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译文学提高了小说、戏剧在文学中的地位
19世纪的欧洲文坛，小说和戏剧这两种形式都有了高度发展，并占据了文坛中心，成为最主要的文体。同时涌现出许多小说和戏剧文学的大师，产生了许多震动世界文坛的名著。当时维新派人士出于启蒙目的,注意到了东西方文学格局的不同,开始为小说、戏剧争取正统地位。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等都为此作出过努力,而梁启超则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极力抬高小说的地位和价值。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②可见,梁启超把文学看作启蒙、新民的工具。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被译介到中国，无论思想内容还是创作形式，给我国小说作者和读者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而林纾以其高雅的古文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女性血泪史，改变了白话小说粗俗文体的形象，把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推向了中心。根据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可知，1875年至1911年翻译小说有608部。1980年代末，日本学者蹲木照雄教授等人编录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收录1840年至1919年期间的翻译小说约2567部，翻译的主要选择对象是英、美、法、俄、日、德等国的小说，占了这一阶段翻译小说总数的95%。③但是小说地位真正得到提高还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事”。鲁迅曾说:“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到了西洋文学的影响。”④在这里，鲁迅精辟地指出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内部原因和外部条件，并充分估计了外来影响这个外部条件的作用。只有经过“五四”运动，才能具备这两个条件，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才最终成为文学园地的最重要文体。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为开端而兴起的中国现代白话小说，才真正得到了波澜壮阔的发展。
二、翻译文学丰富、完善了中国文学原有的文体形式
中国文体对翻译文学的借鉴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根据翻译引进的外国文学样式对原有文体加以改造，如小说和诗歌；另一种是直接借用外国的文体，如戏剧、歌剧和报告文学。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形式是章回体，是从话本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因此保留着为讲说方便和促兴的一些特征。例如偏重故事性，一章一回大体独立完整，章回之间的起承联接、助兴式的诗词穿插等等。这些东西，对于现代小说来说，就只能成为累赘。晚清时期的林译小说打破了传统中国小说的章回体限制，为中国小说在形式上的现代性变革作出了贡献。郑振铎也因此对林纾予以高度评价，他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说：“中国的章回小说的传统体裁，实从他开始打破———虽然现在还有人在作这种小说，然其势力已大衰。”“他不仅在提高小说的地位，扩大小说的影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使传统的中国文学形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⑤而鲁迅最先用全新的形式创作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篇小说抛弃了章回体，采用了西洋现代小说的形式。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白话语言；（2）第一人称写法；（3）日记体。这些形式特点，无论在中国哪一部旧小说中都是找不到的。我国是个诗歌历史悠久的国家，加上统治阶级的提倡，诗歌始终处于正统文学的地位，又逐渐形成了一套极为严格的格律形式，这种形式的一个突出弊端，就是它本身带有某种文艺法规的约束力，死死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艺术创造性，不许越雷池一步。古典格律这种凝固的形式，是极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因而成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
而“五四”时期的翻译诗歌不仅取得了应有的文学地位，而且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诗歌审美观念，带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和新变。“五四”时期的很多诗人同时也是出色的翻译家，他们一边翻译外国诗歌，一边从事新诗创作，外国诗歌的艺术技巧和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许多新诗运动的先行者则明确地提出要以翻译诗歌作为中国新诗创作的榜样和发展方向。“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如闻一多、梁宗岱、冯至、卞之琳、屠岸等翻译了许多首十四行诗，同时也用中文创作了许多十四行诗。我们从中国新诗的形式、语言和情感思想上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外国诗歌影响的痕迹，我们甚至可以极端地说，中国诗歌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就是“五四”翻译诗歌热潮的兴起。“五四”时期，诗歌翻译是为着启蒙的目的而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来的，这首先决定了译诗在内容上必然是反传统的，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自救使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十分渴望从传统文化的桎桔中摆脱出来，实现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的变化。胡适依靠翻译美国女诗人蒂斯黛尔的《关不住了》(overtheRoofs)来宣称“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其原因还是因为这首诗歌在文体上与之前的译诗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它不再是中国古体诗形式，而且语言上也实现了白话化；在情感内容上，这首诗冲破了中国传统的爱情观，希望拥抱自由和爱情。“一大批翻译家通过对文体中文化特性的内化，首先把自我融入文体，然后从文体中解脱出来促成了文化的剧变。因此，文化的解构形式上是文体的变化，实质上是文化本质的变化和转型。”⑥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中国诗歌正是在译诗的带动下实现了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不仅如此，译诗还赋予了中国新诗现代性品格，王宁先生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产生“大概和一些鼓吹现代性的中国文化和文学革命先行者的介绍和实践密切相关，而他们的介绍和实践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的中介来完成的，当然这种翻译并非只是语言层面上的意义转述，而更多的则是文化意义上的翻译和阐释。”⑦
