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学的实践和对历史的认识明确标示，历史写作是让人高度疑虑的，它可以是历史证据，却与现在发生着持续的暧昧关系，而“现在是唯一存在着的东西”。①这个唯一存在着的“现在”以三种形式占据着人类意识空间:记忆中过去的现在、经验中现在的现在和期待中的将来的现在。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小说书写领域，人们在处理过去时总是会遇见来自“现在”的羁绊;“过去”在“现在”的书写中重生。小说《隐之书》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反讽和戏拟的方式勾勒出过去作为某种形式的实在，最终制造出我们置身于稳定的现实之中的感觉。但是，小说《隐之书》的写作并非要与现在的共谋，而是通过提出对过去某种意图的记忆从而建构一个历史图景，于是这个被重构的失落世界就成了存在于记忆与意图交汇处的一个比喻和期望。 一、“通灵者”与女性容器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女性的时间》中说:“女性在主观上强调时间由一种节律所控制……它是周期性的和循环的，是永恒的和不朽的。”②女性时间在整个后现代世界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表征了一种具有三维空间性的时间整体。这恰恰与后现代以空间结构一切的基本特征高度一致。在人类的原始记忆中，女性的神圣存在常与器物有关;在原始意象中，母亲经常作为生命的容器而书写定格。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元小说反对一元论话语，反对长久以来以科学和知识为话语的霸权历史。为还原过去的基本面貌，《隐之书》不仅没有排斥被科学话语所贬抑的原始意象和奇幻情节，反而将这些并不能被证伪的历史事件加以编辑书写，以边缘的立场进入历史的书写阵地，揭开历史编纂背后潜藏着的男性权力机制和成规。 在这部小说中，女性容器和作为“通灵者”的女性灵媒被挖掘出来，浮现在被男权主义大历史书写所遮蔽的平面上，让读者窥见传统历史书写所排挤出去的部分，也借此揭破了历史创作自身的幻觉。在小说中，身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淑女们因为时代悖谬而无法实现自身价值，但她们以一种极其隐秘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灵感世界，借以对抗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男性历史。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客厅中，曾经有一个神秘而又令人不解、疑惑而使人欲罢不能的灵媒团体，一个存在于科学维度之外的另类世界。这个世界的中心不是男性，男性是这个世界的怀疑者甚至是入侵者，但是他们又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向往。通过重重的叙事迷雾，艾许研究者布列克艾德教授和克拉波尔注意到艾许曾经至少两次参加过知名灵媒荷拉•雷依夫人家中举行的降灵大会;当时很多人相信这位夫人是早期能让灵魂尤其是婴灵现身，并让人触摸到亡者双手的专家。但是布列克艾德相信，艾许参加降灵大会的目的是抱着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致知格物的科研态度，并因此经历而写下讽刺诗《妈妈着魔了吗》。艾许的诗极大地惹恼了女性主义批评者，她们认为艾许对诗中的主人公报以最恶毒的攻击，认为“凭靠直觉的女性行径”，是在呼应约翰•但恩的诗句“不盼望女人有理有智;在其最柔美、最聪明的时刻，她们充其量也只是“妈妈”(Mummy在英文中还有木乃伊的意思)”。①而布列克艾德教授则认为艾许意有所指地将她的所作所为———将亡者的生命虚妄地、虚构地重现———拿来对照自己写诗的行为。由此可见，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男性学者和女性主义批评家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正如福柯所讨论的“真理”，它是这个世界所建构的东西，它的产生只是因为限制的多种形式。因为真理被建构起来，所以导致了有规律的权力效应。