建筑学理论已回过头来梳理现代建筑运动，其结果是建筑史的重新书写。“建筑是具有物性的物体，而不是符号［3］。”这种观念反对将建筑和风景园林设计产品符号化、图像化、观念化，由此产生对后现代主义的拒斥。但在中国风景园林设计领域，将“景观”视为纯粹图像和“意向”，而将其与材料、构造和建造过程割裂，将后者单纯作为手段的思维习惯仍然普遍存在———其后果，就是使大量风景园林设计产品看似一种“布景技巧”的产物。混凝土造型和石材贴面等装饰性构造被滥用［4］、众所周知的“意向图”的流行以及效果图公司令人惊异的兴旺繁盛都只是表面的现象。本文是一个引论性质的考察，意图对风景园林设计中图像性（广义的图像性）和建构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为考察当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困境与成就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新的理论视角。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在批判和理论梳理，而将详尽的实例分析和理论建设留待独立成篇。 2风景园林中的建筑分析 2．1建筑学的启示 在中国建筑学领域内，美国学者弗兰肯普顿对现代建筑历史中“建构文化”（TectonicCulture）的研究是近几年最为人关注的理论话题之一。2002年《时代建筑》等平面媒体的热播、南京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以及网上一些学者对中国所谓先锋建筑师的批判和辩论［5］，曾一度引起了对这一话题的热情。当然，一个理论方向的价值并不在于其一时流行的程度，而在于其与学科本体的紧密联系或应对现实问题的持久启示意义。建构虽然渐渐被认为是“建筑学的基础之一”（与空间属同等层级）而并非革命性的先锋主义，但其影响并未消退。建构议题被认为可对中国当代“充斥消费文化”、过于功利化的建筑行业发挥持续的平衡作用；对建筑中结构和构造思维的训练逐渐渗透到中国许多知名院校的建筑系教学中［6］，补充了传统单一强调空间想象力的“空间构成”训练的不足；而《当代建筑构造的建构解析》（2005．11）、《材料呈现》（2008．3）等“建构”议题著作接连出版，特别是弗兰肯普顿的代表作之一———由同济大学王俊阳教授翻译的《建构文化研究》中译本在2007年问世和受到的广泛好评，使“建构”成为了建筑学“自主性”讨论中最核心的主题之一———这些都表现出该议题在中国仍然显著的生命力。风景园林的现代主义滞后于建筑现代主义运动并受其影响：这里仅需指出两个例子：一是欧洲20世纪早期的风景园林现代主义潮流由建筑师设计的展览花园引起；二是美国“哈佛革命”中格罗皮乌斯教学思想的影响。众多案例显示出风景园林设计与建筑设计的竞争和互渗关系：一些建筑作品以其高度精美的室外空间塑造“侵入”风景园林的领域，其影响甚至被写入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历史。例如建筑师路易斯•巴拉干和卡洛•斯卡帕［7］。 2．2建构的含义 弗兰肯普顿在《建构文化研究》中对建构（tectonic）进行了词源学、人类学和哲学诸方面的考察。（1）tectonic发源于古希腊人对木作工艺的称谓，强调材料构件之间的连接，强调“铰接节点”和“编织”而非砌筑堆积和烧制塑形。（2）tectonic所指向的编织技艺在许多文化圈中与巫术性仪式和宗教传统密切相关，它是人类一种仪式化的体验过程。并非单纯的工艺技术。作为一种海德格尔所谓的“技艺”（techne），它以物理实体的建造和身体－知觉的经验，而非引用语言符号的“所指－能指”关系来生产出文化意义。（3）以tectonic的视角来考察现代建筑史，我们会发现建筑的艺术性和人文内涵的生产并不仅仅来自空间布局、体量形式的创造和符号形像的引用：许多最优秀的建筑师把更多（至少不是更少）的精力投入到结构、构造和建造过程的诗意处理。如弗兰肯普顿所言：“我在本书里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建构的技术问题，而且更多的是建构技术的表现可能性问题。如果把建构视为结构的诗意表现，那么建构就是一种艺术……建筑物无法避免依附于大地的天性，正如它包含视觉风景园林的成分一样，它也包含建构和触觉的成分［3］。”如果现代建筑运动中的确存在着根深叶茂且至今仍在成长的“建构文化”———即以建造、结构、构造的安排生产出艺术性和人文意义———那么我们反观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历史和现实，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示。#p#分页标题#e# 2．3风景园林中建构议题的局限性 然而在讨论建构对风景园林设计的意义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建构议题的局限性。