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别考古在西方
在性别考古学产生之前也有女性从事考古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多萝西•加罗德（DorothyGarrod）1939年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考古女教授，玛丽•利基（MaryLeakey）1978~1981年在坦桑尼亚东部的雷托里找到了三百六十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的足迹。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和西欧参加考古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这是由于女权主义运动促使政府通过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法案，但是此时女考古学家得到的研究基金依旧很少。直到1980年，性别考古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女性考古学家对“狩猎男人”主宰史前史的观点提出挑战，认为许多出土物都与女性的活动有关。还有一些女性考古学家对寻找女性神像和考察妇女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虽然一些学者以往的考古研究涉及到女性，但是性别考古学诞生后则是开始系统地、有意识地研究考古材料中所体现的女性及其作用。但是总体观之，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女权主义对考古的影响具有相当的滞后性。若从此算起，性别考古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关于美国性别考古学发展史，林嘉琳和孙岩在其主编的《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的前言中已有简单的回顾。美国性别考古学的发展正如女性主义的发展一样，也经历了早期由简单地质疑历史上及当今考古学界中男性的本位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要求纠正偏见，从而以寻找女性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活动和地位为主要目标，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对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关系的探索，讨论的议题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
而通过随葬品寻找性别信息，进而提炼出“性别代码”亦成为当今学者努力探索的重要议题。具体来说，西方性别考古学的发展目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李宁利在其《史前考古遗存的性别代码———欧美性别考古学研究进展》中已做了具体的详述。而陈淳的《美国性别考古的研究及启示》对美国的性别考古学进行了回顾及内容介绍，这两篇文章是我们比较直接、方便了解欧美性别考古学的材料。
二、性别研究在中国
据地下出土材料对古代社会进行研究，进而涉及性别研究的先驱要数郭沫若先生，其于1930年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第二章《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通过甲骨刻辞中关于对娥皇、女英、多母、多父的记载，来印证商代的婚姻制度为彭那鲁亚家族的亚血族群婚制；同时又根据卜辞中所反映的殷之先妣皆特祭、帝王称“毓”（“后”）、王位继承的兄终弟及制等三方面，认为殷代依旧保存颇多的母权中心的痕迹③。虽然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且非并正确，但毕竟开创了从地下出土材料来探讨古代男女两性婚姻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新途径。其后，多有学者从此途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进而涉及两性关系研究，尤其是婚姻制度。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胡厚宣先生于1944年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第一篇从卜辞内容讨论商代封建制度，其中一节专论妇女的分封；而第二篇从卜辞专论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认为商代并非亚血族群婚制④或对偶婚制⑤，而是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制，由多妻生多子，进而需要确立宗法制度、嫡庶制度，并认为宗法和嫡庶制度不是周人的首创，在商代就已经产生了。胡厚宣先生的论证虽然仍没跳出通过卜辞探讨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而上升到社会性质的讨论的模式，但是其研究结论相对于郭沫若、曾謇、董书方等人更为正确。建国以后至80年代，中国考古学受苏联考古学影响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考古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将研究社会性质看作是考古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而研究社会性质又主要是运用考古材料去证明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母权制—父权制—奴隶制—封建制……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⑥”。此时涉及女性研究的考古遗存几乎全是墓葬，通过人骨鉴定性别，根据墓葬中男、女两性的组合、比例、葬式、随葬品的多寡和精美程度，之后再根据墓葬布局、墓地位置和民族志研究来推导当时的婚姻制度和家庭状况，以此来论证是女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还是男性占主导地位，以此来比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史前婚姻制度的论述，并推断此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直线社会发展模式的哪一个环节。由于这一时期考古工作者热衷于讨论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因此诸多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运用考古材料对诸如妇女在史前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变化、性别观念及其在宗教活动中的体现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充分的重视⑦。
以墓葬中男女性别为基础，综合其他因素来推论婚姻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一推论模式主要运用于史前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中。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也正是关注社会发展形态问题，而墓葬所反映的两性关系是所有缺乏文字记载或文献不足证时，用来推导这一问题的最佳材料，所以这一时期的史前和青铜时代的有关墓葬的考古报告中一般都会刊布人骨性别鉴定的结果。而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报告中却较少地刊布墓葬中的性别鉴定结果⑧，如著名的《洛阳烧沟汉墓》和《洛阳中州路（西工段）》⑨，因此更谈不上据此来做进一步的研究。然而与纯考古学研究不同，沈从文先生从考古出土文物开辟了一条窥探中国古代日常真实生活的新途径，从而涉及男女两性关系研究，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即是此方面的佳作。但总体来说，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涉及女性和两性关系的研究较少。对此现象，我们认为还是与不同时段考古学所要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及特点相关。