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世纪中前期，城邦即采取诸多措施间接协调城邦的粮食供应。一方面，竭其所能，广开粮4。黑海沿岸地区是小麦的主要产区之一。雅典利用其强大的实力和威望，在此建立了若干个亲雅典政权。公元前436年，伯里克利曾亲率装备精良的舰队出征黑海地区，向该地区及周边的希腊城邦，蛮族及其君主和统治者炫示雅典人强大的海上实力，以及在海上恣意游弋、控制海域的能力和自信。他废黜辛诺普（Sinope）僭主，派移民和舰队驻扎于此，建立亲雅典的政权；同时与控制黑海地区粮食生产贸易的博斯普鲁斯国王建立友好关系。为了确保马其顿地区粮食等物资，公元前436年雅典在斯特里梦河口建立了安菲波利斯殖民地。另一方面，力保粮食供应线安全畅通。古典时代，海盗一直是海上航行的大碍。帝国建立后，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军竭力肃清海盗。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爱琴海地区几乎未见有大规模海盗活动的记载。同时，在拜占廷设立赫勒斯滂海峡监督官，为过往船只提供力所能及的保护。除此之外，雅典还在海外建立若干军事殖民地。公元前世纪，雅典分别在音不洛斯、列姆诺斯、斯基洛斯、卡尔基斯、那克索斯、安德罗斯、列斯堡等地建立军事移民地，并向各军事移民地派驻250-4000人数目不等的公民。在此，移民既从事农业生产，又充当驻防军。公元前5世纪末，军事殖民者的总人数大约为1万。军事移民者仍保有雅典公民权，缴纳战税，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是雅典人保持威信的支柱。一方面，作为雅典政策、风俗、习惯的传播者，他们使盟邦、属邦心存敬畏；另一方面，也可应对粮食供应线上的突发情况；同时，缓解了随人口增长而来的粮食供应压力。
总体而论，古典盛期雅典粮食短缺现象鲜有记载。这当然可归功于城邦当局采取了较恰当的措施，但更重要的是雅典帝国强大海上力量的保障作用和雅典城巨大市场的吸引力。然而，即便这一时期，雅典在粮食管理上仍存弊端。例如，粮食输入过程中，城邦政府大致只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既没有直接掌控此过程，未设立任何主管粮食进出口的机构，同时，城邦也无粮食储备机制等。一旦爆发战争或自然灾害，粮食供应必然捉襟见肘。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雅典逐渐失去了西线的供应，粮食问题日渐凸显。羊河战役后，斯巴达海军大将莱桑德带领150艘舰船围困比雷埃夫斯港，片帆不得入港；斯巴达国王阿基斯带领军队从陆上攻至雅典城墙下，雅典城完全断绝了外部的粮食供应。同时，海外军事移民一部分遭歼灭，大部分被驱赶回雅典。公元前404年，斯巴达海陆大军围困下的孤城雅典终于爆发了严重的粮荒，许多人饿死在城里。面对此状况，雅典曾派团至斯巴达，答应加入拉栖代梦同盟，希望保留长城和比雷埃夫斯港。但该建议被斯巴达人无情拒绝。此后尽管雅典人进行了不懈抗争，但终因粮食极度匮乏，死于饥馑的人数太多，被迫接受斯巴达人提出的屈辱条约。不难看出，粮食问题是导致雅典失败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战后，雅典的粮食供应仍然突出。虽然，雅典力图恢复海上实力，也曾一度在波斯的支持下大败斯巴达海军。但科林斯战争以后，其恢复海上实力的努力化为泡影。波斯人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支配着爱琴海周边地区政治和外交。但波斯对该海域控制不力，海盗再度猖獗。自公元前4世纪80年代起，波斯地中海沿岸各行省相继发生反叛，政局不稳，影响着该地区的粮食输出。公元前4世纪，希腊各地战乱频仍，这也给雅典的粮食生产和供应带来不小压力。一方面，由于战争破坏、居民拓荒和滥垦滥伐，阿提卡农业条件有所恶化，连年歉收，粮食自给程度降低。另一方面，敌对城邦滋扰运粮航线，甚至闯入阿提卡劫掠。公元前387年斯巴达国王率军从海上闯入比雷埃夫斯港进行劫掠；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后期，赫勒斯滂地区的拜占廷人、卡尔西顿人等都曾抢劫过往海峡的运粮船只。公元前340年马其顿在海峡地区拦截了员愿园条驶往雅典商船。此外，长期的战乱迫使一些-本能自给自足的城邦也不得不进口粮食，如科林斯战争期间的阿尔哥斯，公元前猿苑苑年的底比斯等。
