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少有学者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作综合性论述，其中刘茂曾利用屯门小榄和小坑村等考古材料探讨香港唐代窑址的性质，但类似的研究为数很少。而考古学者和机构，主要集中研究史前及青铜时期的香港，对汉以降的二千多年数十个朝代的考古发现则归类为“历史时期”，并没有进行详细的探讨。因此，关于“历史时期”的香港社会及海外贸易的情况，所知甚少。综合以上屯门及元朗的史地研究和考古工作，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在研究屯门和元朗时，学者们大部分利用历史文献作为史料，其次则在民间搜集资料，如族谱、碑刻、口述史、讣文和书信等材料，而使用考古数据则较少。2.研究方法以传统史学考证和历史人类学为主，结合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较少。3.个别村落或整个地区研究较多，缺少区与区间的综合性研究。4.考古工作方面，屯门和元朗考古遗迹较多在沿海发现，以居住遗址性质为主，甚少有墓葬和窑址等发现。另外，学者们使用考古数据时，多着重史前时期研究，对于“历史时期”则有所忽略。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自2005年开始，致力于对香港西北区考古工作的整理和研究。我们尝试通过综合运用香港考古资料、科学成份分析和本地历史文献，研究香港新界屯门和元朗两个地区出土的9—15世纪的中国陶瓷。就历史文献所记，屯门和元朗在这段时期，曾是海外及本地贸易的重要海港和军事战略要地，两地在明清文献上都有记录，而两者亦通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在清晰的考古发掘层位关系的遗址内，更出土丰富的陶瓷遗物。故此，我们拣选这两个遗址作研究对象。在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的协助下，我们对屯门扫管笏和元朗东头村遗址出土的遗物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对比。另外，我们参考了考古期刊、历史文献、调查和发掘报告等资料，使我们能更全面地深入探讨这段时期香港的情况。
遗址综述
（一）自然环境
屯门与元朗皆位于香港新界西部，东连荃湾，南与马湾和大屿山等地相接，西为后海湾，其北则有大帽山及青山高地为屏障。屯门整个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元朗则为泛滥平原。青山湾屯门河北为宽阔的河流谷地，南面及西面海岸是洪积坡地。屯门高山矗立，青山与九径山东西相峙如门，形成天然屏障。然其平地较少，主要位于屯门新墟至东北屯门谷的河谷一带和龙鼓滩、扫管笏海边，大多数屯门乡村都建立于此。屯门主要河道为屯门河、洪水坑和大水坑。而元朗平原是由多条河流冲积而成，元朗河(又称元朗沥或山贝河)为其中最大的河流，也是主要河流。然而，随着过去数十年的大型填海和基建工程，不少屯门及元朗区内的古代沙堤受到破坏或成为人工沙堤，原来弯曲的海岸线已被平整伸延，不复原貌。
扫管笏村位于新界屯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其东为海拔110余米的白石坑；西临海滩，北为海拔200多米的大榄山，南立海拔100余米的小榄山，呈东西长、南北窄的狭长地貌。村内山泉小溪密布，山前坡地成为良好的聚落点。其范围包括彭家菜地、中田窝村、老青山、李屋村、高牌、龙颈、程屋村东北、程屋村东、程屋村南(横屋背)、陈屋村猴子石、陈屋村河沥头、横垄、周家菜地、大岭、瓦窑垄等。
