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现代诗歌技巧的并列未经分析之事物

议现代诗歌技巧的并列未经分析之事物

对“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的分析

1.并列、并置的适用性

首先,在“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这个省略了主语的句式中,动作“并列”(Juxtaposition)是关键词。并列———通常是指意象的陈列、罗列、并置。对于并列,刘若愚在诗学论著中也曾提及,在对李商隐诗歌的分析上,刘若愚认为诗歌意象包括至少两种物理意义上的和特殊的事物。无独有偶,德国诗歌理论家胡戈•弗里德里在评价兰波的诗歌之特点时,认为其中最杰出的是一组以城市为标题的组诗,以并无内在关联而堆积于一处的图像编造了幻想之城或者未来之城,跨越了所有的时代,颠倒了所有的空间秩序:巨量之物在运动、鸣响、咆哮;实物与非实物彼此交错;针对兰波的诗句“人造的花园,人造的海洋/一个教堂的铁质穹顶,/直径一万五千米,巨大的枝形烛台;/城市上部造得如此之高/城市下部已无法看到……”胡•弗里德里希评价道:在水晶的高山牧屋和铜质棕榈树之间,在悬崖和峡谷之上,上演着的庄严神圣者的崩溃……这些图像的错杂让人无法理出头绪,一种予人安宁的意义在这里无迹可寻。因为它们的意义就在它们的图像混杂本身。作为一种激越幻想的产物,它们那无可量度的巨大混沌成为了无法以概念来解释,却可从感官上感受的观看符号,标示出大城市现代性的物质和灵魂元素,以及这现代性的恐怖之处,因其恐怖而具魅惑。

在中外古典、现代诗歌中,并列被大量运用,它有时候以对仗、押韵、抑扬顿挫等修辞的载体出现,它也指结构意义上的段落并列(如借鉴音乐的三弦、四重奏、五言绝句、八行律诗、八行诗、俳句等)。在话剧中,剧情的并置也被广泛推广,如赖声川导演的《十三角关系》,就是同时展现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生存轨迹的舞台作品,其达到的诗意效果与诗歌意象的并列如出一辙。这也说明,自古以来,并列、并置的技巧应用的广泛性,超越了东、西,如当代,史蒂文斯的诗歌和于坚、西川的诗歌,均有大量采用并列、并置的习惯,并产生一种类似全景语言诗歌所具有的那种庞杂、变幻不定的审美效果。

2.现象:并列作为一种诗歌的特权和审美分析

那么,这种诗歌的技法,是如何产生审美愉悦的?它背后的发生诗意的肌理是什么?我们拿诗歌名篇金斯伯格的《嚎叫》和艾略特的《荒原》中典型的并置手段为例来展开分析。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并置、并列的规模大小,姑且分为(1)词、词组并列和(2)段落并列两个规模来看。(从音节、文字、词组、短语、句子到段落,再到整篇文章,文字的规模可以分成N个。这里,为了便于归纳这种现象,我们简单化操作了)。

“词和词组并列”,我们称之为单纯并列;“段落并列”则包含了诗歌中比较复杂的并列,称之为复杂并列。大门类又可细分为子门类,比如,粗略而言,单纯并列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名词性的并列,第二类为动词、副词、形容词的并列;第一类并列较为常见,又可分为物体、器具类(A)的名词和地理、地点、场所、场景类(B)的名词。类似金斯伯格诗歌《嚎叫》中常用的手法一样:“他们在涂抹香粉的旅馆吞火要么去‘乐园幽径’饮松油,或死,或夜复一夜地作贱自己的躯体/用梦幻,用,用清醒的恶梦,用酒精……”[4]这里,梦幻、、清醒、恶梦、酒精,均是A类物体性的名词性质的并置;B类地点类名词的并列如下:“他们只觉得欣喜万分因为巴尔的摩在超自然的狂喜中隐约可见,他们带着俄克拉荷马的华人一头钻进轿车感受冬夜街灯小镇雨滴的刺激,他们饥饿孤独地漫游在休斯敦寻找爵士乐寻找性寻找羹汤,他们尾随那位显赫的西班牙人要与他探讨美国和永恒,但宏愿无望,他们远渡非洲……。”注意在黑框内的五个地点,这里,抽象的地点如小镇和具体的城市名、州名、国名、大洲名被并列,产生了一种新鲜的诗意。

