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维一 曾维华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在内蒙古包头市春秋墓葬M5出土一件小型铜带钩，长3厘米，宽2.4厘米，带钩整体呈蛇形，有T型纽（参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西园春秋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内蒙古凉城饮牛沟的战国墓出土有三件铜带钩和一件铁带钩，三件铜带钩均为琵琶型，铁带钩尾端近圆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总第3期）。四川战国墓葬中亦出土多件铜带钩，位置均在墓主骨架的腰际，有的与剑伴出（参冯汉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不仅男子装束使用带钩，女子也同样使用。在山东临淄郎家庄东周时期女性陪葬墓中，随佩饰而出多件带钩，应是用于悬挂饰物之用（参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考古还经常在墓葬中发现不同长度的带钩，长的有7-18厘米左右，短的仅长2-3厘米。如在内蒙古凉城饮牛沟墓葬群发掘中，于M8墓主右肩上方发现一件青铜带钩，长9.4厘米，宽1.8厘米，当是连接肩侧衣襟之用。于M9墓主尸骨左侧腰部发现一铜带钩，长12.2厘米，宽1厘米，应是腰部束带之用（参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总第3期）。内蒙古丰镇市十一窑子战国墓M7墓主尸骨的右肩处发现一枚曲棒形（亦可称棒槌形）铜带钩，长15.6厘米，当是连接肩侧衣襟之用（参乌兰察布盟博物馆《内蒙古丰镇市十一窑子战国墓》，《考古》2003年第1期）。在重庆万州大坪墓地战国早期墓葬的M136中，墓主腰右侧位置有铜带钩连接的链饰，显然是腰间悬挂饰物之用。在M59出土的铜带钩则直接横于墓主盆骨上，明显是腰间束带之用（图3。参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万州大坪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河南信阳战国楚简中有“一组图2战国楚墓出土的两件木俑带，一革皆又钩”等文字（参熙、裘锡圭《信阳楚简考释（五篇）》，《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亦表明了带钩与革带的关系。战国时期的带钩还有与铜环和玛瑙环伴出的情况，应是配套使用的，即将带钩和环分别固定在腰带的两端，将二者扣起来即可束紧腰带（参邵国田《敖汉旗乌兰宝拉格战国墓地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Z1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带钩，有的没有钩纽。如在洛阳市战国晚期墓中发现的一件嵌银龙首金带钩，制作十分精致，但没有钩纽（图4。参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著《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 秦汉时期为大一统社会，特别是汉代，社会经济有了快速发展。秦汉时期，特别是秦朝和西汉初期，基本沿袭了战国时期流行的齐膝上衣和长?的装束，带钩使用愈加普遍，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用之物。《淮南子•说林训》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在援引管仲射中齐桓公带钩资料时，将“钩”直接称为“带钩”，其云：“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秦汉时期的带钩实物，考古出土很多，且地域分布很广，东至沿海，西至新疆东部，南至广东、云南，北至内蒙古、吉林地区等均有发现。 秦汉时期带钩的使用方法与春秋战国时期相似。洛阳西郊汉墓出土带钩位置多在墓主的腰际或腹上（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甘肃环县曲子汉墓发现的铜带钩，铜锈上有明显的粗布纹，出土位置在墓主骨架肩部，当是连接衣襟之用（参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环县曲子汉墓清理记》，《考古》1986年第10期）。秦始皇陵兵马俑基本是采用写实的艺术风格，清晰地再现了当时带钩的使用方法。 即将带钩的纽固定于革带一端，革带另一端则钻有小孔，带钩的钩首穿过革带孔，从而束紧革带（图5）。兵马俑一号坑的武士俑，不少腰部塑有带钩束紧革带的形象。 秦汉时期带钩的材质很多，有金、银、铜、铁、玉等，有的还用多种材料进行装饰，如鎏金、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等。其中以金带钩、铜带钩和玉带钩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少量石质带钩。 如在长沙新莽时期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银带钩（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3期）。山西省孝义张家庄汉墓出土两件铁带钩，在M14男性墓主腰部有石带钩（参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第7期）。