东头村属厦村乡，厦村乡位于青山东北麓的缓坡地带，是屯门—天水围狭长谷地的一部分，乃新界西北广阔的平原地带。其东有屏山，北是后海湾，相连流浮山，西南为大头山。这里的基岩属于中生界上侏罗统屯门组，主要由安山岩夹凝灰岩组成；地表沉积大部分是第四系更新统的坡积、洪积和坡地冲积物，黏土或粉沙夹砾石为主要成份[12]。东头村遗址丰富，于1998、2000和2001年进行过考古调查。1998年东头村遗址位于屏厦公路，路西侧是古沼泽地带，现已建货柜场。2000年东头村遗址东临屏厦路，南是一片低洼湿地，西邻巷尾村，北有海拔约30米的小山丘。2001年遗址位于东头村山岗南部前的古滨海线上，于史前时可能与天水围一样是沼泽区。
（二）人文环境及有关历史文献记载
“屯门”一名在历史文献中多有提及，有学者指出有关“屯门”之记载应比唐更早，其据梁延柟的《广东海防汇览》第三卷中记载的“南朝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春，于宝安县设屯门镇，以重兵守之”，推算可能南朝时已开始设置屯门镇。有些学者则指“屯门”一名，最早见于《新唐书》，其卷四十三上《地理志》载“有府二：曰绥南；有经略军，屯门镇兵”。除“屯门”外，还有“屯门山”（杯渡山）、“屯门湾”、“屯门泛”、“屯门镇”、“屯门村”、“团门”和“段门”等名。萧国健指出“屯门”在唐代应属今宝安县，它是今宝安县及香港新界等地的总称。当时屯门镇可能是防卫军镇，位于今宝安县南头城。但自明代建卫所制，“屯门镇”被另一军区所取代，而其范围亦相对地减少，只包括今新界西南部之屯门湾（亦称青山湾）及屯门村一带。“屯门”之名所包括的范围大小和位置各有不同，难以考证。唯可信的是“屯门”曾经是当时主要的对外港口之一，在海上贸易和海防方面都担任重要的角色，故必须在此地建立军镇以守之。
至于屯门作为广州对外港口之说，则源于罗香林的研究。古代海上交通都以帆船为主，故仍受季风的支配，如自广州出海船只，须随冬季季候风出发，经屯门再转往南洋诸国或更远的国家进行贸易。他认为正由于屯门位于珠江口东，是当时来往广州必经之地，加上青山和九径山为屏，形成一个良好的避风港，成为海上交通要冲。唐时，由于商舶贸易增多，须置镇为守。及五代南汉刘氏封杯渡山(今屯门山)为瑞应山，建寨设军，设靖海都巡、同知屯门镇事；两宋亦于屯门设巡检司捕盗廨及寨兵等，并与溽洲之担竿洲及大屿山北端琵琶洲共同管理内外海之事务，以保卫船舶商旅之安全。可惜，元吏治不修，并未建寨；至明建卫所，屯门只设墩台，而其地位则被今宝安南头取代，地位衰落。由此可知，屯门在唐宋时兴起，于元明开始衰落。
元朗古称“圆塱”，在清嘉庆《新安县志》已有记载，又有“元蓢”、“圆朗”等称。“圆”有完整、丰满的意思。“塱”则指低洼地、田地或在该种地方所建的村落，是珠江三角洲内形成的粤语地名。元朗是香港有史籍可考证的最早有人落籍垦殖区之一。自北宋，已有内地氏族迁进元朗，从各族之族谱考据，以邓氏家族为最早，于开宝六年在岑田，即锦田定居。而在明初叶，分迁厦村、辋井等地。至清更迁至大屿山塘福、元朗横台山。至于行政区域划分，屯门与元朗于各代属于不同县管。自秦汉至唐初，先后为番禺县、博罗县及宝安县所管辖，中唐至明初则属东莞县，明中期至清末由新安县管治。#p#分页标题#e#
关于屯门扫管笏和元朗东头村的记载甚少。明代时，扫管笏已有记载，在《粤大记》书末的《广东沿海图》中，记名扫秆，而在清嘉庆《新安县志》则作扫管郁。有学者对此亦做实地考察，认为扫管笏之名与其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有关。扫管笏山谷的山坡上长有岗松多年生灌木，以前的村民用其作扫，故名“扫杆仔”。当地居民为客家人，习惯把“杆”字读作“管”音。另“笏”同“郁”乃同音义，于是居民舍难取易，约定俗成，“扫管笏”这个名称就被人接纳。另扫管笏之名与其地形也有密切的关系，“笏”字在客语的意思为弧状地形，而扫管笏正位于弧形的小山谷。加上平地由扫管滩向北面山谷延伸，前宽后窄成漏斗形，并于禾塘岗后开叉，后再分两狭谷向山麓深入，由“扫管”与“笏”合并的地形，故此称为“扫管笏”。扫管笏以陈、李、程三姓人士为多，当中又以陈姓村民较多，也是较早于此定居。由于平地广阔，适宜农作，加上水产资源丰富，居民主要以耕种和捕鱼为生。
