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小说和“民间”的关系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民众”逐渐成为保家卫国承担社会民族苦难的中坚力量，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文化传统开始向接近“民众”的精神文化探求转变，由此知识分子也开始逐渐接受与“民众”密切相联的“民间文化”。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也对民间文化形态表现出渗透、收拢和改造的态势。“民间”渐渐衍化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符号。故而，“民间”与知识分子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但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发现，民间文化形态和知识分子之间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和知识分子之间又一次产生巨大的精神与情感的冲撞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当代文坛上涌现了莫言、张炜、苏童、余华、陈忠实等一批具有“民间理想主义”’的作家。
由于身处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社会历史文化转型的特殊时期，他们既注意克服80年代精英启蒙文学的局限，同时又适时汲取90年代新的文化精神，以一种崭新的姿态从民间世界中探寻人文理想。因此这一时期的“民间”，不是“民间文学”与“民众”相割裂的“民间”，而是在与知识分子的碰撞交流中衍生出的一种精神层面的空间。创作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将个体“融合”(张炜语)到民间世界，立足于“民间”，让“民间”自己“说话”，由此形成民间个人化的价值立场。
“民间”释义
伴随着新历史小说民间立场的确立，文学评论界也对“民间”这一概念予以关注，并各自提出了不同见解。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于1994年分别在《上海文学》和《文艺争鸣》发表了《民间的浮沉》和《民间的还原》两篇文章，文中首次提出了“民间”这一概念。然而由于“民间”语义的模糊性以及评论者对此不同的理解，导致学界90年代关于“民间”的论争存在一些争议。李新宇认为，“民间”包括以农民为主体的乡土民间和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民间，“民间化”的过程就是市民阶层抢占话语权和知识分子放弃话语权的过程。韩东则认为，“民间”是一个放弃权力的、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为维护文学艺术的生存而不屈斗争的一个战斗实体。汤奇云认为“民间”是指“对应于官方的平民生活空间”‘刀据此他质疑文学叙事个人化的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认为陈思和先生的“民间的立场”不是指平民的立场或者民主的立场，其“民间理论”主要是为当今进行个人化写作的知识分子而立论的，旨在为他们设定一个立场，进而向前回溯历史，寻求思想资源。
此外，南帆在《民间的意义》一文中解析了20世纪知识分子和“民间”的三种关系模式，认为这三种模式恰恰投射在20世纪汉语历史的演变中。文中他把“民间”理解为某种文化空间，其范围具有历史相对性，是多种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历史产物。那么究竟何谓“民间”，它又具备何种特征呢?陈思和先生的((民间的浮沉》一文对此进行了深入阐释。文中指出:“‘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解释。‘民间’，是指中国文学创作的一种文学形态和价值取向。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民间’不是指传统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其意义也不在具体的创作题材和创作方法，‘民间’所涵盖的意义要广泛得多，它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作家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的认识。”
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表达的意思。(一)作为自在的民间文化空间，这一文化空间具有历史的相对性，它包括了种种复杂的成分;(二)作为审美的文化空间，表现为自由自在的原始生命活力紧紧拥抱生命本身的过程;(三)只有有了“两者之间相联系的中介环节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才能使知识分子从‘民间的现实社会’中发现‘民间’的美学意义”，进而寄寓自己的美好理想，并借此实现自身的现实价值。笔者所接受和理解的“民间”恰是陈思和先生所阐述的“民间”，特别是具有“自由自在”和“藏污纳垢”双重特性的作为审美文化空间的文学民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创作主体的民间价值立场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审美显现。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者主动放弃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权和国家权力话语权，自发或自觉地以民间价值立场为本，重新发现和理解民间世界。
作家们不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俯视民间，代之以一种平视的角度或者“融入”的姿态，从日常民间中探寻知识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家园。恰如张炜所说:“万物都在急剧循环，生生灭灭，长久与暂时都是相对而言的;但在这纷纭无绪中的确有什么永恒的东西”1101。“永恒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也许就是创作者们苦苦追寻的“民间”，是以民间价值立场为本的知识分子透过日常民间而在文学作品中建构起的审美想象空间。显然这个空间来源于现实而不同于现实，它具有虚拟性，比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以及张炜的芦青河畔。它们因负载了精神性的成分而具备了相当的形而上的特质。它们所呈现出来的“民间”，因其对人类生活和情感状态的强烈表现力，而穿透驳杂的外在表层，直接震撼读者的心灵，进而引起读者的共鸣感与亲近感。