频繁的自然灾害加剧了雅典粮食供应的窘况。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东地中海地区频发严重旱灾。其中两次最为严重，第一次发生在50年代后期；第二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30-20年代。其间，雅典连续遭受5次严重饥馑的冲击。此外，还有几年农业歉收。据德摩斯提尼记载，庄稼收获不久（公元前361/360年8月），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市场的粮食供应已现短缺，粮食价格不断攀升。河水、井水枯涸，庄稼枯萎，蔬菜绝收。此次旱灾席卷了东整个地中海地区，且持续时间长。包括雅典人在内的许多希腊居民不得不靠友邦的馈赠和施舍过活。据记载，其间，昔兰尼（Cyrene）赠给雅典1.5万阿提卡麦斗小麦，亚历山大的财务官哈帕鲁斯带来大约700塔兰特现金，帮助雅典人购买粮食。形势的恶化也打击着投资人的信心。在恶劣的形势下，富有的麦特克不愿意也不敢轻易贩运海外粮食，也不愿借钱给农民从事粮食生产，雅典作为地中海地区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受到了巨大挑战。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随着海上霸权的丧失，持续的战乱，加上阿提卡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和频发的自然灾害，雅典不但粮食自给程度更低，而且作为地中海地区主要粮食消费和进口地的地位也逐渐丧失。雅典最辉煌的那段历史快要走到尽头。
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引发雅典居民的高度关注。社会各阶层纷纷登场，围绕这个主题阐释自己的主张。其中，思想家和演说家最先关注这一问题。对如何提高粮食的管理效率，如何增加城邦和公民的收入，使公民有充足的资金购卖粮食等问题，他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一些富有远见的设想。科林斯战争后，粮食进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雅典的粮商们不顾城邦规定，利用人们对粮食的渴求，随意提高粮价，编造谣言，欺骗谷物监管官员，大肆进行粮食投机院“当国家遭受不幸的消息传来时，这些人却仍念念不忘牟利，随意抬高粮价，兴高采烈地看着我们受难；有时候他们自己还会散播谣言院说我们的战船在黑海覆灭，或者说斯巴达人抢夺了开往雅典来的运粮船，或者说封锁了港口，好像停战协定快要决裂。他们竟然这样无耻，像敌人一样存心暗害我们，当我们急需粮食的时候，他们却囤积居奇，不肯卖出，使我们不敢争论价钱，他们要多少便给多少。所以甚至在和平时候，因他们的罪恶，我们也好像是在围城时候似的。”
针对上述情况，公元前386年，著名演说家吕西亚斯发表演说，谴责政府，要求任命专业人士管理粮食，主管粮食的官员如谷物监管、商埠监督等必须通过选举而非抽签产生。第二次同盟战争（公元前355年）后，色诺芬针对国弱民穷和雅典商业金融地位下降的社会现实，为扩大国家财政收入，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建议。其中涉及解决粮食问题的举措包括提高麦特克的地位；提高海事法庭的公正性和办事效率；激发外国商人到雅典投资的热情，吸引他们把粮食在内的商品输入雅典；购买国家奴隶开采银矿等。上述思想家和演说家的远见卓识对解决雅典的粮食危机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对城邦的粮食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p#分页标题#e#