每个世界都有其真理的统治———男性和女性的世界都有其各自的“真理”。在两性各自所主导的世界中，并行着不同的话语类型。就像被以理智和逻辑标榜的男性社会嗤之以鼻的女性感观世界，同样有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区分正确与错误论述的机制和事例。在这个思维和行事的空间里，存在着对于真理的获取程序相一致的价值，也同样存在着某些人被赋予所说话语即为为真理的权力。后现代的历史发现这两个世界如若平等共存，就必须有关于共存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不假设冲突的解决，而是要承认和接受差异。 当大多数人好奇“生机勃勃”的艾许如何与他那乏味无趣的妻子拥有完整的充满激情的关系时，谁都不知道，大诗人艾许有着一个秘密情人，她就是女诗人兰蒙特。两位诗人不可以拥有更光明的未来，因此将心底的秘密愈发埋藏进心中最原始的地域，然后在各自的诗作中流露出一星半点的痕迹。在兰蒙特和艾许都参与过的“降灵会”上，他们却抱持着大不相同的目的。直到最后的谜底揭开，人们都无法得知艾许激动地、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地大加鞭挞的降灵会事实上在其心底构成一片隐秘的希望———他和兰蒙特的浪漫故事里有什么存留下来了吗?那个故事的延续现在何方?她(兰蒙特)参加降灵会是寻找哪个灵魂的声音呢?这个声音和自己到底存在什么关联?所有的疑惑都因人类自我和对世界的认知中存在一大片未竟的事业空白场而变得神奇又无奈。在这些疑问的背后，有着当时人对人类和历史认识途径的探问，有对科学和迷信两者界限的考察。也许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些问题仍然笼罩在我们头上。无论艾许还是兰蒙特，他们都渴望能够达到认知的深处，更是渴望探究生命本质本身。降灵会事实上充当了人类原始心理状态的存留和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渴望。在探讨“通灵者”与女性容器时，我们发现在幻想和直觉领域，始终是女性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这种直觉力之所以长期遭到科学社会的罢黜是由于男性恐惧臣服于热情之下，担心理性沉睡在欲望、直觉和想象力的控制之下。但是当代话语却对这种充满原始力量的幻想精神情有独钟。而“女性精神”恰恰在幻想和灵感中达到顶点，这种能力起初很可能掌握着一切占卜和预言，即使在后来，它已被父权诸神和男祭司所排挤，但在占卜这个园地里却一直长期保持着优势。洞穴母神形象、死亡和生育的大地女神证明了神秘想象与幽灵和死者世界的联系，女人据以容纳和防护、滋养与生育的女性基本特征，其中心是容器。②它既是女性性质的属性，也是女性性质的象征，它在历史的流变中幻化成人类精神实底的重要部分，却被近代以来科学和理性所占据的话语阵地所排斥。在艾许所代表的男性目光中，便包含着对母性世界的崇拜和恐惧。《隐之书》里拜雅特写到有关两性关系和有关降灵会的情节绝非偶然。因为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从未中断过关于唯灵论的科学性的讨论。对于这个始终处于科学和伪科学、宗教和反宗教针锋相对的前沿和模糊地带的问题甚至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中心文化主题之一。灵魂世界毫无疑问是自然未知的一个维度，是科学所尚未达到的领域之一，在其降灵会上“显灵”的东西到底是江湖术士鼓吹的迷信和骗人的把戏，还是由于某种尚未发现的自然规律和精神机制起了作用，到如今仍是困扰着人类的谜题。但是充当灵媒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却是有原因的———由于女性生存的基本状况是女性特有的庇护婴儿的、容纳的身体，所以女人被经验为同样优良的容器、是生命的容器本身。#p#分页标题#e# 二、“诗魂”与肉身 长久以来，以理性和科学所代表的“诗魂”对以本能和原欲为代表的肉身的压抑显示了可怕的霸权，这在传统的历史书写中尤为明显。关于这对矛盾，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表明了鲜明的立场:解自然化人类被“科学”话语所塑造的一切，还其本来面貌。 《隐之书》里各路学者对艾许和兰蒙特的研究均由自己的主张出发得出了倾向于自身的结论。