史前和青铜时代，尤其是史前考古这一时期比较关注社会形态，而此之后社会形态比较明确，因此关心的主要是依据考古遗存获得文化分期。另一方面，亦是由于当时考古工作者还没意识到性别会对各类考古遗存的布局、形态及其包含物产生影响，因而自觉地认为如墓葬所反映的器物组合差异是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而非性别。此外，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男性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因而考古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无形中对作为主人、掌权者男性关注过多，而忽略了对人类的另一半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思想观念、审美意识及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独立探讨”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建立，加之与西方学界的接触和交流增多，西方流行的各种考古学方法与理论西学东渐，中国考古学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充满反思精神和理论多元化的新时期，在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与世隔绝之后，中国考古学开始真正有条件探索一些具有发生学特征和重大理论意义的学术课题，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发展等；考古发掘成为多学科合作的交叉点和新的突破点；资料分析与整合中的聚落考古学逐渐成熟，考古课题更加注重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的文化表现，更加注重考古遗存的功能分析。因而，进入90年代之后，有关两性的研究不如上一阶段如火如荼，但开辟出了新的天地。这一时期涉及的两性研究，史前和青铜时代考古主要集中在史前和原始时期的人口性别构成輰訛輥，从甲骨文和金文探讨女性称谓、古代姓氏及制度、女性角色与地位、婚姻制度和女权问题等；在秦汉时代之后的考古学研究中，由于大量简牍和新考古材料的发现，利用简牍和墓葬中出土的有关服饰的考古遗存，来探讨古代的性别关系和女性服饰面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多不是考古学家，而是历史学者与文学研究者。如王子今先生的《古史性别研究丛稿》，此书专辟“简牍性别史料研究”内容，通过考古发现的秦汉及三国时期的简牍进行女子姓名、多妻称谓及现象、婚娶事宜等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在讨论性别视角的古代神秘主义文化还利用了画像石、空心砖、铜镜等考古材料。扬之水女士的“名物新证”系列书籍，从一个女性及文学研究者两个视角，从传世及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来“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试图重现古代更多的日常生活细节。因此，她的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关于女性服饰与装饰的研究。以上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上一阶段已有所涉及，属于传统的两性或女性研究。
此外，进入21世纪后，中国考古学有关性别或两性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除了以上所述的两方面研究，出现了从西渐而来的性别考古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两性关系及女性在历史中真实的角色和作用，为中国古代性别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性别考古学”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王苏琦翻译的英国杜伦大学考古学教授马修•约翰逊（MatthewJohnson）的《考古学理论：导言》一书的第八章“考古学与性别”，2004年发表于《江汉考古》第1期，这是第一篇介绍西方性别考古学理论的文章。同年复旦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系陈淳与孔德贞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玉璜与性别考古学》一文，这是首篇由供职于中国大陆的中国学者从性别考古学视角所做的考古学研究。自此之后，有关从性别考古学角度来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文章渐多。2006年《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一书被译为中文并出版，此书一经问世就被众多学者奉为中国性别考古学的开山之作。本书12篇文章，除第一篇是从学术史和理论层面评论新中国学术界性别研究的文章外，其余11篇文章的材料皆来自墓葬，研究内容“涵盖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两性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男女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劳动分工、财富来源、权力关系等，涉及到从黄河中游中原地区，至西北甘青地区、长城地带以及西南的云南等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这是第一次有规模的从后现代主义出发，把性别学运用至考古材料的后现代视角研究，明显地区别于依附于其他社会理论和分析手段的旧有的两性问题研究模式，真正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开始关注考古遗存中的性别问题或曰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我们以往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分析和解释，从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关注性别考古学（表一），要求以这种后现代的性别视角审视考古遗存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此外，2007年7月16日至22日，在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召开了“2007年吉林大学考古（国际）学术论坛———女考古学家的思考与实践”学术会议。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的近四十位女考古学家汇集一堂，就考古学中区域文化研究、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文物保护、古DNA研究等方面的议题展开精彩的演讲。根据参会代表的性别特点，讨论会议题之一“性别考古学”引起了代表的极大兴趣。这是国内举办的首次专门面向女考古学家的国际学术会议。2010年8月13日至15日南京大学历史系、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举办了首届“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专门以性别考古作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之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内容主要包括女性考古、女神信仰、杰出女性、女性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部分，虽然其中大部分论文没有突破已有此类文章的研究深度，但是却大大拓展了性别研究的内容，突破了仅从考古资料中取材，把女考古学家本身和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纳入其中。这是此次会议较有贡献的一个方面。