“段落并列”则包含了诗歌中比较复杂的并列,称之为复杂并列。如杰纳扎诺德一首诗歌《卡施尼茨》:“黄昏时的杰纳扎诺/冬日气候/玻璃的翻折/驴子的铁蹄/沿铁索而上山城。/在这里我立于井边/在这里我洗我的新娘衣裳/在这里我洗我的下葬寿衣/我的脸苍白地躺在/黑色的水下/在梧桐树吹拂的树叶中。/我的双手是两团冰/每一团五个栓/它们都当啷作响。”这首诗里的三个句号,组成了诗歌的三个内在段落。第一个段落写黄昏的几道景致,第二个段落写主体的动作,第三个段落写描述和定义。这样“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以段落的形式被并列在一个诗歌空间里。“景致”、“主观动作”、“描述和定义”———三者之间(按照日常交际语言的法则来讲三者的并列是大逆不道的,即三者之间既不呈现语言模式的一贯性和连贯性,也不呈现对象的相似性)没有字面的、外在的、逻辑意义上关联,却在修辞的意义上达成了一种统一和整体。诗歌在这种梦呓一般的混沌中成立,以占卜式的语言和结构———不像小说和散文的线性,这里的顺序是碎片和随意组接的———形成了一种印象画、万花筒般意义的多义组合,也给解读提供了多维的空间。这个重组、并置之后呈现的意义也是被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所言及的“神话同位”、“意义之外的意义”。当然,这样的意义也是绕过文化藩篱和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直接接通宇宙的。

3.“未经分析的事物”再界定

“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这句句子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未经分析的事物”。在“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这个句式中,宾语“未经分析的事物”也十分重要。如果说,并列是一种诗歌自古就有的基本技巧,那么“并列—未经分析之物”这样的诗歌才具有现代诗的意蕴。按照字面意义,未经分析的事物,指向一种理解的空白和多元,类似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留白。在当代的文艺理论中,它也指向一种解读的多元性,或者隐含的作者(Impliedauthor)。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也包含了“反对阐释”。

概念的融合:“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的审美意义

诗歌的语义复杂性和当代价值的多元、题材的多元化,造成了一种诗歌“奇观”,也造就了诗歌在一个阶段内超越自身文化藩篱式的实验和革命———从语言诗歌、实验诗歌、即兴诗歌、反文化诗歌、反诗歌的尝试层出不穷,可以看出这种趋势背后的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的审美嬗变。首先,我们从语义的复杂性上分析这个技术对于诗歌的影响。马拉美如此建议:“抹去你的含混话语,勾掉所有太明确指向残忍现实的语句,集中关注词语本身以及它们在短语与句子中的关系。”(实际上,比马拉美多一层关系:段落和整体性的并置也是产生崭新诗意的一种手段,从较为公认的诗歌语言单位的划分,诗歌应该在文字的单位大小上从单音到字、词、词组、句子、段落、整体,产生无数个层次,而比较分明的四个层次是:词语、短语、句子、段落);雅各布森的诗歌语言六功能说,综合了诗歌语言所具有的感情emotive、意动conative、指称referential、元语言metalingual、寒暄phatic、诗歌poetic这六大功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在其著作《论意义》中建立了包括诗歌语言在内的任何语言的“组合图式”分析模式表,也是一种在语义功能和结构的双重对照中,努力获悉诗歌语言的多义性的一种科学方法。 这个表格,拆解开来具有纵聚合和横坐标两个坐标,纵聚合分词组和陈述两个规模,横坐标则罗列了诗歌语言产生意义的所有载体:音位、韵律、语法、叙述。纵聚合的两个规模,和横坐标的四个载体,组合、碰撞,产生无穷的诗意。当然,需要明确的是,这只是我们的假设———实际上这样清晰的语义阐述空间是不存在的。