元朗东头村属厦村乡，而厦村位于新界西北的平原地带，地处咸淡水交界，是产蚝的集散地。据宝安县厦村邓氏族谱，邓氏其中一支在宋代时由锦田迁移至厦村。及清代，邓氏家族已在厦村的东头村、锡降围和新围村等聚居。至今，厦村地区乃是邓氏村落的集中地。
（三）文化堆积及分布
在1920年代，学者萧思雅已首次记录在扫管笏发现的史前遗物。近年亦进行了多次的考古调查，如1999年珠海市博物馆考古队在扫管笏公路以及规划中的屯门公路扩建工程两侧、2000年古物古迹办事处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扫管笏兴建供电站进行两期的抢救发掘，出土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汉及明代的文化遗物。在1999年的考古调查中，以扫管笏公路及规划中的屯门公路扩建工程两侧为中心，进行全面密集性的考古调查，面积大约1平方公里，于老青山、李屋村、程屋村高牌、程屋村东北、程屋村南、陈屋村河沥头、周家菜地和陈屋村瓦窑垄共开探方13个，发现了明清时期的遗址，在地面采集到宋至清的陶瓷器，有大埔碗窑青花碗，更出土唐至现代的陶瓷器等[33]。2000年扫管笏遗址，发掘面积为1250平方米，有3个文化遗存，最早的文化遗存相当于珠海东澳湾的史前遗存；第二层为汉代，有灰坑遗迹2个,出土有半铢钱和五铢钱，共60多枚，更在铜钱堆中发现竹席和麻布残片；最后为30多座明代墓葬，出土仿龙泉窑器物等，为香港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证据。
东头村自1998年发现“成化十一年立”的柱础及明代遗物，及后于2000、2002年进行考古调查，亦发现明清时期的遗物。1998年因屏厦公路扩建，由区家发领队进行考古调查。是次调查集中于屏厦公路沿线，由屏山至沙江村前与流浮山路、天华路连接，当中只有C路段有所发现，面积30.78平方米。东头村建于坡沿，坡前及路西侧为古沼泽地带。在是次调查中，共开探方12个，T1—T8(除T2)只有L2是文化层，为明末清初文化层。T9L2仍为明末清初文化层、T9L3是明中晚期文化层、T9L4是明早中期文化层，其中T9L3层出土的文物为最丰富。T10—T12之L2是晚清文化层（表一）。遗址共出土1642件陶瓷瓦片，当中出土瓷器99件，其中更有仿龙泉瓷器出土。2000年9月至11月期间，由中港考古研究室对东头村排污工程范围进行考古调查，地点主要在村口屏厦路两侧、村西面一块空地及村北面山坡，而在村北山丘分别开两个长宽各1米的探方，T1的地层堆积有5个文化遗存单元（C101—C105），在其近代扰土下发现明代文化层；T2则有3个文化遗存单元（C201—C203）。共出土单色釉瓷器、白釉瓷片、青花瓷器、釉上彩白瓷盘、釉陶器、陶瓦、石工具和陶石构件。区家发在2001年9月13日至23日进行考古调查，面积共12平方米，开探方1个，共五层。其中第二层为文化层，出土大量碎瓦，可能是一间宋代小屋倒塌的堆积；第三层为文化层，出土宋代建筑遗迹—石砌地面和单隅砖隔墙。遗物则有青釉瓷和酱釉陶。
各遗址出土陶瓷器类型的分析
我们参考屯门扫管笏与东头村的发掘报告，了解遗址出土器物之概况，并于2006年8月多次到古物古迹办事处官涌仓库考察和搜集资料，深入了解遗址和出土遗物之性质。以下我们将综合扫管笏和东头村的发掘报告，结合考察遗物的数据，对各遗址出土陶瓷器的类型进行初步分析。
（一）屯门扫管笏
