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宽容》一书中，房龙引用了《大英百科全书》对“宽容”的解释：“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t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虽然这里的“宽容”是针对宗教而言的，但是宽容所强调的自由与容忍的价值观则具有普世价值。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此种意义上的宽容是缺失的，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宽容的态度。从“五四”新文学开始反对旧文学的那一天起，中国新文学就已经预设了不宽容的精神内涵。反对旧文学的决绝态度使本来就缺乏宽容精神的中国文学从此走上更加峻急与偏狭的道路。
“费厄泼赖”是英语Fair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后引申为公正、公平、宽容、民主的人文精神。1925年，鲁迅先生从当时的政治斗争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出发，总结了“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的沉痛的历史教训，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样一篇阐述对敌斗争原则的著名杂文。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当中，鲁迅先生希望能够见到一种和谐生存的局面——相信中医的与相信西医的能各得其所，“我以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但同时他又否定了这种局面出现的可能性，“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虽然这篇杂文有其写作的现实背景和具体的针对性，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阐发了当时并不具备实行“费厄泼赖”的条件，但是这种强调具体条件不具备而导致的缓行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费厄泼赖”一直在缓行。非但如此，在文学观念与创作的论争当中，连打“落水狗”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都失去了，甚至是不问青红皂白的一顿乱打。缓行“费厄泼赖”使文学的论争往往超出文学自身的范围，而上升到一种国家社会批判，甚至人生攻击。如王蒙所说：“鲁迅先生大概不会想到，在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一篇名作得到了特别突出的、空前的宣扬和普及。”这是鲁迅先生所未曾预料到的，也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为主要标志的文学革命确实带来了文学的变革，新文学以崛起的姿态宣告了旧文学必将终结的历史趋势。文学上的这种变化首先是指向文学自身的，是文学自身的形式、内容、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但是文学革命毕竟只是作为向传统文化发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或者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手段和工具，所以新文学从发生那一天起就已经暗含了其作为手段与工具的性质。鲁迅关于弃医从文的解释本身就把文学当作与医术一样可以施行救治的工具，只不过其作用对象及功效不同而已。而且文学自身还未及深入进行下去就被启蒙的文学所取代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首先是工具与手段，然后才是艺术自身。可以说，文学与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科学、民主等口号一样被淹没在工具理性之中了。这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就定下了一个基调，同时由于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里，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文学并没有得到很充裕的反思空间，偶尔有人对这种工具手段性提出质疑也被这种一元的价值判断标准所打倒。那么这种强调一元化的文学发展趋向的文学观念根本就不可能容忍其他的理论观念的介入，文学也在一元化的道路上逐渐走向了极端。宽容精神的缺失不仅使文学蒙受了损失，而且也影响了民族心理的发展取向。与鲁迅对文学所抱的工具与手段目的所形成截然相反态度的是他的兄弟周作人。虽然周作人做了汉奸附逆敌国，但是在周作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与鲁迅所不同的一种宽容精神。在新文学发展的初期，周作人就提出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学创作理念与主张。这与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的整体思潮是吻合的。早在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以张扬中国人在自强过程中所需要的摩罗精神的时候，周作人就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在这篇论文中，他认为文章应该具备三种条件：“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在《人的文学》当中他所探讨的人是不分阶级不分种族的，“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情性情。”
从这些对文学及文学所描写的人的理解上，我们看到周作人所提倡的文学是更加贴近艺术，更加贴近人的心灵的一种文学。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是针对于旧文学对人的肉体与个性的压抑与戕害形容的，而非灵肉和谐的“人的文学”。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周作人对封建文学的反对最终指向是回到文学自身的，强调文学表达人的个性与自由，而非把“人的文学”作为一种反对旧文学的手段而达到启蒙的目的。周作人在新文学发轫时期以其巨大的理论贡献与鲁迅一起成为了新文学的旗帜，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学创作理念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思想与当时的文学与社会思潮虽然在指向上存在差异，但是从表面上看是合拍的，表面上的相同性遮掩了精神实质与追求取向的不同。然而周作人在文学朝一元化趋势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其异质性。面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时候，本来就暗含工具性的新文学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战斗工具，依然坚守自己纯粹文学立场的周作人便显得不合时宜了，从引导潮流到隐没江湖说明了周作人的文学观念已经被时代所抛弃。提倡文学宽容精神的周作人却没有得到宽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坚持文学发展非工具与目的性的并不仅仅只有周作人。作为“自由人”出现的胡秋原所坚持的文学立场与周作人是极相像的。面对左翼文学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所强调的文学对国家民族责任的承担，把文学作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宣传工具，他表达了文学非党非派的自由人的立场。胡秋原认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同时，他的“自由人”所提倡的自由与民主并不是要文艺超阶级、超政治。
也就是说他认为，文学要承担起社会责任，但是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要有文学可以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条件，强调文学的载道功能，必然是对文学的一种戕害。但是胡秋原的观点马上遭到来自于“民族主义”与左翼的两个方面的攻击。邱九如在《汉奸的自供状》一文中对胡秋源进行公开的谩骂，胡秋原被说成了汉奸卖国贼。这种谩骂超出了一般的文学论争，鲁迅在《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一文中及时地指出了这种谩骂的错误倾向。但是一些人出来对鲁迅的这种态度给予了批评，认为这种辱骂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鲁迅的态度无形中已经向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p#分页标题#e#
