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易彬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一
长期以来，新诗教育都是一笔糊涂账。新诗研究在大学里即便不能说是另类，但不同程度的被忽视是毋庸置疑的。［1］当代诗歌，特别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此处专指大学阶段的专业必修课程）当中的状况，大抵如1940年代资深语文教育专家叶圣陶在回顾语体文（白话文）教学历史时的一个判断：尽管“语体成为国文的教材和习作的文体”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从教师素养的角度看，“语体始终没有好好教学过”：喜新的教师专教一些“新文艺”和论制度论思想的语体，结果是谈论了“新文艺”的故事和制度思想的本身，而忽略了他们所担任的是属于语文教育的国文科。不喜新的教师就只阳奉阴违，对于教本中编列的语体，一一翻过不教，如果自选教材，就专选文言，不选语体；他们以为文言才有可教，值得教。两派教师的做法绝不相同；但是有共通之点，都没有好好地教学语体。［2］把这段话中的“语体文”（白话文）换作“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文言”换作诗歌以外的文体（特别是小说文体），下面这个判断基本上就能成立：在大学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之中，当代诗歌也基本上“没有好好地教学”过。对新诗有兴趣，熟悉当下诗坛状况，且有过一些研究的老师可能会多花两个课时来讲解，其他老师则很可能一笔带过。［3］在各种文体之中单单挑出诗歌，并不完全是个人偏好的问题，实是因为诗歌是所有文体当中最敏感的那一支，对于诗歌的态度与感觉，在相当程度上可看出一个人的文学素养。何以新诗教育会遭遇这般境遇？教师素养无疑是一个突出的因素，专事新诗研究的人才相对较少，而文学教授读不懂一首新诗的现象似不在少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写作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完全可以说，正是前者对后者构成了非常重要的制约。
纵览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类教材，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症结，那就是现代文学史教材往往给予了诗歌更多的章节，且不少章节均是由著名诗人领衔；当代文学史教材给予诗歌的章节则要小得多，且多以年代或以流派、群体来统称。也就是说，在“现代”与“当代”之间，诗歌史的写作似难获得必要的平衡。［4］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所呈现的诗歌图景也有不少可疑之处。笔者所在学校正在使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为例，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共有两章，一章是“80年代诗歌”，下设2节，即“80年代诗歌概述”和“朦胧诗”，另一章是“90年代诗歌”，下未分节。前一章的篇幅为11页，后一章则为4页。［5］且不说对于“北岛”这一最为重要的“朦胧诗人”依然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6］，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于，新时期以来诗歌复杂多元的面貌、重要诗人的创作实绩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呈现，而且，在整体叙述之中，诗艺探索基本上也不是被赞誉的，诗艺探索所带来的所谓“困境与问题”被并不恰当地强调，即1990年代新诗探索“所造成的混乱，似乎比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比照现代文学阶段，当代没有出现那些已成定论的重要诗人固然可以理解为事物尚在进行中，尚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刻，但1980年代中期以来，诗歌写作的多元态势比之现代文学阶段应该说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此时到1990年代末期的诗歌状况，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而言，已有数年的距离，理应得到较为充分的呈现。在教材所划定的这等简单、粗暴、偏狭的诗歌图景之下，如何向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讲述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诗歌着实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二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学课堂里的诗歌教育问题还会遭遇另一个问题，即年轻学子们在更早阶段所接受的诗歌思想或知识。前几年我曾考察过中学语文课本及读本所选诗歌的情况，重点考察的是穆旦的作品，［7］其中，人教社高一语文必修教材所选为《赞美》。除了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家外，中学语文教材一般仅选入一位作家的单篇作品，《赞美》多半就是中学生们关于穆旦的最初阅读。我当时即对“课后练习题”及相关教师用书的解答多有注意，结果发现编者的核心理念全在于思想与形象。教材的相关习题为：《赞美》一诗中的“我”指代什么？诗人究竟“赞美”什么？诗中每一节都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作结，有怎样的意味？［8］相关《教师用书》给出的答案则是：此问主要是让学生把握诗中表达的思想感情。《赞美》一诗中的“我”指的应该是抒情主人公自己，赞美的是中华民族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格，以及生生不息的雄健的生命力。诗歌每一节都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作结，使这个声音成为全诗的主旋律，凝聚着诗人对中华民族顽强生存力的赞美，充满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而且使悲痛没有沦为伤感，显得悲中有壮，有一种内在的力量。［9］从习题及解答不难发现，所列问题都是主题学方面的———更确切地说，是思想教育方面的，诗歌之为诗歌的艺术品质基本上没有触及。