与此同时，城邦当局亦采取种种措施以解决城邦粮食供应。首先，从城邦内部着手，开4节支，扩大阿提卡地区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除了加强对奴隶剥削外，城邦还鼓励公民垦殖拓荒、租种废置土地，扩大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尽管，古典时代农具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进，但人们通过间种、修耕等方式精耕细作，增加了粮食产量。公元前4世纪田地租赁铭文确切地证明人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现存铭文中，既有公民出租土地的情况，也有神庙出租土地的情况。根据其中一篇铭文所提及的资料，租赁合同对出租地应缴纳的税收、地租、耕作方式、施肥、栽种的作物等作出明确而详实的要求，并对未能履行契约所受处罚也进行规定。该租约要求承租者实行二圃制，即每年只能耕种其中一半土地，另一半土地需休耕，对于休耕土地要进行三次深耕，以利于土壤的保墒和地力的恢复。葡萄树要每年进行两次挖坑施肥，无花果要每年进行一次；另外还对庄稼施肥的次数和数量作出明确规定。承租人每年需施畜肥150筐，并保证每筐重量达到1麦斗，总施畜肥约10方。农业的精耕细作增加了劳动力投入，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也有一定提高。尽管如此，阿提卡地区粮食产量仍然较小；而且大麦播种（占80%以上）远远超过人们主要生活口粮小麦的种植面积，雅典所需粮食的绝大多数仍要从外地输入。
其次，改变某些赋税的征收方法，向纳税者征收以粮食为主的实物税。据铭文（公元前374年）记载，雅典已对音不洛斯、勒姆诺斯、斯基洛斯三岛征收粮食，并采用包税的形式把应收粮食包租给商人。通过此方法，雅典每年可获粮食3万麦斗，这些粮食大约可供6000人一年所需。在每年春季青黄不接的时节，足可解燃眉之急。另外，对于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或拖欠应纳费用的舰长，政府要求他们缴纳粮食以代替货币形式的罚款。复次，增设职官，管理粮食的价格、销售及海外运抵谷物的分配，并出台一系列法律措施保障粮食供应。《雅典政制》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公元前4世纪后期雅典在原10名谷物监管的基础上增设25人，以监督市场粮价、面包价格，核准度量衡等。其中20人驻雅典城，15人驻比雷埃夫斯港。自公元前375/4年起，设立商埠监督，负责监管海外进口粮食的分配。另外，选举交往广泛且能力强的人担任购粮官，代表城邦，负责从外地购买粮食。卡利斯提尼和德摩斯提尼等活跃的政治家都曾先后担任过该职。雅典还专门制定法律保障城邦粮食的进口。法律规定，凡雅典居民，无论是公民还是麦特克，皆不得将钱借给不以雅典为目的港的商人或船主；任何雅典公民或麦特克，只能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销售粮食，不得将其运往他地销售。运抵的粮食1/3在比雷埃夫斯销售，2/3在雅典城销售。同时，加快海事司法案件的处理速度，使粮商重新将精力和资金投入粮食贩运中。
每逢城邦陷入粮食供应紧张时，当政者大力鼓励富裕居民慷慨解囊，以解城邦燃眉之急。德摩斯提尼及克里斯普斯兄弟等都曾捐赠大量钱财，帮助城邦购买粮食。据D.M.刘易斯推算，在公元前328/7年饥荒中雅典共计获得捐赠7塔兰特2500德拉克玛。最后，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保障海外粮食足额快速地运到雅典。在评述古典时代雅典对外政策时，安德里阿德斯认为，“大体而言，雅典人的对外政策是粮食政策。”安氏的评论大致反映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对外政策的基本情况。其一，利用优越条件和优惠政策吸引商人将粮食送往雅典。雅典城和雅典公民权对于希腊人具相当大的吸引力。其优势在于阿提卡是东地中海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古典时代大约有25-30万人；如此规模的常住人口确保了较稳定的粮食和商品消费量；比雷埃夫斯设施齐备，雅典海军实力强大，可以给商人提供保护。总之，雅典有着其他港口难以比肩的优良设施和充分的商贸机会。利用巨大的吸引力，城邦采取诸多措施笼络商人和产粮地的统治者，其中包括授予贡献突出的商人“购置地宅权”和公民权（加授外侨招待者和恩主的称号）；准许他们在阿提卡修建庙宇。