艾许的研究权威坚定地认为艾许最典型地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男性话语和思维的结构模式。就像书中以直接引述的方式将艾许写给灵媒克拉波尔夫人的信件所传达的信息那样直白———艾许对女性以自身进入所谓灵性世界与肉身世界之外的神秘地带进行信息交互的做法有着难以掩饰的厌弃和否定。然而诚如克拉波尔在其传记中质疑的，艾许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诗人，不完满的婚姻无法给予他全部的生命意象和生命感悟。于是他转而致力于研究个体生命及个体认同，在面对实验品水蛭时都显得惊喜万分———因为这种生物自体的繁衍、生存，对他而言诉说着万物生命的延续性与相互依赖性。而这种发现，或许正有助于他修正或去除个体死亡这种观念，也藉此正视他与自身、爱人、以及他那整个一个时代的人。但是他会以怎样的心情正视自身呢?当克拉波尔猜测他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挥别了个人对垂死之人、对亡者的情怀，转而对生命、自然、宇宙展现出大爱，却真正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他并非一个用科学和探索掩盖自身欲望和需求的精神至上者;相反，对宇宙、生命、自然的热情更激发了他对人类和自身生命的热爱。在他那里，诗魂和肉身同出一源，而生命是诗魂与肉身的高度统一。 而女诗人兰蒙特的创作则又是另一番景象。其诗作《梅卢西娜》里的中心意象，是人首蛇身的女主人公独自沐浴戏水的场景。一直以来，女性创作被发现是在极力逃避的心思之下进行，就像是为了蒙骗和逃避男性世界的锐利目光而为自身遮上厚厚的面具。所以女主角梅卢西娜往往悠然自得于一个足以凸显自我的小世界。就像书中兰蒙特研究者所总结到的，那里自成体系，有小小的山丘、高地、低矮的灌木丛，以及微微高耸的岩层，遮掩着徐徐下降的山坡和因而不见的谷底，甚或更加隐秘的孔穴和山洞———而带来生命的泉水也自此处沸腾而起，彼此交流。这是女性意象的艺术化表达。梅卢西娜在索芙泉边兀自对着自己歌唱，足以知悉万物的起源和终结。这个意象群或者可以解读为专属女性语言的一种象征。当她身为水蛇之际，她就是完整的个体本身，拥有孕育生命和创造意义的非凡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来自其自身，丝毫不需外力的援助。这是女性自身的再生神话。但是，表面如斯的兰蒙特却曾经掉入了与艾许的婚外情，在男性的世界中完成了自己的再生和毁灭，将自己的痛苦欢乐淹没进了强大的时代和社会中。艾许和兰蒙特这一对异样的情侣:一个拥有婚姻却没有情爱、一个单身独立却满藏热情。在两人身心结合的背后有着许多心灵的震颤和灵魂的挣扎。在历史遗留下的证据面前，所有将两人脸谱化的研究都苍白无力。艾许藏着自己的秘密，他的另一个自己充满着对肉身生命的追求和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女诗人兰蒙特是他真正的妻子。两人在灵魂和肉体上均得到了完全的结合，在时代道德面前却哑然失语。艾许虽然一直苦苦追寻兰蒙特和小孩的下落，甚至不惜闯入克拉波尔夫人的降灵会试图得到另外世界的指示;而兰蒙特也不得不将女儿送给妹妹养育，从此遁入自己枯槁的世界与世隔绝。两人在诗魂和肉身之间苦苦挣扎，都因此遭受到痛苦的折磨，却从未否认过肉体的价值、认为肉体是灵魂之下的次等存在。就像兰蒙特对侄女莎宾所说:“正好相反，肉体和灵魂无法分离。”① 在这里，沉重的肉身穿越过叙述的迷雾，来到一片拥有意义的境地。禁绝所有正常感觉的精神主义是错误的，肉身与精神一样都是人类平常的温情与沟通方式。作者拜雅特对肉身情感的重拾有着一种强烈的历史修正愿望，将人们一贯歪曲误解的维多利亚时代和维多利亚人还原至另外的形象本身。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多元和民主、平等，是一个涵盖甚广的精神信念，拜雅特在《隐之书》里通过对艾许和兰蒙特个体情爱、诗人身份的重构，掷地有声地鞭挞了历史话语的一元论表述。 三、两个时空的对话 《隐之书》在叙述中构筑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时空，对历史真相的追寻与对当下生存经验的复杂化关照相互交融，构成了其维多利亚时代特征与后现代历史想象的深刻互文。同时，她也在其创作中借助后现代的经济、政治、性、科学等等不同话语形式对话维多利亚时代，通过书中两个时代人物形象的对比，反讽了当今这个后现代社会的虚伪、功利、充满符号和话语的时代现实。 