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权力控制总是涉及身体，因为身体既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存在的重要内容。“十七年”是一个高度重视身体控制的文学时代，在主流话语处理精神与身体的关系上，精神始终处在高于和控制身体的优越位置上，这一“精神”当然不是指具有个人性的思想或意识，而是指凌驾于个人之上的集体政治信仰。虽然“十七年”文学中并不缺乏对于人的“身体”各种类型书写的案例，但这些书写从总体上来看是意识形态化的。模式化的身体书写让“身体”成了一个符号和躯壳，而不是具有感性本能的真实身体。 人的身体形象的形成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受之于父母，人自身对其并无主动选择的可能。身体的五官特征、身材比例在视觉上所形成的“美”与“丑”的区分，有一定的客观性以及某些普遍化的评判标准，但这种客观性和评判标准并不是绝对的。人类身体审美的历史说明，我们对身体的审美判断和价值等级的划分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建构起来的，它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环境下所形成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风尚的反映，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对其形成都构成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身体审美的非自然、非客观的特征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是明显存在的。 在阶级社会中，对身体形象的审美判断自然会打上阶级性的印记。如果说“十七年”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依据阶级审美标准的话，那么，弄清楚阶级审美标准的根本理论依据是什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3对这一阶级分层的重要问题，的回答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1］9 对中国不同阶级的划分可以说是党内关于阶级审美标准最早的理论依据。之后，他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学创作中意识形态使命，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什么人采取什么态度，“歌颂”和“暴露”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如何使用等等，都有明确的标准：“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 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2］848－849正是因为文学创作中阶级立场的确立，作家才会在描写时对不同阶级的人物抱有不同的主观感情。在“人”按照阶级分类“类型化”中，首当其冲的是“身体”的类型化，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人物及其身体形象的塑造相应地呈现为“美”与“丑”的二元对立，由于这种描写带有明显的阶级预设，因此人物形象的塑造会表现出主观化的非现实状态。 在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林道静和王晓燕在街上看见一个匆匆走过的年轻人，林道静判断这个人是共产党，王晓燕疑惑地问她的根据是什么，林道静说：“正直、朴素、刚强、严肃……我觉得所有的共产党员虽然他们的面孔不同，个性不同，但是在他们身上都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刚才那个人我看他的面色庄严，不同寻常。”王晓燕笑林道静成了相面先生，但实际上，杨沫借林道静之口表达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对身体形象与道德、政治之间关系的认知。林道静眼中的敌人形象也存在着主观的类型化倾向：“道静慢慢回过头来，笔直地盯着问者的瘪瘪的蠕动的嘴巴。