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于乾隆御制诗作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对乾隆研究的深入，对其御制诗作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强，具体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其诗作进行整理出版。这些著作或将其诗作纠集成册，或以某一特定专题对其御制诗做专门性的辑录、出版，或对诗歌总集进行刊误、版本考察。如《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⑥将乾隆所有的诗文进行辑录，以便查找与研究。选本则有孙丕任、卜维义的《乾隆诗选》⑦，吴景仁的《乾隆蓟州诗集》⑧和石光明、董光和等的《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⑨、《乾隆皇帝咏西苑北海御制诗》⑩等。《乾隆诗选》共选录乾隆御制诗190首，按照写作年代加以编排，并对所选诗作进行了简要的注释和题解，一些字词和典故也作了详细的笺注，有助于读者了解其诗作的概貌；《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将乾隆存世的咏颂古器物诗作选录成册，全书分为《咏绘画》、《咏玉器》、《咏陶瓷》、《咏漆器》、《咏砚》五大类，为读者提供了可资研究和鉴赏的资料；《乾隆皇帝咏西苑北海御制诗》则是从光绪五年（1879）清廷刻印的《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集》中摘录咏西苑北海诗文639题701首，加上高宗御制《白塔山总记》、《塔山四面记》以及《永安寺古井记》、《御制玉瓮歌》一并结集成册，并附以建筑及景物现状照片近百幅，便于作者直观的了解乾隆咏物诗。这一类的论文如《清乾隆皇帝御制南海子诗文辑录》、《清•乾隆皇帝咏香山静宜园御制诗》等。对于乾隆诗作版本进行考察的成果主要是一些论文，晏爱红的《乾隆〈乐善堂全集〉版本改定考》对《乐善堂全集》的版本进行了考察。此外还有单嘉玖的《〈御制乐善堂记〉册页及其修复》、李人俞的《〈高宗御制诗集〉注释中的一处错误》等。这一类论文很少，都是从细微处入手，或对乾隆诗选的某一版本进行源流考订，或对其诗选的注释进行考察。从文献学角度来看，这一部分研究成果对于乾隆诗作的整理与考订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第二，从文艺学的角度对乾隆诗作进行评价或研究。这一类别还未出现专门性的著作，只是在学者撰写的清高宗的传记中附带提及。具有代表性的如钱宗范的《乾隆》，其中第九部分以若干具体诗作为例，较为深入地剖析了清高宗御制诗的艺术水平和历史价值。在思想内容上，他认为：“乾隆的多数诗歌，是紧紧结合了他的政治活动而写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周远廉的《帝大传》中第十三章第一节也简要论及了乾隆诗作，他认为：“总的来看，乾隆帝之诗，很多是纪实之作，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为争取汉族名流学者，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还是颇有价值的。”孙文良、张杰、郑川水所著《乾隆帝》第八章第一节中说：“乾隆留下的诗，技巧虽不足称道，内容却很珍贵”，“简言之，乾隆的诗是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实录，在他执政期间清帝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可以从诗中看到”，“水灾之重，人民苦难之深付笔端，使人们对‘康乾盛世’有更全面的了解，可补正史之不足。”郭成康在《乾隆正传》一书中也称论乾隆诗作“不暇锤炼，以整体上来看，被后人评为‘格调不高，佳作不多’”，“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审视，这些近于苛刻的评论也许并不错，但乾隆数以万计的诗章中也时见清新自然的篇什。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皇帝献给孝贤皇后的上百首诗，堪称最见真情的上乘佳作。”更重要的是，“乾隆诗的价值在它的纪实性，古人有言‘诗以证史’，数以万计的‘御制诗’弥补了《清高宗实录》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的一部诗史。”由此可见，乾隆诗作虽已引起学者的注意，但相对文学性而言，它的历史价值受到的关注更多，大家对其诗作的评价大多集中在史学意义的阐述上。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并不多，现有的论文或探讨其诗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或通过诗歌来探讨乾隆某一时期或者某一方面的心态。典型的如戴逸的《我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乾隆帝》，该文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清高宗御制诗的得与失，归纳其诗风为：“不拘格律，不事雕琢”、“不主张立异，不使用绮词丽句”，“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正襟危坐的道学气味，绝没有儿女情、脂粉气”。作者在深入解析、研究御制诗基础上，从历史的视角发掘出了各类御制诗的价值，并且认为“乾隆的诗，历史的价值大大超过了艺术价值。”。刘庆宇的《试论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以〈乐善堂全集〉为中心》从《乐善堂全集》诗文的解读中对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进行了分析。而傅东光的《御笔〈林下戏题卷〉与乾隆晚年的“林下人”心境》则从乾隆御笔《林下戏题卷》入手，籍乾隆不同时期所作的6首《林下》诗，探索其晚年归政过程中内心世界不断变迁的发展轨迹。