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具有多元性学科内核［8］：风景园林规划、游憩规划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同属“规划”层面，其运作不会延伸至物理性的建造，而风景园林资源管理与视觉管理评价更是与建构无关。唯有同建筑设计处于同一层级的“风景园林设计（LADesign）”，由于其核心内容是将设计延伸至施工完成，从而不可避免的存在建构的表现性问题。另一方面，植被作为风景园林设计的材料，其几乎不可剥夺的自然性格也限制了作为人工材料进行加工处理、和处理手段上技术革新的可能；风景园林没有室内环境所需的严格的功能维护；大多数时候风景园林结构仅需抵抗交通和地面停留的重力……所有这些都使得风景园林设计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变革的联系远不及建筑紧密。作为风景园林设计的物理实体，土地与植被如同大自然本身，似乎仅仅是循环演进。 2．4景观布景术———图像与符号滥用的源流 然而，当代的“自然”早已被高度人工化，即便是看起来原始的风景，也成为人类监控、管理和旅游消费的对象。问题不在于一处景观是否被人工化（对“自然式”与“规则式”的武断划分已变成一种误导），而在于它被“人工化”的不同方式。图像，正是一种风景园林人工化的主导性模式。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由风景园林学科的内核所决定。将Landscape作为“图像”（Pictures）进行认识、设计和传播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此无法详述，但可以指出以下这些关键主题：（1）最初，德语词汇landschaft的意思并非视觉风景，而是一种集体工作的环境；不仅仅是一种空间组织，还暗示着人与土地、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存在与维持。（2）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透视法的发明，在建筑领域，作为人文学者的architekton（“建筑师”）［3］出现了，他们认为自己所作的不是建造建筑和房屋，而是用抽象的构思安排建筑元素的秩序，使它们形成艺术整体。同样，文艺复兴园林设计的手法是在几何学和透视科学控制下对造景元素进行布置。这个时代诞生了作为视觉控制系统的巴洛克式规划［10］。这或许是第一种拥有理论自觉的风景园林设计：而它是高度视觉取向的。（3）英格兰的文人们（和给他们灵感的画家们）发起了自然风景园运动，将英国国土上不断扩大的牧场风景与独立式乡间别墅的形象直接拼合起来；将原野风景与叙事、异域或教喻性的园林建筑拼合在绘画式构图中———而这些建筑的折中主义远离建筑的现代主义运动演进，仅仅是一种“布景”。风景园运动余波最大的影响，或许还不在于对“如画式”或“自然式”的膜拜，而在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一个试图以构筑小型诚镇和郊区的方式解决大城市问题的思想———长期主导了公园设计者的思维［12］。而事实上，大城市有其独特的本质，大城市酝酿着人类环境建造手段和方式的巨大转变。这使得风景园林设计师长期错失思考大城市全新类型景观及其建造的机会。（4）城市公园运动在规划的意义上创造出优质的开放空间和游憩场地，在设计文化上却让风景园林成为了对怀旧田园和自然风景进行消费的载体［5］；城市美化运动使人怀疑：我们通过景观消费了什么？而也许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深的疑问是：这是怎样的一种消费模式？（5）后现代主义和地域主义的接近。强调现代人应通过地域化景观寻获其“身份认同”的理论，与房地产广告中常见的异域文化标签采用着相近的手法：后现代主义，特别是其符号学和类型学取向的手法。地方文化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只是在同一个意义生产模式中换上不同的符号和素材———理论基础不变，仅仅呼吁内容的更换，在风景园林市场的商业逻辑面前只能是苍白无力，甚至反而推波助澜。另一方面，现代媒体对风景园林图像的复制和传播也对风景园林的生产逻辑产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影响，使得景观进一步符号化。 3风景园林建构的理论初探 3．1知觉现象学与景观体验 Tectonic如何将物理性实体与人文意义结合，而不依赖于理智层面的反思或图像符号化的中介？这里涉及到知觉现象学与对环境中非视觉体验的研究。在此我们重点考察梅洛－庞蒂哲学的意义。梅洛－庞蒂发现人类是作为不可分割的“身体－主体”来体验世界的。意义发生的中心在前反思的身体运动和情景中。“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知觉角度的改变和变换成为可能，进而使其相随的意义的改变和变换成为可能”［1］。