多么奇怪！那苍白的瘦脸，那狼样发亮的眼睛，那没有血色的乌黑的瘪嘴唇，都和曾经缠绕过她的那条毒蛇多么相像呵！天下的共产党员都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天下的特务、天下的法西斯匪徒他们却也都这样相像呵。”革命不是选美，人物自身当然不会因其所信仰的党派的不同而变得美丽或者丑陋，但在阶级文学的视域中，由于政治信仰的原因，人物的身体形象也有了“美”“丑”之分。 二在“十七年”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上，身体审美 与阶级话语发生了直接的对应关系，人物形象的塑造按照阶级身份的命名进行，使这一时期小说的身体形象描写具有类型化、脸谱化的特征。不同阶级身份的人物如正面英雄人物、落后分子、小资产阶级、叛徒、敌人等都具有不同的身体形象特征，由此也形成了与人物的阶级属性相对应的身体形象的谱系。可以说，在“十七年”小说中，身体形象描写与小说的其他叙事方式一起共同参与了对人物阶级身份的本质化建构。不过，对人的阶级属性的划分虽然使“十七年”小说中的人物身体描写呈现出一种主观的状态，但这样一种描写在借鉴中国传统面相学原理，并吸收相应的道德判断之后，却又往往表现出一种貌似客观的效果。 人物面貌的“美”“丑”与其品德的“善”“恶”关系在中国民间的面相学中有着细致的描述。中国传统面相学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品德、健康和命运，可以通过其面向而被获知。人的面相特征与其道德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有福、和善之人的面相，它们往往具有脸形圆润、额头宽大、鼻凸口阔、五官比例匀称均衡等特征，具有一种和谐、宽厚、大度的仪容之美，而奸邪之人的面相则往往具有贼眉鼠眼、矮小丑陋、形容猥琐等特征。中国传统的面相学在“十七年”文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运用，这使得“十七年”文学身体形象的书写，打上了阶级话语和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训诫的双重印记。#p#分页标题#e# 轮廓方正、浓眉大眼、身材魁梧是“十七年”文学所塑造的正面男性英雄人物的特征，“躯体修饰学之中，男性的一个重要策略即是，将男性的社会形象同文治武功的历史结合起来。从眉眼、体型到服饰，男性躯体的形象特征将在历史的演变中得到合理的诠释”［3］。传统面相学也是男权中心文化的体现，对于男性来说，健壮、整洁、魁梧、仪表堂堂的阳刚之美，实际上也是其精神崇高的一种隐喻，譬如《艳阳天》中的萧长春： 萧长春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子，穿着一条蓝布便裤，腰扎着一条很宽的牛皮带；上身光着，发达的肌肉，在肩膊和两臂棱棱地突起；肩头上被粗麻绳勒了几道红印子，更增加了他那强悍的气魄；没有留头发，发茬又粗又黑；圆脸盘上，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精明、深沉的眼睛；特别在他说话时候，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很引人注目———整个看去，他是个健壮、英俊的庄稼人。 这段描写显然是借身体形象来说明萧长春人格品质的，萧长春不仅有智慧有胆识，同时也是一个有男性力量的人。对力量感的强调缘于建国后仍延续的“敌我两阵对立”的战争思维模式，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按照传统面相学强调其“善”、“正义”的品质外，以力量感为代表的正义一方的最终胜利也为其提供了信心和保证。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对革命战士的描写也非常重视对力量感的强调，如《红日》中英雄战士杨军的形象：“他的身材中等，长得本就结实健壮，现在显得更是结实健壮，有一付刚毅顽强、但又敦厚的黑黑的脸，两只炯炯逼人的黑而大的眼珠。这时候，晚霞的光辉似乎特意地照耀着他，使他的脸上以至全身，都显得光采焕发，精神饱满。”杨军完美的身体形象是革命必胜信心的象征和保证，支撑这种男性身体形象的是人物背后强大的精神信仰，或者说，坚定、顽强的革命信念塑造了这些英雄人物的身体。 《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同样如此：“红脸、浓眉、大眼睛、身派不凡，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能出息一个结实的庄稼汉。”