钱宗范的《乾隆诗歌探析》，史礼心的《“十全老人”“十全”诗———清高宗乾隆的诗歌创作》、曹东方的《乾隆诗简论》等都从内容与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对乾隆诗作进行了分析；孙继心的《从避暑山庄的三块诗匾看乾隆皇帝的晚年心绪》、段钟嵘的《从山庄诗文看乾隆对儒道佛的态度》、江滢河的《乾隆御制诗中的西画观》等都通过对其诗作的分析探讨乾隆的心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于乾隆诗作进行简单赏析的文章，如刘宝琴的《乾隆避暑山庄诗注释》、恩淑玲的《乾隆皇帝咏五台诗注释》等，承德师专避暑山庄诗选注小组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乾隆诗作的选注。近年来，还有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对乾隆诗作进行了专题的研究，如崔岩青的《清高宗御制纪事咏史诗研究》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御制纪事咏史诗的史学价值、史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清高宗的历史观、史学意识与成就。刘冬的《清高宗御制水利诗与乾隆治水》从乾隆御制的水利诗入手，对乾隆年间的水害，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治水措施进行了考察。章采烈《论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的史料价值》对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嘉庆二年（1797）期间所写的107首关于《四库全书》编纂的诗歌进行了分类，认为诗作客观而真实地记载了《四库全书》纂修的全过程，是其他史料的补充。可以说，这些论文皆倾向于将乾隆诗作与史实相结合来进行考察，论文的侧重点在史，而不是诗。
第三，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于乾隆诗作进行考察。如郭黛姮的《乾隆御品圆明园》通过乾隆的诗词，结合圆明园所构建的实体，阐述了园林特点，以及圆明园发展、变化缘由等，这属于建筑文化方面的探讨。蔡镇楚、施兆鹏的《乾隆皇帝茶诗与中国茶文化》则是从《御制诗集》中收录的近200首茶诗说起，纵论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认为其茶诗开拓了中国茶诗与茶学研究的文化视野,这些诗作亦是诗文化与茶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文人饮茶之习的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的诗化,是中国茶文化美学的艺术结晶与重要载体。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巩志的《清朝乾隆皇帝诗赞建茶》、童光侠的《乾隆皇帝的陶瓷诗》、杨平的《乾隆御制诗文与圆明园植物特色》等。然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仅仅限于文化层面上的考虑，与其诗学思想的探讨也并没有关系。
二、对于乾隆御选书籍的研究
乾隆曾亲自为一些书籍撰写序言，表达对文学的观点，如《御选唐宋文醇序》、《新刻稽古斋文集序》等等。学者们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如下：第一，大部分成果集中于《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等文献的研究。如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輱訛輨中第一章探求纂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其中就乾隆的编书动机做了一番分析，“高宗诏访遗书，编纂《四库》，其政治作用，一言以蔽之，即寓禁于征也。”作者从政治角度对乾隆的编书目的进行考察；而陈晓华的《〈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涉及乾隆的内容，如第四章《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将乾隆朝的政治与当时的学术相联系，对当时一系列的文学现象进行了解读，但对乾隆的文学思想却没有过多的阐述；再如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其中第四章《清高宗与〈四库全书〉》中，引用了大量乾隆帝颁布的诏令来论证其编纂思想，“《总目》的纲目出自钦定，帝王著作编列出自钦定，体例出自钦定，去取出自钦定，存目根据钦定”，行文中大量引用了乾隆帝的诏令，但作者着力于编纂过程，没有过多论及乾隆的文学思想。研究论文也大多着力于分析乾隆与《四库全书》编纂之间存在的政治因素，如张小芹的《〈四库全书〉乾隆谕旨中的“不收、改、删、销毁”等问题评议》，作者从乾隆在《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下达的二十五道谕旨入手，将它们分为“不收”书籍的谕旨、关于改与删书籍的谕旨、关于销毁书籍的谕旨，从而对于乾隆在编纂过程中所体现的政治倾向做出梳理；此外如党为的《清高宗四库全书谕旨内史学与正统观研究》、张明海《谈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及其时代特征》等亦从这一角度进行阐述。王作华的硕士论文《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的纂修》中第四章论述了乾隆学术思想以及满清皇族思想对《四库全书》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对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等的考察，通过对编纂过程以及删订标准的考察来解读乾隆的编书思想。第二，对其他御选书籍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四库全书》的系列研究来说要分散得多，但其中也不乏对其文学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典型的如莫砺锋的《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輰訛輩，作者认为《唐宋诗醇》的编选体现了乾隆的编选宗旨———尊唐与尊杜，诗集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对涉及民族斗争的内容相当敏感。