“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作为现代诗歌的基本技巧,在审美上呈现几大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一首现代诗歌拒绝单一的阐发(具有阐述多元性的内在要求)。正如克林斯•布鲁克斯在《精致的翁》中所言:“诗歌的意义总是大大多于我们所能阐释的内容。”对于诗歌意义的不可传递的特质,艾略特也深有体会。艾略特拒绝阐发《荒原》中并列场面的含义,把这个“包袱”扔给了读者,要求他们用自己的想象,把两个画面联系起来。比如:《荒原》中有太多的两种以上节奏的参杂和对应,《荒原》第二段(II.AGameofChess),在文字的并置上,正如标题所暗示的“游戏“本质,诗歌掺入了大量看似毫无关联的意象,这些意象在游戏的名义下被作者聚集在一起,参加一次多义的狂欢;游戏的另一层涵义是:拒绝阐述,和语言随机性,这就雷同游戏和表演。这样,在游戏的指引下,艾略特在某称程度上将《荒原》写成了一个充满了实验精神和随机文字游戏的戏剧和仪式。比如,句子“Twittwittwit/Jugjugjugjugjugjug/Sorudelyforc'd./Tereu⑤……”之间恐怕无语义关联(毫无意义,虚无),而仅仅有语音关联(短促的间隔是呈现平行结构的)和结构关联(其文字的建筑上呈现对称);这与现代绘画给人的审美超越的情境相似,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本书里阐明:“现代绘画的意旨:在语言层面上打破有序空间;在美学上建构起审美对象与审美关照者的桥梁,将自己扎入观者脑海,通过冲击即时确立自身。人们不再解释画面;相反,他们感觉这幅画是种刺激,而且被其情绪俘虏。”

第二个特征,是这种手段所产生现代诗歌无定解的意义开放性,也导向由读者来填补诗句之间逻辑空白的现代诗歌文本诉求。用想象去填补———依靠的是一种文化的模式,它与文化的逻辑、语境、结构的一致。克林斯•布鲁克斯在评述华兹华斯的《露茜组诗》时这样说:“(该)组诗揭示了逼迫读者用想象去跨越的逻辑空白———按照推理,它们必须予以填补,然而只能由读者自己来填补。所以,诗歌乃是理性和感性交织之物,不可能只有纯粹感性的诗歌,也当然不可能只有充斥着理性的诗歌。”这里,值得一说的是读者的建构。读者理论已经在诗歌分析中大量应用。美国解构主义学者乔纳森•卡勒发现:“文本的某些特征导向大相径庭的另一种阅读,从而产生一种无法消弭的异质性。”罗兰•巴尔特在《S/Z》中也承认:“读者建构中的变化差异不再是纯属偶然,而被视为阅读活动的正常效果。”⑥当代中国汉语诗歌文本中,意象和段落的并列导致读者须用自己的想象填补字句空白、断层的现象也比较常见。西川的《断章•计算》诗歌章节:“a.一座村庄只有一把椅子———怎么可能?b.五架钢琴由一个人弹奏———怎么可能?c.树叶摹仿树叶———树叶是太多了。d.太多的人相互敌视,却走进同一座坟穴。e.从我到你,就是从一到无数。f.而一颗心不只支配一个人。g.相互眺望的两个人各自只能看到对方。h.你不可能同时朝四个方向走去。”诗句与诗句之间看似毫无关联,牵涉村庄、钢琴、树叶、人、你我、心、方向等不同类别的意象组合,其并列这些诗句导致的意义“空白”也就产生了无穷的阐释空间。