小说非常重视对这“不凡”的身体形象背后的精神世界的刻划：对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信仰使梁生宝获得了无限的激情和动力。在小说中，相对于老一代农民梁三老汉，梁生宝更具有一种现代精神气质———远大的眼光和开阔的胸怀，改霞、素芳这些女性对梁生宝的喜欢，都不仅是因为梁生宝有“不凡”的身体形象，而是因为梁生宝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因为有信仰，所以有气魄。他说：“有党领导，我慌啥？”梁生宝的沉稳和坚定让互助组成员高增福、双喜等人佩服不已。正是有对精神信仰的执着追求，所以肉体的享受对他来说就是微不足道的了，苦、累在他看来都是幸福的。 小说描写梁生宝带着互助组的钱到城里买稻种时的节俭：吃的是她妈给他带的烙馍，只买五分钱一碗的汤面喝，晚上就睡在火车站里。为了反击郭振山、姚士杰等人对互助组的的消极抵抗，他带领互助组进终南山，经过艰苦的奋战，终于战胜了饥荒。当他从山里归来时，衣服和皮肤到处都被划破了，虽然看起来很狼狈，但其灵魂却由此显得更加崇高。而相对于梁生宝而言，郭振山虽然长得更英俊魁梧，但因为他只想个人发家致富，所以小说对这种“男性美”只能持否定态度：“离开了党，他就重新只剩下一个高大的肉体，能扛两百斤的力气，和一个庄稼人过光景的小聪明?。”作家在创造英雄人物时不仅注意描写其威武的身体形象，还强调精神对身体的领导和统治作用。 在《苦菜花》中，小说描写了德强在参军前，对王班长强健、充满力量感的“身体”的羡慕，但是经过两年的战场洗礼之后，德强也拥有了王班长式的“身体”。 相对于正面男性形象的阳刚之美，“十七年”小说中正面女性人物的身体形象呈现的则是一种“劳动美”，如黝黑、红润的脸色，健壮的身体，粗黑的辫子等，娟子（《苦菜花》）、盛淑君（《山乡巨变》）、刘淑良（《创业史》）、春玲（《迎春花》）等正面女性都拥有这样的身体形象，以《苦菜花》中的娟子为例： （娟子）生得粗腿大胳膊，不是有一根大辫子搭在背后，乍一看起来，就同男孩子一样……圆厚健壮的臂膀……在她那被太阳晒成黑红色的方圆开朗的脸庞上，总是无变化似的平静得几乎没有表情，但并不是过于幼稚和天真，因为在前额上，有几道细细的纵横纹线，像老是在思索着什么，显示出她单纯而又有主见，天真而又有成人的某些老练。……这姑娘从小就喜欢上山，知道干活，不让她去，她就哭，六七岁时就能赶牲口运庄稼了。正由于劳动，使她发育得强壮有力。……为她高高丰满的胸脯和厚实的脚板，母亲忍受过许多风言风语的责难。那时代，女人是不许这样放纵的。……在这些苦难的年月里，娟子像乱石中的野草，倔强茁壮地成长起来了。 娟子的“美”是通过劳动获得的，这种“美”既与资产阶级的审美观不同，也与传统文化的审美规范相异。 相比之下，那种细皮嫩肉式的身体形象，则基本都与小资产阶级女性或者落后的农村女性有关，她们的“身体”是需要通过劳动来改造的。《山乡巨变》中只讲干净、不爱田里劳动的落后妇女张桂贞经过“劳动”改造后，“晒得黑皮黑草，手指粗粗大大的，象个劳动妇女了”。而在《红旗谱》中，春兰“细身腰、长辫子”的外貌虽说漂亮却并不符合劳动人民的审美理想，所以严志和才不同意儿子运涛娶春兰为妻，这里包含的实质上是阶级性和审美性之间的矛盾。在严志和看来，贵儿娘的“大脚板”才是美的，因为它适宜于劳动。小说中女学生严萍换上农家姑娘的衣服，江涛仍说不像，因为“你脸儿太白，头发太黑，放着蓝光”，江涛告诉严萍农民身上有着特殊的记号：“农民爱劳动，朴素，性子直爽。成年价受不尽的风吹日晒，吃不尽的糠糠菜菜。脸上黑黑的，身子壮壮的。”这种观念所表达的也是一种具有阶级性质的审美。#p#分页标题#e# 三“十七年”文学创作的阶级立场深刻地影响着人物形象的描写。“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2］871，与对革命者身体形象的“歌颂”和“美化”相对立，“十七年”小说对反动分子身体形象的描写以“暴露”与“丑化”为主。《林海雪原》中许大马棒的形象就是如此：“身高六尺开外，膀宽腰粗，满身黑毛，光秃头，扫帚眉，络腮胡子，大厚嘴唇。”女土匪“蝴蝶迷”的形象更是不堪入目：“要论起她的长相，真令人发呕，脸长的有些过份，宽大与长度可大不相称，活象一穗包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她为了掩饰这伤心的缺陷，把前额上的那缕绺头发梳成了很长的头帘，一直盖到眉毛，就这样也丝毫挽救不了她的难看。还有那满脸雀斑，配在她那干黄的脸皮上，真是黄黑分明。为了这个她就大量地抹粉，有时竞抹得眼皮一眨巴，就向下掉渣渣。