在长沙西汉墓出土六件用滑石制作的带钩，当属随葬用的明器（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砂子塘汉墓》，《考古》1965年第3期）。江苏涟水县三里墩西汉墓中发现有两件金带钩，其中一件含金量达95%左右，重257克，钩首为兽首，钩体正面呈琵琶形，浮雕精美花纹，钩体浮雕一巨目怪兽，长耳双角，面目狰狞，钩尾处浮雕两条盘绕的小蛇。这件带钩线条流畅，做工精致细腻，怪兽形象奇特逼真，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图7。参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一件兽形金带钩，钩钮甚大，钩体为一盘卧的怪兽，钩首似鱼头，双目镶嵌绿玉，钩身镶嵌有一硕大的螺状绿松石，钩身侧边镶嵌有曲尺形绿玉，口中吐出弯曲的钩首，造型独特精巧，为带钩中的精品。 汉代玉制带钩考古出土数量很多。 当时用玉之风盛行，玉雕技术精湛，是我国玉器制品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因此，玉带钩也普遍制作精美。 在广州市象岗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一件玉龙虎并体带钩，钩首雕作虎头，钩尾雕作龙首，龙虎连体，龙回首张口，衔一圆环，虎亦一爪夺环，钩体遍刻卷云纹，设计巧妙（图9）。同墓还出土一件龙首玉带钩，钩首为龙首，昂首挺胸，钩体圆雕龙爪，钩身有八节，中间六节用一根铁条贯穿，别具一格（图10。参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一件白玉带钩，钩首为龙头，钩尾为虎头，钩体线刻卷云纹，钩背两端线刻四叶纹，纹饰简洁细腻（参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p#分页标题#e# 江苏盱眙县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玉带钩，用白色半透明的玉制作而成，为长颈水禽造型，水禽双翅收拢，曲颈成钩首，腹部两侧分别刻有水波纹，雕刻十分细致（参朱安成《江苏盱眙县出土西汉玉带钩》，《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一件青玉带钩，钩首为鸭首且长过钩体，钩颈刻卷云纹，钩身刻有弧形纹，精巧别致（图11。参王恺之、葛明宇《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三联书店，2005）。河北满城汉刘胜和其妻窦绾墓出土有五件小型带钩，用白玉雕琢而成，长度均不超过6厘米。刘胜墓出土的三件，玉质油润，白如羊脂。其中一件为秦汉时期典型的曲棒形（棒槌形）带钩（图12左）；另一件钩尾似为牛角，上刻兽面纹，钩体弯曲，玉料有黑色杂质（图12中）；还有一件为琵琶形，长5.8厘米，厚1.8厘米，钩首为龙首，龙角凸起，龙眼圆睁，钩体浮雕一蛇状兽，兽身周围刻卷云纹，该带钩整体造型别致，纹饰复杂，雕工精湛，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玉雕工艺水平（图12右。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安徽巢湖放王岗一号墓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青玉带钩，长12厘米，钩体有灰褐色玉斑，钩首为龙首，纹饰简洁，仅在中脊刻有两条凸棱线条（图13）。安徽巢湖北头山一号西汉初年墓出土的两件龙形青白玉带钩，其中一件长14.6厘米，宽3.5厘米，厚0.9厘米，整体呈龙形，钩体扁平略作长方形，采用透雕和浅浮雕相结合的制作工艺，钩首雕作龙首，钩体雕有六组变形蚕纹，左右两侧各透雕一只螭虎，虎头相对，左侧螭虎一后足与钩纽相连。 钩背光滑无纹饰。钩纽呈长方形，上刻有“中二”两字（图14）。同座墓中还出土一件青玉带钩，色偏黄，长17.8厘米，宽1.4厘米，厚0.9厘米，钩首作龙首，钩身为龙形。正面通体为浅浮雕蚕纹，钩体两侧线刻S型纹，钩背中间有一长方形纽，线刻变形云纹（图15、16。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处《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2007）。这两件带钩造型优美，雕工精湛，均为汉代玉带钩中的精华。 秦汉时期的带钩造型种类丰富，题材广泛，有琵琶形、曲棒形（棒槌形）、鸭嘴形、兽面形、鱼形、贝壳形、圆钮形、龙形、牛头形、犀牛形等。无论什么造型，钩首一般都作动物首，如龙首、螭首、鸟首、鸭首等，其中大多制作精美。 在贵州威宁出土三件牛头形带钩，牛头形象逼真，同地又出土一件鲵形带钩，长10厘米，宽3.5厘米，整体造型为一游动的鲵形，头部及身体肥大，身有四足，四足正反面均有阴刻纹饰，线条朴拙随意，钩纽位于胸下，尾部渐细弯折向上为钩首，身体一侧阴刻隶书“日利八千万”五字。该带钩整体设计别致，刻画细腻（参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湖北省巴东县孔包汉墓一号墓出土一件鸭形铜带钩，钩首为鸭首，钩体为鸭身，鸭首扭颈回望，钩纽较大，呈喇叭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湖北省文物局三峡办《湖北省巴东县孔包汉墓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四川宝轮院汉代墓葬中出土两件错银犀牛形带钩，犀牛形态生动，制作精细（参冯汉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一件圆钮型铜带钩，钩纽位于钩身末端，钩尾为圆钮形，上铸有两圈阳纹，阳纹中间夹有一圈棱型纹，钩首弧度较大，带钩整体设计简朴大方（图17。