该政策的受益者既有国王、麦特克，也有外邦人。其中，作为雅典主要的粮食供应地，博斯普鲁斯王国斯巴托西德王朝的统治者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对于普通粮商，雅典采取的政策亦相当优惠。公元前330-前326年时，雅典粮食供应几乎陷入绝境院时任埃及总督克里奥蒙尼禁止粮食输出，而大希腊诸邦激战正酣，赫拉克利亚国王敌视雅典，禁止商人从黑海地区运粮至雅典。来自塞浦路斯撒拉米斯城一位名为赫拉克里戴斯的商人从黑海运来3000麦斗谷物，并以每麦斗5德拉克玛的价格卖给雅典人（当时市价为每麦斗11德拉克玛）。公元前328年他又捐赠了3000德拉克玛给雅典购买粮食。为表彰其善举，雅典人赠予他一顶金冠，并授予他授外侨招待者和恩主的称号。其二，极力争夺粮食供应地的控制权，并力保粮食供应线的安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莱桑德带领斯巴达海军占领黑海海峡，并驱逐爱琴海各岛及沿岸的雅典移民者、官员和商人。为重夺黑海粮食供应线的控制权，在波斯的资助下，雅典海军于克尼多斯一役重创斯巴达，恢复对音不洛斯、列姆诺斯、斯基洛斯三岛的控制。同时，重与开俄斯、拜占廷等城邦结盟，重启对过境船只征收豫的过境税。但雅典重建海上帝国的企图始终未能如愿，第二次雅典同盟也未能恢复其海上霸主的地位。同时，雅典力图重建军事移民地，保障各供应线畅通。公元前4世纪，除上述三岛外，雅典还在萨摩斯、刻尔松尼等地重建军事移民地。其中刻尔松尼斯半岛（今土耳其加利波利半岛）是进出黑海的咽喉之所在，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自庇西特拉图以来，雅典人一直试图控制该半岛。但波斯人、色雷斯人和周边其他民族也曾企图染指。希波战争后，刻尔松尼斯成为了提洛同盟的一个纳贡城市。为避免散居周边色雷斯人的袭击，伯里克利派遣1000名公民到此建立军事殖民地，在他们中间抽签分配土地；为进一步加化控制，公元前436年，他再次率军远征该半岛院在伯里克利的所有远征中，最使人满意和愉快的莫过于对刻尔松尼的出征了。这次远征保证了居住于此地的希腊人安全。他不仅带来1000名新公民，增添了那些城市的军队和力量，而且在横跨半岛与大陆相连的整个地峡修筑了堡垒和军事要塞。这样，他遏止了散居在周围的色雷斯人的袭击，封住了一场连绵不绝的残酷战争的门户。这个地区过去一直遭受战争的骚扰，因为它暴露于“蛮邻人侵犯的矛头之下、呻吟于境内外那些掠夺成性的居民的欺凌。
通过此次远征，雅典基本确保对该半岛的控制权，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粮食供应提供了坚实基础。但羊河战役后，斯巴达占领半岛。自公元前368年起，雅典发动战争以图恢复对其控制。但雅典人先受到色雷斯国王科蒂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挑战。经过激战，公元前346年，雅典与腓力二世订立菲洛克拉特条约，重获除卡狄亚之外半岛的控制权。但条约并没能保证半岛的安全，腓力二世一直企图控制进入黑海的通道。公元前340年，腓力二世的军队包围伯林苏斯和拜占廷，并在普罗蓬特海上拦截雅典运粮船队，双方重启战端。为此，德摩斯提尼发表演说，要求增.刻尔松尼和拜占廷。但事与愿违，公元前猿猿愿年喀罗尼亚战后，雅典最终失去对半岛的控制。刻尔松尼控制权的再度丧失，使雅典粮食问题变得愈发严峻，从此雅典的命运已不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除黑海外，雅典还努力开拓新的粮食供应地。公元前38年，雅典与叙拉古狄奥尼修斯王朝结盟，恢复与西西里的粮食供应关系。并于20年代初，在亚德里亚海沿岸建立新的殖民地，保护来自西西里和大希腊的运粮船只免遭海盗袭击。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与埃及的粮食贸易也重新活跃起来。#p#分页标题#e#