纵观中国考古学中性别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国考古学诞生至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主要是运用地下出土文字材料讨论商代的婚姻制度和母权问题。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至八十年代，进入全面利用考古材料检视女性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婚姻制度、家庭结构、劳动分工、服饰穿着，并涉及到人口性别比构成等，但是这些分析多是附会于社会形态和性质分析。第三阶段为九十年代至今，传统性别研究方式衰落，但是依旧存在，且从文字材料角度探讨女性社会地位、婚姻制度的研究成果相对增多；另一个方面，是以后现代主义视角的性别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界诞生，虽然有一部分学者和学生认识到了其对于考古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目前仍未引起整个学界的重视，许多人对性别考古学的理解还非常片面。
三、中国后现代性别考古学研究的局限与反思
由于后现代性别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界产生的时间较晚、发展不充分，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局限。
首先，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史前和青铜时代，此后时期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相对较少。除了《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和《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两本论文集中有少量青铜时代之后的性别考古学文章，单独发表或未发表的论文除了几篇是评介和理论介绍的外，都是史前和青铜时代的性别考古学研究。虽然非考古学者的研究利用到了青铜时代之后的考古材料，然而他们的研究依然是历史学或掺有文学色彩的叙述方式，但是他们关注的视角和探讨思路则可以给我们以性别考古学研究的启示。其次，在大陆任何一所高校还没有开设关于性别考古学的教学课程，而台湾大学则在1997年就开设了这一课程。其三，研究基本停留在西方性别考古研究的第二阶段，如性别差异、社会分工、女性形象和角色地位分析，极少涉猎“性别代码”和史前性别模糊化等问题。其四，研究材料较为单一，主要集中于墓葬，连吉迪也惊呼“中国的性别考古学几乎是丧葬分析的同义词”，没有对诸如居址、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岩画等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性别信息给予足够的重视。此外，研究方法单一，大多数文章数量统计分析占了主导地位，很少从前文所提到的其他方法进行分析和解释。
中国性别考古学研究材料主要是墓葬资料，但是在墓葬的性别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注意的方面。现在墓葬性别研究的一个局限是，将墓葬习俗中所反映的男、女两性的态度和观念直接等同于其生前的态度和观念。众所周知，墓葬毕竟不是死者生前生活的“实录”，“墓葬习俗实际上是由生者来操纵的，它最终反映的是生者的态度和观念，而不一定是死者生前社会角色和地位的真实反映”。我们如要通过男女的埋葬方式去重建他们生前的社会关系和角色，需要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两个不同的步骤进行。林嘉琳及王迎在对安阳殷墟女性墓葬进行研究时，直接将墓葬形制及随葬品所体现的女性社会地位等同于死者生前实际的社会地位，而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两步走。因此，其所得武丁二后妇妌的社会地位高于妇好的社会地位的结论也就未必正确。其实，这不只是这两位学者所疏忽，大多数学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一方面，墓葬虽然是我们对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及同性之间社会地位进行分析的最佳材料，但是墓葬并不能直接且完全反应死者生前实际社会地位和角色，我们在进行分析时必须还要参考其他可资借鉴的资料，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的墓葬性别考古应该做到如此，而史前的性别考古由于没有文献和文字资料可资借鉴，但是在用墓葬材料对死者生前社会地位和角色进行分析和判断时也应持谨慎态度，切不可直接简单对应。另一方面，社会地位和角色是一个变量，大至一个时期小至个人一生，社会地位和角色都在逐渐发生或小或大的变化，而墓葬材料所反映的死者社会地位和角色也只是一个固定时间之内的、是静态的。因此，根据墓葬材料进行性别研究时应注意这一问题。而我们根据墓葬材料及结合文献、文字资料和已有商代周祭制度研究成果，认为妇好的社会地位应是高于妇妌的。
另外，性别是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甚至同一民族、同一文化的人对性别的认识及自我意识可能就会不同。尤其是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有关性别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观和性观念，如酷儿理论。它批评静态的身份观念，提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观念，不存在绝对的传统意义上的男人或女人，只存在着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人在性行为与性倾向上均具有多元的可能。现在的性别理论和认识能够多大程度上反映或者重合古代的性别意识和认识，确实是一个需要探讨和质疑的问题，但是它至少提醒我们在对古代的性别进行研究时，不能操之简单，需要认真、具体地分析，为我们进行解释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视角。最后，后现代的性别考古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考古学本身，我们要借鉴和利用社会学、人类学、性别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与成果，或与这些学科能有机融合。而这些学科有关性别已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研究，就以历史学为例来说，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开始出版“妇女研究丛书”（1987~1992年，15种，河南人民出版社），至今已经出版多套性别研究丛书。“20年过去，从荒原中的第一声呼喊到今天的苗木成林，从不登大雅之堂到今天的‘显学’态势，从单一性别方向上的‘妇女研究’开始，逐步走向各学科领域中的‘性别研究’”，而且男性主流学者参与其中，可以说历史学中的性别研究已经解蔽脱壳、渐趋成熟。而考古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密不可分，尤其是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因此，我们应借鉴多学科有关性别研究理论，多源汲取研究经验和成果，多元化研究的手段与方法，扩大研究视角和材料，丰富自身的研究思路，加强长时段、大范围的性别考古对比研究。
四、结语
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朝着理论多元的方向发展，而性别考古学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我们需要重视这一研究，并切实做出更多的实践。其实，不止是在研究中需要带着性别意识，在考古发掘中也需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美国的性别考古学已经成功地修正了一部分男性中心主义，提高了女考古学家的待遇和地位，最好的例子无疑是美国考古学界已用“humankind”取代“mankind”来指代“人类”，与美国的性别考古学相比较，我们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在此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辈学者已经尽职尽责发掘和记录了大量的考古材料，正有待我们用现代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清理、重新整合，在“性别”的透视下，应该会有更多新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希冀性别考古学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和学生的关注，消除误解，真正认识到性别考古学的意义所在，希望性别考古学从荒原中的稀松零散走向将来的苗木成林。
本文作者：曹芳芳 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