文中还就选本中所体现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除尊杜以外，还体现了为韩愈诗歌平反的精神，“可以说，《唐宋诗醇》的上述评语是历史上首次理直气壮地为韩诗张目的言论，它不但较准确地说出了韩诗的特征，而且把它提高到与雅、颂相承的高度来予以肯定。”胡光波的《从〈唐宋诗醇〉看乾隆的唐诗观》中认为“作为统治者，乾隆不象一般文人只是把选评唐诗作为寄寓个人情趣的方式，他精心选评唐宋六家诗作，试图展现两代诗歌正变源流的总貌，为后学指出一条恪守风雅原则的正途。”文中认为“乾隆论诗，主张言志，强调有感而发，不苛意于字句的夸饰：‘志言要归正，丽句却须删’，‘触兴便拈吟，绮丽非所羡’、‘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没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他恪守传统的‘诗教’‘：昔圣人示学诗之益，而举要惟事父事君，岂不以诗本性情，道严伦纪？’”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乾隆认为，诗律的繁琐导致诗体的卑陋，诗体的卑陋是由于诗缺乏真情。他把真情的充溢作为评诗的依据，而把创作的退化归于诗律的苛刻与情感的伪饰。”“作为执政者，乾隆虽重言志抒情，但不欣赏吟风弄月的游戏工作，而强调诗歌对现实的关注，特别注意把诗人坚贞的品质与其诗歌对现实的批判结合，坚持知人论世与诗品人品合一的原则。他对四大家讽刺当朝时事，揭露政治弊端的诗作重视，表达了当政者热望诗歌发挥社会功能的心愿。”在这篇论文中第一次相对系统地论述了乾隆的诗学思想。郭康松、李彩霞的《从钦定本〈清诗别裁集〉看乾隆的文化心态》中则认为钦定本作品的取舍完全是以是否有利于加强清朝思想统治，是否有利于消除清朝早期高压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否有利于维护皇室尊严及地位为标准而进行的，反映了乾隆利用文化手段维护满族贵族君主专制政权的强硬态度。可以看出，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御选书籍中所体现的帝王的文学思想，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选集进行了解读，但研究的目光仍集中于几部固定的文集，缺乏对其进行系统的观照。
三、对乾隆年间文化政策的研究
相对前两部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著作方面典型的如李明军的《文统与政统之间：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作者将风雅诗学的复兴与变异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以文统、道统与政统的双向互动，诗教和政教的微妙关系，来概括清代前中期文学的发展。书中第四章对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给予当时文人的影响进行了解读，作者认为乾隆朝频繁兴起的文字狱一方面出于其对汉族文人的猜忌，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然正因其（乾隆帝）对汉族文化之精通，使其产生文化上的自卑，感到保存自有文化之必要”，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一系列的编书、禁书行为。“虽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化政策有所变化，但以儒理治世来进行文化整合则是一以贯之。除了直接干预文学创作外，文化政策还通过对文人生存境遇的影响而影响文学。”作者充分注意到了政治与文学之关系，认为乾隆所颁布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是以直接导向或间接促进的形式来影响清代文坛。台湾学者叶高树的《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从“征服政权”与“中原政权”二重特征的角度，分别就统治意识、翻译汉籍、官修史书、思想控制、编订群书以及国语骑射等六大主题，探析了天聪到乾隆年间的文化政策，并阐释其如何凝聚出既有满洲特色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集体价值观，及这种价值观对维持帝国体系和谐稳定的重要性，推进了清代文艺政策的研究。王红的《明清文化体制与文学关系研究》在这一方面也颇有建树，其中第四章《文化政策与文学评价》，就从文化政策与文学发展、钦定选本与文学发展、文学评价与文学奖励这三个方面对明清时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发展之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他认为御选诗集与诗歌发展体现的是“博收约取，不失性情”的特点，而在钦定古文与文章发展之中，则体现了乾隆帝“清真雅正、理法兼备”的文学思想。林存阳的《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活动的链条》中以乾隆初叶为重点考察时段，探究《三礼》学演进问题。书中涉及了大量乾隆的文化政策，将三礼馆置诸清代社会由乱而治而盛的广阔历史背景之中，紧紧围绕清中期学术思潮与政治文化取向互动所形成的影响，对清代学术发展的整体过程予以把握。