其次,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也指向一种当代文化意义,我们也可以从政治无意识的层面来分析它的适用性和当代关联。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在文化上暗指潜台词和文本背后的写作动机、文化的意义等属于政治无意识、文化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层面。正如《天净沙•秋思》这首词曲,在“枯藤、老树、昏鸦”背后组接“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天人合一和天地对应的集体无意识。在美国当代的诗歌作品中,这种无意识也比比皆是。如史蒂文斯的诗歌《红蕨》:那大叶子白天迅速生长并在这熟悉的地方开放它的陌生,困难的蕨推挤再推挤,红了又红。云中有这蕨的替身没有父亲之火猛烈,然而弥漫着它的本体,映像和分枝,拟态的尘埃和雾霭,垂悬的瞬间,超越与父亲的树干联系而成长:炫目的、肿大的、明亮之极的核心熊熊燃烧的父亲之火……婴孩,生活中说出你所见的就够了。但是等吧直到视力唤醒迷蒙的眼睛并且穿透事物的物理静态。这首诗,共四节,三个句子,呈现了段落与段落(诗节与诗节)之间的“未经分析之物的并置”,第一节是一个单句,第二节和第三节组成一个句子,以一串同位语更充分地展开,第四节(第三个句子)出现了一个新的开始,直接对婴孩读者讲话。按照日常言语,这三个句子可谓牛头不对马嘴,然而正如J.希利斯•米勒在《重申解构主义》一书中分析该诗歌时认为:“(该诗的精彩之处在于)多重概念和象征的交换、替代和移植编织而成。它使读者得以作出各种各样的阐释。”《红蕨》是一首有关太阳的诗。或许更贴切地说是关于在太阳的管辖之下、以太阳为中心和由太阳提供动力的白天。于是,通过红蕨=太阳的象征,我们读出了这首诗的意蕴:这是一首关于日出的诗歌。惟其如此,读者似乎读到第三句时的突兀感,也就转化成了一种诗意的升华感认同。红蕨在这里显然是诗歌修辞格。那么,为什么“太阳”一词不可使用?J.希利斯•米勒解释道:尽管太阳是所有视觉和所有生殖力、生命力和生长力的源泉,我们却不能直接对着太阳本身看……太阳不属于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到、看到和知道的事物。因此,太阳只能用修辞格来命名,以隐喻来抵挡遮挡或者迷蒙,由一个或一些防止失明危险的词来掩饰。太阳这个词,严格说来,它是个无意义的词,是语言中的一种清音。

史蒂文斯借助了原始诗歌的模仿功能,在潜意识、逻各斯、无意识、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对真正的物理意义上的太阳之不可见与不可描述的特征进行了斡旋,并成功地寻找到“红蕨”的可视意象,通过“映像和分枝,拟态的尘埃”而不是其他超语言,抵达了对“炫目的、肿大的、明亮之极的核心/熊熊燃烧的父亲之火……”的替换。

“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的当代危机

“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作为现代诗歌的基本技巧被确立,然而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这个技巧和手段却开始遭遇了危机。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在当代存在价值中遭到审视的一个关联的词汇是:碎片化。新的艺术,它将表象打破为碎片,以此表现出,伟大的整体只能被我们作为碎片来感知,因为整体是无法与人相协同的。当整体性、上帝死了,人类再也无法连缀起支离破碎的世界碎片,也不可能再有宏大叙事,伟大礼让给了琐碎,庄严让位于猥琐和渺小。这样,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的诗歌本意,在哲学上与碎片化的时代特征,有了深刻的对应。