1999年扫管笏遗址共开探方13个，采集和出土唐至明清的陶瓷器达122件以上。有唐代青釉瓷、宋至清青瓷、宋明黑釉瓷、明清黄釉瓷、明清酱釉瓷、明清褐釉粗瓷、明清青花和清大埔碗窑的青花瓷等，种类繁多。报告中只有T3和T4探方提供确切的出土陶瓷品种和数量，其余探方则没有统计数据。而根据这两个探方所出土的品种，以酱釉为主，其他有青花、青瓷和黑釉瓷等。其中T3酱釉器约占全部探方出土陶瓷数量的53%（图一，图略）。
据考察，器物纹饰有花卉纹、卷草纹等(表二，表略)。另我们考察了Site4和Site12探方中出土的部分陶瓷，以酱釉为主，次为青花、青釉（图二，图略）。另外，我们发现扫管笏各个位置所采集的陶瓷器以青花为主，占50%以上。其次为酱釉，还有一定数量的青釉和白瓷等（图三，图略）。扫管笏1999年调查报告中，并未对陶瓷器型进行统计。根据观察，我们发现大部分陶瓷均为碎片，难以辨认。而可辨的器型以碗为主，大部分为碗底，次为口沿等部分。
我们亦参考2000年扫管笏遗址报告，此次由古物古迹办事处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扫管笏进行抢救发掘，面积达1250平方米，发现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最早有相当于珠海东澳湾的史前遗存，其次为汉代灰坑遗迹，最晚期的是墓葬34座，主要是明代，只有少量是清代。共出土褐釉陶碗20件、青釉碗10件、青花碗5件及白瓷碗1件，褐釉陶罐则有高领罐31件及矮口罐5件。碗以褐釉为主，占55%；其次为青釉，占28%。陶罐则以高领罐为主，占86%（图四、图五，图略）。据观察，每个墓虽以罐配碗两种器类为组合，但其中的品种则有些变化，如以三耳罐和四耳罐各一或青釉碗和青花碗各一等形式随葬(表三，表略)。而青花碗有花草纹、兽纹、树石纹等纹饰(表四，表略)。青釉碗有些是仿龙泉，饰有菊瓣纹，其中一件在碗心尚有“清”字纹(表五，表略)。
（二）东头村#p#分页标题#e#
东头村虽曾经过多次发掘，但其中以1998年遗址出土遗物最为丰富。因此，我们将对1998年东头村遗址出土的陶瓷器物进行分析。据报告，1998年东头村遗址有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明早中期文化层、明中晚期文化层和明末清初文化层，共开探方12个，探方发掘出土的陶瓷器达294件，多为碎片。器类全为生活用器，贮藏器以罐数量最多，其次为钵缸、沙盘等；而饮食器类则以碗最多。以酱釉为主，占出土陶瓷数量约80%，主要为罐、钵缸之类的贮藏器物的残片。由于这类器物多没有施全釉及未进行仔细拼对，所以这类酱釉和无釉器残片很有可能是来自同一器物的不同部位。青花和青瓷分别占出土陶瓷数量约7%和10%，共52件，以碗类为主。另还出土一定数量的白瓷和黑釉（图六，图略）。
其中酱釉罐和钵缸、青瓷碗的出土贯穿各层，自明早中期至明末清初都有。青花主要在明末清初文化层出土，明早中期文化层中并没有出土，而白瓷则于明中晚期文化层出土2件[40]（表六，表略）。出土陶瓷器数量最多的为探沟T9，共有275件，占整个遗址出土陶瓷总数量约94%，种类丰富，有酱釉、青瓷、白瓷、青花、黑釉和磁州窑瓷器等。明早中期文化层(T9L4)出土的只有38件，主要有酱釉31件和青瓷7件。明中晚期文化层(T9L3)出土有180件，是整个文化层中出土总数最多的，主要为酱釉，有162件；其次为青瓷，有12件。而明末清初图三（图略）扫管笏(SKW99)采集陶瓷比例图(亲身考察总结)图四扫管笏(SKW2000)墓葬出土陶瓷碗品种比例图图五扫管笏(SKW2000)墓葬出土陶瓷罐品种比例图文化层(T9L2)有57件，主要是酱釉，有35件；其次为青花14件；另有青瓷8件。品种以酱釉为最，次为青瓷；器类以罐、沙盘为主（图七，图略）。
报告认为明中晚期文化层出土明代仿龙泉窑碗是惠阳窑所产，白瓷则似明代潮州窑所出，明青花瓷有可能出自博罗窑。明中晚期文化层更有仿磁州窑瓷片2件，似为广州西村窑所产；黑釉瓷出土于明中晚期，乃吉州窑产。明末清初文化层出土的绿釉罐，乃明石湾窑产，产地范围广泛。