其次，对于禁毁政策的研究。禁毁政策的实施是乾隆对世人思想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对这方面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以及对小说戏曲的禁毁方面。在对小说戏曲的禁毁方面，典型的论述有石昌渝的《清代小说禁毁述略》，他认为清代禁毁小说呈现出了常态化与法制化的特点，作者按时序记叙有清200多年禁毁小说的重要政策举措及其对小说发展的影响，以呈现清代小说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赵维国的《论清代小说、戏曲的文化管理体制及禁毁形态》认为“清代执政者对于戏曲没有采取一律查禁的做法,而是根据戏曲表演的艺术形态制定了一套规范的文化管理措施，大力扶持忠孝节义作品的表演，严格查禁有悖于封建政治、道德利益的曲目。“”戏曲小说的管理体制是封建社会政治文化体制的一部分，从政策法令的制定到法令的具体实施。构成了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以官方的哲学思想体系作为其理论基础，维护封建王权，对于背离封建政权利益的道德文化等坚决打击,始终为封建王权服务。”王平的《清代小说的禁毁与传播》、赵维国《论乾嘉之际小说禁毁的文化管理政策》、胡海义和程国赋的《论乾隆朝小说禁毁的种族主义倾向》等，都对康雍乾时期的禁毁政策进行了研究。除了直接对诏令、上谕等文化政策研究外，大部分学者的目光关注于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但这方面的著作大多属于资料汇编性质，如上海书店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此书采用纪事本末分案编纂，虽名为《清代文字狱档》，但实际大部分内容属于乾隆朝，每一案中材料的顺序都以年月为次，内容上包括了上谕、奏折、咨文等，全书共分为八辑，是研究清代文字狱、以及乾隆朝文化政策必不可少的资料。论文则有霍存福的《从文字狱看弘历的思想统治观念》与《弘历的意识与乾隆朝文字狱》等，但这些论文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文字狱进行解读，重点在于分析乾隆帝在权术上的思想，而在论证文字狱与清朝文学发展的关系上并没有充分展开。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空间
综上所述，当代学者对乾隆文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诗作的解读上，而在其文化政策的阐释、御选书籍的研究上仍显不足。现存研究中的问题及可拓展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在研究乾隆诗作时比较重视其史料价值，忽视对其诗作进行文艺批评分析，且对乾隆诗作的真伪辨别还少有人涉及。如上文提及的《乾隆诗歌探析》、《“十全老人”“十全”诗———清高宗乾隆的诗歌创作》、《乾隆诗简论》、《论乾隆皇帝的诗歌》等都从内容与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对乾隆诗作进行了分析，但对其诗学思想考察较少。而对于乾隆茶诗、陶瓷诗作相关解析的文章，其目的也是借以探讨诗作背后的社会文化状况。至于王伟康的《〈扬州画舫录〉中的乾隆诗述论》、乔治忠、崔岩的《韵文述史审视百代—————论清高宗的咏史〈全韵诗〉》、刘庆宇的《试论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以<乐善堂全集>为中心》等文章虽就乾隆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的创作心态或文学思想进行了分析，但缺乏对其诗学思想的整体观照。
第二，对乾隆朝御选书籍的研究，其研究对象比较集中，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如对《四库全书》的研究成果，虽都对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进行了关注，对乾隆的编纂目的亦有一定程度的解读，但显然侧重其政治目的的阐释。如《四库全书纂修考》、《〈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等皆从政治需求的角度对编纂目的进行考察。诚然，政治目的是其编书的主要动因，但从去取标准中所体现的文学取向，也是学界所忽略的。如前文所述，现有成果集中于《御选唐宋诗醇》、《钦定本清诗别裁集》等的研究，还有一大批御选书籍，如《御选宋元明金四朝诗》、《御选唐宋文醇》等都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第三，关于乾隆年间所颁布的文化政策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政治层面的解读上，缺乏对政策中文学思想的挖掘。如在乾隆所颁布的大量诏令中，或直接对文坛进行干涉，或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这些显然还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注意，如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上谕中言：“朕思学者修辞立诚，言期有物，必理为布帛菽粟之理，文为布帛菽粟之文。而后可行世垂久。若夫雕文逞辞，以炫一时之耳目，譬犹抟土揭木，涂饰丹铅，以为器物。外虽可观，不移时而剥落，曷足贵耶。”言语中表现了乾隆言必有物的文学观。在《清实录》中还存在有大量这样的上谕，一直没有得到学者的重视。
第四，现有成果集中在以上三个方面，但对于乾隆文学思想的考察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如对于乾隆与其他文人的交往的研究，现今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论文中，但是如郑志良的《恩怨荣辱皆系于诗———沈德潜与乾隆皇帝》与乌兰其木格的《清乾隆朝汉族名臣———于敏中述评》等都对乾隆与文臣的交往史实进行了整理，却未能从中窥探出乾隆的文学思想。此外与乾隆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文人学士还有张廷玉、刘纶、方苞等人，在与这些人唱和的诗作中，也能体现出乾隆的文学思想。可是学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这也是我们以后研究中的一个重点。
本文作者：李靓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