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诗人艾许沉静、理性又不失生活热情。不仅对科学研究充满热情也对历史和神话的关系饱含探索精神。在其冷峻的外表下，是一颗饱含情感的心灵，对生命、对情爱的追求都显示出艾许的勃勃生机。他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寻寻觅觅的正是他所称的“生命的源起、传承的本质”。他以狂热的激情探讨生命的奥秘，探求是否有生命能击败死亡永远不灭。艾许们如此崇高的、史诗般的体验仿佛重生了浪漫主义的原始状态。而反观书中今天的学者:布列克艾德教授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经营”着“艾许工厂”。他之所以来这里编纂艾许，全是出于一股怨气:利维斯教授使他见识了英国文学无与伦比的、堂皇宏伟的影响力和高度，同时也让他再也无法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跻身这些人的行列。于是，他把自己年轻时所写的诗文全数焚毁，一头扎进了年谱、传记等等一切有关艾许的编辑工作中。而文学助手罗兰，这个没有多少天赋、有点落拓的英国青年，无前途、无热情，有时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从事研究的理由究竟是什么。罗兰说布列克艾德的艾许工厂就像建在大英博物馆这座天堂下方的地狱，这一点都不为过。因为他们都为着某些理由从事着自己都时而否定时而怀疑的工作，他们在重复着永无止境的劳动，与艾许的田野式研究截然相反。艾许们渴望真理，而布列克艾德们则追踪影子;他们不像艾许那样，对什么都感兴趣———他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尤其是对自己的研究。今天的人们已经失去了敢于进入真理的勇气，只在进行骚扰。同艾许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比，到底哪个更加虚伪、无趣，更加急功近利、毫无激情?#p#分页标题#e# 在情爱问题上，那个时代的人们同样真实。艾许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一个好丈夫，但是因为妻子身体的原因两人并无床笫之欢。可他仍是一个从精神到肉体都健全、饱满的人，他和兰蒙特在精神领域无间的交往逐渐蔓延到了肉身，两人的私奔、订交、结合，尽管看上去令人瞠目结舌，但却结结实实地回击了虚伪的道德言说。尽管之后两人的生命都因情欲的沉沦而挣扎，但他们是勇敢的，他们毫不畏惧爱情的汹涌，热情地拥抱、接纳彼此。而爱伦•艾许，那个忠诚又无奈的妻子，除了不能赋予艾许作为一个男人和丈夫应该拥有的情爱，她什么都做得足够好。研究者们发现爱伦看似平淡无奇的日记记述、毫无特色的文字其实藏着朦胧的东西———那种简单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简单，引导着读者去想象到底在背后隐藏了什么，这是一种另类的才华，直到最终发现爱伦忍受着怎样的痛苦观看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因为不能和丈夫拥有真正的夫妻之事，她变得加倍的温柔体贴，用一种近乎逢迎的方式去拥抱丈夫;她给娘家写信谎称自己和丈夫之间极尽温柔缱绻，只是两人无福弄璋弄瓦;她面对告密者格洛弗小姐平静淡然，仿佛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这不是女权主义者所谓的压抑的内化，而是一种真实的道德。然而，身体和心灵仿佛永远难以迈出同样的步伐，当心灵的门开启那一刻，身体已然老去、关闭，面对一个身心都热情饱满的丈夫，她又该如何谴责他其实拥有一个真正的“妻子”的现实?更何况，他的丈夫从来没有对她显出一丝一毫的厌弃，他们的关系“相敬如宾”。 可是今天的人们呢，爱情究竟是彼此的依恋还是彼此的依赖，肉体的结合究竟是精神的升华还是本能的将就?罗兰和瓦尔，他们在大学联谊中相识，第二年便开始同居，靠着微薄的奖学金节衣缩食地过日子。但是两人的关系也毫无生气可言，尽管瓦尔在罗兰的奖学金用完之后一肩挑起了两人的生计，可罗兰还是深刻体会到，他再也不想继续这种日子了，有时候，甚至暗暗巴望着“哪天会出现个银行家邀她共进晚餐，又或者来个暧昧的律师，带着她上花花公子俱乐部去开开眼界。”①对比艾许和夫人爱伦无性的婚姻，艾许没有因妻子的缺陷而将之抛弃，爱伦也没有因为嫉妒心发作而毁了丈夫。