牙被大烟熏的焦黄，她索性让它大黄一黄，于是全包上金，张嘴一笑，晶明瓦亮。”为了表现“蝴蝶迷”的淫荡，小说还经常写到她“扭屁股”的动作。把一个女性丑化到如此程度，任何一个读者都不难体会出其中浓厚的主观情绪色彩。 在阶级敌人的形象系列中，“地主”是“十七年”文学中最具妖魔化特征的人物形象之一，这一形象经常出现在反映、合作化运动等题材的小说中，如《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红旗谱》中的冯兰池，《苦菜花》中的王唯一，《艳阳天》中的马小辫等，这些地主形象无不充满着神秘、阴暗、丑陋的特征，如《艳阳天》中的马小辫： 他在炕上挪着，挪到窗前，耳朵贴着窗户纸儿听听。窗户格子是七扭八歪的，糊着两层报纸，为了不让阳光随便进来打搅他，有的地方还加了一层破布。这会儿，院子里死静死静的。 他又揭开玻璃上的破布帘，挤着眼睛朝外看看；见儿子和媳妇住的西厢屋也黑了灯，这才溜下炕，摸索着炕沿下边的鞋。一只老鼠，噌。一下子从破鞋里边跳出去了，吓得他一哆嗦。他两只手用力地端着独?门，轻轻地打开了，又用脚尖儿沾地、踮着脚后跟，走到堂屋，把后门轻轻拉开一道缝儿，探出脑袋，东瞧瞧，西望望。 马小辫的生活空间阴森、破败、肮脏、死气沉沉，充满着一种鬼魅的气氛，他的形象和行为也是猥琐和阴暗的，这一切都来自于对“地主”这一身份的指认和命名。同样，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钱文贵“因为被命名为‘地主’，所以，他把儿子送去参加八路军，便是为了获得‘军属’之名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把女儿嫁给受过许多苦的村治安员，便是为了俘虏和腐蚀这个新政权的重要分子；他和妻子支持侄女黑妮和农会主任程仁相爱，更是阴险的‘美人计’。钱文贵一切行为的价值判断，完全来自预先就已确定好了的‘命名’”［4］。阶级身份的命名无论是对于人物的形象还是对于其行为，都具有一种预设性。 对于“十七年”文学所留给我们的“地主记忆”，当下有一些研究者开始质疑其真实性，因为“在农民们的经验世界中，地主并不是那么地十恶不赦，一旦离开了政治斗争的剧场空间，地主们同样还是大家的乡里乡亲”［5］。《山乡巨变》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落后分子“秋丝瓜”在时，因为是贫农，他分了一件九成新的铁灰线春面子的羊羔皮袍子，当天夜里，他把袍子偷偷送还了原主，另外，他曾经还顶替地主的儿子去当过兵。虽然这样的情节在小说中是以反面的形式出现的，却表明了一个事实：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的。至于“秋丝瓜”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乡里乡亲之间的感情”而这么做，已经成为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 “叛徒”同样是“十七年”文学中一类特殊的反面人物形象，在对这类人物的形象描写上，作家们也是通过“丑化”其身体细节以达到“矮化”人物的效果的，如很多作家都非常重视对“叛徒”眼睛的描写：《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高自萍，长着一对“小核桃眼”；《青春之歌》中的戴愉长着一双“金鱼样的鼓眼睛”，余永泽虽不是叛徒，但作为“落后”的知识分子，作者也始终强调其长着一对小眼睛。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眼睛“小”和“丑陋”显然是精神世界“狭小”和“丑恶”的隐喻。 综上所述，“身体形象”在“十七年”文学中基本上是表达人物阶级属性的一种工具和符号，它是由外在的阶级分类所赋予的，并不和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发生关联，这恰恰与五四文学所追求的身体精神化的特点构成了鲜明对照。“十七年”文学的身体形象描写所具有的类型化、脸谱化特征，包含着身体政治学、文学身体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基于上述所说的种种原因，对于“十七年”身体形象的描写，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人物描写方法，其中实际上包含有作家的文学立场、对政治和文学关系的看法、创作原则等更复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