胡秋原牺牲在自己天真的文学理想之中了。而“第三种人”苏汶被攻击的下场其实在他一开口的时候就已经是注定的了。周作人与胡秋原等对文学个性、自由的坚持必然地以失败的命运而告收场了。因为在反对旧文学的时候，新文学就已经被人为地设置一种基因，强调“文以载道”的工具性，一元化的评价标准使本应该具备宽容气度的新文学失去了这种精神，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危机使这种工具性被越来越多地强调，周作人与胡秋原的观点被认做不合时宜并不算什么，在现代文学史数次的论争中，这种不宽容更加淋漓尽致。新文学与旧文学代表论争的过程中，已经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荆生》、《妖梦》的创作发表说明代表守护传统的一派的不宽容。而陈独秀发表的《林纾的留声机》也超出了正常文学论争的范围，揭露林纾“本是想借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失望之后，“又去运动同乡的国会议员……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态度也是峻急的，在《<晨钟>之使命》中指斥这一派小说“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魔”。胡适斥责《九尾龟》等作品是“嫖界指南”。钱玄同、周作人揭露这派的黑幕小说：“内容腐败荒谬”,“简直可称做杀人放火奸淫拐骗的讲义”艺术上“不值一分钱”。骂学衡派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骂写古体诗和探讨旧诗写作的文人是对“骸骨”的迷恋。这种谩骂式的批判为新文学的批判提供了一种话语方式和话语逻辑，并非平心静气的批评而是妖魔化的批判。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发表后，被骂成浪漫作家，颓废文人，有人这样酷评到：“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学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更有甚者，说其伤风败俗，庸俗下流，是诲淫之作。直到后来周作人出来说了一些肯定的话，这种谩骂式的批评才逐渐平息。关于汪静之《蕙的风》发表所受到的遭遇与郁达夫几乎是同样的，他们任意放大作品中的他们认为不健康的描写，而不及其余。甚至到最后完全超出艺术上争论的范围而上升到完全否定或人身攻击。超出了文学的批评对文学来说并没有任何好处，带来的只能是破坏与批评风气的进一步恶化。这种批评与宽容精神是不沾边的，连起码的容忍态度都没有。
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具有广泛意义的论争发生在文学研究会与创作社之间。这场争论的起因并不仅仅是文学研究会与创作社之间的“为人生”与“为艺术”创作观念上的冲突，而是因为郭沫若等人认为文学研究会“垄断文坛”，非把它“打倒”不可，或者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时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可见这场论争的发生并不是由文学观念不同所引发的，所以其论争范围或攻击的靶子也不会仅限于文学范围之内，必然附带上其他方面的批判，事实也正是如此。郭沫若评价文学研究会时说：“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入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文学研究会也反击了创作社的酷评，骂他们是肉欲的描写者，骂郭沫若和田汉是“盲目的翻译者”。“宽容”精神在两个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走向的社团之间并没有得到体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不宽容。他们之间的论争过程体现了这种宽容精神的缺失，也影响了宽容精神的建构，毕竟中国现代文学是构建于这两个社团基础之上的。创造社与太阳社嘲讽鲁迅身上没落的封建情绪，称阿Q时代已经过时，将茅盾作为小资产阶级代言人而猛加攻击。郭沫若说：“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一种。”冯乃超在文章当中，否定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除了肯定郭沫若为唯一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家”以外，将其他新文学作家都说成是“非革命倾向”的，并指名批判鲁迅和叶圣陶、郁达夫等人。这种攻击虽然打着革命文学的旗号，但却存在着严重个人义气成分。对于革命文学来讲他存在着排斥异己的倾向，没有体现出宽容的心态。他们之间的论争最后由共产党从中间做了调停才告一段落，政治话语的介入才平复了互相攻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中，鲁迅对梁实秋的批判可以算是最有代表性的。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中，鲁迅对诬蔑自己与左翼作家干着“拥护苏联”、“到共产党那里去领卢布”的勾当的梁实秋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鲁迅称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场论争本是由冯乃超的《阶级的社会艺术》一文而引起的，但是却超出了艺术争论的范围，梁实秋对鲁迅及左翼作家的诬蔑确实是应该给以批判的，但是鲁迅的批判则更远离了宽容的气度。“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把梁实秋与自己平等论争的地位取消了，一条狗是没有资格与人来进行公平的论争的。这与启蒙之父伏尔泰那句经典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力。”所体现出来的平等宽容气度与精神相差甚远。鲁迅的这种不宽容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取向，也影响着这种取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一直站在风尖浪口，在文化、政治、文学等方面四处开战，其峻急与尖刻为他招来太多的反对者，然而这个不妥协的人至死还在坚持不宽容斗争精神：“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文学评价的一元化趋向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就变得越来越明显。“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其实不管其内部如何论争，文学创作观念上如何的存在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在强调文学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文学的发展首先是载道的工具，然后才是文学艺术自身，这种思潮观念从二十年代后期形成以后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今天来讲，我们如果对这种潮流进行苛责的话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种潮流有其发生的时代及社会背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要求文学必须为时代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问题是，文学作为一种工具手段承担社会责任，本就是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命题中的应有之意，这并不妨碍文学自身的发展，也应该允许文学自由的发展。中华文学的一个传统就是“文以载道”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发展的文学也取得了辉煌、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相比毫不逊色的成绩。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中对文学载道功能的强调渐渐成为了文学的一元化评价标准，对文学自身发展的忽视与对强调文学自由发展观念的批判，使新文学走上了政治功用对艺术规律的不宽容的道路。#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