参《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河南省南阳牛王庙汉墓M92出土一件铜带钩，钩尾分为双叉，酷似兔耳，十分奇特（图18。参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南阳牛王庙汉墓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中一武士俑身上所塑的带钩，钩首为兽首，张口呲目，钩尾塑一人，手持长棍形钩身，人物表情生动逗趣，动作活灵活现，似乎正在兴高采烈地奔跑中。整个带钩形象构思巧妙，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图19）。另一武士俑身上所塑的贝壳状带钩，钩尾作扇形贝壳状，并刻有棱纹和点状纹，较为少见（图20。参袁仲一主编《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出版社，1999）。秦兵马俑具有很强的写实性，所塑带钩形象应是现实生活的体现。 秦汉时期带钩的普遍使用，也促进了带钩制作工艺的进步。除了继承先秦时期铸造、镶嵌、浮雕、錾刻等技艺外，还大量使用错金银、鎏金银等工艺进行装饰。 错金银，主要是用于青铜器的装饰，即在铜器上铸或凿出所需纹样的凹槽，将金银丝或金银片嵌入凹槽内，然后锤实、错平，再进行抛光，使之浑为一体。错金银工艺，在我国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流行，秦汉时期则更为成熟。河北满城县北庄东汉墓出土一件错金银神人抱鱼带钩，钩体呈曲棒形（棒槌形），钩首为鸟首，钩尾作花朵状。鸟口衔一宝珠，怒目蹙眉，形象生动。钩身浮雕一鸟首人身的神人手抱鱼形象，神人长耳直竖，背有双翅，双臂抱鱼，口衔鱼吻，足踩蟾蜍，神人长冠顶端弯曲成为钩尾花朵的花瓣。带钩通体饰有错金银云纹、漩涡纹等，甚是华美。钩背有错银隶书文字“丙午钩口衔珠手抱鱼”（孔玉倩《错金银抱鱼带钩》，《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神人手抱鱼形象，在汉代当有祈求长生、羽化升仙之意。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一件银地错金铜带钩，长11.9厘米，有铭文“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钩”（镇江市博物馆、丹阳县文化馆《江苏省丹阳东汉墓》，《考古》1978年第3期）。江苏泰州新庄汉墓M3出土两件铜带钩，其中一件钩首为螭首，钩体遍布错金银纹饰，钩纽有仙鹤图纹，仙鹤振翅欲飞，栩栩如生，钩体有卷云纹，钩背有龙纹，且有嵌金铭文“五月丙午钩”，纹饰金银交错，精致华丽（参江苏省博物馆、泰州县博物馆《江苏泰州新庄汉墓》，《考古》1962年第10期）。带钩上“五月丙午”铭文，并非实际具体制造时间，或为当时一种祈求吉祥的套语（参庞朴《“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文物》1979年第6期）。 鎏金是一种金属装饰工艺，即将金与水银的混合剂涂在铜器表面，随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了铜器的表面。我国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掌握了这一技术，到秦汉时期使用相当普及，不少带钩用鎏金技术进行装饰。河北蔚县张南堡西汉墓出土有两件鎏龙首铜带钩，其中一件钩首钩尾俱为龙首，钩身有四个镶嵌坑，惜所镶嵌之物已佚；另一件鎏金龙首铜带钩，钩身阴刻龙首纹饰（参张家口市博物馆《河北蔚县张南堡西汉墓》，《文物春秋》2008年第3期）。#p#分页标题#e# 秦汉时期的带钩，往往饰有龙纹、云纹、四叶纹、缠枝纹、漩涡纹、蟠螭纹、龙首纹等。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有一件鎏金铜带钩，钩首为龙首，钩身阴刻云龙纹（参《江苏省丹阳东汉墓》）。长沙新莽墓出土的一件铜带钩，钩身遍刻缠枝纹（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3期）。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出土两件带钩，其中一件为漩涡纹错金铜带钩，一件为龙首纹铜带钩（参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第7期）。河南省南阳牛王庙汉墓M22出土一件铜带钩，钩首蛇首，钩体为琵琶形，饰有漩涡纹（图21。参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南阳牛王庙汉墓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 带钩的创制、演变与服饰的变化直接相关。秦汉时期基本沿袭了战国的装束，带钩使用颇为盛行。秦汉时期带钩的造型设计、制作工艺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东汉以后带钩的使用逐渐减少，制作工艺水准也有所下降。秦汉时期的带钩体现了当时金属制作、玉石雕刻的工艺水平和人们的审美情趣等，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国古代服饰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