粮食问题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变化密切相联。公元前5世纪中前期，民主政治的发展促使雅典粮食供应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萨拉米斯海战后，阿里斯提德规劝雅典农民放弃农事到城镇定居。按阿里斯提德的提议，雅典利用盟邦贡赋和税款为民众建立起富足的食物补给制度。伯罗奔尼撒战争前，通过在军队服役、充任公职和防卫人员、承担公共事务等方式，大约圆万名平民获得薪酬，并籍此养家糊口，不再躬耕垄亩。大批农民移居城镇，必将导致阿提卡粮食产量锐减，自给能力进一步降低，对海外粮食的依赖性则逐渐增强。上述材料表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必将深刻影响粮食供应方式的变化。
与此相对应，公元前4世纪，频繁出现的粮食危机必将促使雅典民主政治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利用人们对美好往昔追忆的心理及对现实混乱状况的不满，战神山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扩大了权利。战神山会议由退休执政官组成，任职终身。德拉科时代，它被赋予国家最高权力，有权监督宪政、惩处杀人罪和纵火罪、保卫法律、自由用度开支。梭伦改革后，战神山会议接管了执政官大部分权力。然而，随着民主制的发展，公元前5世纪中期，通过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改革，战神山议事会已经只剩下审判杀人罪和渎神罪的权利。不过，随着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以粮食为中心的社会问题日渐突出，战神山议事会的地位也日渐提高。公元前346年，伊索克拉底强调，梭伦制定的政体代表了雅典应回归的理想方向。其中，由战神山议事会执掌大权是雅典辉煌的一个重要-因。因此，他呼吁强化其权力。针对当前情况，他认为，应废止抽签选拔官吏的方式；应通过选举为每一个公职挑选出最合适的人。上述观点不过是雅典知识分子“专家治国”政治理念的阐发。战神山会议成员任职终身，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所以自40年代起，它己开始在司法和其他日常事务方面为公民大会提出议案。喀罗尼亚战后，又被授予它任命官员和审判重罪的权力。公元前323年德摩斯提尼贪污案中，它甚至被授权最高决断权。值得注意的是，战神山会议得以干预此案，一个重要-因在于此时雅典正处于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哈帕洛斯带来的700塔兰特是城邦为公民筹集粮款的救命钱，而德摩斯提尼等10人贪污了其中的350园塔兰特。在此情况下，战神山会议处理类似案件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为所有雅典人所接受。总之，作为贵族政体的象征，战神山会议的作用在公元前4世纪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得以部分恢复。这是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4世纪发展进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由粮食问题所引发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官员选任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向。在城邦政治中，能力出众、品德高尚的贤达人士的作用日益突出，逐渐支配着城邦政治的走向。自同盟战争后，雅典的职官日渐分成军务和文职两个系统。福基昂、里奥庇提斯、美尼斯提乌斯、卡瑞斯等职业军人长期担当将军，负责军事事务；优布鲁斯、莱库古、希培里德、德摩斯提尼等人则致力于城邦政治及经济事务。相对而言，衡量文职官员政治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已悄然发生变化，仅靠血宗族关系和为城邦提供巨额公益捐献已不再可能成为显赫的政治人物，超强的演说能力和理财能力成为走向政治坦途的必备素质。借苏格拉底之口，色诺芬指出，要想在政治上出人头地，必需了解城邦收支盈亏、防卫攻守、粮食的收成及海外输入状况。