新历史小说“走向民间”的成因
新历史小说，大多不同程度地显露出民间化的倾向，创作主体自觉抛弃了传统的启蒙立场以及官方意识形态的执着态度，改变了此前所扮演的启蒙者角色，转而扎根于民间大地，从中探求新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存在方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新历史小说于80年代末如年代初集体向民间回归?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急剧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学固有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环境发生质变，与此同时，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文学的价值观念也备受冲击进而开始裂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精英知识分子是文化的核心，是现代意识的代表者、守护者和传承者，因而创作上他们长于“宏大叙事”，将他们的文化理想、政治理想和“现代性”的人文理想通过恢弘的气势和广阔的视野呈现出来。#p#分页标题#e#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却渐渐失去了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而滑向边缘。于是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下，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检讨。他们不再偏执于此前所坚持的精英文化创作，放弃了万能导师的角色，改变了传统的启蒙立场以及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执着态度。在此过程中，自由自在、丰富、驳杂而又藏污纳垢的民间大地却越发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给失落了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带来一丝希望。于是在创作上，“知识分子们改变了传统的叙事立场—依赖政治激情来争夺庙堂发言权以及在知识分子议政的广场上应和民众情绪的个人英雄立场，而转向新的叙事空间—民间的立场”‘川，知识分子将自己置身于民众中间，用普通民众的眼光对民间生活做出新的发现。他们亲身体验民间，与普通民众平等对话，进而还原民间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于是，新历史小说完成了“走向民间”这一壮举。其次是多元化发展的文学创作的需求。
80年代中后期以前，中国大陆的文学叙事基本上是一种一元化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要求创作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并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典型人物、政治制度等通过文学的方式再现出来，文学作品中着力表现的主要是一些“高大全”式的英雄、领袖、伟人等形象，或者至少也是某一领域中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物大多是对政治概念的图解，缺乏个体生命的灵动感，更没有创乍者本身的生命体验渗透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并非真正的文学写作。
进入80年代中后期，部分作家“在面对这个迅捷变化的时代而产生的惶惑和对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命运难以把握而产生的疑惑，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对历史的信念。”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作家的创作视野逐渐向演示人性的历史视野转化。他们不再为时代的宏大叙事而焦虑，而是立足本土，立足平民，用一种包容、理解的态度与现实生活平等对话。应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它反映了文学叙事向文学本体的回归。它促使作家冲破宏大叙事的樊篱，而采用更贴近生活的个人化叙事方式，从而使文学创作的发展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再次是平民阶层的需求。
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促使社会结构出现重大一周整，社会阶层开始剧烈分化。此时平民阶层这个新兴的社会群体聚合在中华大地上，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庞杂散乱却又有着独立的价值体系，他们为国家权力话语所左制但同时又具有某些来自本能的朴素反抗情绪。面对着日益追求形式、花样不断翻新的小说创作，他们的回应只是冷漠和疏离。他们更关注和认可那些能够真实反映社会生存状态和价值取向的作品，譬如那些描写民间社会生活面貌以及赋予旧社会生活以新内容、新思想、新视角、新发现的作品.，一些作家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新群体的需求，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开始自觉调整启蒙姿态，努力适应市民、适应市场。莫言就曾多次声明，要通过表现农民文化中那些善的东西“为中国指一条道路，使中国文化有个大体的取向”。他们积极寻找新的文学形式并对之重新定位，即立足民间大地，立足平民，并从中确认思想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于是宏大叙事中的英雄伟人为个人化叙事中的土匪妓女所取代，充满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为吃喝拉撒、婚丧嫁娶等世俗性的生活状态所取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历史小说“走向民间”，也是作家在80年代末90年初这一社会转型期为满足读者需求所作的必然选择。
本文作者：马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