这意味着：行走时体会到的地面角度的变化、下意识的情绪与环境噪音、声学效果、触摸与对材料沉重或轻盈的感受、在构造形象的节奏中感觉重力的作用……这些现场即时经验，其影响远大于反思所得的概念性意义。建筑与风景园林设计，拥有其独特的、不可复制的身体－知觉体验，就是使人在现场体验中，感受到建造过程的智力游戏和诗意品质。 3．2“基座”与“围合表膜”———森佩尔的启示 德国建筑理论家森佩尔在人类学调查基础上提出了“原始住宅的4个基本要素”：基座，壁炉，构架／屋面，轻质围合表膜。很容易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发现“基座”（theearthwork）与“表膜”（thelightweightenclosingmembrance）的影子：前者关联于一切试图融合于大地的人造地表结构物，后者则与之对立，仿佛不承受重力般划分空间并以其表皮化的装饰传达人文意义。可以把风景园林结构看成是基座与围合表膜间的一种关联：或亲密接近，或分裂对峙。而前者意图融入大地，后者意图随“构架”（theframework）升向天空［3］。两者的对话和争执形成了景观内部的张力。以下将从基座———即地形与表面的角度展现风景园林建构的一些实例。在这些实例中，所有用于划分空间、打破地平线连续性的“围合表膜”结构都倾向于融入土地之中。#p#分页标题#e# 3．3地形表面的建构———几个实例 “场地需要身体的移动以及这一移动对整个神经系统的影响才能体验。”［3］地形并不仅仅是光影形象，而是让人体感受到重力方向、地平线（作为人类潜意识中定位基准）的改变和移动。而让人感受到风景园林中地形与地表充满独创性的建构方式，则使得简单的“地面”景观具有了内在的人文性。 3．3．1土地造型的精确建模 大地艺术的地形处理风格已成为被广泛模仿的对象。然而，通过一成不变的建造技术来勉强达成抽象的地形塑造，这只能是模仿，不会有持续的原创能力。从这一角度可以观察风景园林设计师凯瑟琳•古斯塔夫森的地形塑造：例如戴安娜王妃纪念喷泉（DianaPrincessofWalesMemorial）。喷泉水道石材凹凸不平的表面制造方法是：由设计者手工制作陶土模型，再通过数字扫描进入计算机编辑，与其合作的建模公司制作出545块石材的三维数字模型，再指导精确地切割施工［12］。这一精确建模的技术也被应用于古斯塔夫森的许多土地造型艺术中。这一建造技术的运用是为了使得人们可以使用和体验的地形能够精准实施，建造的高质量超出了图像的形成。纪念喷泉的人文内涵最终落实到石材表面水流精妙的肌理效果带给人的触觉性感受，并由此生发出更复杂的人文意义的解读。然而在这里，仍能感到将土地作为雕塑来造型的倾向，风景园林内在的图像性和体量性仍然可能压倒其建构品质。因为利用更粗糙的技术也能勉强复制出形似的土地造型，使其风格化：成本更低廉，却易于贬值。 3．3．2土地固定技术的艺术化创新 Kiefer工作室的沃尔夫斯堡Aller公园是另一个地形建构的杰出案例。通过极为简洁的细部设计：以特定角度向上折叠排列的大尺度考登钢板（Cortensteel）发挥了挡土墙、景墙、台阶靠背、砾石步道框边的多重功能，引导人穿越崎岖不平的地形。材料质感和构造交接的大胆简约始终吸引着人的感观［12］。对挡土墙式构造功能的艺术化重新诠释，以更为令人信服的功能主义出现于CALA风景园林设计事务的西雅图奥林匹克公园中。为了以最经济的方式固定大尺度的土地造型，同时促进而不是牺牲场地的整体感，该项目应用了被称为MSN的挡土墙系统：用装有石块和沙砾的钢框堆叠，再加装预置混凝土板材拼接的防护层。这个充满土木工程结构理性的细部设计，形成了城市公园新颖的形象和体验［13］。 3．3．3表面与边缘———取代传统铺装的设计策略 在纽约一区高架铁路的改建、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城市广场［13］和巴塞罗那西海岸公园中［14］，可以发现一种相近的设计策略：传统的铺装场地－绿地场地的分割被打破了。设计被作为一个整体的“表面”来处理，由被设计为一组的“铺装组件”来覆盖大部分场地，而铺装与绿地交接传统上的非此即彼的界限也被更灵活的“边缘组件”所取代。组建的交接形成了统一中有微妙变化的表面肌理效果，这种肌理正是契合于场地的文脉，生产出意义丰富的解读。这是将“地表面”作为一个有厚度的、多功能的系统来进行塑造的努力。这里已没有篇幅来进一步分析这些实例建构逻辑的理论意义。但作为景观布景术的对立面，它们（特别是已经建造成功的项目）的先锋性起到了观念的平衡作用。 4结语 风景园林设计的建构文化还没有得到系统的认识和研究；在高校风景园林和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教学中，材料、节点构造、建造的教育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设计训练也互相割裂。若要使风景园林设计不致沦为布景术，若要摆脱其学科内核的模糊化，风景园林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