由此看来，译诗在新诗发展成长的道路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译诗就没有中国诗歌的新变，就没有中国新诗的发生和现代化品格。经过“文学革命”，代替古典格律诗的现代新诗终于出现了。郭沫若的《女神》就是光辉的奠基作品。现代新诗在译诗的影响下，形式上对古典律诗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格律，尊重自由创作。新诗的主要形式———自由诗、现代格律诗都不像古典格律诗那样讲严格的格律，自由诗是“泊来品”，顾名思义，它在形式上绝对自由的，自然无所谓格律。即使是现代格律诗，也与古典格律诗不同，它根本没有管束一切诗人的格律法，也不存在什么现代的“四声八病”说，非要诗人去遵从不可。现代格律诗的所谓格律，主要指节奏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程式，只能存在于诗人们的层出不穷的探索创新之中。这一点同古典格律诗是根本不同的。二是打破文言，采用口语白话，实行“言文合一”。脱离现实生活，正是旧文学的根本弊病。新文学要密切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就不能不从根本上克服这一点。因此，“言文合一”是中国诗歌的巨大进步，是诗歌现代化的一个突出标志。话剧这种形式是通过翻译才引入的，是中国传统戏剧中没有的文学形式。它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传统戏曲垄断舞台的局面，丰富了戏剧形式。“中国话剧诞生于1907年，最有代表性的话剧活动就是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演出的《茶花女》(第三幕)，而这一演出的底本就是留日学生曾孝谷根据法国小仲马(AlexandreDumasfils，1824一1895)的歌剧《茶花女》翻译的。翌年，法国留学生李石曾又翻译了波兰廖抗夫的《夜未央》和法国蔡雷的《鸣不平》，这有力地促进了话剧这一文学作品新品种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早期的话剧文学正是在近代戏剧改良的基础上，借鉴外国戏剧的编剧艺术，结合中国社会现实而产生的。至此，话剧这一文学新品种在中国生根、开花。”⑧由于话剧的现实性和多种综合的艺术手段，以及通俗性、群众性等特点，这种形式移入中国后，很短时间内得到普及。到抗战期间，话剧这种形式更变成为抗战服务的主要艺术形式。数量空前的演剧人十分活跃，创造了街头剧、活报剧等短小活泼的形式，进一步推动了话剧的普及和发展。
在翻译文学的影响之下，中国文学的文体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使我国文学在短期内实现了文体现代化。旧文学中那些落后的、僵死的、脱离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的旧形式被淘汰了，产生了新鲜活泼、丰富多彩、深受大众欢迎的新的文学样式，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取得的重要成就。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如何评价翻译文学的影响，一直存在着争论。翻译文学的影响是否等于欧化?西洋文体能否照搬?这些争论的焦点就是外来影响和民族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那种把新文艺武断地认为是欧化文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新文学接受外来影响，引入新的文学样式，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为决定，而是历史本身的一种选择。只有那些适合民族的东西，借鉴、移入过来之后，才能生根、开花。新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对外来事物勇于尝试，而不以陈规加以拒绝。鲁迅先生说:“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⑨。鲁迅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认为我们对外来事物不是接受多了，而仍是“知道得太少、吸取的太少”⑩。由此他才提出两个“尽量”的观点。新文学正因为“尽量的输入”、“尽量的消化、吸取”外国文学的成就和经验，才从旧文学中获得新生。
三、翻译文学促进了中国长篇小说的繁荣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文学经验的积累，文学体裁由简单趋于复杂。在新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短篇小说取得了巨大成就，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的《狂人日记》、《伤逝》等作品，是他对中国社会问题和出路的思考，成为划时代之作。但是在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时代洪流中，要充分反映风云变幻的时代面貌和暴风骤雨的矛盾斗争，就需要容量大、篇幅长、表现力强的文学体裁来反映，非鸿篇巨制所不能。1930年代，一批留美、法、日的青年作家，在博学众采外国作品和译介外国小说、文学理论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茅盾、巴金、老舍等一批作家相继创作了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巨作，给1930年代中国文坛带来了长篇小说的繁荣。这成为1930年代文学较“五四”时期和1920年代有重大发展的标志。使中国文学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文学体裁的转化，是中国作家接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使然。无论中外，长篇小说的发生、发展往往以思想方面的动荡和新思想的产生作为背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梅里美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转向客观、科学、冷静的现实主义风格，都是与资产阶级公开转向反动、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大大削弱分不开的。茅盾创作的三部中篇，即《蚀》三部曲，与他当时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颓丧情绪有直接关系。这种“幻灭”主题使他只能以长篇三部曲的形式宣泄，其创作形式开了三部曲之风。“五四”以来，茅盾长期从事评介外国文学理论和创作，托尔斯泰、左拉等外国文学大师的作品，使他受益非浅，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和他所肯定的创作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在开创长篇小说繁荣的局面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总之，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现代文学史上主要的作家都受到林纾等人翻译小说的巨大影响，进而亲自参与文学翻译实践，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郁达夫、胡适、林语堂、周作人等，都具有很高的翻译造诣，也都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国现代几种主要的文学样式，如白话小说、新诗、话剧等，都是通过翻译借鉴西方文学形式形成的。
本文作者：明树杰 单位：郧阳师专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