我们发现，器物主要出自T9L3，即明中晚期文化层，种类丰富，除酱釉、青釉、青花和白瓷外，更出土黑釉和青白瓷，虽数量很少，但这两种器类在其他层位并没有出现，值得注意。青花瓷纹饰则有花卉纹、卷草纹和文字纹等(表七，表略)。其他以素面为主。
（三）小结
根据各报告分析，各遗址出土情况如下：
1.屯门扫管笏出土陶瓷遗物
1999年：唐代青釉瓷、宋至清青瓷、宋明黑釉瓷、明清黄釉瓷、明清酱釉瓷、明清褐釉粗瓷、明清青花和清大埔碗窑的青花瓷。2000年：酱釉四耳罐、酱釉三耳罐、酱釉碗、青釉碗、青花碗、仿龙泉窑碗、仿龙泉窑碟、白瓷碟。
2.元朗东头村出土陶瓷遗物
1998年：酱釉陶器类、青瓷、青花、白瓷、磁州窑瓷、黑釉瓷、绿釉。2001年：青瓷、白瓷、釉上彩、细白青花瓷、青黄釉、褐釉、灰黄釉陶。2002年：青釉瓷残碗、青釉竹刀花纹瓷片、青釉瓷片、圈足样本、酱釉陶碗及酱釉陶碗口沿。
虽考古报告与观察所得的数据有些差距，但整个遗址出土陶瓷器物所占的比例没有大的差别。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完遗址出土的所有器物，而且我们设计的统计表分类与考古报告不同，因此釉色和数量与考古报告也会有分别，如扫管笏2000年遗址，文章分褐釉，而我们则为酱釉。因此，在分类和数量上都不同，但依然能够反映出各遗址的遗物种类和分布情况。综合考古报告与亲身观察，我们发现屯门扫管笏和元朗东头村各遗址以酱釉为主，次为青釉和青花等。器型则以罐、钵等贮藏器为主，次为碗。各地层中都出土酱釉，可知其广泛性。另据1998年东头村考古报告，陶瓷片来自不同产地，如广州西村窑、潮州窑、博罗窑、惠阳窑、石湾窑等，但在其他遗址则没有发现或提及。此外，扫管笏与东头村分别出土少量的仿龙泉窑瓷器，但不知其产地，这些现象都值得深究。
总结
（一）本项目两个遗址的情况，最基本的差别首先在于屯门扫管笏遗址，以一般遗址出土瓷片及墓葬出土瓷器两类材料的结合为主；而元朗东头村的各遗址，则主要是来自一般遗址出土的瓷片。因此，从统计资料上看，元朗东头村的各遗址的出土物多为瓷片，相对较碎、小片，且釉色种类较多，包括酱釉、青瓷、白瓷、青花、黑釉和磁州窑类瓷等。而屯门扫管笏遗址中的墓葬部分就显然以完整器居多；墓葬所出瓷器的颜色、器型等的类别也相对较少，比如只有褐釉、青釉、青花和白瓷。反观屯门扫管笏遗址中一般遗址出土的瓷片，就与元朗东头村的各遗址出土的瓷片的特点差别不大，如都以酱釉瓷片为大宗。
（二）屯门扫管笏遗址延续时间长，从地层上看，由史前延续到清代，发现的瓷器包括唐代到清代各时期的典型种类，说明这里在历史上一直有人类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该地应为长期定居之理想选择。这就有助于理解为何在该处出现了较多墓葬，也有助于理解在与本项目相关的时段中（公元9—15世纪），该遗址出土器物中未见大量反复出现的同种器物，与竹篙湾遗址出土的瓷器性质不同。前者的瓷器多数应为实用器，而后者的瓷器很可能跟外销之商品贸易相关。
（三）综合考古报告与亲身观察，发现屯门扫管笏和元朗东头村各遗址以酱釉为主，次为青釉和青花等。器型则以罐、钵等贮藏器为多，次为碗。各地层中都出土酱釉，可知其广泛性。酱釉器制作较粗糙，出土较广泛，就地取材，应用较多。也许是本地所造，或者由邻近地区生产，譬如明代广东佛山石湾一带就大量生产酱釉器。屯门扫管笏墓葬中的瓷瓮也多为这种釉色。不过酱釉器的器型多半较大，需留意其瓷片数量与器物个体件数的关系，即碎片多不一定代表器件数量多。但这并不能否认酱釉器较广泛使用的事实。
（四）两地都分别出土少量的仿龙泉窑瓷器，产地不明。若对比我们上一个SRG项目（ExcavatedCeramicsasHongKongHistory:TuenMunandYuenLongfrom9thto15thCenturyInternalReport.ProjectNo:7001721）的研究成果，尤其新庆村遗址出土陶瓷的产地，本项目两处遗址出土的仿龙泉窑瓷器，推测与以惠阳和惠东为中心的仿龙泉青瓷窑场有关。科学测定的数据也表明，这一类仿龙泉窑瓷器，极可能是明代在广东（集中于粤中和粤东北一带）生产的。