两人之间始终有一种无言的默契，而维系两人婚姻的不仅仅是“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道德”，还有彼此的信任和理解，更因这份理解而掩埋了个人的痛苦而专注着对方的处境。正如罗兰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他们出生在一个不信任爱情的时代与文化氛围之中，恋爱、浪漫爱情、完全浪漫却反过头来产生了一套语言、语言学情欲。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是分析、解剖、解构和暴露……但这些并非爱情，甚至不是情欲。当自然欲望被转移成为修辞、关系演变成话语，他们无非是被人渴望、被人攻击、被人消费、被人害怕的矛盾个体。罗兰面对瓦尔时的厌弃，反衬出艾许那一代人的高大。 对比两代独立女性，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看出差异和作者对当今时代的批判。那个希望同兰蒙特一起创造属于女性的小世界的布兰奇•格洛弗小姐，出身微卑却有独立的精神和创作的抱负。在兰蒙特获得了姨母的遗产、能够自力更生之后两人便一起居住。她们一个写诗、一个作画———她们不是今天所说的“女同志”，她们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关系。只是布兰奇愈发感觉到自己的无力、无奈。因为无法得到人们的赏识，她的画作根本无法使其在经济上自足，她因此成为缠绕兰蒙特的藤蔓。她视兰蒙特为公主，但却不认同自己是公主的仆妇;她生命中只有兰蒙特一个知己，却因为无法和知己达成各方面意义上的平等而羞耻、痛苦;她渴望自己也是一棵小树，能和兰蒙特并肩站立，但兰蒙特却为了艾许这棵大树而倾倒;她以为兰蒙特的出走是抛弃了自己，却至死都不知道她的“公主”为了自己灵与肉的释放而背负了沉重十字架，从某种意义上讲，兰蒙特的出走无异于自我流放。但是格洛弗小姐自杀了，带着自己不融于时代和社会的肉身和抱负沉入了河中。她的生命是沉重的，尽管不名一文:价值的失落、生计的无着、知己的离散，她已生无可恋。但是，她至死都维护着自己的理想。在她的遗书中，她饱含感情地写到:“……我希望我们打头阵尝试的经济自主，以及我们身后留下的成就，能够引发性情更加坚定的后人再接再厉，进行实验，不再失败。独立的女性必须对自己要求更高，因为男人和传统的居家妇女都不认为我们能成气候，他们认为我们必定一败涂地，一事无成。”①同样是女性运动的拥护者、实践者，弱小的格洛弗小姐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探索、挖掘。可是书中的女权主义者们，仿佛个个都陷入了自我中心和自我专属的小罐子里，她们更热衷于那套话语伎俩，将事实缩减为理论、将鲜活的形象消解成干瘪的符号。就像贝利博士写维多利亚时代女人对空间的想象，认为她们对广场和幽闭的恐惧，是因为她们一方面渴望将自己放逐到不受束缚的空间里，又同时让自己的空间愈来愈锁闭，把自己局限在西比尔的罐子里。但这更像是她对当代女性及其自我呈现所作的阐释———听起来更像是莫德•贝利们被揭露了自身而发出的遁词。两代所处时空截然不同的女性，却面临着极其相似的问题;而两代人站在自己时空中的互看，泄露出当代无可置疑的悲凉。 四、结语 包括拜雅特在内的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作者们意识到，作为方法和产品的历史总是被价值所浸透，因此他们一直致力于在坚持自己所支持的正确价值观的同时揭露过去的错误和偏颇，而重访历史所遗落的书写就是其中颇为重要的任务。虽然他们在创作时清楚地明白自己并不能够简单的通过个人化而交换历史的框架———因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多义的历史容易宣扬，却不容易实现。这些小说创作者以性别、种族、少数族裔以及阶级的名义对历史故事进行着召回的努力，必定会导致故事讲述中的多种视角还是最终导向另一种话语霸权倾向，其实仍是一个未知数。或者，这种努力是否只会导致在故事和论证上的反霸权，但却最终仍然建立在单一视角之上?无论怎样，差异似乎是不可还原的，但是差异也是关系性的，涉及将持续处于竞争之中的权力的等级和特异性。拜雅特女士的《隐之书》正是通过对历史的重访将两个时代和两个时代的人物放置在同一个天平上，让历史自身说话，将差异揭示出来。#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