当今全球化时代,时空压缩的趋势,导致“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趋势的加速,同时,正如分层日益严酷的资本主义在诞生之初等于也培养了掘墓人,全球化的时空压缩,加快了物质罗列的速度,也加快了并置事物被拆散、重组的速度。从并置到流散,一蹴而就。这等于催化了事物之间并置和弥散(聚散之间)的速度。在伦理上,正在抵消“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大量出现的趋势。因为,全球化浪潮导致了多媒体、数字技术、网络手段、围脖、博客、BBS……等媒介的兴盛,导致了陌生感的丧失,也导致了“幻想的消失”、“并置的日常化”,这等于也导致了人的“祛魅”、“去浪漫主义”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祛魅”这个现象的普及化、艺术—生活同质化趋势的加快(比如这种趋势反映在音乐创作上,一首由Adele主唱的名曲《RollingInTheDeep》,就是具有71个不同人物演唱的声音加以合成而成形的混合混音效果版本),某种程度上而言等于也消弭了现代诗歌中的基本技巧“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的合法性和严肃性。从后现代艺术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效果来看,艺术和生活界限的消失,在上个世纪发轫,到如今已经在各个城市的双年展艺术大展、各种各样的跨艺术展览上获得佐证。比如,上个世纪,我们目睹了雕塑、表演、绘画、展览、装置、诗歌、戏剧在某种程度上的合流,各种艺术门类界限缩小,导致了更多的不同媒介的事物在一个文本、空间里出现,或者几个文本、空间里遥相呼应。过去的“系列作品”这个概念,是指同一门类的作品,比如毕加索,梵高、高更的系列油画。现在,系列作品也可以指更加抽象意义上的,比如最近一个在上海外滩美术馆举行的“从姿势到语言”展览,就是综合了绘画、装置和雕塑的艺术。

将我们时代的背景拉开,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变化范式,已经成为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想象。显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以及时间和空间跨越、重组的问题。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time-spacedistanciation),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时空分延,正是这个时代的镜像和标志性意象特征。后起的诗人也敏感地把握到了这种多元混杂和“古玩店”般错层陈列的文化特征。比如,诗人罗羽、路也、吴菀菱(台湾)的一些诗歌就相对地具有一种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意象包罗万象、多元混杂的特征。他们的并置和离散手法已经通用、混用(在一首诗歌中,不再像类似金斯伯格大量地运用并置,而是在聚合中有离散,在文字上更加节俭)。比如,70后诗人巫昂用简约的文字,将《春天的第一天》写成了双关和子虚乌有的主题呈现,同时也戏谑化了春天和“”,用“下半身诗歌”常用的喻象和载体:“厕所”,手段是离散和聚合的混用。这种对于现代主义诗歌“并列未经分析之物”的借鉴,已经上升到了另一个造化的层面:并列和离散的相辅相成。

全球化时代对于诗歌“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具有接受和拒绝之间的悖论(丹尼尔•贝尔曾称之为现代性的双重性羁绊)。比如:全球化造成了诗歌景观的融通和国际化,诗歌中大量并置类似金斯伯格《嚎叫》般的意象繁殖、拼贴、并置已经不再是一种奇观,而成了非常普遍之事;全球化所要求的所谓(普世价值)和地方主体性(民族性、地域性)之间,又产生不同的对概念的理解,也造成一系列误解;全球化重新塑造了时空,在新的被压缩的时空中,诗歌如何再找回时间、空间的参照,如何再在压缩中创造巨大?这种被压缩的时空,是否会在本质上影响诗歌这个基本技巧的发挥———“并列未经分析的事物”作为诗歌现代性的一种手段和技巧,正在萎靡。因为,全球化导致意象和空间的压缩,并列、并置之物本身已经日常化。

词组,意义关联才完整,在时间中连续阅读诗歌时,这些词组是没有可理解的关系的。”从这个审美和空间的关联上,我们看出,全球化造成了时空的变形,那么,一首诗歌的审美,也就必须考虑这个时空的变形。万物在变形和混沌中,这种新的认知观,再次需要诗歌超越“并列未经分析事物”式的重新放置。

本文作者:濮波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