（五）此外，据1998年东头村考古报告，其陶瓷片来自不同产地，如广州西村窑、潮州窑、博罗窑、惠阳窑、石湾窑等，但在其他遗址则没有发现或提及。不排除因东头村更邻近内陆腹地及珠江口出海口，更利于贸易、海运及取得外来货物。从地理角度观察，屯门扫管笏遗址周围一带峰岭连绵、高山矗立，青山与九径山东西相峙如门，形成天然屏障。而元朗平原是由多条河流冲积而成，元朗河(又称元朗沥或山贝河)为其中最大的河流，也是主要河流。历史时期的海岸线，与东头村遗址的距离，比今日所见要近得多，或许由此提供了略胜于屯门扫管笏一带的海运条件。图六东头村(HT98)出土陶瓷品种比例图图七东头村(HT98)T9出土陶瓷品种比例图#p#分页标题#e#
（六）扫管笏出土的青花碗，既有景德镇生产的，也有本地大埔碗窑生产的。可见当时的青花瓷器消费，既有从景德镇输入，也有本地土货。乳虎纹碗（M31：1）、花卉湖石纹碗（M31：2）胎质致密细腻，釉色光洁滋润，为景德镇所生产。从碗的口沿外撇、青花绘画带有渲染的手法分析，这两件青花碗都具有明代中期的典型特征。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上的乳虎图（也有称“猫蝶纹”）在明代早期和中期均有出现。就绘画技法而言，早期的为实笔，中期的正德时期参以渲染，布局上正德时期比早期更为繁缛、零散，因此扫管笏出土的乳虎纹碗可以推断为正德时期。景德镇陶瓷馆藏有1件同类器可做比较。从青花的发色和略带渲染的技法来看，花卉湖石纹碗的年代和乳虎纹碗应该比较接近，也应在弘治、正德年间。大埔碗窑的青花碗特征也非常明显，碗心有涩圈，内心有“正”字款，口沿为简单的青花弦纹。在碗窑窑址中，有不少这类涩圈、碗心写字的青花瓷片出土，其中就有“正”字款的类似标本。
（七）综观屯门扫管笏和东头村两地，其明代的堆积层比较丰富，可以明确分出时代之早晚，表明这里在明代人口较多、比较繁华。但出土器类主要为青花瓷器，且质量较差，器型简单，多为碗、盘等实用器，底部有涩圈，青花发色较差，当中也许还包括来自广东或福建地区窑场的产品。
（八）屯门扫管笏地区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组合为罐配碗，罐为三耳或四耳，碗有青釉和青花两种，这种葬俗与深圳地区基本相同，说明两地在文化上有相似性，或者表明当时两地间的相互联系十分紧密。
在本报告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多次提供考察出土遗物的方便，使我们可以对出土遗物作全面的对比、研究和相关科技测定。此外，我们亦得到了以下机构和人士的鼎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表达衷心谢意：上海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朝晖，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冯永驱，广州博物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曾玲玲，珠海市博物馆馆长张建军，深圳市博物馆馆长杨耀林，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副所长郭学雷，江门市新会区博物馆馆长李锡鹏、副馆长林文斌。最后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研究助理黄慧怡、陈桂棠的细心工作。
本文作者：郑培凯 李果 余君岳 尹翠琪 范梦园 单位：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