似乎可以说，《赞美》之所以被选入，乃是因为“中华民族”这一大的命题，它是一个思想的文本，而与“诗”本身无关。将这一问题移换到中学语文的实际教学的角度来看，也会有别一重理解———与前文提到的叶圣陶的判断相似，这里也可套说此前的一个现象。1937年曾有过一场“看不懂”的争论，大致情况是一个已经教了七年书的中学国文教员看不懂卞之琳的诗、何其芳的散文和无名氏的大作。对此，沈从文在《关于看不懂》中指出：症结出在“大学校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表上”，大意即是，在大学课堂里，“现代中国文学”并没有被好好教过，“那些人之师在学校读书时，对这方面的训练，有的竟等于零。他不‘学’，怎么能‘教’？”［10］一如前面所提到的叶圣陶的判断，类似问题即是，大学课堂里既然没有被好好教授，中学课堂里的诗歌教育问题又何以可能呢？这样一来，也可以说，所谓诗歌教育的问题也并非到大学课堂方才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它乃是更早阶段诗歌教育缺失症的一种延续。不过，最近几年来，情状可能会有所改观，针对不同阶段歌读本的编辑出版即可视为一个积极的现象，较近的有钱理群、洪子诚两位先生主编的《诗歌读本》，分“学前卷”、“小学卷”、“初中卷”、“高中卷”、“大学卷”、“老人儿童合卷”，但这种诗歌教育如何持续地实施，实际效果又如何，显然还有待时间的检验。#p#分页标题#e#
三
再回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上来。基于多重因素，不难理解，对于诗歌探索，以及当下诗歌写作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或者热点问题，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是缺乏有效的回应能力的。在实际教学之中，笔者人近期遇到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在网上引起较大争议的“乌青体”诗歌。“××体”可说是近年来的网络用语，“乌青体”不过是一个叫乌青（1978－）的人写下的诗歌，其中有一首叫做《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学生看了之后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他们在问，这是一首诗吗？称之为诗倒是无妨，但从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一首好诗。但我同时也提出，仅仅这么说显然淡看了网络的核能，以及1980年代以来诗歌探索所累积的成效。“乌青体”的出现又一次应和了当下社会的娱乐化的态势，一时之间，网民纷纷仿效“乌青体”，衍生了不少造句式写作。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之中，日常化、口语化、戏谑化等现象实际上多有出现，其中自然是泥沙俱下，但诗歌娱乐化的热闹纷争局面之中也还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诗歌娱乐化意味着一种释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太多非诗的因素———特别是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因素———黏附于诗歌躯体之上，诗歌面孔变得严肃，甚至可憎———诗歌成为了心灵的重负。
1980年代中段以来，“日常主义”、“口语化”、“废话体”等写作态势开始成为诗歌界的一股潮流，它们包含了某种改变诗歌写作局面的抱负，可视为一种积极的诗学冲动。近年来娱乐或游戏情绪在诗歌写作中的蔓延大致可算是此一冲动的蔓延，而并非一个突如其来的风潮。诗歌被戴上了一张极其轻松的、戏谑的面具，部分写作者对于现存诗歌秩序的不满，以及对于轻松的心理诉求被成倍地放大———由于这一诉求顺应了当下社会愈演愈烈的娱乐化潮流，同时又借助网络这一巨大核能的推波助澜，它最终方才演化成了一出又一出狂欢的闹剧。从当代诗歌的此一发展线索来看，“乌青体”不过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而已。可以说，《对白云的赞美》固然称不上是好诗，其效果比之当年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等诗远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也具有一种积极的文化意义，构成了对于宏大叙事、过度修辞的颠覆。无视此等诗歌的文化意义，将其一棍子打死，显然是有失公道的。［11］
四
基于以上的观察，笔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诗歌章节有必要进行一些调整：其一，加大叙述篇幅，接入更多的信息。对于1980年代以来纷繁复杂的诗歌局面应进行更大篇幅的勾描，对于新诗所获得成绩应予以更多肯定。新世纪都已经过了12个年头，198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期的诗歌已逐渐沉淀下来，具备了多线条勾描的可能，过于粗线条的勾描已不合时宜，容易造成遮蔽或盲视。同时，对于诗歌探索应保持足够的理解和包容。与其他阶段的文学史不同，中国当代文学史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进行当中的文学事实，较强的前瞻性、而不是过于急切的主观评判是必要的。惟有保持足够的前瞻性，方能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现象保持必要的应对能力，而不致形成信息或者意义断裂。其二，增加文学教育的维度，适度强化对于新诗审美内涵的发掘。长期以来，治文学史的人往往都容易忽略文学史写作与文学教育两者的关系问题。粗略地说，现行文学史过于偏重对于所谓知识谱系或思想脉络的传授，“作品”则处于次要的位置。1999年，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以“作品”为主线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出版［12］，引为一时之热谈。尽管从实际操作来看，此一教材堪称绝响，类似的教材并没有出现———也可以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现有的文学史构架可能都是难以撼动的，但陈思和教授的这次文学史写作实践至少提供了一种启示，那就是适度强化对于当代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的发掘在操作上还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