在色诺芬看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政治家管理城邦的三件大事之一，对粮食问题的了解成为他们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雅典的政治实践中，主管城邦财政及粮食事务的理财官员，特别是观剧津贴管理员和财政管理员，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职务，支配着城邦事务。值得注意的是，主管财政的官员大多由选举而非抽签产生，他们任职时间长，突破了城邦官员一年一选一任的惯例，将每一任期延长到4-5年，且可连选连任。自前355年当选为观剧津贴管理员后，在接下来的10多年（前355-前342年）优布鲁斯一直掌控着雅典政治经济事务。他刚当选时，为争夺刻尔松尼及同盟战争，雅典刚经历10多年的战争。战争导致国家财政濒临崩溃。据德摩斯提尼的演说，此时雅典国库甚至不足供城邦一日所需。优布鲁斯当政后，利用色诺芬的经济理论管理城邦财政，制定法律禁止把国家收入用于不必要的战争。因为政策得当，所以当政期间，雅典财政收入恢复到公元前世纪以来的最佳状况。同时，他将城邦剩余收入以观剧津贴等形式补贴贫苦公民，并修建一些公共设施。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他尽力维持希腊世界的和平。继优布鲁斯之后，雅典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另一位著名政治家要要莱库古。莱库古是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的学生。喀罗尼亚战后（前336-前324年），他担任雅典财政管理员长达12年之久，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主导着城邦的发展。当政12年中，他通过向富裕公民征收捐税、销售祭祀所余牲口皮毛、吸引外邦人到雅典从事贸易等举措广开财4，继续增加城邦收入。公元前4世纪50年代，雅典的财政岁收仅130塔连特，员园年后已达400塔连特，30年代雅典岁入飙升至1200塔连特，城邦财政总余额达14，000-18,000塔兰特。利用充足的城邦经费，他组织修建众多公共设施。当政期间，完成了从优布鲁斯时代动工的海事兵工厂，重修并扩建狄奥尼索斯剧院和厄琉西斯圣所，修建船坞，扩建码头，大力扩充海军。莱库古政绩卓著，对文化发展也多有贡献。他组织安排各种节日庆典，为三位悲剧大师竖立雕像，并组织刊印三位大师的作品，使雅典进入了自伯里克利以来城邦兴盛的“白银时代”。
公元前4世纪雅典粮食危机不但给雅典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冲击，而且引发雅典政治生活一系列变化。如果说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只是从理论上对民主制进行批判和反思，那么，优布鲁斯、莱库古等人则从实践上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贤人政治”思想进行初步尝试。这些尝试对希腊化时代雅典及希腊地区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喀罗尼亚战后，雅典已经开始呈现出一些希腊化时代城邦的特征，如不间断的粮食危机、城邦诸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求助于少数富裕慷慨的贤人等。莱库古无处不在的个人影响是城邦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他不但利用高超的理财能力，从而根本上改变了城邦的财政拮据状况；而且，还在利用高尚的个人品德改变着人们对政治领袖的看法。为表彰和纪念他，雅典人甚至在城邦议事厅为其树立雕像。即便罗马帝国时期，人们仍为其难以收买的清廉及严守法律的行为所折服。莱库古成为那一时代品德高尚，能力出众的贤达人士，并在某种程度上，实践着柏拉图“哲学王”的构想。总之，在粮食问题的冲击下，雅典激进的民主制逐渐转变为一种温和甚至具有某些寡头特征的民主制。#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陈思伟 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